一、如何理解西方文明？
（一）为什么要理解西方文明
近代以来，伴着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华文明就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在自我封闭的空间内独立发展了。无论中华文明以何种态度看待西方文明，全面拒绝或是全面吸收，抑或是洋为中用、以中为本。中华文明都难以否认这个事实：即相对自身的个性而言，西方文明有其独特的个性，西方文明在很多方面与中华文明存有差异。正是中西之间的差异，才使得近代中国在民族振兴的重压下尝试着去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但正如前文所说，由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存有众多差异，这使得理解和学习西方成为了一件难事。历史事实证明，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和学习大多是片面的。中国近代史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意识到了西方技术文明的价值，因而学习了西方技术以此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但在政治和文明模式上还是自家的好。再次，在民族危机不断加重下，我们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才能挽救危机，因而尝试着实施君主立宪，但仍然认为自家的文化优于西方。最后，当整个民族出现全面危机时，我们认为这是自家文化腐朽造成的，因而我们否定自家文化的价值，选择了全盘西化的路子。在这过程中，学习和运用了来自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如今，科学和民主这两种价值仍在中国社会占据支配地位。今天，唯科学至上社会风气以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主张，均是对科学民主价值学习和运用的再继续。而事实上，虽然我们希望学习科学民主来改善自己，但效果却很糟糕。在科学方面，无论我们怎样推崇科学，但总也达不到西方人对科学的严谨态度。更为糟糕的是，在科学之风兴盛之下，宗教被视为科学的敌人，由此导致了信仰缺失的悲剧。在民主方面，我们坚持民主专政理论，从生产数据归全民所有、人民群众享受民主权利广泛性等角度来理解民主，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因为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所以拒绝了西方民主中的自由、宪政和人权。但这种拒绝却导致了权力腐败、自由和人权状况糟糕的现实悲剧。概言之，虽然近代中国在在不断地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但效果却很不理想。在我看来，这根源于我们没能从全局的角度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由于我们没能从全局的角度真正理解西方文明，这使得我们在学习和利用西方文明时信奉的是“拿来主义”，最终导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在落到中华大地的时出现水土不服甚至是变异的状况。
或许，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由于近代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救亡图存，这使得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全局性的理解西方文明。的确，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唯一的出路就是选用西方文明之中最益于解决当前危机的价值。在当时民族危机四起的状况下，科学和民主这两种价值是应对危机最为有效。所以近代中国一直将科学和民主视为实现民族振兴的利器，但对西方文明其它价值则较少过问。但我们知道，在西方文明的各种价值之中，科学和民主只是其中一部分，科学和民主与其它价值共存。例如，科学和信仰共存，从终极价值上看，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理性信仰基础之上。民主和自由共存，而从价值判断上看，自由高于民主。正是因为人拥有平等的自由，因而才会用民主的方式来建构立宪政府来保障自由。由此可知，被近代中国视为绝对真如果片面地学习科学民主，而忽视对西方文明其它价值的学习，则必然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由于救国心切使得我们只是片面地理解和学习了西方文明的科学和民主，由此导致了许多问题。我们用对立的思维来思考科学和信仰，导致科学没学好、信仰被丢掉；用对立的思维来思考自由和民主，导致民主很糟糕、自由被踩踏。
可见，近代中国人由于没能全面理解西方文明，使得片面学习科学和民主在现实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作为后人，对这个事实，我们应报以宽容和同情。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实践不允许中国人从全局性的角度理解西方文明。虽然后人可以宽容和同情近代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文明过程中的偏差，但作为此刻中国历史承载者的我们，无可逃避地遇到了与前人遇到的同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西方文明”？如前文所说，囿于时代的局限，前人在理解西方文明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作为后人，我们比较幸运的是：我们能够在积累前人教训的基础上，从更为宽广的视角去加深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在全面理解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运用西方文明的优良价值来发展中国，是我们后人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带着深深关切中华民族振兴的饱满情感，在批判反思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以开放和谦虚的心态和务实客观的态度去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迫，我们都无可替代地被历史选中，历史需要我们对上述问题有一个答案。我们只有毫不犹豫地去响应历史抛出的这个问题，才能上对得起已经饱受风霜的前人人，下对得起理应有更好生活的后人。
（二）西方文明的分化思维
