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伴随中国的现代变迁而起，但对现代化进行知识学的探究，则始自民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罗荣渠路径”堪为代表。罗荣渠的研究凸显了现代化“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揭示了“现代化的概念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范畴”，展现了现代化内外源两型发展的不同态势，为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确立了“从西化到现代化”的转变基线，总结了东亚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从而系统呈现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知识图景。这是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它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突破了悉心模仿的困境，而且也标志着这一研究开始形成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进路。
关键词：现代化；世界眼光；罗荣渠
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自具特点，足以让我们在中国的现代化知识史上去理解和定位。由于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涉及面广、论题丰富、跨越几个学科，为了集中呈现其成就，需以“罗荣渠路径”(Luo Rongqu Approach) 来作统一观。钱乘旦指出，“以罗荣渠的工作为标志，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史学界逐渐展开，终成大势。”这是对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在历史学界的影响的概括。不过，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不仅影响了史学领域，而且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众多领域，使这些领域高度关注和聚焦现代化论题。更为关键的是，它让人们意识到，现代化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面对的国家基本处境，中国的出路在于，在理论上深刻认识现代化的本质，在实践中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这也是以世界眼光系统研究现代化的“罗荣渠路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一、引言：开放的中国与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
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有其前史。在他之前，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酝酿和积累过程。从晚清至今，百余年的现代化知识积累，已经足以将现代化作为理论研究的专门论域，让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进行思考”， 查其得失，实现超越。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亦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它发生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之际。这让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具有足够的现实驱动力，并且因应现实的急迫需求，展开具有现实性品格的研究事业。“中国搞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备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我认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着手去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当前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这是理解罗荣渠现代化理论研究必须重视的双重先在问题。
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一是具有相当坚实的现代化理论支撑，以此保证对现代化的研究拥有一种理论自觉；二是现代化理论研究既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连，同时也具有引导国家现代化发展路向的理论指引作用。由此，现代化理论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本身构成相互呼应的眼光收放机制：如果对现代化缺乏宽广的理论审视目光，研究者可能会陷于一种非常狭隘的境地，不仅无以揭示现代化的本质，无法呈现现代化的理论面目，也无力有效阐释现代化的丰富意蕴；假如仅仅将现代化理论研究视为书斋功夫，那么它不仅缺少理论的源头活水，而且因为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区隔开来，也就势必缺少理论探究与实践需要积极互动的动力，从而将现代化理论研究变成文字游戏。前者需要现代化的理论积累，后者需要现代化进程给研究者提供动力。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两种动力缺一不可。
中国的改革开放促成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同步进行。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是改革开放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定位，将之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将国家发展方向明确为实现现代化。由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人必须认真研究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范式与方法，以保证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健康发展。于是，以经济现代化驱动的现代化思考开始热络起来，社会科学界围绕经济现代化任务，展开了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与政治学的学术研究，由多学科驱动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在强劲的现实需求驱动下，开始逐渐形成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由近及远地看，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秉承了早期现代中国的相关研究传统，但以“从西化到现代化”进路的凸显，呈现出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条发展线索。而着眼于以“现代化”来定位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相关研究，正是罗荣渠在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突破，也是他得以在相关研究领域的知识谱系上占据重要位置的缘故。
