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需要武器？用宗教的逻辑来解释：上帝创造人又创造了魔鬼，魔鬼要伤人害人而人要保护自己，所以武器就成了人类的一个天然需求。
上帝预知人类的需求，所以每个人都是携带着武器来到这个世界——男人有拳脚，女人有指甲。当然，人天生携带的武器不止这几样，人体的许多部件都能够发展成为武器：比如牙齿，比如舌头，眼睛也能当武器……但到了有些时候，人却不得不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做武器。比如说21世纪，当人类的武器科学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之后。
2011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日，一场战争在号称世界文明之都的纽约拉开序幕。数千名反抗者举着标语、喊着口号聚集在曼哈顿，向金融大鳄麇集的华尔街宣战。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生活，不要战争！”抗议者的目标是占领华尔街、砸烂金融资本教的崇拜物铜牛雕像。但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铜牛雕像拥有披坚执锐、武装到牙齿的警察重兵保卫。战争的一方、被规定不准拥有任何武器的抗议者，只好退据附近的祖科蒂公园，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宣布开展长期斗争。
不仅不能持有武器，祖科蒂公园里的宣传组织工作被规定不得使用麦克风。于是，人的身体派上了用场——一种被称作“People’s Mic”（人体麦克风）的武器出现了：人们用身体围成一层层圈子，站在中心的演讲者每说一句话，周围的人们集体重复，一层层向外传播。——这就是人体武器的一例。
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一个月之后，这场战争蔓延到了全球82个国家951个大城市）。战争的一方是华尔街所代表的投机性金融交易每天增加13000亿美元，另一方是在35个有统计数据的国家里，将近40%的失业者在一年以上的时间里找不到工作；一方拥有从辣椒水到纳米武器装备的军队、警察和监狱，另一方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邋遢的嬉皮士”、“失败的窝囊废”（美国主流媒体用语）；一方拥有五大传媒资源组成的全球宣传机器，另一方只有用自己的身体做成的“People’s Mic”……一方由另一方输血供养，一方的战争规则由另一方来制定。
这就是21世纪的武器和21世纪的逻辑。什么叫超现实主义风格？这就是。
但是，用身体做武器的，还有比“People’s Mic”更极致的例子。
身体
应该说，陈胜吴广的时代是幸福的。斩木为兵，跟青铜戈矛比起来差是差了些，但好歹还能够得着敌人的身体。小米加步枪也不算最坏的时代，毕竟三八大盖和飞机大炮同属于火器阶级……纵观历史，原始人互掷石块的战争，当属人类史上最具Fair Play精神的文明战争了。
进入21世纪，寰球凛然一冷。F-22、阵风、EF2000台风、超级黄蜂从冲绳基地、从沙特苏丹王子基地、从西西里岛基地起飞，只消数十分钟，就能出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的头顶，万米高空闲庭信步，优雅倾泻成吨烈火金钢……完事之后道声“Bye！”从容返航，不耽误飞行员喝下午茶泡妞，管你身后屋毁人亡还是哭爹喊娘！
互掷石块的时代消失了，拍马叫阵的时代消失了，绅士对决的时代消失了，连舍身炸碉堡的可能都不复存在了——你只有挨炸的份儿，万米高空之上，你连对手的影子也看不见！而在电视的新闻会客室里，皇帝的奴才们在炫自己的屁股，正在高谈阔论“战争”，——观众席上，也不会再有一个小孩子吃惊地一指：这不是战争！
尽管说真话的小孩几近绝迹，但皇帝还是预备好了对付质疑的理论——继“先发制人战争理论”之后，又推出了一个“非对称战争理论”：“今天，我们拥有无可匹敌的常规作战能力和有效的核威慑能力，但潜在对手会越来越寻求诉诸不对称手段……发展出利用美国潜在弱点的完全不同的战法。”（美军《2020年联合构想》）通俗地说：老子想打哪个打哪个，而任何反击或者报复行为都将被视为针对美国的“非对称战争”。赤手空拳对“无可匹敌的常规作战能力”，手无寸铁对“有效的核威慑能力”