“如何理解西方文明”，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无论问题大小，准确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把握问题的本质。所以，要理解西方文明，必须着眼于西方文明内在机理。依照着这个方法，我尝试着来理解西方文明。接触过西方文明的人会有这样一个惊异：西方文明在其早期就拥有了一种分化思维。这种分化思维体现在：将人之主体与自然之客体分化，认为可以通过人之主观的能动性来认识自然之客体；用分化的思维来思考人自身，将人理解成拥有理性、情感、意志等复杂属性的结合体，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属性所蕴含的能力进行认识和挖掘；用分化的思维来思考主观自我与客观他者之间的区别，由此形成了保存自我权利的早期自由形态以及由自由个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早期民主形态。古希腊文明这种独特的分化思维是世界其它文明所不具备的。由此，当我们回望古希腊文明时，不惊感叹它的伟大和惊奇。这种将世界、将个人进行分化的思维从何而生，这本身就是古希腊文明一个谜。我们知道，在迈锡尼文明时期，正如《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当时人们生活在混沌未开的蒙昧时期。当时支配人们思维的是神话世界观，这和世界其它文明的早期神话巫术式思维大体相近。那时的人们认为人是由神所创生的，支配人的是神在每个人身上设置的命运。这种由神所造、由神所支配的世界观也使得主观的自我与客观的自然、主观的自己和外在的他人之间没能形成分化。对于自我的了解、对于自然的知识、对于我与他人的关系全部由神话提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迈锡尼文明虽然也有较高的文明成就，例如自成一体的早期文字、精美绝伦的技艺，但其思维仍然是未分化的神话思维。
而在紧随着迈锡尼而来的黑暗时代过后，古希腊文明突然异军突起。它异军突起的突出特征就是于它拥有了一种分化思维。正如前文所言，它开始摆脱用神话思维来思考自我、自然、我与他人，而是将其先分别开来、再利用分化思维对其进行认识。如我们所知，在距古希腊文明最近的迈锡尼文明之中，这种分化思维是不存在的。因此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古希腊文明的这种分化思维可能与东方文明有关。正如历史所昭示的这样，在古希腊文明形成的早期，的确有一批满怀求知欲的希腊人学习了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某些天文和数学几何知识。例如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就曾学习过来自东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但问题是，据有天文或数学几何知识的古埃及或古巴比伦作为宗主国，其自身没有形成类似古希腊文明的分化思维，它们奉行的是神话巫术思维。而掌握了天文或数学几何知识的古希腊人，却形成了独特的分化思维。还以泰勒斯为例，它虽然学习了某些天文或数学知识，但他却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与古埃及古巴比伦人用这天文或数学知识来研究神谕、星相的做法不同，他通过理性的思考，借用这些知识来探讨和思考宇宙的本源，最后得出万物本源为水的结论。古希腊文明同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这一显著的差异，充分说明分化思维的确为古希腊人所独创。这种分化思维的出现，或许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来源于古希腊人的闲暇和好奇心。
我们可以设想：在蔚蓝的爱琴海旁，当古希腊先哲们想到宇宙的形成和运动一定有客观原因且这种原因可以通过人的理性来认识时，就表明他们已然将自己从宇宙中独立出来，开始运用分化思维来理解世界了。有了这种分化思维，古希腊人从此就坚持用人的理性来思考宇宙万物。所以古希腊人最早脱去了人类早期的神话巫术思维，率先开启了用人的理性能力来探求万物的分化思维。当古希腊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取得丰硕成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所以我们看到，古希腊有因探讨自然界生成的形而上学传统、自然科学传统，有探讨发展人自身能力的逻辑学、几何学、天文学、伦理学、修辞学等传统，有探讨关于处理社会生活关系而形成的法治传统和民主政治传统。毫不夸张的讲，古希腊人所思考的问题几乎穷尽了人类文明可能碰触到的所有问题，人类文明中的绝大部分事物都或多或少的被古希腊的先哲们提及过。奠基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在其随后的发展过程中，所作的工作只是对古希腊先哲们所思考过的问题不断加深思考而已。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仅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我们也不妨说，整个西方文明大抵上也是对古希腊文明的注脚。高度发达的古希腊文明取得了璀璨辉煌的成就，它永远星光熠熠的闪烁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而由于它所取得的文明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以致我们这些后人不得不带着一丝艳羡去仰视它。古希腊文明似乎是不可复制和不可超越的，它像一座巍巍屹立的高山，留给世人驻足观看和奋力攀爬，但世人即使竭尽全身气力去观看和攀爬，最后会发现这座高山已然直插云霄，以致一眼望不到顶也绝无登顶的可能。
如上所述，分化思维使古希腊文明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古希腊人将人、自然、我与他者这三者从原初混沌的世界中独立出来，认为通过人的理性能力可以求取它们的合理性理解。借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笔者把古希腊人对人的探讨看成是对个人主观世界的理解；把古希腊人对自然世界的探讨看成是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把古希腊人对我与他者关系的探讨看成是对社会生活世界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笔者首先给出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三者的定义。主观世界是指人单独作为主体呈现的自我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个人可以运用人所具有的各种能力，例如理性、情感、意志等进行自我活动。客观世界是指摒除人和人类社会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杂多的现象联合构成、按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运动。社会生活世界是指我与他者基于某种原因、由相互交往而成的各种人际关系所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依照我与他者之间所确立的规范、或由共同体既有的某种习俗来保证秩序的建立。通过对这三个世界的划分，接下来，笔者将归纳古希腊文明运用分化思维来探讨这三个世界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三）西方文明对主观世界的理解