二是改革开放以后，对国际学术界以现代化为对象的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的引入，使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术规范、基本论题与学者争辩进入中国学术场域，从而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将现代化作为专门学科或独特论域对待的进程，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并构成学术界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总体图景的一部分。恰如郭春生所说，“严格地说，现代化理论是在本世纪60年代最先从西方兴起的。在1960年日本箱根会议之后，现代化理论研究很快在西方国家进入热潮。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改革开放之初，现代化理论在我国仍被视为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流派。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我国的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展开，许多新现象、新问题相继出现，如何解释这些新现象，解决这些新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界的重大课题。”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应时而起，从诸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各国现代化比较的多维呈现、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现代化转变（古今之变）的态势、现代化典范的确立、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等多个角度审视现代化，形成了颇具理论个性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这是罗荣渠教授自觉接受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洗礼，并以这样的动力推动而达到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新高度。此时的罗荣渠恰好处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凝心聚力的一个阶段，思想解放的精神氛围与学者追求的学术突破相扣合，极大提升了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品质，使其成为中国当代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学术典范。
二、范式转变：开拓现代化论域
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是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处境中开启它的当代进程的。这就注定了这一研究所具有的某种中国化理论性格：中国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笃定会强有力地塑造它的价值偏好、理论倾向与基本论题。如何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为现代化理论研究开辟一块学术创意的生长地盘，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是否能出新意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上已经呈现了具有理论竞争力的不同范式，中国学者要进入现代化理论研究园地，就不能不面对由西方学者给定的某些现代化理论研究预设，但同时又不能完全受这些研究范式的制约，否则很难提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论题且予以创新性阐释。于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不仅需要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为现代化研究寻找落地空间，而且还需要在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学术密林中为之寻找具有阐释余地的理论论题。这是一种需要极大学术和理论勇气的努力。
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在现代化理论既有研究基础上，给出了一系列需要清理出现代化理论研究地盘的基本论题的明晰答案。在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预设命题上，给出合乎人们预期的清晰解释，比之于研究甫一开张，就给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要重要得多。基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既有成果，罗荣渠对何谓现代化以及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历程进行了梳理。
对前者即现代化的概念界定而言，他明确指出中国学术界不应照搬日本的“近代化”概念。相反，日本的“近代化”一词译成汉语，应当是“现代化”，否则就不足以凸显现代化的内在本质。如果因近代化而衍生出古代化、中世纪化等概念，那就会让人莫名所以了。罗荣渠强调，“‘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概括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动态的新名词”，初期指的就是现代化楷模即西方国家的相应变化状态。“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国家，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都不能算是现代化的典范了，于是一个具有广泛涵盖性的新的‘现代化’ 概念逐渐形成，并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开始被广泛使用。” 它主要指由工业化推动的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的替代，并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一场剧变，它是对此前具有显著的历史连续性的社会进程的中断，让人类历史从此呈现出鲜明的、加速性的跳跃。
