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上海媒体《东方早报》刊发了这样一篇报道，标题是“人民日报新来的‘年轻人’”，讲述中共级别最高的党媒人民日报开通新浪微博的台前幕后故事。这个似曾相识的标题，令人想起作家王蒙发表于1956年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揭露了组织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赞赏了青年人追求真理的精神。人民日报上微博，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打破官僚体制僵化束缚的新举措。
党媒上微博，话语走双轨
在大陆的传媒生态当中，人民日报是头号党报。其头版数十年如一日的意识形态化风格，也成为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同一序列的官话阵地。在过去，人们看人民日报是为了了解高层动态、解读官方信号，少有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
不过，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在去年此时发表于台媒的文章中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党媒政治话语的双轨制”。去年，人民日报旗下颇具国家主义立场的市场化报纸《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上微博，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暴，连素来被标签为自由派的南方媒体也对胡作了封面人物报道。
在微博大热近三年后，人民日报也姗姗来迟。那是在北京暴雨灾害引发舆论热议的当夜，人民日报可谓连夜开微博。7月22日凌晨4时58分， 人民日报发布了它的第一则微博：“北京暴雨，整夜无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与大家共同守望。为每一位尚未平安到家的人祈福，向每一位仍然奋战在救援一线的人致敬！北京，加油！”
这个开博时间比人民日报微博运营小组原计划提前四天，是否为了及时应对北京暴雨舆情已不得而知。根据《东方早报》披露的信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动议来自于其国际部一个年轻编辑的报告。这位年轻编辑提出，“不能把微博这个阵地拱手他让，要主动出击”。这个建议最终获得报社高层的首肯，社长张研农在公开场合也曾经这样说，“听过年轻人的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这个调侃说明，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会失之偏颇。”
于是，有了人民日报一周来的微博之旅。碰巧的是，这一周来，“微博故事多”。
先是北京暴雨引发了继去年温州动车事故以来，舆论对公共安全的又一次强烈质询。人民日报以纸媒刊发对死亡数字脱敏的评论和微博传播的双向互动，在这场舆论风波中占尽主动、拔得头筹，在同一报道上连连被撤稿的南方周末只有「望洋兴叹」了。
接着是江苏省启东市民众抵制日资造纸企业排污工程的游行抗议事件，人民日报也是频频发力，微博评论加纸质版刊文，对事件保持了全程的密切关注。南方媒体在这两场舆论战里几乎陷于颓势，无招架之力。
管制与市场：变化中的传媒格局
这只是开始。未来，中央级党媒的主动出击将形成与地方性市场化媒体的竞争格局。而过去由自由化标签带来道义资源的南方媒体也将在这场话语竞争当中面临强有力挑战。学者许纪霖对这种舆论上的不平衡评论说：“人民日报敢讲的话，地方检查官就是卡住媒体不让讲，官僚制的特点就是层层加码，将自己的风险降至为零。”
这背后，不仅仅是权力和话语权的竞争，还有资本力量的推波助澜。严格来说，不管是机关报还是机关报旗下子刊，它们都属于广义上的党媒，都要听命于新闻管制。然而，所谓市场化媒体的内涵，在未来却面临演化变迁。
究竟谁更市场化？已经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征订还是报摊销售为划分标准了。2012年4月27日，人民网的上市正在改变着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党媒的属性，人民日报社正是人民网的股东之一。而南方报业集团的上市计划一直未能实现，这个过去满载盛誉的媒体集团，如今还同时面临着报道民粹化的业务质疑。
传媒集团上市背后的权力与资本运作，恐非局外人能揣测，但可以研判的是，媒体间的这种角力，将深刻地改变整个传媒的生态和话语格局。相较于台湾正在警惕的旺旺集团收购媒体导致的资本霸权，大陆的难题则是双重的。一方面，官方鼓励原来属于事业单位编制的传媒产业化，走市场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新闻管制的手仍然伸得很长，新闻立法之路道阻且长。
“新闻管制”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与官方当前所鼓励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化大方针是不相适应的。201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接着，2011年10月，中共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强调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
