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韩愈继承了杜甫在长篇古诗中将写人和记事紧密结合的表现方式,通过古诗的散句化深入挖掘其叙述的潜能,进一步发展了在寄赠酬答类题材中提炼自我形象和描写人物的创作艺术。其中与各类人物交往的作品既生动传神地描绘出世情百态,又最能显示出韩愈本人“疾恶甚严,爱才若渴”的性情面目。其创新意义在于扭转了大历以来应酬诗日渐空洞单调的趋势,并为抒情诗开出了借助人物刻画以刺时述怀的创作路向。
关键词：寄赠酬答;长篇古诗;性情面目;人物描写
叶燮《原诗》认为古代大诗人中诗歌能“全见面目”者仅陶潜、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五人,“此外面目可见不可见,分数多寡,各各不同”[1]。他所谓“面目”主要指诗人在诗里显露的胸襟性情以及鲜明的个性特征。这是叶燮评价诗歌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清代诗学中的一个重要创获。但是仅就叶燮所标举的这五大家而言,各家能见面目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当代学者而言,如能具体地阐释每位大诗人能“全见面目”的创作肌理,也是深化古典诗歌研究的途径之一。
韩愈的个性之鲜明,史传早有明文记载。但以往研究韩诗多聚焦于其好奇求险的诗风,罕见关注其性情面目者。本文以为韩愈的独特个性虽然是完整地显现在其全部作品之中的,但从他刻画各类人物和世情百态的一类古诗最易见出,这类诗往往在与各色人物交往的过程中毫无避忌地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同时也坦率地展现出诗人自己微妙的心理活动,与他那些浪漫奇险的诗歌同样是其古诗中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韩愈对人物百态的描写,有助于了解韩诗能“全见面目”的原因。
一、中唐以前诗歌中的人物描写
《诗经》《楚辞》所确立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以抒情为主,极少有人物世态的客观描写。汉乐府虽然有不少写人写事的叙事诗,但以少数人物和场景反映社会问题为主,只有《陌上桑》《羽林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样篇幅稍长的作品能勾勒出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但在此后的诗歌发展中并未形成传统。这与汉魏以来以叙事为主的诗歌迅速减少有关,因为以上着重于人物刻画的诗歌,多与“事”的记述结合在一起。而从魏晋以后,诗歌以抒情为主,虽然“人”也是诗歌的重要元素,与情和景不能分离,但抒情诗里的人物,首先是作者自己,除了陶渊明以外,魏晋南北朝诗歌中极少有面目鲜明的作家,即使是阮籍、鲍照、庾信这样能够深入内心世界的大诗人,也往往将个人形象隐藏在各种比兴、典故和各类藉以托喻的人物场景后面。比兴因为只注意比兴形象和比喻意义的对应,不重比象自身的刻画,本来是不容易表现诗人个性的。陶渊明之前,阮籍使用比兴最多,也最集中,但他的比兴寓意主要是象征时代环境和政治氛围,对于凸显诗人个性的作用有限。而陶渊明诗能“全见面目”,则因为陶诗的比兴绝大多数取自于田园生活中的常见景象,对于表现他的处境和人格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比兴达到人格化的高度,是陶诗能够充分凸显诗人性情面目的重要原因。
其次,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各色人物都是作者藉以抒情的对象,例如咏史诗虽取材于历史人物,但一般都因事件的某种性质或人物的某种行为引起作者的咏叹,以抒发感想和评论为主;闺情诗往往以女子为描摹主角,尤其齐梁以后的闺情诗不少在女子的外貌妆饰等方面不惜笔墨,然而都是为了烘托闺怨乃至艳情,关注点也不在人物的个性特点。六朝最多的应酬赠答这类人际交往之作,本来以赞扬对方的经历、地位、才华、功绩等为题中之义,有较大的人物塑造空间,却限于对酬答对象的礼仪性恭维,极少见到生动的人物描写。至于南朝时兴起的山水诗,由于以人与自然的合一为基本主旨,最多见的人物如山人、隐士、樵夫、渔翁一类,都成为大自然风光的点缀;边塞诗中的侠少、将军、戍客、征夫,也都成为抒发功名理想或咏叹边愁的类型化人物。
诗歌中的人物描写兴起于盛唐,李颀首先在赠答送别诗里发现了刻画各类人物的空间。他因交游极广,赠人送别之作在诗集中占十之七八,角度多着眼于对方的命运遭际,有的五古和七言歌行已经能描绘人物的外貌和性格特征,以简笔写意见长。如写陈章甫的坦荡豪爽,张旭的豁达狂放,梁锽的倜傥不羁,三言两语便形神毕现,但这类作品还不算太多。而在李颀之外,多数盛唐诗人还是着重在景物描写,即使题咏人物,如王维的《济上四贤咏》《西施咏》《老将行》《洛阳女儿行》等,也主要是藉以比兴寄托;李白的赠人送别诗数量极多,但因大多着眼于自己的离情或眼前景物,只有个别写神仙或闺情的诗篇会涉及外貌,所以也罕见生动的人物描写。
盛唐诗人中,杜甫的人物描写是最为丰富多样的,取材也最广泛。他结合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个人经历,展现了从帝王后妃到官僚士子和普通百姓等各色人物在大动乱中的命运,从各种不同角度写出自己对这些人物的观察和思考。尤其是以《八哀诗》为代表的五古长篇,开出了全面记述人物经历、事迹、品格的先例,犹如诗体的行状[2]。同时,杜甫还善于在与某些人物的关系和交往中显现出自己的性情面目。其笔下形象特征较为鲜明的人物大致有三类:一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亲人中写得最生动的是他的小儿女,如《忆幼子》《遣兴》中聪明可爱的“骥子”,《彭衙行》中“强解事”的“小儿”,累得“烂漫睡”的“众雏”,《北征》中学母化妆的“两小女”,不但写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的形貌情态,也凸显了诗人自己的慈父面目。挚友中写得最动人的是李白和郑虔。在杜甫记述和怀念李白的多首诗里,他不但对李白一生的命运、遭际、才华、成就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且传神地概括了李白狂放豪逸的性格,以及晚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3]的形象;郑虔在他诗里,既是一副“樗散鬓成丝”[4]“时时乞酒钱”[5]的潦倒相,又是“才过屈宋”“德尊一代”的“老画师”。而诗人对郑虔被贬为台州司户后“呼号傍孤城”“眼暗发垂素”[6]的想象,又正见出他自己对友人生死不渝的至情至性。