——看起来，21世纪的战争是打不起来了。但人民对于武器的想象力超越了任何一位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一名瘦弱的巴勒斯坦小孩捡起石块、瞄准一辆巨型马加齐7型坦克的形象，无疑是21世纪最具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画面。连年近古稀、大名鼎鼎的萨义德都被这个形象给迷住了，2000年7月3日，他专程赶到被以色列侵占了十八年的黎巴嫩南部谷地，弯腰捡起几个石块，向傲然高矗的以色列隔离墙掷去——表明自己加入了弹弓石块武器的超级粉丝团：“当我加入的那一刻，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股相同的冲动……”
一方黑白两色织成的网格状头巾，自从1936年在抗英起义中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如今已成为国际上人尽皆知的巴勒斯坦斗争旗帜。甚至已超越了巴勒斯坦事业本身的象征意义，成为包括欧美在内的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喜爱的饰物，在各种抗议活动中流行。不止一方头巾，T恤、手环等各种印上巴勒斯坦国旗的饰品都已流行成一种国际时尚的符号武器。
2008年12月14日，在巴格达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一名伊拉克记者脱下鞋子向台上的布什总统砸去，表达伊拉克人对总统的欢迎和对“民主”的感激。事发不到十二个小时里，“扔鞋视频”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超过了700万次。自此，“扔鞋”成为风靡全球的抗议行为艺术，甚至出现在世界著名学府剑桥的会场……伊拉克记者的那双鞋子，真该成为人类战争史和武器博物馆里最有收藏价值的藏品之一。
在21世纪的人类战场上空飞来飞去的，远远不止石块、头巾和鞋子……当武器被垄断为强大秩序的专利和军火集团的财源，人民对于武器的想象力空前地被激发出来了：手虽无寸铁但至少还有一双手。——只要人还能用自己的身体战斗，那么抗争就不能被放弃，统治者就别想高枕无忧，军火商的恶梦就得继续做下去。
当手中的武器被剥夺，双脚就会驮载着人们去抗议。21世纪，脚的战斗被赋予了一个新名称：散步。当你听说一群人相约去集体散步的时候，那指的可能是一场为争取吃饱肚子的战斗，而不是为了去消化胃里过剩的食物。脚的战场也已经从一条街道扩展到了数个城市之间的长旅，2011年，在西班牙、在智利、在美国，人们发起一场接一场“新长征运动”，数万民众从各地出发，徒步跋涉，沿途汇合，向着一个目的城市聚集。
声带和脸，也是21世纪的重要武器。不仅People’s Mic，各种抗议的音符从人们的嗓子里迸射而出时，剧烈颤抖的声带，威力不亚于被愤怒灼红的枪膛。随着一部叫《V怪客》的电影流行，全世界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了亿万张V面具：神秘的微笑，安静迎对着凶残而下流的世界秩序。剩下那些裸露的脸上，则印满了“FREE”、“NO WAR”、“PALESTINE”、国旗等五花八门的抗议符号。
2003年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全球示威游行浪潮中，一群西班牙女郎排列成队，一齐用屁股对着政府大厦——从此美女的屁股成为一种武器，在世界各地嘲笑着统治者的残暴或无能。2006年墨西哥瓦哈卡市的示威者排成一队冲着防暴警察的盾牌撒尿，2010年伦敦抗议紧缩政策示威活动中大学生在邱吉尔铜像上撒尿，2011年纽约的抗议者对着警车撒尿……男性器官也变成了一种武器。
继续罗列，人民发明出来的“身体武器”还可以列举出许多种：比如墨西哥笑话中指望从美国手中收复失地的子宫，纳吉·阿里漫画中Hanzala刺猬一样的头发，环保主义者则干脆用整个赤裸的身体作武器……假如人类有一根尾巴，也一定会用作保护自己的武器。
尽管如此，即便有一天人类真的被逼到进化出一根尾巴来当武器——那也还算是一个允许用身体做武器的世界，毕竟最后一条缝隙还未被堵死。
逻辑
“逻辑”是一个勉为其难的概括。它指的是：“话语权的剥夺或独霸—宣传对思维（精神）的控制—秩序理论的构建与合理化—用你的钱买子弹杀你”这么一个怪异的武器生产过程。解释起来有点麻烦，因为很难让人相信这样一件事是真的：在21世纪，你买一台电视，等于自己花钱买了一把冲锋枪每天对着自己的大脑扫射。