先看古希腊人对主观世界的理解。不知是出于某种偶然还是神的启示，对人的理解是古希腊先哲们最为关切的话题之一。德尔菲阿波罗神庙上镌刻的“人啊，你要认识你自己”神谕，成为了先哲们思考人之问题的开端。人要认识关于自我的主观世界，首先必须确认出人的具体构成。对此，古希腊先哲们大多认为人有灵魂和肉体两部分构成，人拥有理性、意志、情感等多种可供自我支配的主观能力。围绕着灵魂和肉体，理性、意志、情感等具体要素的形成和功用，古希腊先哲们有不同的看法。针对灵魂和肉体，代表性的观点有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唯物原子论和柏拉图的唯心理念分有论。前者认为万物均有物质性的原子按照一定的比例构成，因而无法想象不具物质性的灵魂的存在，这种原子论观点导致唯物论。柏拉图的理念说认为，事物的存在依赖于先验的理念，而理念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形式，因而它高于受限制的物质，由此他认为人由灵魂和肉体两部分构成且灵魂优于肉体。而通过对希腊哲学史的观察，可以发现古希腊先哲们大多还是坚持人是有灵魂和肉体双重构成的观点，否认灵魂存在的机械唯物主义观点并不有代表性。
但古希腊先哲们在探讨人的灵魂与肉体时，是运用人的理性来认知的，他们拒绝使用巫术或神话来解释人的构成。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为例，他认为依照人的理性可以推想所有事物必然要实现某个目的，这个目的是由外在的它者赋予的。由此，在人之构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通过人的直观便可知晓人是由肉体构成的；其次，根据目的因可知肉体不可能是它自身活动的原因，肉体的活动必然来自于异于肉体的他者，这个他者就只能是灵魂。通过这个分析，亚里士多德推出人必定由灵魂和肉体两部分组成，且由于灵魂是肉体活动的原因，因而灵魂的价值高于肉体。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根据目的论还可知人的灵魂不可能由人所创造，它必然来源于一个更为高级的他者，这个他者就是至善的努斯。亚里士多德通过目的因的理性推理来分析人之构成，是古希腊先哲们在认识人的问题上坚持理性主义的典型代表。翻阅古希腊的哲学史，会发现各种流派普遍渗透着类似的理性主义精神。无论是米利都学派从水、气等元素的着眼，还是爱利亚学派从演绎逻辑的角度来思考，也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的角度来探讨，共通之处就是他们都强调运用人的理性能力。正是由于古希腊哲学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人之构成，这使得在古希腊时期带有巫术性质的宗教活动并不发达。但是，这并不等同说古希腊时期盛行无神论。正好相反，在绝大多数古希腊先哲的眼中，神是必然存在的。只不过对神的认识是通过理性的逻辑推理得出的，它不可能由非理性的、带有神秘主义的巫术或神话提供。正因为古希腊文明之中有种从理性的角度来证明神之存在的传统，这使得同样带有理性主义、奉行一神论的基督教能很好的被古希腊文明所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所说的神、毕达哥拉斯哲学中所说的神、斯多亚学派所说的神均和基督教《圣经》中所说的上帝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或许正是看到了古希腊哲学同基督教教义的这种相似性，杰出的犹太学者斐诺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此奠定了基督教神学的根基。事实也证明了，往后的例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大都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汲取了营养，以此来服务于他们的神学论证。
概言之，古希腊先哲通过对人由灵魂和物质两部分构成的论述，既强调了人是经验的物质联合体又认为人是超验灵魂的所有者，由此为理性主义的有神论信仰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这为西方随后基督教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正如上文所说，古希腊先哲只是从理性推理的角度探讨了灵魂和神的存在，在世俗生活中并没有基于理性主义而建立起来的宗教活动。总体来看，宗教活动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之中不占主导地位，古希腊最为活跃的是彰显人文主义精神的世俗生活，而这来源于古希腊人对“人拥有理性、情感、意志等多种能力”的看法。我们知道，在苏格拉底之前，活跃着一批被称为智者的哲学家。这些人不喜形而上的本体论思辨，专门研讨人的问题。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的情感对人的决定性作用。从历史上看，虽然这些智者的观念大多导向了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但他们将哲学思考的话题转到人的问题上却具有伟大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苏格拉底的哲学也是在反思智者思想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苏格拉底认为智者学派关于人的认识很多是错误的，是理性而绝非情感或欲望是人的本性。因而苏格拉底倡导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理性能力，以此来获得美德和幸福。依照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的原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先后对其进行了深化，由此奠定了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的基石。通过对智者学派和古希腊三贤思想的论述，可知古希腊人对人的理性、情感、意志等各种能力都有广泛的探讨。为此我们看到，在古希腊最为繁盛的时候，体现理性精神的形而上学、数学、几何、物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满足人情感和意志需要的喜剧、音乐、雕塑、绘画等也有让人称赞的成果。