如果乐观地估计，当管制之手与各个传媒集团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时，将出现传媒行业的集体抗争行动，抵制来自官方的新闻禁令，要求获得进一步的报道自主权。实际上，这样的抗争一直在局部发生，逢天灾人祸触及传媒人“命运共同体“共鸣时，不服从禁令就成为媒体人的一种抗议方式。对新闻禁令的突围，成为了媒体品牌积累道义资源的话语竞争，当然，他们也在承担高风险，这其中，个体往往首先成为体制的替罪羊。一旦集体也在为管制造成的灰色地带付出代价时，那么，传媒生态则可能产生质的变革，尤其是在网络媒体的冲击之下。
温和与激进的话语竞争
传媒业的话语竞争和资本角力，与中共威权体制的韧性调适密切相关。新闻传播学者展江曾经这样形容新闻管制——“鞭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也即是说，执政党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所谓“韧性”，指的就是这种收缩与调适的体制自我更新能力。
然而，无论多大的弹性空间，作为一种不稳固的政体类型，它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导致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普遍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困顿。
今年以来，境外媒体普遍关注中共的十八大权力交接，对于大陆有限的互联网舆论广场来说，这依然是一个政治禁忌。网上的意见领袖和网民们还在为诸如北京暴雨、江苏启东这样的地方个案的信息透明而挣扎着。新浪微博上，隐在后台的“小秘书们”总是在删帖和去删帖的路上，网民和知识分子们则为“壮烈牺牲”的帖子和账号们奔走相告，所谓“转世党”也就成为了新闻管制下专有名词。
天花板之下，关于社会转型可行路径的话语竞争也显得格外突出，丝毫不亚于传媒之间的角力。所谓改良与革命、左中右的分歧既在抽象的观念之争中呈现，也时时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当中激化。
在这一背景之下，每每发生利益驱动型的社会抗议，激进的革命论者总是将此类抗争想象成为“革命”，进而为民众的暴力行为欢呼雀跃，为市长被扒下衣服而宣泄“报复体制”的快意。而主张渐进变革的温和派此时倘若对民众暴力提出异议，则很快被斥为为党说话的“大五毛”。
中国能否避免走回一条民粹化的激进之路，可以说是改革与反抗的时间赛跑。利益驱动型的社会抗议如果处理不当，将鼓励激进反抗力量与民间维权的结盟，取消主张专业化处理社会抗议的中间力量的空间。
社会冲突频发，抑制还是调适？
遗憾的是，政府常常在局部骚乱面前显得进退失据，往往凭长官意志作出缺乏程序正义的妥协。由于对民间聚众抗议方式的不适应，在最近几个案例中，政府往往很快满足抗争者的诉求，单方面承诺项目“永久停建”，然而，这种非例行化、非制度化的处置方式，掩饰的是体制的虚弱，满足的是维稳的需要，却不可持续。四川什邡事件涉及的是投资上百亿的项目，说停就停，而江苏则是日资企业的一项污水排海工程，即便放弃该项目，企业仍在生产和排污入江。
由于项目上马在程序上按理应有环评等可行性报告，当政府由于民众的集体抗议而未走程序便告退时，也在将此前的论证环节和政府决策视若儿戏。事件的处置模式虽然以民众的胜利阶段性平息，却是以损耗政府公信力和投资者信心、利益为代价的。
长远来说，这一类型的冲突涉及的是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困境。以绩效合法性为核心价值的执政党，对此作出合理调适恐怕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今年以来经济增长放缓，这对威权体制是一种致命的挑战。
台湾学者李丁赞等人在总结台湾社会的环境抗争时，将80年代迄今的环境运动分为“肢体冲突”、“游行示威”、“专业游说”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暴力冲突日渐消退，伴随着的是威权体制的逐渐崩解以及社会力的驯化。如果以此对照大陆当前的情状，可以说大陆的内陆省份多还处于“肢体冲突”和“游行示威”两个阶段的交错地带，即既有游行抗议，也伴有局部骚乱。而在广州等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城市，情况稍好，介于“游行示威”到“专业游说”区间过渡。
与台湾社会极大不同的是，大陆社会力在过去数十年持续受到钳制，因此，社会转型进程中，将会有相当成分的极化现象伴生。即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和维权群众相信暴力的力量，因而，在如何解读民间维权的策略这个问题上恐难达成共识，在有无改革空间问题上也渐行渐远。
那么，未来究竟是社会溃败、经济滑坡还是能够逐渐向“软威权”乃至民主政体过渡，则要看中共是以收缩还是调适应对社会反抗。简言之，如果执政党延续零和地看待向民间组织赋权的观念和做法，则未来的社会冲突将会以利益驱动型继续激化，反之，经济增长的危机或可视为社会成长的契机。来源: 《新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