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宋初期古文家对韩愈的再发现与发展，并形成了他们的韩愈观。由《旧唐书》与《新唐书》对韩愈评价的巨大差异可知，北宋初期是古文家韩愈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时的古文家通过批评宋初文风之弊重新发现韩愈，但由于关注焦点的差异而形成了以柳开和王禹偁为代表的两派韩愈观的分歧，并孕育了宋代文学与学术的萌芽。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的发展也为北宋古文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关 键 词：北宋初期 古文家 韩愈观 分歧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cient prose writers the Concept of Han Yu the divergence
韩愈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更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旗帜。韩愈的地位与价值以及宋人对于韩愈的重视，已毋庸赘述。韩愈对于古文运动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复兴儒学传统与文体复古两个方面，即儒学的“道统”和文学的“文统”。为此，宋代的韩愈研究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基于儒学的视角发掘韩愈对于儒学复兴与宋学发展的意义；二是从古文运动的视角揭示韩愈对于宋文发展的意义。本文侧重论述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的分歧以及对于宋文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同样是官修史书，对韩愈的评价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旧唐书·韩愈传》称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1](P4983)；而《新唐书·韩愈传》对韩愈却极力称颂。由此可见，在《新唐书》成书之前的北宋初期，无疑是重新认识韩愈的关键期。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曾论及宋文的发展历程，将北宋建立至欧阳修及第的70年间视为宋初，本文所论北宋初期即指此时期。
晚唐藩镇割据，五代政权颠沛，皇权衰微，世乱而道丧。《新五代史》云：“五代之乱极夫!……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第、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2](P369-370)五代之时社会动荡不安，儒家伦理道德毁灭殆尽，晚唐五代的文学主流也由中唐的崇尚礼教、重功利转而呈现缘情和娱乐化趋向。《旧唐书·文苑传序》主张“取名于今”、折中文质，“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1](P4983)，肯定承袭六朝的初唐文风，提倡重视词采、讲究律吕的文学观念。因此，在以骈俪为正统的五代，崇尚古文的韩愈遭到轻视也是必然。据《旧唐书》记载，韩愈文集并未收入《经籍志》，说明韩愈在五代的影响较弱。王禹偁曾指出，唐咸通以来，即在韩愈去世的30余年之后，以“六经”、“五常”为内容的文章不复流传。在晚唐至五代，随着韩愈古文观的失宠，韩愈渐为时人所遗忘。
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分裂的局面，但文风并未随着朝代的更替而骤变。宋初文坛上有一群自五代十国入宋的旧侍从文人，如由后周入宋的李昉、由南唐入宋的徐铉等，他们长于馆阁之作，人宋后皆受到礼遇，五代文风遂成为宋初文坛的主流。这引起了一些宋初文人的不满，《宋史·梁周翰传》载：“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果习尚淳古，齐璐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3](P13003)宋初最早反对五代文风者为“高、梁、柳、范”，其中，柳开是宋初提倡学习韩柳古文、反对五代文风的第一人。《宋史·柳开传》称：“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3](P13024)柳开以韩、柳之文为宗，并以改名来表示继承韩柳文统的决心，故在重新发现韩愈的价值中功不可没。