二是杜甫在新题乐府中涉及的一些人物,由于这类诗以记事为主,汲取了汉乐府通过片段场景、人物对话以反映重大时事的表现原理,而且心理描写远比汉乐府细致丰富,因而塑造了不少令人下泪的人物形象,如《新婚别》中深明大义的新娘;《石壕吏》中“急应河阳役”的老妇;《垂老别》中暮年从军的老翁;等等,就连《哀王孙》里流窜荆棘之中的落难王孙,也都栩栩如生。
三是诗人平生在不同境遇中接触过的各类人物,虽然交往有疏密之分,但凡是给诗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往往形象刻画也分外鲜明,尤其是那些在杜甫落难时接待过他的故人,如《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中为给大病初愈的诗人补养身体,而“向市赊香粳”的王倚,《彭衙行》中热情安顿杜甫全家的孙宰,其为人的厚道和周到都在叙事细节中见出。而对比较仰慕或熟悉的人,则不限于一事一景,能将其经历遭际和性格的关系写得更为复杂,如《八哀诗》写李邕的才学、书法成就、以及人品,赞美其在“武后朝”敢于“面折二张势”的凛然正气,同情其因仇人告状而“放逐早联翩,低垂困炎疠”的不幸遭遇,指出李邕耿直磊落的性格是“忠贞负冤恨”的根本原因[7],鲜明地刻画出这位盛唐名家才高气盛而又不遇于当世的形象。《可叹》写王季友因“贫穷老瘦家卖屐”而被妻子抛弃[8],却得到太守李勉礼敬的境遇,既深入到王季友恐惧为俗人耻笑的心理,更衬托出李勉的好贤敬才、善解人意的磊落胸怀。从杜甫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又可见出其待人诚笃恳挚的天性。
杜甫将描写人物作为在五古和七古中展开叙述的一种方式,其涉及人物形象之多样,刻画性格之丰富,在中国诗歌史上不但是首创,并且为后人开启了以诗歌写人的多种表现艺术。杜甫之后,大历诗以近体为主流,古诗数量很少,但是少数主攻古体的诗人如韦应物、顾况等,也曾在少数题材中涉笔人物描写,尤其是一些关于神仙想象的古诗,将道教故事搬入诗歌,将神仙凡俗化的结果[9],往往会写出一些生活化的神仙的形象,虽然还谈不上性格的刻画,然而对人物的外貌和动作言语有所关注,也为世俗人物的描写提供了某些经验。
通过以上简略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唐以前的诗人虽有极少数以写人物见长,但基本上没有形成描写人物的传统,于是杜甫便成为一个特例。杜甫将写人和记事紧密结合,利用五古和七古适宜于叙述的表现原理,着重描写各类人物的鲜明形象,通过待人接物的思考和态度表现出自己的性情面目,这些均为韩愈所继承,因此韩诗写人的成就和特色主要应溯源到杜甫,这也是考察韩愈追步杜甫并加以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角度。
二、韩愈的“疾恶甚严”及其对僧俗人物的描写
叶燮认为:“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稜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10]这段话简要形象地概括了韩诗中所见韩愈的个性特征。“疾恶甚严”其实正道出了韩愈“骨相稜嶒”以及“进则不能容于朝”的原因,“骨相”谓骨格相貌,即从里到外的气质神情。“稜嶒”即“崚嶒”,叠韵联绵字,本形容山貌,叶燮用“稜”字,更显出韩愈性格的棱角不平,锋芒毕露,不能随俗俯仰,也自然不能为朝廷世情所容。这确是韩愈个性中最突出的方面,最容易从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中见出,尤其是他所“俯视”的那些僧俗人物。
韩愈所俯视的僧俗人物,主要包括僧人、道士和官场人物这几种。韩愈排佛坚决,对僧人也毫不留情面。例如《送僧澄观》[11]是一首七古赠别诗,这类题材为礼貌起见,一般都要对送行的对方说几句好话。澄观在泗州建僧伽塔,在常人看来是功德,此诗却一开头就指责佛教建寺造塔、争夸奢靡,是扰乱天下:“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直刺澄观动用了越商胡贾赎罪的无数“珪璧”,将僧伽塔造得高入云霄。接着回忆韩愈当初在汴州时,听往来贤俊都称澄观“公才吏用当今无”,而且“人言澄观乃诗人”,虽然没见其本人,已产生了“我欲收敛加冠巾”的想法。仍然没有一句赞扬,反而想让澄观加头巾还俗。最后写澄观到洛阳来访,诗人的用词也颇微妙。例如形容其敲门是“丁丁啄门疑啄木”,显得小心翼翼,诗人所用口气则是“有僧来访呼使前”,明摆着并不欢迎。见面时则化用《后汉书·李固传》,把本来是赞人“貌状有奇表”的“顶角匿犀”,说成是“伏犀插脑高颊权,惜哉已老无所及”的一副衰态。从见面到送客,待这位名僧毫无敬意。从这种怠慢的态度,不难看出韩愈对僧徒的憎厌以及丝毫不留情面的直率。而对澄观的描写则是虚实相生,其昔日的诗才、吏干、名气都以传闻侧写,最后只以寥寥几笔勾勒其相貌特征,一个衰惫老僧便立现眼前。
《送惠师》[12]和《送灵师》[13]都是五古长篇,既能刻画出这两位僧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又在韩愈对待他们的态度差异中显示出诗人始终如一的真率。惠师的特异之处在于“乃是不羁人”,所以此诗先用大量篇幅渲染其在四明山出家之后,登天台、窥禹穴、访瓯闽、临浙江、攀峨岷、诣庐山、往罗浮、观南海的游历,在名山大川的描写中,突显出惠师上观星辰、下视沧波的豪迈志向和超尘脱俗的清逸气质。然后写他“自来连州寺,曾未造城闉。日携青云客,探胜穷崖滨。太守邀不去,群官请徒频。囊无一金资,翻谓富者贫”,可见前面着重写其探幽寻胜的兴致,正是为了烘托惠师的不慕荣利、不肯交接官府的散淡襟怀。而韩愈对他的态度也与对澄观大不相同:“昨日忽不见,我令访其邻。奔波自追及,把手问所因。”一日不见,竟然令人寻访,而且不怕奔波亲自去追问原因,可见韩愈对这位僧人何等另眼相看。然而在听了惠师自述还想去游览潇湘、嵩洛和华山的打算后,诗人当即表示:“吾言子当去,子道非吾遵。江鱼不池活,野鸟难笼驯。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韩愈虽然欣赏惠师的狂放真淳,但也厌恶其一味游惰,因而这种游放山水看似清高,实则是一种愚昧,这种无法教诲的野鸟,也是韩愈所不以为然的。所以他在明言对西方教的非议之后,又进一步申述了自己与惠师的“异趣”。对惠师的这种复杂态度以及决然相别的语气,充分显示了韩愈刚直坦率的真性情。