对后者即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回溯而言，罗荣渠遵从历史事实，指出现代化思潮是一种不断变动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19世纪，以社会进化论肇始，以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奠定精神根柢，以乐观主义为之注入新动力，以西方化为其世界进程鸣锣开道。但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开启了现代化反思热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塑就了对立的现代化理念，但也凸显了“美国世纪”这一对现代化理论研究发生深刻影响的政治与学术霸权。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发展热”推动形成了“现代化热”，现代化理论研究终于成为一场学术运动。随着经济发展理论的蓬勃发展，政治发展论述涌动而出。到70年代，现代化既有理论所执意凸显的西方化与美国霸权，促使人们反思这一理论建制在整体上表现出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峙、西方化的一元模式、中心与边缘的分析框架。终于，从80年代开始，现代化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互动的新局面。罗荣渠正是在直面西方现代化理论既有研究中，展开其现代化理论研究运思的。
罗荣渠之所以能够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上蹚出一条富有新意的研究路子，从而形成“罗荣渠路径”，当然有很多需要描述和分析的构成面。但其中有两个关键点尤应注意。
其一，罗荣渠在展开其现代化理论研究之始，就敢于打破思想束缚，突破西方教条，从而在大多数人还拘守如仪的既有认识之外，提出富有创意的现代化理论论题并作出颇富新意的阐释。其中独具特色的就是他的现代化基本命题所显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命意。这是他为现代化理论研究拓展论域的最重要体现。他以现代化话语改变了中国现代发展的话语版图，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属性，但罗荣渠没有回避现代化研究的敏感问题，而是迎难而上，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关系进行辨析，对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论与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凸显的发展论题的关系加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注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与现代化理论研究中重视的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加以剖析。在此基础上，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的发展理论，有其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得以复兴的动力；同时，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此，他研究了现代化的实质、现代化的动力以及生产方式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等重要论题，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罗荣渠认为20世纪出现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革命性变革，“并不是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典型形式的过渡，而是发生巨大变形的过渡”。因此，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来讲，弥补生产力发展的不足，大力发展生产力，乃是它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这对世界范围内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讲，是一个永不过时的提醒，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念的根本精神。
其二，罗荣渠为现代化理论研究拓展论域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丰富了现代化的研究论题。这类论题包括现代化的总体观念、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等等。其中，罗荣渠关于现代化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命题，具有中国关怀基础上的独特理论价值。他指出，流行于西方与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长期以来都是一元单线的理论模式。“西方社会科学流行的是一种单线的社会发展理论，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单线演进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方式演变的新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演进的，但过去长期在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下，也是用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演进来解释世界历史的。”这种一元单线的现代化理论模式，显然与世界历史事实不符，在理论上也难以自洽。
在此基础上，他尝试建立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也即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发展观：一元，即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为通观世界历史的轴心；多线，即展示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多种发展样态。前者很好理解，后者则具有呈现其多线状态的基本特点：一是自有文字以来的人类文明，显现为原始农业文明、古典农业文明、原始工业文明、发达工业文明四种基本形态；二是各文明发展阶段均以生产力发展来推动社会财富的增长，其中技术力的增长构成革命性的动力；三是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发展构成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基础，其中市场的国际化引起了国际格局和发展方式的重大变化；四是政治结构在世界不同地区呈现出多样性，社会的自治性与社会成员的自主性显著增长；五是基本文化模式在世界不同地区呈现出相比于政治结构的更大的多样性；六是人类从原始文明向发达工业文明的演进在结构上日趋复杂，人类挣脱自然约束的自主性趋势显著，在每个社会系统中社会由一元趋向于多元，在世界范围内则是从农业的多元趋近于工业的一元。罗荣渠的这些分析与判断，与世界历史的演进状态是相吻合的，其基本概括是准确而精到的。他对两种历史演进观的比较分析，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经验支持，在理论上也显得更为自洽和具有说服力。其每一个论题，都具有独立研究意义，都为现代化研究拓展了相应的理论空间。