范仲淹在《尹师鲁集序》中评价柳开“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4](P183)。《四库全书总目·河东集提要》曰：“今第就其文而论，则宋朝变偶俪为古文，实自开始。”[5](P1305)在柳开的时代，士人作骈文、应制文以博取功名。不满于此文风的柳开发现了有志于古文的韩愈，经过刻苦学习而“深得韩文之要妙，下笔将学其为文”，虽然诸父兄“惧其实不誉于时也，诫以从俗为急务”，但柳开“略不动意，益坚古心，惟谈孔、孟、荀、扬、王、韩以为企迹”，众人以为柳开得了“狂疾”[6](卷2)。柳开学作古文的经历与韩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习古文并非随波逐流，而是被时人视为怪癖。在韩愈“首唱古道”之时，“人未之从”[7](卷18)，时人多为应事作俗之文，几乎不擅长写作“淳然一归于夫子之旨”[6](卷11)的文章，他们对于韩愈“洞视万古，愍侧当世，遂大整颓风，教人自为”行为的反应是“始而惊，中而笑且排”，但是韩愈却越发坚定，古文之大业“终而翕然随以定”[8](P1)。韩愈首先明确古道的指向，即“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之道”，继而解释儒道的内涵，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8](P14)。其次，韩愈主张文辞与儒道并重，曾数次表明其“志于古”不仅出于好“其辞”，而且“好其道”[8](P155)，主张“学古道”且“欲兼通其辞”[8](P340)。《旧唐书·韩愈传》称：“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1](P4203-4204)韩文亦因文道并重、自成一家而得名。柳开以韩愈的继承者自居，在《答陈昭华书》中称：“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6](卷6)并且追柳宗元为祖先，以比肩韩愈为理想，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6](卷2)，表明柳开继承韩愈之道统与文统的决心。
在宋初韩愈的再发现过程中，也有为人们所忽视的人物，即智圆。李汉收集韩愈遗文“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8](P2)智圆《读韩文诗》云：“文不可终否，天生韩吏部，咤伪俾归真，鞭今使复古，异端维既绝，儒宗缺皆补。高文七百篇”[9](P82)，其所见韩文七百篇与李汉所言恰好吻合，柳开经赵先生指引所见韩文不过数十篇，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中称其所见韩文六卷，可见智圆为宋初见到韩集全貌的第一人。此外，智圆对韩文的推崇亦功不可没，他扫除了释氏学韩文的障碍，认为韩愈排斥佛老源于韩愈的儒生身份，摒黜佛老百家之说是遵守儒家义理的必然。同时指出释子学习韩文要结合佛家经义，认为“能行仁之道，巍巍乎有功，则可谓师韩矣”[9](P68)。
与柳开同时反对五代卑弱文风，主张学韩以重树古文理论的还有王禹偁、田锡、赵湘和孙何等古文家，但他们力学韩文的实践未能扭转文风，骈文俪辞的“西昆体”仍为时文的代表。在重道方面承续柳开的还有穆修，秦瀛曾言，纠正“五代骫骳之习，知以韩柳为宗者”首称柳开，“其后穆伯长继之”[10](P3)。《宋史·穆修传》载，“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其后，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修虽穷死，然一时士大夫称能文者，必曰穆参军”[3](P13070)，强调了穆修继柳开之后以古文反对“西昆体”，并将古文的星星之火传给苏舜钦等。此外，穆修还历时20余年搜集善本、校订整理韩柳文集，并求助于亲友筹资刻印，在京师相国寺售卖传播。《四库全书总目·穆参军集提要》云：“宋之古文，实柳开与修为倡。然开之学，及身而止。修则一传为尹洙，再传为欧阳修，而宋之文章于斯极盛，则其功亦不鲜矣。”[5](P1308)较之于柳开作为尊韩的先驱，穆修的功绩一方面是校印韩集，另一方面投身于韩文的传播，而且将古文写作传统传承给尹洙、苏舜钦乃至欧阳修等人。
除了柳开、智圆、穆修对于韩愈文集的发现与推广外，“尊韩”是存在于北宋初期古文作家中的普遍现象，比如，田锡主张文学韩柳，亦称赞“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11](P382-383)；姚铉《唐文粹》序曰：“唯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辅轹，首倡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颜、孟，斯得之矣。”[12](《序》)孙何称赞韩文“续典绍谟，韩领其徒”[13](P747)，王禹偁称赞孙何之文时云“皆师戴六经，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韩柳之徒也”[7](卷19)。