“人民进行正义斗争的所有大门都被关闭了……”假使菲德尔·卡斯特罗今天还能想起来他在1955年说的这句话，他一定会意识到这话说早了至少半个世纪。电影《我是古巴》里有一个细节：一个在政府军轰炸中家毁人亡的印第安人找到密林中的游击队，要求发给他一支毛瑟枪。游击队员们哈哈大笑：“傻瓜，你以为我们手里的枪是谁发的吗！想要枪，跟着我们到战场上去抢一支吧！”这说明，在卡斯特罗的那个年代里，一名赤手空拳的复仇者至少还有冒死抢到一支枪的余裕。——那时的大门，还露着一条缝儿。
但到了21世纪，在真的武装到了牙齿的海军陆战队和防暴特警面前，这种余裕不复存在。更别说面对万米高空之上的F-22了。
当然武器不唯刀矛枪炮，更文明更高级的应该是话语。比如社会舆论，比如辩论——打不过你，讲理我还讲不过你吗？但在21世纪，社会舆论进化成了一种产品。说产品，因为它不再是出自社会大众道德或本能的一种自发自觉评判，而是由控制全球舆情的传媒集团按需成批生产；不说它是商品，因为它缺少交换环节——生产者自己组织生产，投入社会，形成效应，然后自己等在下游张网收益——不存在中间销售环节，没有人向传媒受众支付费用。最简单的例子就是2003年，当布什先生需要向伊拉克开战，五角大楼就会调动全球媒体大军，向全世界撒下一个叫“大杀器”的鱼苗，借着传媒受众的大脑来养鱼，等到威胁理由、恐慌情绪、道义优势……想要的全有了，这条鱼就算养肥了，战争可以开打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向社会大众支付费用吗？电视是你自己掏钱买的，想看你还得交收视费和电费。至于“大杀器”的事儿，时过了境迁了，战争已经打完了，该办的事儿也全齐了，下一场战争又该开始了，不会有人再关心这点儿事了。——社会舆论的武器，完全掌握在一方的手中。
或许历史上真的出现过给劣势对手以辩论机会的事情，也确实有人曾成功地把法庭审判变成了一个绝地反击的战场，比如卡斯特罗在1953年不但把敌人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敌人的审判，还打出了一颗著名的子弹——《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但那属于20世纪。
21世纪的方式叫作“一枪爆头”。2011年，在世界的围观中，本·拉登和卡扎菲一前一后被一枪爆头。如果再往前数数，被一枪爆头的还有切·格瓦拉、阿连德、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甚至肯尼迪。其实，“一枪爆头”这个新闻说词本身即是一种战术，一种语言学上的二级战术，它本身就掩盖了真实的战略意图。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作“一枪封口”才对——既然你想要违反规则、既然你已经闯进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引起了观众的好奇，怎么可能为你提供一个出场受审、让你妖言惑众的机会！
但是，不可能把遍地丛生的民众一一“一枪爆头”，并且统治者需要更多的奴隶。那么，武器权利被褫剥殆尽、连钥匙链上挂把英吉沙小刀也要被视为犯法的民众剩下的，就只有自己的生命了。于是，阿富汗、巴勒斯坦、车臣……世界各地的复仇者决意用自己的生命，向着海豹突击队、防暴特警、F-22和阿帕奇做最后的一次复仇了。这是真正的孤注一掷。体验孤注一掷者的心情，应该意识到：他们除此一注之外，已无任何生活的本钱了。媒体和媒体的受众给他们起了各式各样极富时代气息的名字：“人弹”、“肉蛋”、“黑寡妇”……其实还应该加上一种，为抵制强拆而燃火自焚的人们，姑且叫作“人蜡”吧——总之，这些都是21世纪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制造出来的人肉武器。
