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知识分子题材作品虽然不见得容易热销，但一直颇受人关注。你的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侏儒》、《晕眩》、《心界》无疑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那么，你认为你在这类题材的把握上，对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转型中的境遇与状态，

作了哪些独特的表现或探索呢？

金岱：也许可以这么说吧，我较早，也始终一贯地关注知识分子的深层精神现象问题。我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创作。我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神器官，写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民族的，乃至整个人类的心灵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存本体问题。

写知识分子当然也可以从社会机制、运行、氛围等关切的角度，把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或群落的社会角色与处境，作为一种社会生活题材，像军人题材、农民题材、商人题材一样的一种生活题材来予以把握，来尽量真实地再现。但我却主要是从生存本体关切的角度，将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象征，精神或心灵界域的象征来写的。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你创作上的注意力不在题材上，而在问题上，你写的是一种问题小说？

金岱："问题小说"这个概念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八十年代中期前的那类政治问题小说，社会问题小说。不过不要紧，我想我写的的确可以说是一种心灵问题小说，一种关于本体性的生存方式的问题小说。

记者：你认为对于当代生活来说，心灵问题，或者照你的说法，本体性的生存方式的问题是重要的问题吗？现在人们关心的，主要不是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富裕和奔小康吗？

金岱：国家，或者说政府当然应该把精力放在经济、科技等，而不是放在人整人上，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可是作为一个社会，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人学的文学，却不能不关注心灵问题，关注本体性的生存方式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已然相当突出，紧迫，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严峻。现在不是有一个说法，"奔小康，要健康"吗，洪韶光的健康讲话，全国有7个出版社出版，印了几百万册，之前还以复印本及网络流通的方式流传了好长时间，可见人们对健康问题的重视，而洪韶光健康讲话中关于健康的关键中的关键便是心理平衡问题。心理平衡问题从根本上说，不就是心灵问题，不就是人的本体性的生存方式问题吗？此外，"气功"问题在实质上可以更进一步地证明心灵问题，本体性的生存方式问题在我们社会的严峻性。再从宏观上看，人类所处身的大自然环境的恶化问题，从最深处上说亦说明了人类生存本体观念调整的极端必要性。

现代性通过科技的进步和商业体制带给了人类物资生活上的极大丰裕，由于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也带给了人类生活更多的政治民主，人权意识等，这些无疑都是非凡的现代文明成就。但同时现代性也带来了心灵的安妥问题，带来了终极性价值认定、美德良知的被搁置问题，带来了本体性的生存方式被严重忽视的问题。十九世纪陀斯妥耶夫在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通过基督与大法官的对话，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人类不再渴望"天上的粮食"，只玩命追逐"地上的粮食"的可怕性，俄国思想家罗赞诺夫的一本书相当深入地谈到这一问题；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也对此发出了深重地叹息，这些焦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今天中国在迅速地现代化，贫富悬殊在迅速拉大，竞争的热度在急剧升温，加之规则的不完善，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与现实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会保障秩序还未完善，官本位及腐败现象等等，都会使人的心安问题变得突出，使人们对于"心灵的粮食"（我认为"天上的粮食"从某一意义上说就是"心灵的粮食"）成为重要的需要，甚至非常的渴望。

记者：在现代的市场社会里，人的确容易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但你所谓"心安"问题能够通过完全精神的解决而解决吗？

金岱：当然不是这样。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体制的，法律的，都是解决问题的方面，但为现代人的生存探讨一种尽可能适宜的价值秩序，价值方案，肯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事实上从根本处来说，社会体制总是在价值方案，价值秩序的基础上建立的。

记者：看来，你的长篇小说正是在向人们提供"心灵的粮食"。

金岱；仅仅只是在这方面的一点探索。我们不满意于现代性，但也决不能回到传统性去，必须在所有这些资源中进行某种创造性的整合。说老实话，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探索，这必须用自己的心灵作实验室，对心灵的种种可能状态进行反复咀嚼，反复批判。

记者：你的三部曲中第三部《心界》最末尾处提出的"我世界"思想，正是你用自己的心灵作实验室，反复咀嚼，反复批判后提出的建设性的主张吗？

金岱：是这样。"我世界"观念是一种生存本体论观念，是一种对否定传统性价值观的现代性价值观的再否定，是在肯定现代性价值观的必要和重要成份的基础上，超越现代性的价值可能，也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的价值可能。但这仅仅只是一种探索性的个人意见，是参与对话的一种创设，我用我的三部小说对它进行了论证，或者说它是在三部小说的整个形成过程；体验、思索、写作中逐渐生长出来的，但仍只应说是一种创设性的构想，需要在不断地对话中展开和发展。

