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陈新璋先生新著《韩愈传》，受益颇大。陈先生此著云"传"，自是当然，韩愈其人其事，备细述来，详实而生动，读之甚是有趣；然我总觉得此书更属"评"，是细致深入的传记研究式的批评。其评得精当处，是常可以让人抚案叫绝的。
韩愈最让我们记得的，是他的倡导"古文"。面对浮华空虚的骈文天下，他中流砥柱，站出来疾呼之，实践之，为中国的文章写作开出一条健康的道路。
这条路是非常宝贵的遗产，一直延伸到今天，当然它常常也会被各式杂草淹没，需要我们时时记起韩愈，把杂草清去，让正道彰显。
陈新璋先生在书中专有一节，并拈出八个字来作为标题，这八个字便是："文从字顺，词必己出"。我想这八个字便可以作为文章写作之正道的高度概括，而我们今天常忘记，或最易被各式杂草淹没的，也就是这八个字。
我一直觉得，近年来我们学术文章的写作，有两大弊病：
其一，是喜欢用近译新词，且越艰涩生僻，越无人知晓或少人理解越好，当然也越有西方来头越好。常见一篇文章，本来并无新意，却搬出众多新词，摆满一纸，便觉非同小可，得意洋洋，自觉很是高深高雅高明，而且也确常能获此得意，因为刊物爱用。但若真要指着其中的新词问他一问，那本意究竟如何，他保不准就要答不上来，因为他文中用的就全不对头。
就我熟悉的文学方面的文章来说，近来最为多见的是用海德格尔，或者说是用陈嘉映先生，诸如"在场"、"被抛"之类，看过陈嘉映先生翻译的那本《存在与时间》，便知俱由此出。
德国的思想家们喜欢生造新词，一来是因为德文容易造词，二来旧词与旧观念常纠缠在一起，为着表达新的观念，造些新词，也实在是办法之一。德国的思想著作出奇的艰涩，故然有无奈的一面，然依我看，也有过求精确，故弄玄虚的一面。我们今天的学习西方思想，若真是学了新的观念，自然是好，但倘只是学了故弄玄虚，就要坏事了。
新词的使用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总要用得准确与精当，且要真的能活在文章中，真的活在文章中了，多半也就不会让人觉得玄虚了。
其二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今日信息爆炸，大量资料性、教材性或通俗性书籍的编写，需四处采摘，自是必要，但自署其著的的论文论著，也全无学术规矩，全无知识产权意识，全不顾做学问人的基本道德，把人家的东西据为己有，则就大谬不然了。可时下的风气似乎正如此。
我国社会科学知识产权问题实在严重，好象完全没有什么首创权之类，学术上的成功似乎更多靠得是强势或强力。某种新的见解，一不小心，便可能被化解在某些位置较高，容易在高层次刊物上发表文章，或精力较旺，能大批量泡制文章甚至大部头的人们手里，最初的创见倾刻就被淹没得无迹无踪了。
没有知识产权的学术环境，恐怕是很难产生真正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的。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仍然只是韩愈那八个字。韩愈之"文从字顺"正是针对着当时文章的卖弄与生涩来的；韩愈之"词必己出"，则正是针对着当时由魏晋延续下来的"抄"风而说的；咱们现在看起来，似乎也可以说就是针对着今天的故作高深和不讲知识产权而说的。
韩愈八个字，竟逾千年，直点着今日要穴，仅此一着，也足见其人之伟，其传当读了。
（发表于《博览群书》1997年第7期，《人民日报·理论版》1997年9月6日转载，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