在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具有主线理念地位。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他得以成功挣脱他所拒斥的一元单线历史发展观的约束，从而成功地展现出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双重线索：一是从现代化的全球进程角度，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自外于现代化进程的存在处境；二是从现代化的构成性特点出发，准确勾画现代化的总体蓝图，从而呈现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构成面。罗荣渠对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进行了全局性的勾画，现代化的这一面相，是以前面已经提及的人类社会趋于急剧变迁而显现出来的。人类社会之所以从长期缓慢、微型的变迁模式，陡然进入现代化阶段的急剧、巨型的变迁模式，就是因为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关联创新带来了社会变迁的革命性突破。而且这样的突破，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局限在一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它具有冲向全球范围的势不可挡的强大动能。换言之，罗荣渠据此强调了现代化进程绝对不是一个仅限于西方国家的地域性变动，而是一个必然突破现代国家范围的全球性、人类性变局。正是由于他所说的“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现代化为自己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只是由于现代变迁原发内生与后发外生的类型差异，让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显现出某种先后性或继起性。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现代变迁由于其内源与先发，得以成为“原初的现代化”，这让东西方社会因此隔离为内源现代化与外源现代化两个世界。但这并不等于说，东方社会或非西方社会就可以从容地行走在自己所熟络的统一性、连续性、渐进性的古老轨道上。在“原初的现代化”落地英国以后，它就携其革命性的力量向更为广阔的全球空间推展开来。这一推展，形成了罗荣渠所说的“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
他对现代化的三次浪潮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推进式描述：“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是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的，时间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这是由英国开端然后向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进程。”“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于是形成了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这次大浪潮使‘西化’或‘欧化’成为鲜明的历史发展潮流。”“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这是一次真正全球性变革的大浪潮。”三次浪潮，从区域性扩展为全球性、从同质性文化扩散到异质性文化、从西化演进为现代化、从局部变革推展为全局变革。这一现代化进程，让世界所有国家都卷入其中，无法置身事外。尽管这一总体进程中也出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巨大挫折，但现代化进程并未因此受到阻挡，更没有出现中断与夭折的迹象。这让后发国家中曾长期存在的反现代化思潮愈来愈缺乏公众认同与生存空间。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是，它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试图以阻止西化为名来阻挡现代化转变的努力，显出逆世界历史大势而动的悖谬。这不能不说是罗荣渠给国人和世人最醒神的提点：现代化不是国家范围内的独自变动，而是在国际社会共同空间中经历的改变。
罗荣渠促成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相对于中国既定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范式，他设置了与这一意识形态体系相吻合但又有所拓展的现代化理论路向；二是相对于西方既成的现代化研究主流范式，他将之变革为一元多线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框架；三是相对于中国现代化思想史呈现的西化基本范式，他将之改变为超越西化的现代化进路。这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开拓了新领域，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变迁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如果说在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般范式上，“罗荣渠路径”已经显示出它的新颖性，那么，在作别现代化第二次浪潮的“西化”或“欧化”模式上，这一研究则对中国、东亚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变，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三、超越西化
人们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或“欧化”，是具有经验理由的。正像罗荣渠明确指出的那样，由于现代化的内源形态出自西方，因此，现代化与西化的内在勾连，常常让人们有根有据地认为，外源型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西化的进程。因为如果缺少了西方国家所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所形成的现代化原初形态，所谓现代化的全球进程，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也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或“欧化”的观点提供了支持理由。正如罗荣渠所述，在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中，第一、二次浪潮均与非西方的广大地区毫无瓜葛。这里所说的毫无瓜葛，不是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影响到非西方地区的状态，相反，殖民运动的兴起，让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成为非西方地区的一次又一次灾变。非西方地区极少有国家能够迅速实现华丽转身，跟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步伐，步入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殿堂。如果试图转身为现代化国家，它们就必须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悉心学习或模仿西方的过程。