此外，北宋初期的古文家还分析了文弊的成因。赵湘、孙何、穆修等古文家指出：宋初“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导致了士子以时文作为追逐禄位的跳板，引起了文风、世风之弊。王禹偁在《送谭尧叟序》中指出，“古君子之为学也，不在乎禄位，而在乎道义而已。用之则从政而惠民，舍之则修身而垂教，死而后已，弗领其他。科试已来，此道甚替，先文学而后政事故也。……是以取士众而得人鲜矣，官磅多而政声寝矣。”[7](卷19)他们指斥今世士子盲从内容浅近、华靡浮艳的骈文，使写作古文者备受排挤和诋毁，并认为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成因是“盖古道息绝，不行于世已久”[11](卷2)。由晚唐五代韩愈被沉没的现象，结合晚唐五代的文风以及动荡不安的政局可知，政统不复而导致晚唐五代乃至宋初文统与儒家道统的缺失。
北宋开国以来，政通人和，百废待兴。政统的重新确立为儒道和文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保障。经过北宋初期古文家对宋初文弊的改革探索，韩愈被奉为改革文风的旗帜，尊韩成了改革文风的前提与基础。
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为了解决时文之弊和士子追名逐利的世风之弊，继承并发展韩愈的文风，主张恢复古道与古文传统。正如梁道礼所言，由于古文创作的出发点不同，宋代古文运动存在两条路线：一是从儒家信仰出发；二是从古文的内在出发。前者出于儒家信仰，所以将文局限于“六经”；后者则寻求古文的长久发展，将古文推向前进[14](P46)。其原因则如祝尚书所言，宋代古文运动本来就是对中唐古文运动的继承、改进与发展[15](《引论》)。韩愈的古文运动包含两个体系：一是儒教复古：二是文体复古[15](P25)。可见由此指明了韩愈与宋代古文运动存在的实际问题。以柳开为代表的古文家认为文弊主要在于道的缺失，主张以恢复古文的道统为要务。具体言之，就是要行圣人之道，效圣人之文。首先，柳开主张儒道的纯粹化。柳开“尊崇扬雄太过，至比之圣人”[5](P1305)，并且继承了扬雄的文学观，将其发展为排斥百氏、佛老、局限于“六经”之文，以司马迁“著书而多离于夫子之旨”为耻[6](卷2)。在《答陈昭华书》中，他以夷夏比老佛之于儒家伦理道德，称“百子乱，老、佛惑，圣人世不容”，“且圣人之道泯昧也久矣，孤而复危，岂足胜释、老、杨、墨众之为害哉”[6](卷6)，表明他纯洁儒家道统、反对离经叛道的决心。
其次，柳开主张文道合一。在学韩之初，柳开曾兼顾韩愈的“道统”与“文统”，但综观柳开的理论，他未能将兼顾“道”与“文”的观点坚持下去，转而认为道与文皆出自圣贤，主张“文道合一”论而步入歧途[15](P22-24)。柳开认为，学古圣贤之道，便有其文，道即是文，文即是道。他在《答臧丙第三书》中曰：“经圣人之手者，文无不备矣。文苟不备，则不得为世之法也，何足为圣人乎?”[6](卷6)柳开称其“专于政理之文，是我独得于世而行之”，表明其旨趣不在文学之辞章，而韩柳文标榜辞章，所以柳开对韩文始尚后弃、转向彰明儒道之文。柳开在《东郊野夫传》具体阐释了他为文转向的原因：“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真，海之容纳，经之所出，乃作《天辨》、《海说》、《经解》三篇，大能摭其事而证其非，昔贤之所不能及者也。既而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为式。或曰：‘子何始尚而今弃之?’对曰：‘孟、荀、扬、韩，圣人之徒也。将升先师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吾以是耳。’”[6](卷2)
再者，柳开学韩并不彻底，而是更多地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论，但他对于道的认识又十分粗浅。起初只是“自纳于圣人之道焉，亦不敢遽然至于此也。本在学为文章，望乎述作者之畛域，脱离浮靡，冀其一二之大者焉”[6](卷6)，后来其所作文章得到更多的认可，增强了他复兴儒道的信心。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是柳开树立了更为远大的理想，“有包括扬、孟之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追慕周、孔，不满足于仅学习韩文，柳开还认为这种转变源于自己的成熟，他在《答梁拾遗改名书》中云：“幼之时所以名者，在于好尚韩之文，故欲‘肩’矣。逮今长而成，所以志者，在乎执用先师之道也，故亦将有所易矣。”[6](卷5)柳开认为，发扬儒道，须由肩韩愈更进一步，所以更名为“开”，意欲“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涂字之，表其德焉”[6](卷2)。在柳开学韩文始尚而后弃的过程中，充斥着其复兴儒道事业的野心。实际上，韩愈对于柳开的意义不在于韩文，而在于复兴儒道的精神力量。
