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首译黑格尔著《耶拿体系，1804-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简称《耶拿逻辑》）完稿付梓的时刻，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才得以消失。如此高龄啃坚果，爬格子，总难免担忧未能完稿就身生意外；此外，缠身腰疾和行动不便也是一种制约；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老昏花眼了。翻译是一项最伤视力的一点也马虎不得、一点小的坎坎角角都不可绕过的工作，真不知视力能否支撑到底。
我原有近视，最深达400多度。50来岁出现老花，我在汉口的大眼镜店配备了双光眼镜，这样看远、看近转换都很方便。15年前古稀之际，体检时发现有双眼白内障，医生说是车轮状、周边性的，当时并无不适，我也毫不在意。10余年来仍在连续进行高强度的脑力与眼力工作。继主导完成康德三大批判的合作新译后；紧接着完成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首译；还有数十万字的我的学术与人生的回忆录《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我不仅是退而不休，学术工作反而更专注，更集中，更有效率。至此，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实在不应该再亏待自己的一双老眼了。
但是，一种内心的渴望却在顽强地驱使着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贺麟先师30余年前的亲自瞩托——翻译黑格尔《耶拿逻辑》。我深知此事之艰难，有点冒险，但我实在是不甘心就此放弃。
二
2011年初《回眸》问世后，我情不自禁地翻出了自己断断断续续译在过去时代特有的7个练习薄上的《耶拿逻辑》的初（粗）稿，写的有些乱，自己都不知道翻了些什么，不免望而生畏。心想如要最终完成，还需要下一番极大的功夫，不是轻而易举、一朝一夕的事。我试着干起来，总觉得视力开始有些模糊不清，久远时代的原著的纸质很差，字体很小很密、特别是每天无数次地查阅那毫米级的字典感到有些吃力。我迫切希望通过白内障手术来改善视力。肖静宁为此四处奔波，听有的医院的医生说，现在做白内障不一定等自身晶体成熟，什么时候都可以做，还是多焦点的，进口的，做了以后眼镜都不用戴了，开出的人工晶体，虽然价格惊人，我也乐于一试。但校医院眼科刘医生通过检查，总要我等一等再说，并不鼓励我急于行事，我对刘医生还是比较信任的。
2011年5月在完成属国家行为的“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哲学卷）万余字的约稿后，不久我与肖静宁一道到巴黎女儿家作了3个月的探亲旅游，儿子一家从美国赶来共享天伦。我当时还是没有放下《耶拿逻辑》的译事，悄悄带去一些初译稿先熟悉一下也好。真正进入全身心地投入，是2011年秋季从巴黎回来后至今的10个来月的时日，每天工作强度很大。我明显感到越来越吃力，工作难以为继。我再到眼科求医时，与以往不同，刘医生首次主动说可以考虑作白内障人工晶体手术了。怎么办呢？在这译事关键时刻！白内障手术尽管很成熟，也有效果不好的。现在还勉强可以工作，如果不成功，那是不可想像的。因为我熟悉的人中已有两人术后连报纸、电视也不能看了，成天抱着收音机听。肖静宁去问医生，是不是马上要做，可不可以等半年，医生说可以（她不知道我不是一般地用眼，以为不至于发展太快）。这样我就死心塌地干起来了，别无它法。在这宝贵的半年里，用不佳的视力坚持绞尽脑汁、爬格子，进展也还顺利。谁知伴随我紧张的译事，白内障也在悄悄地迅速发展，虽然其中有一些假相蒙蔽，如近视力总归还勉强可以，但实际上白内障手术不能再拖了。
两年一度的高资体检及时发现了问题。2012年4月28日眼科检查，万万没想到，在视力表前，我的左眼连第一排的诺大E字也看不见了，无论走多近也是这样。白内障严重到医生无法看到我的眼底情况。专家建议尽快作人工晶体置换术。5月2日，五一节小长假刚过，肖静宁就带着我直奔美丽的洪山脚下的“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简称总医院）的“眼科医院”了。
三
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及时发现白内障的加重、并在总医院眼科医院及时顺利施行“左眼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术”。这一选择可以说是肖静宁与我校化学学院卢教授（女）一次偶然的电话而当机立断的。听说，卢教授白内障是在总医院做的。临上手术台时，她还对医生说自己胆子特别小，想着眼睛要做手术两晚上没有睡好，手是冰凉的。她没有想到医生护士态度这么和蔼亲切，安慰她，开导她，握住她的手，与她讲话。当医生说手术做完了，她还不知道呢！这样的医患关系近来是很少听到的。于是，这给我到总医院就医带来了极大的信心。