《送灵师》前半篇历数灵师涉书史、通文墨、爱围棋六博,好斗诗饮酒,颇善嘲谑,甚至“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已经写出一个颇富才情的花和尚形象。随后重点记述他在瞿塘峡落入漩涡的一次遇险,侥幸逃生后却并“不挂怀”,继续“冒涉”“寻胜”,以突出其“逸志不拘教”“生死随机权”的放达。后半篇写灵师游历南方州府,处处受到礼遇,尤其在林邑、桂岭、韶阳这样的“逐客”聚集之地,更是被频频招请,争先迎候。韩愈既贬到阳山,也和这些逐客一样,“吾徒颇携被,接宿穷欢妍”,可见这位灵师不但以“纵横杂谣俗,琐屑咸罗穿”的谈吐满足了众多贬官“听说两京事”的需求,而且和大家处得“还如旧相识”,十分投机。所以韩愈为灵师出于佛门而深感遗憾:“材调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尽管对灵师的印象好过惠师、澄观之类,他依然认为这样的人才不该是佛教中人,应加以打磨,敛入儒道,加以巾冠,为社会所用。所以此诗开篇就是指责当局纵容佛教的大道理:“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夫日失隶,朝署时遗贤。”诗人对灵师的惋惜之意也在这毫不客气的批评中见出。
由以上三首诗已可看出韩愈笔下的僧人之所以能显现出不同的面目,与诗人善于在待人接物中通过自己分寸不同的褒贬,突出对方最主要的特征有关。《送文畅师北游》同样如此,文畅既不同于澄观的吏能干才,也不同于惠师的放浪山水和灵师的出众材调,而是专好搜求名人之作。韩愈便借回忆自己在四门馆时,文畅来求序的一段对话,暗讽此僧结交文人缙绅以自求声誉的毛病:“荐绅秉笔徒,声誉耀前阀。从求送行诗,屡造忍颠蹶。”然后直截了当地告诉文畅,自己当初给他写序的目的:“谓僧当少安,草序颇排讦。上论古之初,所以施赏罚。下开迷惑胸,窙豁株橜。僧时不听荧,若饮水救暍。”[14]说明所写《送文畅师序》对佛教颇多排斥攻讦之词,就是为了像以刀断树一样,让文畅豁然开通,明白圣人之道。文畅当时似乎已经明白,但分别以来,还是老样子,所以接着质问他“胡为不自暇,飘戾逐鹯鷢”?并再次劝他“开张箧中宝,自可得津筏”,还俗报效国家。文畅喜好文章的动机之俗,以及韩愈对其为人的腹诽,都可以从诗中直白的语气中感知。
韩诗中僧人形象颇多,韩愈对其可取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肯定,正如方世举所说:“文畅喜文章,惠师爱山水,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则乐其近于人情。颖师善琴,高闲善书,廖师善知人,则举其闲于技艺。灵师为人纵逸,全非彼教所宜,然学于佛而不从其教,其心正有可转者,故往往欲收敛加冠巾。”[15]此外,韩愈为贾岛开还俗之路,视盈上人为不可教化,质问僧约:“汝既出家还扰扰,何人更得死前休?”[16]都毫无顾忌地表现出自己对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但无论其褒贬如何,最终都要归结到排佛劝化的主旨,这又充分表现出韩愈疾恶如仇的鲜明性格。
由于中唐肃、代、德、宪诸帝均迷信道术,有的甚至因饵药弃世。士大夫相信神仙灵迹的也越来越多,韩愈对一般蛊惑大众的道士尤为切齿痛恨。除了《石鼎联句诗序》中的轩辕道士为韩愈假托,《送张道士》赞扬一位身着道士服的隐士为国家可用之才以外,其余有关的诗篇大多极尽挖苦之能事。如《谢自然诗》中白日升天的女道士谢自然,被韩愈斥为“感魑魅”“恣欺谩”,并以一番人生大道理对“郡守惊且叹”“甿俗争相先”的愚昧投以辛辣的嘲讽。[17] 《华山女》中的“黄衣道士”为与佛寺争夺信众,竟然让女道士假扮仙灵,炫耀姿色:“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招引得一帮少年天天到门口转悠:“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帀脚不停”两句将道观写成了妓院,男女道士寡廉鲜耻的嘴脸跃然纸上。[18] 《记梦》中刻画对自己讲道的神官:“契携陬维口澜翻,百二十刻须臾间。”生动地画出道士信口开河、唾沫乱溅的表情。而当韩愈等三人被吸引上山听其座前一个“壮非少者哦七言” 时,此人却“六字常语一字难”,居然还有读不出来的难字。“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噍行诘盘。口前截断第二句,绰虐顾我颜不欢”几句,写韩愈用手指撮起玉丹当零食,一边咀嚼一边诘难,毫不客气地截断其吟诗,这个道士便狠狠地看着自己一脸的不高兴,更是将韩愈的轻蔑和道士的浅薄写得神情毕肖。[19]此外,有些诗虽然只是捎带到道士,但也颇能传神,例如《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中为自己算卦的道士:“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馀难同。”[20]这个老道连连鞠躬,态度恭谨,却转着眼珠窥伺客人心思,又善于引导问卜,满口好话,显然是一个心机颇深的老江湖。《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中写佛寺里有“二三道士集其间,灵液累进颇黎盌。忽惊颜色变韶稚,却信灵仙非怪诞”,[21]这些变戏法似地兜售灵液的道士,则是典型的江湖骗子的群像。由以上诗例不难看出,相比于那些各有才艺的僧人,韩愈对这些骗人的道士更是深恶痛绝,在各种揶揄讽刺的笔调中,处处都可见出其“疾恶甚严”的面目。