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内源与外源之差、先发与后发之别、先进与落后之异，长期以来使人们把现代化与“西化”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划上等号。即使20世纪后半叶全球范围都进入系统变革的现代化第三次浪潮，但因为社会惯习（Social Convention）的作用，现代化即西化的判断还有一种惯性力量。“一项惯习是一条总体说来为某个群体所遵循的规则”，惯习意义上的规则，是人们实际上遵循并践行的，它主要依赖于某个群体几乎所有成员习以为常的尊崇与实践。由于现代化对后发外生型国家而言，都是外来的规则与行动模式，因此它必然与异质文化群体的社会惯习相疏离。因此，即便不遭遇这些群体、民族或国家的精英人群的自觉抗拒，它也会遭遇人们在不经意之中的漠视而带来的消极抵抗。而一旦遭遇精英群体的自觉抗拒，那么，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就会面对巨大的阻力。恰如艾恺 (Guy S. Alitto) 所分析的那样，文化民族主义基点上的精英型抗拒，“在任何文化或国家，只要是它面对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与经济优势，而被迫为自卫向外作文化引进时，不可避免的就要发生”。于是，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总会受到精英与平民两股反对力量的挑战。
非西方地区对现代化的抗拒，从总体上讲呈现为一种欲拒还迎的态势。换言之，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并不因非西方地区的抗拒而终止，最多会在一定时间段内反复，或者在一定地区归于短暂的失败，不过都没有能够改写罗荣渠所说的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但非西方地区对现代化的抗拒，造成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呈现一种对立的局面：现代化必须增强它进入这些地区的强度，故与这些地区的固有传统与机制形成明显的冲突。于是，诸如晚清“师夷长技以制夷” 一类的现代化观念，既让非西方地区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展开其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就促成了意图结构性而非功能性实现现代化转变目标的人群，以一种对传统和当下绝不妥协的姿态为现代化摇旗呐喊。于是，“西化”或“欧化”的现代化认知，也就有了理性与情绪的共同支持。罗荣渠以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为例，对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他从“御夷图强”“中体西用” 的现代化意识的最初萌芽起始，接续性地考察了现代化意识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的不同主张，进一步对“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对峙性论述进行了梳理，再则将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争论铺陈出来，最终落笔在“现代化论”与“中国式的现代化论”的主题上面。这不是限于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的简单素描，而是对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的一次大线条清理。这样的清理，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决绝主张，不是空穴来风，不能草率地视为极端言论，它有着深厚的现代化认知基础：如果在后发外生现代化的中国，不对现代化做如此刚劲的主张，它可能根本就立不住脚。但另一方面，旨在固守传统的中国现代化反思或抗拒之思，也并不是无理取闹、全无依托，它也有着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让现代化扎根的考量，更有着依托国情让现代化更为健康落地的念想。如此，才能让人们看到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的全貌。
如果说固守传统的“中体西用”主张、“以农立国”理念是一种局部性接受现代化的观念，那么，为了消解其中可能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念的影响力，进而消除中国现代转变的绝对抗拒性观念与行动取向，“全盘西化论”的主张则更多具有与传统决绝的片面姿态 。“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陈序经这一结论令众多人士哗然，他的陈述把文化发展现状与未来的主导权都给了西方。而保守人群则会站在历史的立场上，将之归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不公平之论，进而将之视为支持西洋霸权的不爱国主张。但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人们实际上很少看到保守人群完全拒绝改变中国现状的议论，他们推崇的是渐进的、足以兼得传统与现代优势的改良主张。“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诅咒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
相比而言，西化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尖锐对比，以及由此推导出的中国西化论，确实粗率简洁地指出了中国文化的当时处境，以及走出困境的必经道路。而中国本位的文化主张，也颇为在理地看到了西化主张失于笼统和草率的缺点。从文化发展兼得古今、中外优势的高位来看，后者的主张可能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但不能不看到，一种前迎西方现代文化、后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是很难同时实现的文化发展目标。很大可能是，这种主张将中国带入一个引入现代文化而不得、据守传统文化而不能的窘境。因此，就推动中国接受现代化而言，西化主张乃是一种催逼人们意识到现实处境并作出未来决断的主张。不过，也应当看到，这种主张太过刺激国人的文化自尊和民族情感，它会将国家推向一个虚拟设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与社会现实和公众心理态势相疏离的尴尬境地。这就需要中国的现代化研究者努力解开这一死结，从而为接受现代化与据守有益传统的兼得结果开辟一条通道。
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恰好以其超越“西化”、认同“现代化”的进路，有效克制了西化主张对社会现实和公众心理的挑激，同时满足了国人对现代化目标乐意认同的心理需要。可以说，超越西化，凸显现代化，是罗荣渠在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宗旨上致力凸显的精神导向。超越西化，凸显现代化，不惟是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罗荣渠路径”旨在呈现的理论旨趣，也是罗荣渠全力开拓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这就不仅打通了西化造成的中国社会心理非 / 反现代化的精神壅塞，而且也为现代化以一种公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贯通于中国发展进程提供了理论动力。