5 月2日上午，肖静宁先去探探路，熟悉一下环境。啊！总医院的眼科医院好气派啊，位于新建的一幢15层的高楼内。眼科占了4个楼层，集门诊、住院、眼科检查、手术于一体。设施完善，先进，宽敞，布局合理，标志清楚。那天，肖静宁赶到时，专家号早已经没有了。她只好急切地找到专家门诊王柏川主任（博士、副主任医生）说明我的情况——高龄，行动不便，手头正在进行学术工作等。王主任很理解，说今天病房有出院的，你们要在下午一点半赶到，来5楼的“白内障治疗中心”医生办公室找我，不必再通过门诊直接入院就行了。没有托人，更没有什么红包之事，这位素昧平生的专家能给予这样的关照，令肖静宁既意外又感动，这对于空巢家庭的两个老人是多么大的关照啊。她急忙地赶紧回家，措手不及地办理开转诊单、取款等事宜。草草吃点午饭，拿点随身用品就带着我打的来到眼科，比王主任预定的时间还早了一刻钟呢。
经过必要的眼科检查和静脉抽血化验，一条龙地就在本楼办了住院手续，我就被安排住进了两个人的崭新病房。放眼望去，就是郁郁葱葱的美丽洪山。病房管理规范有序。我真有如住进宾馆的感觉，正好趁机好好休息一下，转换一下脑筋。迎接明日上午的手术。这一切的一切，使我把“看病难”、“看专家号更难”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虽然我刚刚作了体检，心肺正常。但我不能提供相关报告。按规定王主任还是开了心电图、胸部透视的检查单，嘱我下午检查。我还以为就在这幢大楼内进行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会遭遇春运式的候诊（下面另述）。
我在总医院眼科病房度过了跨三日两晚。第一天入院及各项检查，当心电图及胸透结果出来后，我再到医生办公室，王主任向我交代了手术的相关事宜。这里特别提一下的是，王主任在问我用那种人工晶体时，我说请医生根据我的眼晴情况决定吧。医生推荐我用中档的，并说人工晶体置换效果好不好，主要决定于眼底视网膜的状况，好比冲洗相片要看底版好不好。因为我来医院前，有的好心的朋友说一定要用多焦点的（进口的，上万元）或双焦点的。肖静宁请教了这个问题。王主任明确表示这不适合老年人，多焦点的调节会使老人产生头晕眼胀的紧张感。因此我们最后决定采用单焦点、价格中上的博士伦AO人工晶体。第二天上午手术，由于我对医生非常信任，心情十分放松，手术很顺利，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就完成了，手术眼带上眼罩保护，然后回病房休息，按医嘱点眼药。第三天上午到“白内障医疗中心”医生取下眼罩检测手术后的视力，真是立竿见影啊，我可以看到第6排的上下左右的小E字了。结合我的眼底情况，这个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一个月后我再到眼科，王主任为我复查，没有任何异常。一般说来术后两周内是不宜过多用眼的，要带墨镜避光。但我实际上早早地就迫不及待开始了台灯下的伏案工作。
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个矛盾的现象，在体检发现我的左眼的远视力几乎丧失殆尽时，我的近距离的、看极端小字的翻译工作并未中断，反而还可以继续。经医生指点，这是我的白内障加重过程中的表现，实际上白内障已从周边进展到晶体的核心，造成焦点前移，在短期内似乎还可以有一点近视力的改善。我就是利用这点残余近视力在进行着翻译，想起来，好悬呀！真是如履薄冰啊。
四
总医院地处武昌中心地段的洪山脚下，其西侧依次是著名的宝通禅寺和施洋烈士墓，对面是繁华的亚洲贸易广场。我平时不大上医院，好多年前因腰疾上过一次总医院骨科，今日的总医院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发展惊人。这次如果不是到眼科大楼外做心电图和胸透，我是看不到大医院的春运般的风景线的。随着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医院“自负赢亏”，“学企业搞承包”，“医疗产业化”的医疗改革的实施，总医院像武汉市其他著名的大医院一样，凭借品牌、管理、设施、人才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地盘一再扩大，一幢幢高楼平地拔起，新建了一流的雄伟宽敞的门诊大厅。
那天下午两种点一上班，肖静宁将我引到门诊大厅2层先做心电图，在工作台递交了申请单。诺大的候诊厅坐无虚席，待一个人起身进去检查时，我才坐下等候。我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才很快地作了心电图。我感到工作台叫号的医务工作者非常辛苦，不停地在叫喊着那一大叠单子上轮到的名字。我决没有想到做个心电图要等这样久，原来心电图不仅是为各内科系统服务，还担负着全院所有科室的心电图检查的任务，怎能不人满为患呢。