比“人弹”、“肉蛋”更具有实用价值的命名是：Terrorist（恐怖分子）。它从伦理和法理两面对“恐怖分子”实施夹击、置于死地。它替“恐怖分子”虚构出一套“恐怖主义（Ism）”，然后对应地构建起一套“反恐主义”——前者是虚构的，后者却是真实的。温斯顿·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清楚而诚实地阐述了“反恐主义”得以奠基的逻辑原理：首先，“我们并非拥有清白的记录，我们不成比例地垄断了世界财富的份额，我们获得了庞大和辉煌的财富……这些，主要是通过暴力获得，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暴力维护。”；接着，“我们要求和平。即：无忧无虑地享受所获之物的秩序。我们必须运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来维护这一秩序。这是我们的权利。”假如“他们意欲破坏这种和平、扰乱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尘世的恐怖’就将伴随着正义的怒火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反恐主义的理论框架建立起来，然后国际法、区域合作公约、国家法律包括各种细则、专业学术机构、专职军队、专门监狱……一项一项填补进来，一个令世界恐怖得发抖的反恐体系血肉丰满地矗立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真刀实枪地干了。至此，卡斯特罗所说的“人民进行正义斗争的所有大门”才算是最后地被封严焊死了。
“人弹”是21世纪流行的武器，“反恐”是21世纪横行的主义。主义是使民众变成麻木奴隶的学说，“人弹”是少数醒来的民众；主义想要干掉“人弹”，用的子弹却由民众买单——逐年上升的天价“维稳经费”，是从民众身体中抽来鲜血炼成子弹，再向民众射去。21世纪的逻辑，就是这么拧巴。
幽默
用生命作武器的最后权利，被立法定义为“非法”——然后，人类还剩下些什么呢？所以，当有人向你宣传“运用法律的强大武器”时，你可得听仔细了：没错，法律正是一种致你于死地并且不准你站着去死的野蛮武器。
伊朗电影《先知所罗门的王国》中，在一场镇压邪灵附身的叛乱分子的战斗前，所罗门（Suleyman）在冲向敌阵时大声告诫他的将士们：“用刀背打他们！”这个细节表现了一位宗教先知的悲悯情怀。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王国大卫王朝的创始人大卫（Daoud）的爱子，被今天的犹太人引以为傲的“民族英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挖空了阿克萨清真寺的地基，据称就是为了寻找三千年前的所罗门圣殿（即所谓“第三圣殿”）。2000年9月，沙龙率领大批武装警察闯入阿克萨清真寺，激起巴勒斯坦人第二次Intifada（起义），据说也是为了寻访所罗门遗迹。
然而在仁慈和悲悯方面，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及其政府却不愿继承先知的丝毫品质。2008年至2009年的加沙“铸铅行动”中，以色列军队制造了一场恐怖的火雨——向弹丸之地加沙倾泻了大量白磷弹。那是一种“一沾上人体，皮肉会被穿透、一直烧入骨头”的烈性燃烧弹，三十年前被国际公约列为禁用武器。
正当以色列的武器白磷弹在加沙焚烧人肉的时候，维吾尔典籍《阿凡提故事大全》的首发仪式在北京召开。穆斯林作家张承志在即席发言中，第一次提出“幽默也是一种武器”的理论。
白磷弹的恐怖火光，不光钻入巴勒斯坦人的骨头，也照亮了画满了加沙隔离墙的涂鸦（Graffiti）。一个小女孩，抓住一只冉冉飞升的气球，渴望飞过隔离墙；一个卡通人物，从高处跳向跷跷板的一端，想把另一端的伙伴弹出隔离墙；一条从墙顶垂到墙脚的绳梯，带着人的想象爬出隔离墙；一扇半边窗帘被拉开的窗户，呈现着蓝天、白云、碧海，和自由的海风……弱者对自由的想象和涂鸦，在美国出资、以色列建立、穆巴拉克政权帮助加固的、地上地下各9米的混凝土隔离墙上，演绎成一种悲伤而无声的武器。
涂鸦的武器中，最深刻的，是一个用粗嘎笔迹刷在隔离墙上的单词：Ghetto。“Ghetto”被解释成一个犹太人专享的词汇，特指：纳粹德军占领下的犹太区。在犹太人的宣传里，这个词隐含着“种族迫害，残忍，非人道以及苦难”这样一种语感意味，它所强调的是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种族迫害史的记忆。但是，到了21世纪，这个词被国际和平志愿者刷满了犹太人为巴勒斯坦人建筑的种族主义隔离墙！——涂鸦作为一种幽默艺术的深刻，幽默作为一种抗议武器的有力，在加沙隔离墙上的“Ghetto”一词中，被集中证实了。