综上可知，古希腊文明通过运用人的理性能力，几乎穷尽了对主观世界的各种研究。虽然古希腊对人的看法大体上奉行的是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但它也为满足人的超越性需求提供了空间。笃信理性一神论的基督教随后很容易为西方所接受，这和古希腊哲学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神有极大的关联。所以信奉理性一神论的基督教在西方传播时，由于西方人本质上就具有从理性主义来论证神之存在的古希腊传统，所以基督教经过几百年的传播终于在罗马帝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它与希腊文明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双核。而在中世纪所谓的黑暗时代，虽然相较西方之前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辉煌成就，中世纪显得暗淡无光，但它借鉴古希腊理性主义来论证上帝存在而形成的经院哲学却有其伟大之处。正是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推动下，古希腊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成功的彼此衔接起来，成为后来西方文艺复兴的来源。正如我们知道的这样，西方文艺复兴实质上是将人的理性从信仰的极端压制下放松出来。因为教条式的经院哲学将人的理性压制到了最低点，所以西方人才要求在坚持信仰的前提下为理性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本质上而言，西方文明之中信仰高于理性且信仰和理性并不矛盾。理性和信仰表面上的冲突根源于理性应该以何种方式理解信仰。依照这个观点，就可知道是经院哲学只让人从基督教的狭隘教义中来认识上帝，与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上帝这两种认识上帝的方式上存存在着冲突时，才引发了以解放人的理性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系列变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批启蒙思想家从无神论的角度着眼将理性放置在信仰之上，断绝信仰的存在。但此类思想在西方文明中并不是主流，其主流观点始终认为信仰是存在的且信仰高于理性。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今天的西方在科学高度发达的同时也具有非常发达的宗教文明。查询一下对西方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就更容易理解现代西方文明之中信仰和理性的到底处以何种关系。笛卡尔虽然强调人的天赋理性，但这种天赋理性的可靠性来源于全能的上帝；莱布尼茨也强调天赋观念论，但世界秩序的保障来自于上帝亲手设定的“前定和谐”；牛顿通过人的理性构建了“绝对时空论”，但他认为第一原动力来自于上帝；爱因斯坦通过运用人的智慧开创了现代物理学的新天地，但他本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与此同时，西方文明在其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坚持了古希腊文明所留下的人文主义的传统。在古罗马时期，人文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虽然在中世纪时期，囿于各种因素，人文精神有明显的退化。但人文主义的精神却保留在中世纪的经典书籍之中，所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典籍之中找回人文主义的火种，用理智之光将其点燃并使其真光普照。从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运动再到今天，西方文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直在延续。评价一个文明人文主义思潮兴衰与否，看看它的哲学是否发达就够了。从文艺复兴以来，大陆理性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两大哲学思潮蔚为大观，在其内部不同的流派也焕发着勃勃生机。之后让人难以企及的德国古典哲学，现代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实在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人格主义、马赫主义、新托玛斯主义、生命哲学等等学术流派更是让人眼花缭乱。而从直观上去看看西方近现代人的生活，估计没人会否认人文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兴盛。西方的电影、戏剧、歌剧、小说、绘画、雕塑、体育、音乐、等等能够满足个人各种精神需要的人文活动是何其的昌盛，以致不知让多少外人艳羡。
总体而言，古希腊文明通过运用分化思维形成了关于人自身主观世界的认识，通过理性对主观世界的认识和丰富，并在结合基督教文明基础之上，使得个人的各种能力得到了极大彰显。这主要表现为：既有满足自我超越的理性信仰，又有能够满足个人世俗生活需要的人文主义精神。而我个人认为，古希腊文明运用分化思维将人的主观世界分立出来并用理性对其探讨是最为关键的，主观世界没能独立出来，人的能力不可能得到极大的彰显。由此对比西方文明之外的其它文明，由于它们没有独立的主观世界，因而生存与这些文明之中的个人不可能像西方人那多样和个性鲜明。
（四）西方文明对客观世界的理解
如我们所知，只有当人类相信眼前所见的世界蕴含着真实可靠的某种规律和秩序，并认为通过人的理性可以对其进行认识时，人类才能将宇宙分成主观之我与客观之自然两部分。非常幸运的是，古希腊人通过运用他们的分化思维，最先分离出了客观世界并对其进行理性思考。浏览古希腊哲学史就可知道，早先古希腊先哲们对客观世界的思考最早关注的是宇宙的起源及其运动。米利都学派认为水、气等一些物质元素是世界的本源，赫拉克利特认为永恒的活火是世界的本源、世界坚持斗争变化的规律运行，爱利亚学派例如塞诺芬尼、芝诺等人从逻辑上推演理性神、认为抽象的存在是世界本源，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构成了宇宙的本源，恩培多可勒认为种子和努斯构成了宇宙本源、彼此作用形成宇宙的运动，恩培多克勒认为火、土、气、水四种元素构成宇宙并构成了万物的运动，留基伯和赫拉克利特认为原子构成了宇宙的本源、原子之间的规律性运动是宇宙运动的原因。
从上述哲学流派的观点来看，可以看出，古希腊先哲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宇宙的本源及其运行规律。总体而言，古希腊先哲们对客观世界的思考采取的是抽象思辨的方法。由于这种由抽象思辨所得出的结论不可能用实验的方法对其进行验证，因而这些结论都成了一些假说。但古希腊先哲们运用抽象思辨来思考客观世界的意义却是重大的，我个人认为有以下两个重大意义。一则由于它借助的是人的理性，由此突出了人的理性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的能动性；二则它得出的一些假说为后人思考同等问题时提供了参考，使得后人只需对某些假说进行验证就行了，例如近代的原子学说就从赫拉克利特的原子论中得到了启发。
如上文所述，古希腊先哲们对客观世界的思考采用的是抽象思辨的方法，这使他们得出的一些结论带有假说性质，因而无法为人认识客观世界提供如科学真理一般的正确性。由此可知，在古希腊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兼具理论正确性和客观有效性的学科还没有独立发展。的确如此，在古希腊先哲的眼中，像类似带有近代科学意味的物理学也包容在形而上学之中。但古希腊为后来西方科学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例如三段论演绎逻辑是保持推理正确性的有效工具，运动的观点有可能启发了近代经典力学，原子论假说、宇宙论假说有益于人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宇宙的形成。概言之，尽管古希腊先哲们对客观世界的很多思考带有假说性质，但他们运用人的理性所彰显的理性精神对西方科学贡献的巨大的。所以，虽然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科学没能产生，但古希腊人认识客观世界所坚持的理性精神却没有消失。正是因为这股精神从未中断，因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这股精神释放出巨大能量，从而推动了人类的伟大进步。