做完心电图再去门诊1层的放射科作胸透，这本来是十分快捷的事，那景象更加接近春运了。人们熙熙攘攘，紧张不安，重病号多。放射科位于门诊大楼的深处，候诊厅实在是够大的了，没有自然采光，嘈杂拥堵，空气很不好，很久我都没有找到坐位。特别是一些外伤病人都是用床推着来的，下肢吊的好高，有两、三个人陪同，急诊的多。轮到的人虽然有红色显示灯显示，但工作人员还是不停地呼喊着患者的名字，很是辛苦。我几乎是放射科的最后一名胸透者，到快下班时才即刻做完的。这一下午真正地经历了一场春运式的候诊，这冰山一角，这一个小小窗口，使我对当前大医院的人满为患有了一点切身的感受。
“这医院每天都像是春运”，这是肖静宁在药房大厅等候取药时，听一位候诊者说的，她感到这个说法真是生动逼真极了。医院越办越大，医疗资源越来越集中，病人越来越扎堆到大医院，医院无论怎样快速扩大，也是杯水车薪，永远也赶不上武汉市上千万常住人口、成百万的流动人口、还有不计其数的地市县、邻省的求医者蜂涌而至。看病难，看病贵愈演愈烈。这种医疗现象在别的国家里是不可思义的，我想我们实在不需要这样的特色。
五
单从武汉市的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同济、协和、人民、中南、总医院等等来看，通过“医疗改革”造就了设备完善、科室齐全、门诊住院条件优越的超级大医院。这些仅靠政策支持大发展的大医院政府并未投资，而医院每年净收入却均以亿计，少则个位数，多则两位数，同济医院居榜首。医院财源滚滚，医院很大程度上以创收、挣钱为目标，至使公立医院已改变了其公益的基本属性，必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医疗资源分配极端不公，百姓医疗权益无保障，看病难，看病贵。医疗乃民生大计，我国目前还有数以亿计的人口没有任何一点医疗保障。而少数人动不动住院，小病大养，用贵药，进口药，有的一住就是10年，为延续生命每天动辙成千上万元，有的个人的公费医疗耗费上百万。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反而成为医院的创收之源。那里还顾及职业伦理。以药养医，腐败丛生，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层出不穷。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矛盾激化，也使一线医生生命安全无保障，医生成为高危职业……。国务院有关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医疗改革基本失败的现实。
我所看到的总医院的春运般的候诊厅，完全是不足为奇的。列出几个数字就可以小巫见大巫了。据前6年的统计，武汉的同济医院已成为中南地区首个年门诊量突破200万人次的医院，每日门诊量超出5000次，这两个数字还在大幅度递增。更有甚者，北京协和医院单日门诊量突破12，000；北京儿童医院单日门诊量突破8，000。加上陪同的人，可以想像其紧张、期待、焦急、痛苦、拥挤、混乱之情景，与春运相比怎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我国是一个低福利、低消费的人口众多、贫富悬殊的经济大国，已进入未富先老的老年社会，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医疗保障严重缺乏。人们扎堆去超级医院求医，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难题，关系到人们的揪心揪肝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医改路漫漫，问题成堆，牵涉的面很广、很深，极其复杂，这篇小文无力谈及。现仅涉及加强基层医疗和中小医院的建设，使就诊分流的问题。我感到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分级医疗制度，是改变我国目前这种人满为患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有效途径，是医改的值得借鉴的不容勿视的他山之石。
六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人向世界展示了引以自豪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1200名医生护士走上伦敦碗运动场中心，摆出巨大的NHS字样，还有一排排病床边医护人员与患者温情交融的情景，引起人们的极大的兴趣和赞扬。NHS成为英国国家形象的代表。早在上世纪40年代英国就正式建立了“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 ,简称NHS）的医疗体系，这种医疗体系分为三个管理等级，第一层为社区基础医疗系统，第二层为社区全科诊所，第三层为城市综合性医院。NHS其核心就是全民免费医疗，并惠及合法进入英国半年以上的他国公民，如留学生等。国家将约占GPT的10%的资金用于NHS体系，其中75%用于该体系的第一、二级。