韩愈对于当时官场人物的批评,大多寄托于隐晦的比兴,并不拘于古诗。但也有些诗篇会直接勾勒官员的众生相,用笔或藏或露。如《归彭城》中有一节写贞元十五年韩愈为徐州从事,朝正于京师的见闻:“昨者到京师,屡陪高车驰。周行多俊异,议论无瑕疵。见待颇异礼,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归来戎马闲,惊顾似羁雌。”[22]当时天下各路军讨伐吴少诚,加上连年水旱之灾,诗人“刳肝” “沥血”上策朝廷,却无进献之门。而他在京师所见之达官贵人和朝中俊杰,貌似个个议论周正,无懈可击,然而都不过是皮毛之谈,韩愈虽有异议也不敢吐口,归来才惊觉自己之孤立无援。这几句将朝官们彬彬有礼、高谈阔论,却无补于国事的平庸写得入木三分,同时又藉以反衬出诗人作为低阶官员,有口难言的痛心和无奈。《永贞行》则是直斥“小人乘时”弄权的乱相:“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23]将相互交结、超次拔擢而形成的王叔文集团,比成一群城狐山鬼般的跳梁小丑,连他们争置官位的眼神表情都一倂写出。韩愈对永贞改革虽有偏见,但对私党把持国柄的批判还是出于公心,激烈的批判背后是忧国忧民的满腔激情。
总之,在韩愈对僧道、官场各类人物的刻画中最易见出他“疾恶甚严”的个性,但由于这些人物品性、才干、德行的差异,诗人虽然嫉恶如仇,却能在对不同人物的态度中把握住不同的分寸。用笔的轻重之中,又从不同角度显露出他对淡泊功名的欣赏,对真才实学的爱惜,对平庸浅薄之徒的蔑视,对争权夺利之官场的憎恶,因而在韩愈刚直严正的性情之中蕴藏着洞察世情的睿智,崚嶒的骨相背后是教化愚俗的热肠,这正是韩诗中的性情面目既鲜明突出又不失丰满的原因。
三、韩愈的“爱才若渴”及其对寒士同道的刻画
从韩愈描写僧人的诗篇已可看出,韩愈虽然憎厌佛教,但对于其中真正有才的人物仍然非常爱惜,所以不厌其烦地规劝他们还俗为国效力。而对于那些出身贫贱、怀才不遇的寒士,更是倾注了满腔的关切之情。这类人物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孟郊、卢仝、侯喜这样的复古同道;一种是学业未成的普通士子;一种是仕途坎坷的底层官吏。韩愈在与这三种人的交往中,鲜明地表现出性格中“爱才若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对于提倡复古的同道们,韩愈无不引为知己,竭诚相待。孟郊是怀才不遇的寒士典型,韩、孟的深厚友情正基于韩愈对孟郊才学的衷心钦佩,对孟郊遭际的同情不平,以及两人高度一致的复古理念,所以韩愈写孟郊的诗最多。如《孟生》[24]诗为送孟郊谒见张建封而作,首先刻画出一个“古貌又古心”的“江海士”在京城到处碰壁的落魄形象:“骑驴到京国,欲和薰风琴。岂识天子居? 九重郁沉沉”“举头看白日,泣涕下沾襟”。而这样一个世人不识的杰出诗人,唯有在韩愈面前才会显示其慷慨不平的气概:“顾我多慷慨,穷檐时见临。清宵静相对,发白聆苦吟。”通过这些场景的描写,孟郊的形貌性格、不为世俗所知的原因,乃至以苦吟见长的特点都已一目了然。结尾对孟郊的劝勉也颇有深意:“求观众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观众流细,必泛沧溟深。子其听我言,可以当所箴。”虽是劝其干谒,委婉的口吻中却流露出望孟郊开阔眼界后再战求胜的真诚心意。《荐士》[25]诗向郑余庆推荐孟郊,则是以论写人。首先将孟郊放在周汉以来的诗歌发展史中加以评价,全面论述其“受材实雄骜”的诗风和邪正分明、深沉清粹的人品。然后以其不公的遭际加以对照:“酸寒溧阳尉,五十几何耄。孜孜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谁? 指注竞嘲慠。”使孟郊五十而沦于一尉,反为时俗所嘲弄的境遇突出篇中,有力地说明了大材不应被埋没的道理。两篇风格不同,但韩愈极力荐举孟郊的热切和恳挚均情见于词。
卢仝也是韩愈的好友,性情之孤僻和遭遇之坎坷颇似孟郊,韩愈却能写出他独特的个性。《寄卢仝》[26]以七古长篇为卢仝传神写照,颇有趣味。一开头就强调卢仝居处的破烂:“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先以老奴光头和老婢赤脚烘托这家人的潦倒贫困。再写他要奉养一大家子人,生活十分拮据:“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至令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穷到要邻僧为他讨饭的程度,还是不肯出门去干谒州官以谋个一官半职。接着诗人以“水北山人”“水南山人”“少室山人”都因入幕被征而“鞍马仆从塞闾里”的光鲜作为对照,烘托卢仝不愿“遭驱使”的清高:“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连带说到其以“怪辞惊众”而招“谤不已”的文风,便将卢仝特立独行、自异于众的性格写到了极致。后半首选择两件小事从细处刻画其为人,一是生儿名“添丁”,意思是为国家添丁种地,由此“故知忠孝生天性”;二是卢仝家老奴来县里告状,有恶少上房窥探,惊扰家人,而当身为县令的韩愈差人为他捉拿此等鼠辈时,卢仝又遣老奴阻止县令施行猛政,致使韩愈“敬谢不敏”。前后相映,足见卢仝虽然看似怪异不近人情,却天性纯良,颇有“度量”,而韩愈对卢仝的敬畏和赞赏又充分地表现出他对同道的谦和与真诚。
张籍是韩愈一生相交最久的老友,他“章句炜煌”,诗“学古淡”,早有盛名,又好与韩愈讨论“奇字声形”,是与韩愈一起恢复风雅的同道。两人私人情谊也极为深厚。如韩愈《赠张籍》[27]写张籍帮自己教导儿子,开头自责平时只顾读书,“有儿虽甚怜,教示不免简”。儿子却与张籍非常亲近,“君来好呼出,踉跄越门限,惧其无所知,见则先愧赧。”张籍在外面一呼,儿子便急忙冲出门去,差点被门槛绊倒,见到张籍却担心自己显得无知,先带着几分羞愧,由此可以想见张籍平时喜欢在玩乐中调教孩子的好脾气。然后细述自己昨日外出公干,留儿子招待张籍的情景,“薄暮归见君,迎我笑而莞。指渠相贺言,此是万金产。吾爱其风骨,粹美无可拣。试将诗义授,如以肉贯丳。”张籍夸赞小儿郎的亲切微笑,与韩愈日常相处的熟不拘礼,都生动如画。《病中赠张十八》[28]写韩愈发现张籍不善谈辩的弱点,便在病中引导他展开辩论,他也心悦诚服地请韩愈赐教,这些诗篇都能从家常琐事中写出张籍温厚随和的个性,以及韩愈对张籍犹如家人般的亲切和坦率。