我们知道，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第一人。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的还原思维，得出只有灵魂中清晰、明白、准确的先天观念才是最为可靠的。为此，他认为只有从类似几何、数学的绝对可靠的公理出发，才能获取真理。所以他依照几何、数学中的公理，通过严格遵循符合逻辑规则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取得了很大成就。可知，笛卡尔本质上仍然是在延续古希腊先哲们抽象思辨的传统。只不过在他这里，他较少运用思辨理性来探讨宇宙的本性，而为如何获取真实有效的真理提供了一种认识方法。有此，笛卡尔被公认为近代第一个充分重视认识论的大哲学家。但由于笛卡尔的认识论本质上坚持的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这种由普遍到个别探讨真理的方法很难指导人们对具体经验的理解。笛卡尔认识论的缺陷后来被培根发现。培根认为发端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无法实现由个别经验上升到普遍真理，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批判。在批判演绎逻辑的基础上，培根提出了他的新工具——归纳逻辑。培根认为，通过有效归纳客观世界中的杂多经验，并采取实验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杂多经验背后所蕴含的真理。这样，培根的归纳逻辑就成为了由个别到普遍获知真理的方法。当然，培根之所以能够得出归纳逻辑这个新的认识工具，得益于当时兴盛的实验科学。例如伽利略等人为研究物体运动而形成的实验物理学。概言之，实验的方法使得基于归纳而来的真理可以得到客观验证。这给西方人认识客观世界带来了巨大进步。
有此，笛卡尔和培根分别成为了近代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的鼻祖，此后这两大派别在哲学史上争论了几百年。其实二者最大的争论就在于是否有先天观念。例如笛卡尔、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就认为，在人的心灵之中必然有天赋观念，天赋观念由上帝所赋予；而洛克、休谟等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知识来源于物质刺激所引起的经验（感觉、印象等），人的心灵原先是一张白纸因而没有天赋观念。大陆理性主义越发强调普遍的天赋观念，最后滋生出独断论；而英国经验主义越发强调个别的经验，因而滋生出怀疑论。康德看到了这个问题，因而他认为要重新考察知识的起源及其认识范围。他通过提出先天综合何以可能、归纳出人知性中的先天范畴，通过保证时空这两种直观形式的稳定性、划分出物自体和现象物，最后提出现象界的必然性和物自体的自由性。康德通过它的三大批判，重新厘定了人的知性、意志、情感三种能力的作用和范围。总之，康德所要做的就是提倡人的理性为自己立法，并强调要通过人的理性去认识上帝。由此，他在论述人的天赋观念时，不认为天赋观念来源于上帝，而来源于客观时空形式和人之知性相互作用而成的必然；而在实践和审美领域，强调通过开掘人的自由意志和审美判断力人能够感悟上帝的存在。这样，康德既为研究现象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研究物自体的其它领域提供了认识论，既保住了理性的科学，也坚持了理性信仰。康德的批判哲学引发了哲学世界中的革命，他的哲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人至下而上的理性去认识世界，由此兴起了蔚为大观的德国古典哲学。
事实上，在纯粹的哲学思辨中，无法衡量方法的好坏。我们既以运用人的理性，也可运用人的意志进行哲学思辨。所以伴随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反思，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意志哲学，发轫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以及后来的伯格森生命哲学，都从理性之外求得了认识世界的方法。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纯粹的哲学思辨中，“运用人的何种能力才能认识这个世界”这一问题本身是无解的。只有在研究实在经验的科学中，人的理性才是唯一适合的方法。所以在科学之中，不要有独断论和怀疑论，观察实在经验所得出的知识必然要受到理性的度量。事实上，科学的发展实质上是将经验世界逐步打开的过程。以力学理论为例。牛顿通过积蓄前人的成果，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而随着实验科学的发现，尤其是电磁学、光学的发展，牛顿经典力学的解释力明显不足。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通过综合前人知识得出了时空是相对的、空间可以弯曲等创新性观点，将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包容在相对论体系之中由此推翻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论。由此可看出，科学对经验世界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而科学得出的结论之所以可靠，在于科学通过理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外部自然界的现象有一致性。但我们知道，受限于人之理性的有限性和外部经验世界的多样性，因而科学所得出真理不可能绝对永远正确。科学只能保证在科学家既有能力范围之内、在外部经验世界保持相对不变的状态下，才能保证科学发现的正确性。正如波普所说，真理的产生首先应该是一种猜想，然后再用实验的方法对其进行验证，在不断验证中不断修改猜想，最后将猜想变为具有相对解释力的真理。也正如库恩所说，科学发展史体现的是一种范式革命。科学家首先通过演绎推理方法得出某一具有解释力的范式，在此基础上再用归纳逻辑的实验方法对其进行验证。而当非常规现象出现时，意味着需要采用新的范式。还以力学体系为例，在牛顿时代，囿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使得当时的人们将绝对时空论这一范式视为真理；而在各方面都有明显进步的爱因斯坦时代，广义相对论范式提供了比绝对时空论范式更为有力的解释力。而我们也同样断言，随着时代的进化，人类的宇宙观还会向前推进，还会提供更有解释力的科学范式。今天盛行的宇宙大爆炸、黑洞理论是很好的例子。