记者：你用小说来提哲学主张，这还是小说吗？

金岱：我认为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存本体言说，价值言说，人文言说的方式。小说能最好地进行体验批判，在最充分地体验批判的基础上，新的生存本体的思想才能真正切实地呈现。我在三部曲中进行了一系列的体验批判，这从书名或书中的一些小标题可以看出，如："侏儒"、"晕眩"、"窝囊"、"挣扎"、"蜕壳"等等，这都是一些我认为是非常典型的本体体验，哲学心态，是完全的中国文化特征下的感觉范式。西方作家创造了许多典型的本体体验，荒谬、呕吐、孤独、等待、可望不可即的城堡等等，创造具有东方文化特征的典型本体体验，哲学心态，我认为是中国作家的任务。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世界"理念是你通过《精神隧道》三部曲而作出的重要的思想上的创造与贡献，而你刚才提到的"侏儒"等一系列典型的本体体验是你通过三部曲在艺术上的重要创造与贡献？你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吗？

金岱：我更愿意这样说，"侏儒"等一系列本体体验，既是艺术的，也是思想的；而"我世界"理念既是思想的，也是艺术的。我并没有想把思想和艺术割裂开来，这里的思想是特殊地艺术呈现，这里的艺术是特殊的思想艺术。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你的三部曲，作为小说，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小说，而作为一种思想著作，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思想言说？

金岱：我倒更觉得它们既是本义上的小说，也是本义上的思想言说是哲学文学，也是文学哲学。。

记者：我有一次听您说起过，您的朋友戏说您把论文写成了小说，把小说写成了论文，是这样吗？

金岱：这当然是开玩笑。但诗之思，思之诗，在生存本体言说中，实在是无法分开的。我在写三部曲的第三部《心界》时，我甚至有意尝试着想写成一种论说体的意象诗。我的写作理想是，让人象闻到玫瑰花香那样地闻到思想。这个比喻来自艾略特，我特别喜欢。

记者：《精神隧道》三部曲历经十五、六年的创作经历，前两部以前都出版过，有过不少评论，《心界》是最后一部，是最新推出的，你认为这一部比之前两部有什么新的不同的进展呢

？

金岱：这三部小说在故事、人物上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但背景是统一的，都是大学校园，都是一座虚拟的东西大学，更重要的关联是其中所思索的问题，

在体验与思索的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不断深入的，这三部书的写作过程，就是对生存的一些根本问题所进行的一种颇漫长，且十分艰巨，甚至是痛苦的探索过程。

尽管我自己在书中明确写道，我寻找的不是乌托邦，但一些朋友们还是认为我寻找的就是乌托邦。其实这要看如何认定乌托邦，我承认我是在寻找某种关于自我，关于生存本体的理想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渴望引导我穿越如此漫长的"精神隧道"。在第二部《晕眩》的末尾，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了某种暗示，在第三部《心界》中，这种暗示变得比较清晰明确了，有一片澄明的曙光展现在面前的感觉。我在第三部中提出并论证的我称之为"我世界"的生存本体论思想。这当然是第三部最突出的地方。

记者：在第三部《心界》里你对其中的两个人物聂怀基和许白波多的是悲哀或嘲讽的笔墨，但

对尚明却写得比较纯粹，似乎颇有点完美的味道，你显然喜欢这个人物。是否这个人物的塑造，正展现了你所谓理想的价值可能性？

金岱：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尚明是一个探索者，一个朝向较为理想的可能性的顽强的探索者，他最终所寻找到的"我世界"思想，也正是我跋涉于精神隧道所希图建构的生存本体论观念。但我并没把他写成一个所谓完美的人物，他只是一个探索者，一个在内心里和与环境间都充满了各种矛盾冲突的人物，我塑造并显然喜欢这个人物，并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已然完成了的完美理想的化身，我只是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也可以说，作为毕竟是有心灵层面的人类，特别可贵的是那种不懈的思索与顽强的探索精神。而在一个文明转型的时代，一个亟需要将传统性与现代性进行整合而创造新的可能的生存的时代，这种精神便更成为重要的东西。

聂怀基与许白波这两个人物，也是非常复杂，充满矛盾的，我也同样的没有全盘否定他们的意思。其实各种生存观念，理性的来看，都是有其合理的地方的，需要的仅仅是对话，包括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现实与理想，理想中的各种可能性等等，都应是一种对话关系。

我的小说从内部来看，无疑是一种对话，各个人物，各种体验，各种观念的对话；从外部来看，则是一种与读者在内心深处的对话。

采访：《信息时报》记者：潘小娴

（载于《博览群书》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