对待学业未成的普通士子,韩愈更多的是谆谆劝导其努力读书上进,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侯喜是韩门弟子之一,因在举场十余年而无知遇,韩愈曾两次为他写荐举信。《赠侯喜》[29]以钓于温水为比兴,劝喻侯喜,也是自省。前半篇将侯生约自己钓鱼的过程写得十分可笑:“温水微茫绝又流,深如车辙阔容輈。虾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我为侯生不能已,盘针擘粒投泥滓。晡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诗人不由得叹息:“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并劝侯生“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韩愈此时方去徐居洛,颇不得志。此诗写两个在泥沟里钓小鱼的人,虽是比喻,却为自己与侯生这类“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的寒士画出了一幅自嘲的漫画,同时又借此对侯生提出了放寛眼界的殷切期待。
又如《送区弘南归》[30]诗中的区弘,是韩愈在阳山时收的弟子,岭南人才稀缺,韩愈对他格外珍惜,区生虽然“观以彝训或从违”,未受过中原文化的教育,但韩愈还是“落以斧引以徽”,加以斧凿绳墨,悉心教导。区生也很勤苦,“服役不辱言不讥,从我荆州来京畿,离其母妻绝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韩愈对区生能离开妻子母亲追随自己,不求以道自肥的苦节颇为感慨。但还是将区生接到家书之后的悲伤看在眼里,决定让他南归。送别时“出送抚背我涕挥”,还勉励其“行行正直慎脂韦,业成志树来颀颀,我当为子言天扉”。区生虽然勤勉却因不能忍受离家思亲之苦而中止了学业,诗人遗憾之余,依然寄予厚望。又如元和八年韩愈为刘师服送行,既称赞他“公心有勇气,公口有直言”,又委婉地问他“奈何任埋没,不自求腾轩?”然后谈自己举进士的体会:“由来骨鲠材,喜被软弱吞。低头受侮笑,隐忍硉兀冤。”[31]鼓励刘师服大胆追求功名,不要屈服于世俗的侮辱嘲笑,隐忍冤屈。并在同时所作另一首送别诗中强调:“士生为名累,有似鱼中钩。赍材入市卖,贵者恒难售。岂不畏憔悴? 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业,以待岁晚收。”[32]从诗意可以揣知刘师服在京举进士不利,便不想再试,只求回家休息。韩愈看出其性格中软弱的一面,所以反复激励他不畏艰难,努力耕耘学业,决不能半途而废。区弘和刘师服这两个士人都因意志不坚定而不能坚持学业,也未必能成才,但韩愈还是针对他们的各自弱点,耐心地加以鼓励引导,这种为国搜求人才的热心肠可谓世所罕见。
韩愈赠答诗的对象还有一些虽已求得功名,却长期沦于下位的官吏。诗人往往在为他们鸣不平的同时抒发自己的牢骚,或许因为这些人物的形象多少带有韩愈自己的影子,都写得特别生动。如崔立之早在贞元四年便进士得第,但久滞于县尉、评事、县丞等下位,《赠崔立之评事》没有泛泛地同情他的不遇,而是推心置腹地帮他分析原因。先夸赞他文思敏捷,“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但也指出其“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螭杂蝼蚓”的缺点。又回忆自己当初与崔相逢时,曾经“争名龃龉持矛盾,子时专场夸觜距,余始张军严韅靷”,但自己被贬以后,“窜逐新归厌闻闹”,已知深藏隐忍。而崔立之依旧是“频蒙怨句刺弃遗,岂有闲官敢推引”? 显然,崔立之虽然才大却因下笔太快而失于滥,且喜与人争名,像只好斗的公鸡,还不安于现职,经常怨言不绝,自然无人敢于引荐。所以韩愈劝他收敛锋芒,勿嫌官小,“劝君韬养待征召,不用雕琢愁肝肾”。[33] 诗人此时刚从江陵回京任国子博士,其“累被摈黜”同样是因为“才高”“妄论”[34]所致,这番话既是对崔立之的直率批评,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警诫。
崔立之这种张扬的性格后来在韩愈作于元和十年的《寄崔二十六立之》里也有大段描写,其中“往岁战词赋,不将势力随。下驴入省门,左右惊纷披。傲兀坐试席,深丛见孤罴。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为。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窥”[35]一节,夸张崔立之科试时目中无人的傲兀,十分传神。但此诗在历述崔立之谪官后被迫又走巴蛮的挫折之后,又为崔立之每旬来信问候、而且依然“文字锐气在”的执着所感动,并在慰勉对方的同时,自明久欲辞官的心迹:“生兮耕我疆,死也埋我陂。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其实也是以自己即使归田仍要坚守古道的意志激励崔立之,显示出其“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的倔强面目。
但崔立之任大理评事时又因言得失而黜官,再转为蓝田县丞,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慢官”,而韩愈已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时他更多的是关心崔立之生活的艰难。《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斯立》想到蓝田大雪塞关,“君乃寄命于其间,秩卑俸薄食口众”的境遇,与“殿前群公”的“骄且闲”对比,为自己无力救助崔立之而深感自责,只能“归来殒涕掩关卧,心之纷乱谁能删?”与此同时韩愈还想到孟郊憔悴,张籍病眼,以至于“朝欷暮唶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顽?”[36]可见诗人因自己境况的好转,反而更加深了对落魄友人的忧念,这正是韩愈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他最可贵的品格。