综上所述，古希腊时期所确立的分化思维打开了西方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闸门，使得西方人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不断加深着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为西方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而正如上文所说，囿于人类能力的有限性，运用科学去探究客观世界的活动不可能穷尽、也不可能获知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所以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应该会对客观世界心存敬畏，无论是在逻辑推理上还是宗教信仰上，应该承认是一个至高的智慧创造了这一切。所以科学本身和信仰是绝无冲突的，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在穷尽其全部智慧进行科学研究时，一定会相信那个绝对包容万有的一。所以西方文明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对对客观世界执着探寻的精神，并保有对宇宙至高者的理性认识。这样，他们将科学理性和信仰理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文明和宗教文明，这在其它任何文明之中都没有出现。
（五）西方文明对社会生活世界的理解
用分化思维来理解社会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就是要产生我与他者的区分意识。在人类的早期，绝大多数文明在其社会生活世界之中没能产生你我之别的分化思维。这些文明将神秘的宇宙抑或是神灵看成是群体生存秩序的护卫者，将群体之中所有人的生命看成是联合的有机体。所以在其生活世界之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每个人都是整体的部分构成，共同听候于彰显天意的君王或祭司的安排。在这种形态的社会生活世界中，个人被群体消极被动的支配，个人只是服务于整体需要的工具。与这些文明不同的是，古希腊文明在其早期就有了分化思维，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我与他者的区分意识，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个人意识。当然在古希腊时期，社会生活世界之中存有的个人意识仍然笼罩在城邦整体主义之中，没能达到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意识。但正是在城邦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的古希腊尤其是雅典城邦之中，我与他者有别的个人意识滋生出来了，这种个人意识对后世西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以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为例。
我们知道，雅典城邦是一个土著城邦，它是由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土著人在雅典境内历史演化而成的。在早期雅典政治之中，存有王政和贵族统治的历史。在由几个人或少数群体统治的王政和贵族政治时代，可以想象当时的雅典人在其社会生活世界之中个人意识尚未萌发，个体仍被笼罩在整体之中。然而伴随着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土地问题的日益加剧，雅典城邦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正如我们所熟知的，经过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民主化改革，雅典城邦进入了民主政治时代。此类改革最突出的成效就是赋予了更多公众参与城邦政治的权利。正是在民主政治时代，在雅典人的社会生活世界之中特别是在公共生活之中个人意识有了长足的觉醒。当然，在雅典民主政治时代，由于享有公民资格的只是成年自由民，因而我们谈论雅典人公共生活之中个人意识觉醒时，所论述的目标也只针对这个群体。对于雅典公民而言，他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拥有以个体身份参与城邦政治的自由。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当雅典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在战士们的葬礼上发表悼词时，他最为雅典感到自豪的就是雅典公民拥有其它城邦所未拥有的广泛自由。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之中，每个公民都能相对独立地发表自己关于公共事务的言论，也能够参与公民大会、司法审判等众多政治事务之中。在我看来，雅典公民们享有这些权利根源于这个事实：公民们拥有了基于你我之别意识而产生的权利平等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相互对话的方式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并以这种由大多数民主表决而成的规则来实现城邦的治理。可见，雅典城邦赋予了公民在公共政治中较强的独立意识，相信通过个人对理性的合理运用能够实现善的城邦生活。
但正如我们所说，雅典政治之中公民拥有的这种个人意识仍然笼罩在城邦的整体主义之中。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所说的，城邦的正义高于个人的正义、城邦的善高于个人的善。但值得让人惊叹的却是：虽然个体意义上的单个公民所指向的终极目的是城邦的善业，但雅典人却把参与城邦治理的权力交由每个公民去执行，这种强调公民个人权利的自由意识无疑是建立在出现你我之别意识后而产生的个人意识。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基于较强公民个人意识而建构的政治制度是雅典城邦富强的重要原因。试想当雅典军民在面对野蛮波斯人的侵略时，自由公民这种个体意识所赋予他们的强烈荣誉感将激起他们何等的反抗力量。如历史所昭示的这样，雅典成为了成功反击波斯人入侵的中流砥柱。而在随后的时间里，雅典成为了希腊世界之中最富强的城邦。当无数历史学家思考雅典昌盛的原因时，估计都会把雅典公民所彰显的个人独立意识置于首位。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雅典公民的个人独立意识也是促成其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因为虽然每个公民基于较强的独立意识而享有参与城邦政治的权利，但事实上，只有满足每个公民都具备良好运用理性这一条件才能保证城邦政治的有序。而在现实中，囿于各种因素，这个条件很难达到，因而城邦政治很有可能出现衰败。