“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列宁的这句话听着令人生疑。把它放在196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世界政治生态环境中来观察，只能说要么它深刻得如同神谕，要么则浅薄得如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小资情调。今天，当我们面对满街汹涌的V面具重新体味“幽默”（Humor）一词的意味时，越来越觉得也许这个词从一出生就专为援助弱者而来——作为民众的武器，才是它的本质。至于弱智的电视Talk Show、帮闲的文人机巧、烧包的BoBo格调，只是幽默的不屑子孙、三聚氰胺喂大的一代。倒是弗洛伊德对幽默的定义更深刻一些：以社会许可的方式表达被压抑的思想。
考察幽默的战斗史，我们可以看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甲壳虫、嬉皮士，20年代的语丝体，世纪初的卓别林……如果还能追溯得久远一些，擅用幽默武器的一个鼻祖级人物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阿凡提。阿凡提不仅把幽默这件武器用得滴溜溜转，让权贵、富翁和学者们的道貌岸然在他的三言两语之间稀里哗啦垮落，并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件武器——被民众推树在前面当掩体。所以，考据阿凡提哪年出生、籍贯何处是一件非常不幽默的事儿。阿凡提从来就活着，一直活到21世纪，听说他最近创作的一个幽默是这样的：阿凡提惊慌失措地从外面跑进来：“达达，坏了坏了，咱家的小羊羔吃了邻居汉族家的猪奶了！”爸爸头也没抬地说：“没事，那只羊留着等你民考汉的哥哥假期回来，宰了给他吃。”听说甘地听了这则幽默之后，评论说：“假如没有幽默，很久之前我就自杀了。”
幽默是一把锐利的武器，幽默也是一把软弱的武器。幽默在出手之前，总是首先伤害弱者自己。因为它的逻辑，往往以弱者的自嘲自贬为基础才得以成立。使用幽默这件武器，轻则自我示弱重则精神自残——多多少少有些类似要离断臂聂政黥面。不过弱者的方式，到底只能如此。到了微博时代，这种自嘲自贬更是发展成了自损、自辱甚至自污，满眼的“草民”、“贱民”、“蚁民”、“屁民”自谓，幽默的战斗与自辱的沉沦之间，只剩下一线分界了。
据说1964年，一名14岁的加拿大小男孩偷偷溜进列侬的旅馆跟他聊天，列侬说过这样的话：“他们（统治者）拥有全部的武器和所有的钱，他们知道怎么来对付暴力反抗，因为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他们唯一不知道的就是还有和平和幽默。”约翰·列侬和他的伙伴是极端和平主义者，是全面反对革命的。但当面对“用音乐和爱能阻止希特勒和法西斯吗？”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时，列侬的妻子小野洋子的回答是：“如果我是一个希特勒时代的犹太女孩，我将会接近他并成为他的女朋友，在床上十天之后，他便会按我的思路进行思考。这个世界需要沟通，而做爱是一种沟通的绝妙形式。”
幽默至此，已经让人很难看出幽默的底色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武器，幽默在21世纪的世界里能够被普及到如此广泛、被发挥到如此极致——若是用弗洛伊德的定义来反证，便可知21世纪是怎样的一个时代了。
笔
如果说幽默被涂上太浓的戏谑油彩，本意被藏得太深，就会变得底色难辨，那么比幽默更黑暗的则是沉默；如果说幽默甚至戏谑都可以作为武器，那么沉默呢？
沉默是什么？是迫害的共谋犯罪，还是一种更深沉的抵抗？梭罗写过一篇《论公民的不服从》，指出人生而有不服从的权利。若允许再奢侈一点，人是否还应当有表达不服从的权利？借着弗洛伊德的幽默定义说，那么，当社会不许可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被压抑的思想，人民就会集体隐入一种沉默，貌似驯服。《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止谤，国人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最终不过落了个“厉”字谥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新疆大地，处处可见这样的情景：车站码头、巴扎饭馆，在一切民众聚集的地点，都会有一群一群的维吾尔人围坐一处，不时爆出一阵声浪震天的快乐大笑……到了21世纪，这种现象再也见不着了，在整个新疆消失了。公共场合里能见到的，多是隔漠警惕的眼神。