赵湘的古文观念与柳开强调儒道的旨归桴鼓相应。赵湘在《本文》中指出，文之本在于圣贤之心，即仁、义、礼、智、信、孝悌之道。文之关键即固本，固本的途径在于“以其心之道发焉文章，教人于万世”[16](卷4)。他反对背弃根本、远离道德、无益于教化的玩物之作，力主恢复以道德仁义为内容、根源于政统的儒家之道，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本于“六经”的文统。赵湘其文，“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观之，大抵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虽源出姚合，实与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其古文亦扫除排偶，有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非五季诸家所可及。沉埋晦蚀几数百年，今逢圣代右文，复得掇拾散亡，表见于世。岂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气终莫可掩欤!”[5](P1307)表明了赵湘的古文创作既有韩门余风，又脱离了姚合之弊。赵湘对扬雄的称誉与柳开相似，故其与柳开论文旨趣相近。赵湘发展韩文并非是易道易晓之路数，而是有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风。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文“与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但是从他继承扬雄、李翱、皇甫湜、孙樵之遗风来看，其文难脱艰涩窠臼。对扬雄的推崇与过誉，显然不是柳开或赵湘个人的喜好，而是“北宋儒者所见如斯，不能独为湘责，知其所短则可矣”[5](P1307)，可见在北宋初期实有一股崇尚扬雄的风潮。
智圆接续柳开，将韩愈之道发展为“仁义五常”说。智圆虽然为佛门中人，亦熟知儒家理论，他“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古文，以宗其道”[9](P27)。智圆受柳开、穆修的影响，认为“古道”即“圣师仲尼所行之道”[9](P69)，主张为文应“根柢仁义，指归道德”[9](P62)，并且将立言、立德、立功称为文之道。智圆进一步指出，有意为古文者，必须研习“五常之道”，使道得于心，化为文章，施行为教化，便可以起到“救时之弊，明政之失”的作用。他反对“淫词媚语，声律拘忌，夸饰器用”[9](P62)、无补于教化的文章。智圆在维护儒家之道、强调文章要有益于教化方面，同于柳开之说；在强调古文“非止涩其文字，难其句读”[9](P69)之时，与柳开最初的“古文非在词涩言苦，令人难读”[6](《卷1》)、王禹偁的“易道易晓”主张相近。可见，智圆虽为佛门弟子，却熟知儒家理论，在倡导古文与古道方面与古文家们并无二致。通过柳开、赵湘、智圆等古文家对古道的探索，以仁义道德为内涵的儒家之道得到了北宋初期古文家的广泛认同，可以视为宋初古文家完成了修复儒道的时代使命。
尽管尊韩与复兴儒道是北宋初期古文家的共同主张，但古文家们的观点却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王禹偁与柳开的不同在于，柳开以儒道的卫道者自居，认为自己是“续韩、孟而助周、孔”的继承者，故要致力于“破昏荡疑，拒邪归正”[6](卷首)，强调儒道之统序和纯粹性，以恢复儒道的统治地位。正如卢文弨在《新雕柳仲涂先生河东先生集序》中云，将柳开视为符合周孔之进取狂者、希圣贤人，认为他是“古圣贤垂世立教之心得以绵绵绳绳，相继于不坠”[10](P1)的继承者。王禹偁则强调儒道在道德层面的意义，主张儒道的实用性，重视儒道对于富国安民的作用，“不独专其利，亦将求其义；不独富于国，亦将安于民矣”[17](卷13)，强调儒道要有益于百姓苍生，“道将行乎，位将至乎，圣主得其贤乎，苍生得其福乎”，“达古今之变通，极天人之奥妙”，致力于以儒道治国安邦，“合乎皇王之道，在乎经纬之谋，引而伸之，宜其相大君而化万国矣”[17](卷13)。与柳开不同，王禹偁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其文学观上，即继承韩愈文体革新的精神，纠正文风之弊，促进古文健康发展。