古希腊三贤看到了这个问题，因而他们共同所做的就是要培养公民的理性与德性，希望公民们能够带着正义参与城邦政治。但非常遗憾的是，这种美好的愿望没能很好的实现，反倒是最为热心于公民教育的苏格拉底也被雅典公民们以民主的方式给处死了。正是看到了苏格拉底的死，随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喜欢雅典的民主政治，均带有贬义的将其视为过于极端的平民政体。所以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每个公民良好运用理性的在现实中很难实现，所以导致公民们可能根据个人偏狭的意见来参与公共事务，最后由这些众多意见所产生的决策必然带来恶果。苏格拉底之死，出于扩张心态挑起伯罗奔尼撒直至战争最后的失败，见证了基于公众偏见而形成的民主政治具有何等的祸害。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发达的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公民们较强的个人独立意识是值得钦佩的。而这种建立在你我之别意识基础上的独立意识，来源于古希腊人独有的分化思维。正如我们所知，雅典政治生活之中基于分化思维而形成的个人独立意识是依附在城邦之下的。所以在雅典城邦之中，建立在我与他者有别基础之上的个人意识也是有限的。例如，政治权利只能为成年的自由民所享有，妇女、外邦人等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在雅典的家庭或村落之中，独立的个人意识是很薄弱的，父亲的强大权威、主人对奴隶的支配是大量存在的；公民也不享有现代人所享有的例如隐私、良心不服从等权利。所以雅典人基于分化思维作用而形成的独立意识是有限的，真正体现你我之间绝对差别的个人独立意识还未催生，这有待斯多亚学派和基督教传统的继续作用。
我们知道，产生于希腊化时期兴盛于罗马时期的斯多亚学派，其哲学思想催生了比雅典时代更为独立的个人意识。他们认为，世界依照神的自然法而创生，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毫无疑问，斯多亚学派的这种主张利于个人意识的长足觉醒。但斯多亚学派在实现个人与神统一的过程中，却带有若干精英主义色彩。他们认为，虽然在潜能上每个人都能理解神的自然法，但由于需要通过神秘的个人体验才能实现，因而只有真正愿意进行这种体验的人才能成就。而在现实中，唯有部分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认识神的权利在现实中只能为部分人享有。从斯多亚学派的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与雅典城邦的公民个人意识相较，它所催生的个人意识无疑更为独立。例如在古罗马时期，囿于斯多亚学派的巨大影响，古罗马时期认为政治权利可为不同的民族所共享，甚至对奴隶也采取了平等主义的看法。这些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也如我们所分析的这样，尽管斯多亚学派保证了个人在潜能上拥有同等的身份，但却无奈的出现认识神的权利只归部分人所享有的现实困境，因而它所催生的个人意识还不够彻底。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之中最为彻底的个人意识来自于基督教传统。
我们知道，基督教教义的重要观点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无论贫富贵贱、身份何如，均应当匍匐在上帝的宝座面前。这种平等所体现的是：每个人都为上帝平等的创造、平等的享有被上帝救赎的权利。基督教的这种平等观将每个人绝对的视为单独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是绝对独立的，被造的个人只绝对信赖造物主的权力，不绝对信赖出于他人的权力。所以在基督教中，个人被置于单单仰望上帝的荣耀之中，此生作为肉体的我与肉体的他者本质上是绝对分离的。可见，在基督教传统之中，才最终出现了绝对独立的个人意识。这种绝对的个人意识深深变革着西方人关于人的观念，并深刻影响其随后的发展历程。所以我们看到：出于对人世间王权的不信赖，在中世纪时期围绕教权和王权持续进行着争斗，为现代政教分离、权力制衡等提供了思考；出于对人世间已被教会代理的教权的不信任，宗教改革通过确立因信称义原则重塑了信仰形式，为宗教宽容、个人自由的生长提供了宝贵资源。而由基督教所催生出的绝对个人意识对西方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它对现代西方制度设计的贡献。如我们所知，西方自由主义自然状态、契约论之中所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绝大多数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洛克的自然状态，他所认为的理性来源于上帝的授予；美国国父们建国的基础在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无需明证的真理；西方人对制度设计坚持从人性的幽暗意识出发，这应该极大程度上得益于绝对个人意识作用下对世俗权力不信赖的本能。
综上所论，雅典民主政治时代公民较强的个人意识、斯多亚学派关于个人意识的进一步催生、基督教传统创造的绝对独立的个人意识，三者是西方世界运用分化思维确立个人意识的悠久传统。而如我们所知，尤其是在基督教催生出绝对的个人意识之后，它使得个体坚持个人主义的原则去构造“我与他者”共在的社会生活世界。因而，在个人主义原则下，西方人相信国家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独立的个体自由，因而有现代自由宪政、人权保护的主张；西方人也相信通过个人合理的自私能够实现共同的幸福，因而有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生。总之，西方人在面对社会生活世界之中我与他者必须共存这一问题时，将各种能够保障“你我共存有序”的制度设计都扎根在个人主义之中，而这种个人主义来源于绝对的个人意识。由此我们不难得知，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世界之中，既有井然有序、高度文明的共同体生活，也有极具彰显自我个性的私人生活。这些，在世界其它文明之中确实不曾出现。
（六）西方文明的某种危机
通过上述论述，可知西方文明通过其特有的分化思维在认识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世界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种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对世界进行探讨的思维使得西方文明对于各种问题都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但深刻的理解并不等同于这种理解就是正确的，西方文明采用分化思维而得出的各种理解有时也可能是错误的。从西方人对主观世界的理解来看，它将人分为灵魂和肉体两部分，并认为人拥有理性、意志、情感等多种能力。对人具体构成的这种划分，在赋予人之丰富的多样性时，也必然造成多样性之间某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如我们所知，通过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作用，西方文明就开始逐渐突出人在认识世界之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将人看成是认识世界绝对的主体，要求按照人对自己的理解来重塑一切。