罗荣渠的超越西化与认同现代化的主张，可以从两个视角来做进一步的审视。其一，他需要破解人们站在初始现代化的西方归属性上建立起来的一些观念。其二，他需要对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做出有效解释，让其“一元多线”的现代发展观念为人们所接受。这是两个关系到能否成功超越“西化”认知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的构成面：前者涉及解开现代化即西化的观念困惑，从而打开人们超越现代化的地域性与原初性去认识现代化的精神大门；后者涉及用现代世界史进程中出现的非西方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案例，说服人们接受现代化确非西化的新观念。
首先，从前一方面即解开人们很容易形成并固化的现代化即西化的观念圈套来看，如前所述，现代化即西化的观念有其历史发展的渊源。从现代化历程来看，世界现代化史上的第一、二波现代化进程，确实大致限于西方地区。西方国家不仅创制了现代国家，而且提供了现代化的原初范型。现代化的第一波进程，在西方地区也是限定于更为狭小的范围即英国国内的社会剧变，然后才推向欧洲大陆。由于西方地区对现代化的创生与发扬之功，让非西方地区在第三波现代化的世界进程发生时，有了按照西方样板依样画葫芦的现代转变动机。这为现代化即西化的最初认知提供了一个比较感性的理由。与此同时，到现代化第三波之际，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论述大都是由西方学者完成的。而这些完成现代化理论论证的学者，基本上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与视角上给出的相关论证。其中一些学者可能比较开明宽容，因此对非西方文化不会抱有一种蔑视与歧视的态度。但也不能否认，总有一些西方学者因为西方现代化的领先而形成一种优越感和自负心。因于前者，会像孟德斯鸠那样，站在民情基点上对各个民族的治国理政方式进行比较客观的叙述；因于后者，则会将非西方地区后发外生的现代化进程，理所当然地视为“西化”的过程，因此生发一种导师心态，以居高临下的心理看待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转变。
面对后一种心态，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采取了一种理性分析的方式，将现代化的西方属性与非西方属性区分开来，从而将现代化与西化离析开来，凸显现代化一元多线的结构特点，以此超越现代化即西化的论断。罗荣渠从广、狭二义的现代化定义入手，将广义的现代化定义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用以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的急剧变革，其以工业化推动，引发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全球性转变，这样的变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引发一场全局性的改变。而狭义的现代化，则专指“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这就将现代化与西化在开端处的内在勾连关系切割开来，而将现代化用来专指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这是一个在现代化知识史上需要重视的界定，因为只有将原发内生的现代化与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做适当的理论分界，前者才不会成为后者亦步亦趋的典范，后者也才不至于成为前者的摹本。
与此同时，需要将现代化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之中，从而将它看作只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此不以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宿，而以更远、更高、更值得期待的社会目标来审视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如此，便会将现代化仅仅当做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目标，而不至于将之作为终极目标来对待。这是一个将现代化放置到人类社会历史的适当位置，并予以适当评价的明智的知识立场。假如将现代化视作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那么西方国家势必成为人类社会的永久楷模，非西方社会只能虔信楷模、悉心效仿、一直跟随。这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知识进步，因为它开启了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竞争性现代化闸门，让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竞争中有可能领先西方社会，而西方社会也不能在凸显现代化原初方案后就一直“躺赢”。不同地区此消彼长的现代化竞争局面，构成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个知识视角，罗荣渠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论述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确实在视野上是比现代化理论更为广阔、更加高远的理论体系，在发展中具有开放性、实践性和指导性。
进而言之，通过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理论解释发现，这些国家并不是仰赖“西化”而实现现代化的，恰恰是致力于将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转变相结合，才创造性地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化的第三波，也就是罗荣渠所说的现代化第三次大浪潮中，现代化的原生结构已经变为更加具有多样性的结构，前两次现代化浪潮之“一元”，凸显为第三次浪潮的“多线”。这样的现代化结构性改变，让现代化的形态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人们已经不能再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作为单一模子来框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目标。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根本无法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转变进程。这些国家处在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态，必须更多地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处境与历史积淀，来开辟现代转变的新路。因此，在如今对其认识已经非常深入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推动下，第三世界以“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具有创新性（当然也具有局限性）的做法，闯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路子。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开创的迥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路，在结果上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在现代化大趋势中辨认其特点，是不能直接以“西化”的僵化眼光来衡量其短长的。