NHS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分级就诊，把首诊严格控制在基层，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按需要分级向上转诊，除急诊外，要求患者不能直接到二级、三级医疗机构就诊，基层首诊达90%。对转诊返回的患者首诊医生还要负责到底，实行连续性管理，追踪问效；二是医药分开，社区医生、诊所医生开了处方要到独立于医院的药房买药，杜绝了医药之间的不正当的交易。NHS体系深得人心，对居民的健康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谁愿意做社区医生、社区医生是不是具备首诊判断能力和负责到底的问题。在我数度到美国、法国探亲的过程中，得知社区医生与我国曾经有的工厂的厂医和农村的赤脚医生是完全不同的。社区私人诊所的医生是全科医生，都是受过严格的正规的长学制的医学教育的，并在大医院有实际工作经历。有的全科医生在大医院工作了若干年以后，有条件自己出来开诊所的医生，其水平和大医院的一样。法国开诊所的医生比在大医院工作的收入要高。国外做医生的高收入主要是指自己开诊所的医生，有些在大医院的教授，也可能开有自己的诊所，作为某领域的专科医生行医，例如每周有两天时间在自己的诊所上班。
发达国家一般都采用三级医疗体系，例如具体到法国的三级医疗体系名称是这样的。第一级：诊所（Cabine de Medecin），由家庭医生（Medecin Traitant）在社区开的诊所，负责处理初步诊断，开药处方，开检查处方，转到大医院检查都需要经过这级医生；第二级：小医院（Clinique，英文 Clinic）一般几十到100多病床，多为私人开的，能在小医院解决的就不转到大医院；第三级：大医院（Hopital，英语 Hospital），大医院是公立的，公益性的综合性的。
如法国的社会保险规定，每个享受社保的人都必须和一个社区医生（法语叫 Medecin Traitant，也有翻成家庭医生的）签订一个挂钩合同。社区医生一般是全科医生担任，相当于“守门人”。法国的看病流程是由挂钩的全科医生开了转诊推荐以后才能联系大医院去看病，这也需要先打电话预约时间，有时等候时间较长，除非是急诊可以直接去医院，其他的病都需要预约。可见医疗完全是分级、分散进行的。
难怪，我在巴黎大医院门前经过，规模都不是很大，与解放前的北京协和医院差不多。如经过巴黎繁华地段的某著名医院，女儿说这是法国总统曾住院的医院，感觉相当冷落，与街对面的咖啡吧的热闹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分级医疗得以实施，首先在于三个级别的医疗资源分配较为合理，首诊医生具备正确地，早期确定疾病的能力 ，能根据病情需要推荐到相应的上级医院作进一步的诊断治疗。患者只有拿到一封首诊医生的推荐信，再与大医院某专家教授电话预约看病，在规定时间到了医院的前台自报姓名和医生的名字，秘书查到后告诉你在哪里候诊，候诊的人不会多，时间也不会太长。法国的大医院没有门诊挂号之说，都是预约来的。对于病情紧急的患者，大医院不分国藉、身份、甚至没有钱也是要马上救治的。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一些差别：前年女婿回国时胸部有不适感，在某大医院专家门诊医院作了运动心电图怀疑是“冠心病”，马上要给他作“冠状动脉造影”以确诊， 因时间来不及做就回巴黎了，值得注意的是，虽未确诊专家却已经开了一大堆冠心病专用药物。我后来了解到，女婿在他的家庭医生那里就诊时，根据病情医生介绍他到上级专科医院做了“冠状动脉造影”这一特殊检查，排除令人担忧了冠心病。法国医生对于未确诊就让病人服药十分诧异，认为这是不符合医疗原则的。
我感到，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社会制度与我国不同，政府都是非常关注民众的切身利益的，特别是不惜高投入，使人人享有医疗保障的权利，并通过有效的分级医疗的实施，成为软实力的重要方面，给民众带来福祉，凝聚了人心，维护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稳定。对比之下，发人深省。可喜的是，我国近年来已把关注民生、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上日程。新一轮医疗改革正在兴起，希望能给广大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分享改革的成果，切实解决广大民众看病难、看不起病的严峻现实，以履行政府应有之责。
（2012-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