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列文森运用思想史分析和历史比较的方法，最后得出“儒教已经成为了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的结论。按照列文森的说法，由于儒教的内在价值已经被现代中国完全丢弃，儒教已不能对现代中国的发展起到价值支撑的作用，因此儒教只能是传统中国的文化象征，它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也仅具有一种审美的价值。所以，儒教就好比是一件精美的博物馆陈列品，它成为了供现代中国人满足审美需求的历史古董。当儒教在现代中国遭遇这样的命运时，也就意味着以儒教为核心特征的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列文森的这种观点，对于有着浓厚民族文化情结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但出于民族文化情感的考虑而否认这种观点，却并不有助于我们来认识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认同列文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但必须排除民族文化情感因素、根据理性和经验来回答客观回答列文森抛出的这个问题。因为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我们很可能先入为主以至于在评判事物时有失公允。
儒教在现代中国处于怎样一种命运？对于这个问题，朝野内外莫衷一是。所以，若想认清儒教在现代中国处于何种命运，必须有一个好的视角。在《国史大纲》中，钱穆先生认为考察一个国家民众的民族性可以考察其对本国历史的客观态度。受钱穆先生这个观点的启发，我个人认为在处理“儒教在现代中国处于怎样一种命运”这个问题上也可确立相似的一条标准。即：考察儒教在现代中国出于何种命运，可以从国民对儒教的客观态度入手。如何来考察国民对待儒教的客观态度？在此，我采用沃格林的观念史分析法。如沃格林所言，人的观念支撑着客观现实秩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念应该实指人的内心观念而非口头上的显见。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对一个事物的信仰和偏好，必须名实相符、表里如一且实重于名、里大于表。所以考察国民对待儒教的客观态度，必须从其内心的实在和地里出发。由此我确定这样一条标准来考察国民对待儒教的客观态度：即如果国民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并自觉运用了儒教传统，将其内化成了个人行为模式和道德法则，那毫无疑问儒教在现实中是真是存在的；而如果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则证明在现实中儒教已经逝去。
接下来，我运用基于经验分析的判断推理的方法来考察“国民是否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并自觉运用了儒教传统并将其内化成了个人行为模式和道德法则”。为此，我们首先考察国民的私人空间。即我们每个国民面向自己做一个自我反省，自我考量一下自己的行为模式和道德法则是否来自于儒教传统，有多于儒教传统密切相关。由于我只是我自己，所以我不可能得知每个人的具体状况。但基于常识，我可以得知我自己以及我身边之人的大概状况。对我自己而言，我自知我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准则很少来自于儒教传统，我很难依照儒教的道德标准在现实中去行动。而基于我对身边之人的观察，他们的境况大体上与我类似。根据常识，处于相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的主流道德境况应该相差不大。由此类推，对于我所不了解的其他人，我估计他们的情况与我以及我身边之人相似。这样，也就知道了在当下中国，儒教传统很难内化为国民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准则，儒教在国民的内心现在难有坚强的生命力。当然，这样一种由我及他的主观臆测，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国民内心私人空间来考察国民对待儒教的客观态度是极有缺陷的。为此，我先把从这个视角得出的结论搁置起来，不将它作为判断国民对待儒教客观态度的一个依据。
（采用这种主观测算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判断国民对待儒学态度的最好依据，且至少对于这篇文章的读者，你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测试一下你对儒学的态度）。当放弃上述理论上最优办法之后，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下来，我来考察国民的公共空间，即通过对公共生活中道德状况的考察来判断国民对待儒学的客观态度。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否认我以下这个事实判断：当下中国的道德水平正在急速滑坡，它不但与传统儒教所设立的道德水准有明显差距，而且正在逼迫人之为人最起码应该遵守的道德准线。基于这个事实判断，可以确认的是：儒教传统显然没有很好的内化为国民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准则，儒教在国民的内心现在难有坚强的生命力。或许有人会对此存疑，但如果他将视角放置到当下发生的各种社会症状，估计他也很难否认以上的判断。
综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儒教传统显然没有很好的内化为国民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准则，儒教在国民的内心现在难有坚强的生命力，儒教在现代中国处于逝去的边缘。但我不同意列文森“儒教已经成为博物馆陈列品”的判断。正如我已经表明的这样，儒教在当下中国虽然处于逝去的边缘，但它不会死去；现在它在国民的内心虽难有坚强的生命力，但只要对社会的管制进一步松动，儒教就能重新找到空间并得以释放活力。我坚信社会的发展遵循自生自发的规律，只要让社会恢复到常态并配以善的制度设计，那么各种好的传统价值都能得共存共荣。所以我认为列文森“儒教已经作为古董退出历史舞台”的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他只静态的看到了在1949之后儒教衰败的历史，而忽视了儒教在此之后可能的复兴。因此，儒教是不会死去的，它现在虽然处于逝去的边缘，但它的根仍在、魂尤在。因为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儒教的因子，这就是儒教未来复兴根之所在、魂之所依。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考察儒学是否已经死去，而是要解决未来儒学复兴同中国现代化之间如何协调的关系。对待这一问题，当下学术界有以下三种观点。为此，我将对其一一归纳，以飨读者。