将韩愈寄赠崔立之的几篇长诗合起来,就可以构成一篇生动的小传。《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则写另一位姓崔的县尉,与韩愈因“赁屋得连墙”而相识。全诗借几件小事生动地刻画出崔十六的为人[37],一是韩家常有小事麻烦邻居:“蔬飧要同喫,破袄请来绽。谓言安堵后,贷借更何患。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墙闻讙呼,众口极鹅雁。前计顿乖张,居然见真赝。”没想到邻居如此穷困,却从不因自己求助而为难,待到隔墙听见人家饿了一天才吃上饭的欢呼声,诗人才感叹自己见识了真正的人品。二是崔家小孩终年忍饥挨冻却苦读不倦的懂事和可爱:“娇儿好眉眼,袴脚冻两骭。捧书随诸兄,累累两角丱。冬惟茹寒齑,秋始识瓜瓣。问之不言饥,饫若厌刍豢。”连最小的娇儿都不言饥寒、甘于食刍,可见崔家虽极度贫困却都能安贫乐道。三是崔十六本人“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给谏。白头趋走里,闭口绝谤讪”,久享才名而屈于下位,白头趋走却从无怨言,又足见其能忍辱负重的性情。四是崔十六被府公推荐为摄伊阳县后,寄诗给韩愈的自嘲:“寄诗杂诙俳,有类说鹏。上言酒味酸,冬衣竟未擐。下言人吏稀,惟足彪与虥。又言致猪鹿,此语乃善幻。”好不容易升了署理的县令,任所却是个衣食不足、人少虎多的荒凉小县城。四段文字将崔十六的清贫晦气写到极致,然而其坚忍幽默的性格却令人肃然起敬。最后韩愈也以同样的诙谐画了一幅自画像作为酬答:“三年国子师,肠肚习藜苋。”“肯效屠门嚼,久嫌弋者篡。谋拙日焦拳,活计似锄刬。男寒涩诗书,妻瘦剩腰襻。”两个“慢官”同命相怜的倒霉相活现纸上。但此诗不仅是借崔十六的遭遇反照出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写出了诗人对这位邻居日益加深的敬意。
总之,韩愈一生孜孜矻矻以推贤进才为务,与他提倡的古道的核心理念有关。他要求所有才德兼备的士人都能为朝廷所用,反对以门第取士的举人标准,主张打破贵贱有别的社会偏见,大力提拔寒畯,将“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38]。因此特别关注那些出身贫寒、地位低微的士人,不遗余力地鼓励他们积极博取功名,为国效劳。这也与他自己出身寒门,在官场蹉跎多年的经历有关。从以上诗篇中可以见出,无论他所关怀的人物性格素质有多大差异,他都能倾心交结、荣悴不渝。对于所荐人才和所携后进,既熟知他们的优长,不吝称美之词,也洞悉人性的弱点,善于直言劝导。正因如此,这种坦诚真率、“爱才若渴”的个性才会转化为巨大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一代寒士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四、韩诗“全见面目”的原因和创新意义
韩愈“骨相稜嶒”的面目突出地体现在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但也可以从其言志述怀的各个角度或多或少地窥见。韩诗之“全见面目”,除了襟怀和性格以外,还包括音容笑貌、神态心理等多方面的描写,也就是说,读其诗,其人便立现眼前。无论多少艰涩的难字难句和险怪的非现实想象,甚至连最适合隐藏面目的比兴都难以掩盖他鲜活的神情。那么韩诗能“全见面目”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诗如其人,韩愈本人的性格就不同于常人。《旧唐书·韩愈传》对他的描写有不少传神之笔:“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愈性宏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都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39]。可说是将韩愈“疾恶甚严,爱才若渴”的个性写得神情毕肖。而其诗中的面目与本人如此相符,在诗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第二是因为能在把握杜诗创作原理的基础上,找到提炼自我形象和人物描写的独特方向。
韩愈和杜甫在诗歌中的“面目”具有贴近现实的高度相似性,不仅是因为韩愈自觉地上追李杜,更在于二人的浪漫性情都有深厚的现实根基。杜甫给自己塑造的形象不同于陶渊明和李白,他既不是浑身静穆的隐士,也不是超凡脱俗的“至人”,而是一个无用的“腐儒”,病弱的“野老”。他虽有从乾坤的高度审视家国和个人的宏阔视野,但又活在平凡的现实世界之中。他不懈地探寻着拯世济民的大道,却穷愁潦倒,寂寞终生,只有伤时悯乱的热肠一刻也没有变冷。他能在生活中随时发现人间真情,善于用幽默诙谐排解苦难病痛。因而诗歌中的杜甫,坦率真实、亲切平易、风趣放达、有至情至性,是先秦以来最易亲近的伟大诗人。
韩愈的喜怒哀乐都来自底层的日常生活,他既有救济天下的宏愿,又有洞察现实的睿智。他没有经历过杜甫那样浪漫的青壮年时代,完全凭意志和毅力不断自我砥砺,从底层挣扎到上层。由于饱经仕途炎凉,阅尽世情变迁,自然更懂得直面现实。但冷酷复杂的官场历练没有磨掉他刚肠忌恶的锐气,反而增强了他厉行古道的勇气。“疾恶甚严”的冷峻与“爱才若渴”的热情形成他性格中相反相成的两面,融合成他鲜明的全人形象。
韩愈和杜甫都有拯世济人的壮志和忧国忧民的热肠,都善于观察社会现实问题,关注当代重大的政治事件,并都善于用丰富的比兴和出奇的想象,或隐或显地在诗歌中表达其思考和感慨。只是杜诗重在记事,韩诗重在记人。也就是说,杜甫侧重在记叙事件发生的因果始末和带给百姓的灾难,韩愈则侧重在描绘事件和苦难制造者的本性和嘴脸。即使是那些披着神怪外衣甚至借物为喻的政治人物,他也会注意行为细节和表情的刻画,如《陆浑山火》以“颓胸垤腹”“攒杂啾嚄”的火神刺宦官的势焰熏天;《石鼎联句》借描摹石鼎的形状刺宰相李吉甫的小器奸猾;《苦寒》以“畏避但守谦”“恇怯频窥觇”的太昊羲和刺胆怯失职的执政;《书东方朔杂事》借狂徒东方朔的骄横不法刺朝廷对恶人横行无忌的宽纵,等等,这就使人物描写成为韩愈讽刺政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杜诗的“全见面目”还与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写真有关,他从不忌讳将衰病落魄的一面坦率地展示出来,在自嘲“老丑”的同时突出其性格中的直拙和幽默。