在文的方面，以王禹偁、田锡和孙何为代表的宋初古文家突出地肯定了文的价值和地位，更多地发展了韩愈为文的观点。文不再是韩愈时期的圣贤不得已而为之，而是“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证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13](卷2)。宋初古文家发展了韩愈对“六经”的重视，对文统展开了探索，主张文除了要表现仁义道德，有利于教化之外，更要符合文学自身的特点。柳开的古文主张以维护道统为重心，以“文章为道之筌”，“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6](卷5)。柳开强调文章对于传道的作用，却忽视了文辞华美是文学自身的特点，对骈俪文风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样的古文取向也反映在姚铉的《唐文粹》中。《唐文粹》的选文标准是“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14](《序》)，对文辞华美的四六骈文与近体诗一概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姚铉如此选文的原因在于：“非不究心于声律者，盖诗文俪偶，皆莫盛于唐。盛极而衰，流为俗体，亦莫杂于唐。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体例如是。”[5](P1692)这表明，姚铉重视文章有补于世、有益于“道德仁义”的教化方面。此外，姚铉还指出，韩愈在唐代能够“超卓群流，独高邃古”的原因在于他“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其贡献在于“首倡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其道承“先圣孔子”[12](《序》)，故其文可继颜、孟。
北宋初期最为重视文学自身特点的古文家非王禹偁莫属。《四库全书总目·小畜集提要》称“宋承五代之后，文体纤俪，禹偁始为古雅简淡之作”[5](P1307)。王禹偁在《答张扶书》中指出文的作用在于传道而明心，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他对于韩愈的发展还表现在古文的表现形式方面，认为韩文“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再“辅之以学，助之以气”，即可成为“近世为古文之主者”[7](卷18)。实际上，“六经”之文对于宋人而言已是艰奥难懂，韩文也不乏奇怪之语，王禹偁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标榜韩文，提倡明白晓畅、平易自然的文风。与柳开的不同首先表现在，柳开是理论先行，其古文创作仍然艰涩，而王禹偁的古文理论与创作紧密结合，多为明白晓畅、自然之文。其次，柳开“尊崇扬雄太过，至比之圣人，持论殊谬”[5](P1305)，即其文亦如扬雄，充斥着神秘意味、言辞艰涩。跟随王禹偁学古文的后生张扶亦受到柳开的影响尊尚扬雄，王禹偁在《再答张扶书》中曾严厉批评道：“子之所谓‘扬雄以文比天地不当使人易度易测’者，仆以为雄自大之辞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为法矣。……雄之《太玄》既不用于当时，又不行于后代，谓雄死已来，世无文王周孔，则信然矣；谓雄之文，过于伏羲，吾不信也。仆谓雄之《太玄》，乃空文尔。今子欲举进士，而以文比《太玄》，仆未之闻也。”[7](卷18)王禹偁极力破除对扬雄的迷信，认为《太玄》是空文，言辞艰涩难懂，多为自大之言。这对于遏制怪奇艰涩之风，促进平易自然的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田锡上承王禹偁，更加关注文学创作的规律，他认为韩、柳“萌意措辞，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1](卷2)，使读者能够“警心于邪僻”。并且以韩愈、皇甫湜对李贺的肯定证明艳歌“不害于正理”。田锡主张，“其文雅正，其理渊奥”之文是文的常态，个性张扬、富于文采是文辞的变体。此外，他还主张“心与言会”[11](卷2)，认为文是情感的表达。在复兴儒道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独特价值没有被抹杀殆尽。田锡仍能关注文学的自身规律，这对于宋代文学的长久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孙何受韩愈以及王禹偁等古文家的影响，论文亦强调教化作用。《宋史·孙何传》云：“笃学嗜古，为文必本经义，在贡籍中亦甚有声。与丁谓齐名友善，时辈号为‘孙丁’。王禹偁尤推重之。”[3](P10097)王禹偁在《送孙何序》中评价孙何其文“皆师戴六经，排斥百氏”，称赞孙何为“真韩柳之徒”[7]。孙何的言论都是坚定地发自儒家立场，他在《上杨谏议书》中指出，“源经范圣、指仁写义”为“道”，其文“必将振拔尧舜周孔”，更强调文章的地位，称文章是“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是“炳天蔚地，括群品、贯五常之器”，“夫文之隆浅，系乎王政之厚薄”[18](卷88)。孙何对于儒道与文统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柳开一派与王禹偁一派古文家之间的分歧，促进了北宋初期文统的重建。