启蒙以来，蒙田、笛卡尔等先驱的怀疑论调激起了西方人重新认识自我的极大热情。在这之中，西方人开始挖掘人的全部特质，并根据人自己立法的乐观精神，将这些特质视为合理。在这种乐观精神的指引下，人已然成为了主宰世界的主体，人之所能皆为合理。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文明逐渐将先前被视为过度发展就会带有缺陷的特质也合理化，例如将人的欲望、对信仰的怀疑也视为是合理。如我们所知，适度的欲望、基于理性对信仰的适度怀疑是合理的，但由于西方文明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交由每个人去完成，而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最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其中伤害最大的是追逐自我利益的享乐主义和某种狂妄的无神论调。所以西方文明用分化思维来理解主观世界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将理解自身的绝对权利交由了每个人，而这导致分化之后再也无法形成共识。我们说一生万物，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其文明危机来自于分化出来的万物可能再也没有了交集，再也没有了对于作为整体的一的共识，导致其向心力逐渐衰退甚至整个文明秩序的坍塌。
西方文明对主观世界采取分化思维最终导致的上述情形，深刻影响着其社会生活世界状况。因为在客观世界中，人们必然采用的是实证方法，因而西方文明采用分化思维而成的对于主观个人的各种理解影响不到它对客观世界的理解。而在社会生活世界，由于这个世界由具体的个人组成，因而各种相异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得社会生活世界可能出现失序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知，围绕着社会生活世界秩序的整合，西方人利用各种价值相互争论。自由主义立足于人的权利，捍卫保障权个人权利的秩序模式；社群主义认为仅仅保障基于抽象而成的权利有可能导致道德状况不佳，因而需要将善优先于权利，构建具有德性的政治。针对具体的领域，西方人都有大量的争论。其实，在今天的西方，其价值能够得到全部认同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窄。宗教宽容是对信仰多元化的无奈，现代政治是主动放弃古典政治关注德性的结果。所有的迹象表明西方文明已经很难以一种具有统构性的价值来整合自己了。坚持多元、保持宽容是西方文明秩序得以支撑和延续的根本。当然作为关涉整体生存的群体秩序，西方文明应该能够在坚持多元和宽容的原则下实现秩序的优良。也正如我们所知，西方近代的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危机，其危害根源于它们企图依据一种统构性的价值来重塑西方文明，并对其他任何合理性的价值予以消灭。所以历史教训昭示着：西方文明由于其不断的分化，它再也不可能回归到中世纪的神圣帝国时代、也不可能实现第三帝国、共产主义世界等等狂妄的世界梦想。在多元和宽容的基础上，在各种价值中实现交迭共识，建构一种最不坏的秩序安排，这才是西方文明得以存续的本源。
由于西方文明不断的在宽容人的多样性，所以注定它的生存秩序必定因为多样而变得世俗。与张扬美德的古典西方相比，现代西方显得相形见绌。当然，由于现代西方建构了基于世俗合理意见而成的秩序模式，它能够给人带来高度发达的物质享受并保障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和安全，所以它也有其高明之处。但正如我所说，现代西方由于它的世俗，因而与古典西方相比，它显得不够高雅。所以，经过分化思维不断塑造的西方文明，它再也不可能拥有那般古典美了。这是西方文明走向现代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当然对于一批带有怀古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是希望回到过去。为此，他们要将西方的古典美重新拉回到现实之中。在这之中，卢梭是个典型，他希望通过道德理想国的构建，使得现实能重现当年雅典民主时代、罗马共和时代的美好。但历史有时是无情的，它宣判了此类梦想的破碎。今天也可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在批判西方世界的现代性，希望能够整合西方文明的危机。但现实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今天的西方仍然不能摆脱现代性所带来的某些根本危机。这些知识分子企图整合文明危机的各种尝试终究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上，很难对改变现实带有根本性的影响。但这些知识分子出于知性的真诚甚至是信仰的真诚，其所体现的对自身文明的深切关注，却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正是因为有了来自于他们的批评和建议，才使得西方文明在一次次危机之后能够恢复到某种正轨。
但也正如我们所知，不断分化的思维决定了西方文明必然始终与危机相伴。它的危机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得到解决；它只能做到对危机进行适度调试以使秩序继续得以维持。对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生活世界之中的个人而言，基于不断分化而成的西方文明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自由，因而必须由他们自己去思考“怎样过好自己的一生”这个问题。事实上，让自己运用自由去选择有时也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好的。所以对于拥有自由的西方人而言，他们选择时不断伴有焦虑和不安。所以这是一个诸神之争的自由时代，每个西方人都在信念伦理和职业伦理、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等非此即彼的问题上进行艰难的选择。现代后现代的西方，在将大写的人立起来之后，也把每个人置于了独自承担自由选择后果的境地之中。由于后果不可能事先知晓，因而每个人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幸福，反倒是必须独自承受生活带来的焦虑和困惑。
所以从其文明内核来看，现代西方人很难能够轻易获得至善的幸福，总有无聊、空虚、无常与其相伴。尼采笔下查拉图斯特拉的孤僻、加缪在《局外人》揭示的个人生存的荒谬感、卡夫卡《审判》之中主人公K的悲剧、萨特所言的“他人即地狱”的痛苦，深刻表明了现代西方人的无奈。其实，现代性所带来的困惑又何尝不在我们身边呢？我们在反思人生的意义时，所投射出的孤独、彷徨、焦虑、无聊、苦闷、虚无，充分说明了我们生存的囧态。当然，时间的继续流动为我们对生命报以美好期待提供了可能，所以在感伤之后我们依然继续勇敢的生存下去。然而生命可能真是一个骗子，很多的美好却总也不能在现实中实现。但只要时间依然在向前位移，那我们就会短暂的忘记生命给予的痛苦，继续朝着期待向生活迈进。这是一个无限回转的过程，人总在失望与希望之中独自徘徊。这样的生命很难说的上是完完全全的幸福，它布满了各种酸甜苦辣。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本质。只要活着，就得选择，而选择有可能带来希望也可能带来绝望。所以，人生就像一场赌局，需要不断的投掷骰子，以求取更大的收益，但生命的底牌你我永远不可得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