表达不服从的武器是什么？冥思“沉默”这个词语，会有非常的启发意义。四十岁之前的先知穆罕默德曾长期去郊外的希拉山洞（Hira）里独处，享受沉默。直到一天黎明，一种巨大的非常体验紧紧拥抱了他，指示他：“以创造你的主的名义宣读吧，他曾以凝血创造人，最有尊严的主，他教授人类以笔……”这就是古兰经给人类的第一句启示。——当穆罕默德走出山洞，天下大白。
光明降临了，黑夜被照亮：以笔为武器，由沉默走向表达。
后来陆续降临的启示里，将出现更多与“笔”和“表达”这一对概念有关的经文：“以笔和它所书写的盟誓”，“他曾教人修辞”，“你当以智慧和善言劝导，你当以最好的方式与他们辨明……”——这样的言辞，这样的指示，与其说是给7世纪的阿拉伯人的，不如说是留给21世纪的人们的。因为只有当你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里，才可能更清楚地醒悟这些言辞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
在任何一个以往的古典时代，在公平原则尚能是多数人的共同理想的时代，在受压迫者拥有各种反抗的可能的时代，特别是在人们尚未如此普遍地麻木沉迷如21世纪的时代，很难想象——诵读者能够理解Gelam（笔）这个单词为什么要出现在上帝给人类的第一句指示中。
只有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的看台下被毫无悬念地一个接一个围剿、戏辱而后猎杀的穆斯林统治者，被迫沉默在阿富汗山洞里数十年而后被宣布胜利击毙了的本·拉登，年复一年揣着一腔血迎向枪口争取回家权的巴勒斯坦难民，在世界民主与科技之都纽约被剥夺了使用麦克风权利的起义者，在“高压态势”下被集体沉默、被极少几个文化杂种代言了的美好民族……在黑夜与黎明的一刃分线上阅读古兰经、在肆虐的谎言与残酷的真相之间颤抖的灵魂们，只有他们，才可能明白那句话的真义：笔，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武器。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将是古兰经的最好聆听者。
一则穆斯林全民皆知的圣训是：学者的笔墨胜于烈士的鲜血。——这则圣训的深义，并未被揭破。它指示的绝不仅仅是学者与烈士的拱北级别或者后世待遇问题，更在暗示：笔的战斗，比刀矛和枪炮的战斗更优越、更文明，也更有力。一个在笔墨的战场上失败了的民族，也许才是更深刻的失败。
但在更深处，这则圣训会不会是一个留给21世纪的武器理论呢？因为在21世纪，笔确实已成为捍卫信仰真实、表达不屈服的唯一仅有的武器了。
不必再三地强调笔的重要性了。21世纪的道理，可以用儿童的话语说清楚：你欺负我，我打不过你；我去向我爸爸或者老师告状，可我是一个孤儿，也没有一个公道的老师；我指望围观的同学们主持公道，可同学们都睡着了；我想大声喊叫，可是你捂住了我的嘴……那么，我写下一篇日记，把它留给后世。
“日记”，将作证一个人的信仰——将见证一个人没有污辱创造者赋予他的生命尊严。
值得思索的是古兰经关于“修辞”、“智慧的言辞”、“最好的方式”的强调。首先的层面上，它告诉我们：武器没有阶级性，笔可以掉转枪口，用来向民众、向真理开火。笔可以用来游戏文字、用来献媚、用来乞食、用来营谋个人一己的出世。其次，这些强调的经文在指示：笔的表达，应当朝着智慧和美的方向努力，应当向最高的水平求索。
一枚小小的木片，一端斜削一刀，饱蘸浓墨，潇洒一挥，便写出美轮美奂的阿拉伯字。这就是伊斯兰最初的笔。用它，人们不仅宣扬了真理和文明，也创造了艺术的美——阿拉伯书法就是其中一种。但在今天，握着阿拉伯语这支笔的人，有人试图把阐释真理的笔垄断为特权，有人误将“书法”当作笔的唯一使命……安拉教人类学会使用Gelam（笔），绝不是教我们沉湎于精心描摹几个美术字当 “书法”的自娱自矜之中。
“当武器的批判被迫后退的时代，批判的武器——笔，登上了硝烟弥漫的前沿。”（张承志《献给你的都瓦》）21世纪，思想可以成为武器，甚至人的姓名和职务、笔名和网名都可以成为武器——如“切”、“X”、“马科斯”、“副司令”，但是这些，都必须经由笔的枪膛射出去。
2012年国际劳动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