韩愈的刚直和诙谐与杜甫有相近之处,也很善于苦中作乐,如贬谪潮州时写南方食物之怪异:“惟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卖尔非我罪,不屠岂非情?”[40]因第二次南贬,所以称蛇是老相识,不敢吃它,还对蛇说放了是出于旧情。又如写当地蛤蟆的闹腾:“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叵堪朋类多,沸耳作惊爆。”[41]也夸张得趣味横生。与杜甫不同的是他常常自嘲“俗士牵俗”[42],将自己写成一个大“俗”人,这种俗可从他的一些琐细的生活体会中见出。如《落齿》写牙齿酸痛:“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43]《郑群赠簟》写体胖怕热:“腰腹空大何能为?”“慢肤多汗真相宜。”[44]《赠刘师服》写吃不动硬饭:“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45]这些日常小事的描摹将自己的俗态写得活灵活现。《示儿》诗和儿子闲聊家常起居,坦陈对眼前日子的满足感,毫不掩饰对于功名富贵的追求,正如苏轼所说:“《示儿》诗所示皆利禄事也。”[46]但韩愈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地训导儿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定“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不见三公后,寒饥出无驴”[47],三公卿相都不应依靠父母,要凭自己的努力博取功名利禄,这正是韩愈所倡古道的核心理念,虽然在后人看来是俗不可耐,但在韩愈的时代却具有反抗门第等级观念的积极意义。因此韩愈从不以俗为耻,就连赞美风景也喜用俗字,如《合江亭》写江水的清澈,便说“绿净不可唾”,写半轮秋月,则是“穷秋感平分,新月怜半破”。[48] 《山石》称赞古寺庭院的绿植长得好,就说“芭蕉叶大栀子肥”[49],这种观景的眼光只能出自俗人而非雅士。所以他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也同样毫无矫饰,天性的自然流露最能见出诗人的本真面目,这正是韩诗与杜诗的一脉相承之处。
总之,韩愈充分继承了杜诗通过记事和写人反映社会政治和人际关系的创作艺术,但由于韩愈老于官场,对人情世故的观察更加深刻敏锐,因而在人物描写方面有独到的发展;同时他又在言志咏怀和应酬赠答等诗类中汲取杜诗善于捕捉生活细节自我写真的特点,但对世俗的日常感受体悟更细,更注重于从外在的行事、动作、神态、表情等方面刻画人物的性格,在与各色人物的交往中显示出自己独特的性情面目。由此足可见出韩愈在人物描写方面既能把握杜诗的创作原理,又能根据自己的才性加以发展,自成一家。
第三是因为韩愈继杜甫之后,进一步拓展了五七言古诗以单行散句叙述的功能,为人物描写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诗歌体式。
人物形象的刻画需要以便于叙述的散句为依托。韩愈的散文本来就以写人物见长,他善于提炼典型细节,将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蓝田县丞厅壁记》中只是绘声绘色地写出县丞在小吏面前签署公文时胆怯恭谨的情状,便见出其作为慢官的无权无势。《张中丞传后叙》写南霁云向贺兰求救兵被拒,为此愤而拔刀断一指,将南霁云忠愤填膺的神情和英勇义烈的气概写得虎虎如生。《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通过王生用一卷纸冒充官人文书向侯翁求娶其女的一件趣事,刻画出翁婿二人怀奇负气的共同性格。《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仅撮述其有钱和没钱时待客的二三细节,便鲜活地再现出郑群在世俗中始终保持率真的奇男子形象。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韩愈因精通史、汉而深受其陶冶,能将传记写人的笔法化入各类文体,传神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
散文刻画人物主要得力于散句便于叙述的特性。而韩愈刻画人物的诗几乎全是五七古长篇,这两种诗歌体式能用来自如地描写人物,也与其适宜叙述的原理有关。汉魏五古以单行散句为主,本来具有叙述的潜能。但由于魏晋以后,五言诗发展的主要路向是抒情言志以及摹写物态,句式也很快骈俪化。在杜甫以前,叙述脉络清晰的作品并不多见。杜甫深入发掘了五古以单行散句叙述的潜力,才使五言古诗本来便于叙述的特长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长篇更是被拓展到自由挥洒、无所不能的境地[50]。七言歌行本来是最适宜于抒情的诗体,但是杜甫探索了“歌”与“行”的抒情节奏的差异,并发现了“行”诗节奏平稳、筋脉连贯的特性,因此在一些“行”诗中充分发挥了七言叙述的功能,并选择这种诗体来反映时事,创造了新题乐府一体。同时,他还在一些不用歌行题目的七言古诗中借鉴五古叙述节奏的线性推进方式,有意突破七言古体历来囿于歌行式取材和体调的传统,使七古不限于歌咏吟叹,还可适用于纪事、议论、杂感、游赏等不一定以咏叹为主调的题材范围,使之与五古一样适宜叙述[51]。
五古中长篇、七言行诗和不用歌行题的七古这几类体式到韩愈手里都有长足的发展,而且大部分都以单行散句联缀,三类古诗的数量比例远远超过以偶句为主、或散偶相兼的作品,因而可以说韩愈在杜甫之后,将全篇散句的五七古大篇发展到极致。韩愈的人物描写也主要是在这三类古诗中,正是因为全散句的体式最适宜于叙述,可以像散文一样自由地描写人物的形貌神情、活动场景和行为细节。所以韩愈所采用的诗歌体式也是保障其人物描写的必要条件。
“人”虽然是诗歌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塑造人物的个性形象却并非诗歌的主要职能。尽管杜甫已经开创了在叙事中描写人物的传统,但在抒情诗中刻画人物形象还不是他着力的方向。而韩愈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主要见于寄赠酬答送行一类抒情诗,那么这样的创新对于推动诗歌发展有何意义呢?
