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南海争议逐步演变成一个全球热点问题，这一方面表现为部分声索国此起彼伏、难以遏制的海上单边行动，以及少数域外国家无事生非、别有用心地强势介入南海争议和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

另一方面，国际舆论、学术界也开始出现刻意歪曲南海历史和恶意抹黑中国南海权利和主张的奇谈怪论。这些以著作、报告或论文或是断章取义地利用中国学者既有的南海历史研究成果；或是以偏概全否定中国在南海享有的“历史性权利”；或是通过第三方机制裁定“断续线没有法律依据”进而否定中国对断续线内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甚至把中国在南海的正当维权行为描述为“海洋帝国的扩张”。

这些谬论和偏见、或“伪南海历史”，既见于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海洋界限”报告等官方文件，也体现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所谓“裁决”中，但更多的带有“系统性”和“颠覆性”的言论和观点则是散见于一些所谓南海问题“学者”的中英文著作之中。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违背历史事实的研究成果和声索国的伪造史料和地图，因为西方出版社和台湾地区繁体汉语出版机构的加持与放大，在国际上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和舆论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不仅在于对支撑中国南海诸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历史证据进行全面诋毁和选择性地歪曲，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又反过来被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别有用心地援引来为其本国的非法“南海主张”辩护和背书。

如果我们还原南海历史真相，就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经过“学术逻辑”论证的言论或观点，只是部分南海声索国及美国等国际上一些国家为达到全面否定中国南海权利主张历史及法律基础的目的，为实现自身在南海地缘政治利益或合法化其单方面非法主张及行动而刻意杜撰的“南海历史”或“虚假认知”。

我们还应当看到，随着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与域外势力在南海研究的历史与法律问题上的“合作”与勾连日益紧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认知战”“舆论战”“法律战”挑战已经非常严峻。回顾我国的南海历史研究，老一辈学者的辛勤耕耘，虽然留下了汗牛充栋的丰富史料和研究成果，但仍难免存在一些局限和遗憾：

一是研究视角和方法创新不足，未与国际南海研究前沿领域对标或接轨，特别是忽视了南海历史学和南海问题的基础性研究，以及南海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

二是史料挖掘不够全面和充分，尤其对近代西方航海文献与海图、近现代西方国家档案等第三方史料的挖掘利用尚存在拓展空间。

三是对国际上故意扭曲或带有误导性的涉南海历史研究未能及时有利有据和持之有恒地进行“消毒”和批驳。

四是历史研究与法律研究未能进行有效的融合与创新，甚至有时甚至相互割裂或自相矛盾。

推进南海历史研究，必须着眼与多学科融合发展，尤其是历史与法律研究的整合。新时代南海历史研究，应该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学科融合和学术创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面临着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没有哪个学科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二是没有哪个学科能脱离其他学科的支持单独发展。

也就是说，学术必须也只能在不同学科的交融汇合中实现突破和进步。推动南海研究跨学科交流和融合，从多学科视角审视南海问题，打通历史学、法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海洋学等等学科壁垒和学科鸿沟，促进相关领域的跨学科融合研究，这恐怕是当前基于历史和法律的南海研究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必由之路。

南海叙事构建和话语权建设是当前及今后中国有效维护南海权益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历史和法律视角还原南海问题产生的背景、揭露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周边国家侵占中国南沙岛礁的历史真相，以及美国南海政策演变的驱动因素。

同时对近年来西方舆论和学术、战略界不断炒作的“中国改变南海现状”“中国不遵守公约”“断续线和西沙领海基线是过度的海洋声索”等叙事进行有说服力的回应，并聚焦“战后国际条约对南沙和西沙群岛主权归属中国的秩序安排”“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荒谬和瑕疵”“伪南海史认知陷阱”“海洋法公约至上论”“历史性权利为公约取代论”等宏大叙事，并以此为契机，进行南海历史集体记忆的重塑和南海问题国际认知的构建，是当代中国南海历史研究学者和国际法学者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