五代至宋初的文风之弊，激发了北宋初期古文家深刻的问题意识，他们发现了文风之弊背后的问题在于缺失的儒道与文统，他们肩负宋人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致力于复兴儒道、修复文统，在求索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被雪藏的韩愈，并且意识到韩愈是修复儒道与文统的旗帜。他们积极整理韩文、极力鼓吹韩愈的古文古道，对于宋初文风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堪称宋代古文运动披荆斩棘的探路者。
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分为两派：一派以柳开为代表，强调恢复韩愈的道统，即以道德仁义为内容、根源于政统的儒道，但其文艰涩险怪；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在崇尚儒道的同时关注文学自身的特点，倡导易道易晓的文风。北宋初期的古文家虽以韩愈为旗帜，复兴道统和文统，但韩文在宋初尚未形成社会风气，因而未能完成改革宋初文风的任务。尽管如此，他们在古文推广，修复缺失的道统，强调文的地位以及重新建立古文规范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具有披荆斩棘的开拓意义。随着柳开、王禹偁以及孙何等古文家的相继去世，文坛缺少继续推进文风改革的主力，尽管有从学于穆修的尹洙、苏舜钦等，但由于柳开等人在理论和创作中的失误，骈文势力重新崛起，“西昆体”成为文坛盟主。期间虽有穆修等古文家艰难地推行古文，尚不足以扭转宋初的文风。
从宋初穆修校订刻印的韩柳集之售卖的情况来看，韩集在当时并未广泛流传，社会影响力还很有限，致使古文未能取代时文，文坛上盛极一时的仍然是骈俪的“西昆体”。此后，真正给“西昆体”以致命打击的是承续柳开一派的石介。石介师事孙复，孙复是宋代理学先驱、“泰山学派”的代表人物。石介继承了孙复的文风，一方面鼓吹“道统”，一方面则以古文攻击“西昆体”。此外，石介官居国子监直讲，其险怪的创作风格及其对“西昆体”的偏见，对太学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艰涩险怪之“太学体”的形成。作为石介的朋友，欧阳修在《与石推官第一书》中对石介曾有中肯的评价，“近于京师频得足下所为文读之，甚善。其好古闵世之意，皆公操自得于古人，不待修之赞也。然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19]。他认为石介对杨亿的批评太过偏激、有失公允，亦反对石介的险怪文风。苏辙在《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提到欧阳修在古文革新运动中彻底打击了“太学体”，并指出欧阳修对于宋代文风健康发展的关键意义：“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凡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榜出，怨谤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20](P2713-2714)欧阳修知贡举并担任考官，以行政手段彻底摧毁了“太学体”，从而扭转了当时的文风。欧阳修积极调和北宋初期古文家韩愈观的分歧，宋代古文运动的道路开始由曲折步入平坦。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对宋初文风即古文运动的影响。韩愈是唐宋文学乃至学术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北宋初期的古文作家重新发现韩愈，为北宋中期古文运动提供了经验。王禹偁一派高扬文的地位，对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以柳开为代表的古文家对于文辞的忽视而引起的险怪文风导致了宋初古文运动的曲折发展，但也反映了宋代学术散文的滥觞，为宋代散文的风格化做出了重要的尝试。综合来看，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的分歧孕育了宋代文学与学术的萌芽，为后世文学及学术冲突与融合的预演，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准备阶段，并为北宋中叶古文运动的顺利完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