在学术界，大抵上无非分为左中右三种观点。左派认为儒教只是历史的遗产，只能将它作为文化古董来看待。所以在国家治理中，儒教能被塑造成过去中华文明灿烂悠久的历史象征，却不被内化为现代中国的内在价值。对于左派而言，现代中国的价值内核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儒学只是服务这一价值体系的工具。中派坚持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儒教。他们承认现代中国的复兴需要某些西方价值的支撑，如自由、民主、宪政、科学等，但认为这些价值可以从儒学中开挖出来。中派的最终目的是建构一个在样式上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特征的儒教中国。对中派来说，儒教不但可以转换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各种价值，也可以像它在传统中国中那样为现代中国提供一种文化信仰。右派偏重于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来处理这个问题。首先，他们也和中派一样，认为需要用某些西方价值来塑造现代中国。但他们却是出于激烈批判的角度来理解和使用西方价值，这些价值必须被儒学批判之后才能为其所用。所以他们认为，在塑造现代中国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必须是儒教，只有儒教才能够打造成一个具有中国特征的儒教现代民族国家。可见，右派对标榜具有普世性的某些价值持有怀疑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某些价值只能当成一种实用性的技术，儒教的内在价值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以上是对左中右三派观点的大概描述，虽未能举例说明三派的典型代表，但还是总体上勾画出了三派的内在理路。对于这三种观点，我偏向于同意中派的观点。但我不太赞同中派硬要从儒教传统中转出某些西方价值的做法。因为，我深感儒教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很难在自己的儒教文明中找到类似甚至等同于西方文明的价值。我提出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儒教文明在价值上就劣于西方文明。我只是想说：由于儒教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各自形成过程中，由于各自文明特性的差异，由此造就了各自互不相同的文明成就。儒教文明和西方文明特性的这种差异，就好比各自是从不同的天井来仰天长视，二者实质上都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坐井观天”，因而彼此带有差异性和缺陷性。西方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差异的形成，也可以从胡塞尔所说的意向性来理解。即由于两种文明在观察世界时所意识的方位不一样，因而差异性得以形成。所以文明彼此并无优劣之分，二者应该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关系。正如西方文明虽为其他文明体系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等，但它在早期本身也有自然破坏性和侵略性，因而也需要吸收例如儒教“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精神。而东方的儒教文明虽然有着久远的君主专制传统，但在遭受过痛苦的现代化过程之后，我们也欣喜的看到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都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众多精髓。所以，我们应该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感到庆幸，因为只要我们虚心悦纳和学习别人的好的东西，这就将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现实处境。对我们这样一些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而言，无一例外的都应该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更好的出路。
以上所谈及种种问题，不免带有理想的色彩。对此，我也不否认。但需要认清的是，当下社会的不良状况之所以没能得到应有的改善反而有恶化的趋势，问题不在于没有更好的方法对其进行改进，而在于没能放下一些私意私利，以致延误和错失了良机。所以从原则上讲，谦卑的承认自身不足、虚心学习他人有益的经验，这是断然无错的。如若固执己见，恐怕会造成很可怕的后果。总而言之，无论如何，我们儒教文明都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处理这些问题。不要害怕在学别人的时候自己的文明特征会被别人侵吞。正好相反的是：儒教文明好的东西不但不会被西方文明吞噬，反而会在一种新的环境中重获新生。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是很好的证明。所以我坚信，文明与文明之间应该互相对话，如此方能共存共荣，否则便永存于囚徒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
几个值得我们再思考的问题。天安门上也塑起了孔子像，有人说这象征着儒学的复兴，你认为呢？我只能说：天安门上的孔子毕恭毕敬的站着，而我们敬爱的毛爷爷则既可以好好的坐在汉白玉的座椅上也可以安详的躺卧在水晶棺之中.孔子姓孔名丘，家中排号第二，由于被历代君王强奸，落得个“千年老二”的称号，孔子真正的复兴应该是这个帽子被摘掉的时候。谁是那个“千年老大”？秦始皇or老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