首先从题材来看,韩愈继李颀、杜甫之后,以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描写大大充实和丰富了赠答送别诗的内容。赠答送别从六朝以来就是诗歌中的大宗,历代优秀的诗人固然善于利用这种应酬性诗歌言志述怀,也产生过很多佳作。但是随着文人交往的愈趋频繁,这类诗歌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纯粹应付场面的作品自然难免充斥诗坛。尤其是大历以后,寄赠送别类题材在诗歌中所占比例之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再加上大多数采用五七言律诗,内容不外乎借山水景物寄托离情或恭维对方、预祝前程,即使有真情实感也被淹没在大量重复的程式之中,这正是大历诗歌给人以陈熟单调之感的重要原因。韩愈采用中长篇古体来写赠答送别,几乎每篇都能根据不同对象的经历、行事、为人等抒发感慨,议论横生,从不虚与委蛇,也绝不违心恭维,见解深刻新颖,笔法变化多端,这就使赠答送别诗成为韩愈诗中最有锋芒、也最见真情的一类,彻底纠正了大历以来应酬诗空洞虚套的通病。
其次从创作传统来看,杜甫所开创的以诗记人的表现艺术在韩愈诗里得到继承,并拓展到更广的范围,便形成了通过人物描写来抒情述怀的一种传统。杜诗对于安史之乱时期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人物都有涉及,对于叛胡、军阀、宦官等祸国殃民之辈的抨击也都不遗余力,但主要是以记事带人物,尚未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人物的深入刻画上。韩愈则在赞扬和同情正面人物的同时,还将他笔下的人物扩展到许多负面人物和一般人物中去,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充分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多面和世态的复杂;并通过刻画各类人物的鲜明形象褒善贬恶、抒发牢愁,充分显露出自己的好恶和个性。这就使记人也像写景叙事一样,成为诗人借以刺时咏怀的一种最有特色的表现方式。这些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描写,必然会大大丰富长篇古诗写人的艺术,为后人积累宝贵的创作经验。
综上所论,人、景、事虽然都是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构成要素,但人物描写在杜甫之前并未形成创作传统。杜甫在长篇五七古中将记事和写人相结合的创新,以及在待人接物中自见性情面目的创作艺术对韩愈有直接的影响。韩愈在把握杜诗创作原理的基础上,发展了提炼自我形象和人物描写的表现艺术,通过赠答送别类长篇古诗的进一步散句化,展示了更加丰富复杂的人情百态,突显出其本人鲜明的爱憎和个性。这种以诗写人的创新扭转了大历以来应酬诗日渐空洞单调的趋势,并为抒情诗开出了刺时述怀的新路向。
参考注释
[1]叶燮:《原诗》“外篇(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50—51 页。
[2]行状:又称“行述”“事略”,是一种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籍贯、事迹的文体。
[3]《梦李白》其二,《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231—232 页。
[4]《送郑十八贬台州司户》,《杜诗镜铨》第172 页。
[5]《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杜诗镜铨》第89 页。
[6]《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杜诗镜铨》第232 页。
[7]《杜诗镜铨》,第682—686 页。
[8]《杜诗镜铨》,第879—881 页。
[9]见拙文《神仙想象的变异—中唐前期古诗的一种奇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 期。
[10]叶燮: 《原诗》,第50 页。
[11]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68 页。
[12]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97—98 页。
[13]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03 页。
[14]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238—239 页。
[15]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10 页。
[16]《和归工部送僧约》,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73 页。
[17]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7—8 页。
[18]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0 页。
[19]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329 页。
[20]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44 页。
[21]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228 页。
[22]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53 页。
[23]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68 页。
[24]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7 页。
[25]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62 页。
[26]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397—398 页。
[27]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515 页。
[28]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672 页。
[29]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73 页。
[30]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235 页
[31]《送进士刘师服东归》,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444—445 页。
[32]《送刘师服》,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446 页。
[33]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231 页。
[34]《韩愈传》,《旧唐书》卷160,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196 页。
[35]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487 页。
[36]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449 页。崔斯立,字立之。
[37]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350 页。
[38]韩愈:《论今年权停选举状》,阎琦:《韩昌黎文集注释》下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58—359 页。
[39]《旧唐书》第160 卷,第4195、4203 页。
[40]《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594 页。
[41]《答柳柳州食蛤蟆》,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596 页。
[42]《别盈上人》,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48 页。
[43]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89 页。
[44]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98 页。
[45]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426 页。
[46]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501 页。
[47]《符城南读书》,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506—507 页。
[48]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141 页。
[49]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75 页。
[50]参看拙文《从五古的叙述节奏看杜甫“诗中有文”的创变》,香港《岭南学报》复刊第5 辑,2016 年。
[51]参看拙文《杜甫长篇七言“歌行”古诗的抒情节奏和辨体》,《文学遗产》2017 年第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