其次，从后一方面即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道路来看，它给了罗荣渠超越西化的眼光来审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强有力的事实支持。第三世界颇具创新性的现代化尝试，确实修正了原初现代化方案和第二波现代化的“西化”方案。罗荣渠的考察，可以说主要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现代化论题以及东亚现代化进程的新意涵两个向度展开。
罗荣渠比较分析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结论是，“由于时代条件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工业化起步时的经济起点不同，各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难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每个国家和民族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模式和道路都有灵活的可变性。总的说来，大凡现代化起步愈晚的国家，其发展受制于外在因素和力量也愈多，现代化领导的组织性程度也愈高。整个世界发展进程的总趋势是沿着自发性——意向性——主体能动性的方向升进。现代生产力愈发展，人类对自己的社会转变进程的能动的影响力和选择力也愈大。”这一结论的内涵相当丰富：明确指出了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因于各种条件的变化，不可能维持初始现代化的西化方案；深入分析了现代化第三次浪潮中的国家因应于国家处境而表现出的应变性与主动性；准确刻画了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从最初西方的自发性到后来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时凸显的意向性与主体能动性特征。这是对现代化世界进程做出的超越西化图式的系统提炼。这也从旁佐证了中国现代化知识史演进过程中呈现的“从西化到现代化”的转变，是符合现代化总体进程的一个知性改进。
罗荣渠对东亚现代化进程的聚焦分析，是他超越西化的现代化图式的理论探究上落墨甚多、甚重的一个论域。从历史的角度看，东亚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同时空、同程度的统一进程。日本在东亚现代化总体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日本现代化的曲折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有所谓“九死一生”的复杂历程， 在远东地区，我们曾经是现代化的落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相当不顺，除了朝鲜战争引发的南北对峙不利于现代化进程之外，韩国自身的军政体制对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虽然东亚现代化不能以同一个进程等量齐观，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中表现出一些共性，因此成为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一个典型案例。罗荣渠对东亚现代化在整体上表现出的共同特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凸显了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的积极互动对这一地区现代化进程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东亚现代化对主流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三大挑战：一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需重新估价，二是儒家文化对推动现代化发挥的作用应予重新评价，三是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即理性文化、西方中心论需要重新审视。这不是一种基于价值信念的诉求，而是一种基于东亚现代化经验做出的判断。基于这样的分析，罗荣渠深刻地指出，“随着东亚工业化的高速推进，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舞台正在向太平洋方向扩展和转移。21世纪会不会是太平洋世纪呢？有人这样宣布。但我看，经济的全球化必将增进不同文化特性中的共同性，因此21世纪不会是东方文明的复归，而将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重新整合的世纪。”这是一个颇有眼光的判断。一种基于国家—文明间你死我活的现代化竞争理念，是不可能与全球化时代各种文明间的互鉴与融汇趋势相匹配的。
超越西化，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者早就在尝试的一条研究进路。一者他们中有人已经明确指出西方现代化的多样性，拒斥现代化单一模式的主张；二者他们确信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因为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肯定会在发展道路上显现出显著差异。但只有在东西方学者都站在这样的研究基点上，并且做出大致相同的研究结论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突破现代化即西化的观念窠臼。其原因在于，西方学者可能基于先发现代化取得的全球竞争优势，以及反省给非西方地区造成的令人震惊的灾难，从而对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给予同情性的评价，因此修正其现代化理论模式。这种同情性的理论，可能具有趋近公正的价值，但对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评价可能失于理性。只有东亚现代化和第三世界现代化取得成功经验，以及东亚和其他非西方地区学术界关于他们所在地区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令西方学者尊重的学术成果的情况下，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成就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结果，才能取得与西方学者所获成就同样的学术尊重，并改写之前学术天平完全倾斜于西方的学术定势。如此，超越西化才会有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支持力量。
四、世界眼光
毋庸讳言，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动力来自中国由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及其历史性动力，让他既心生一种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强烈意愿，也心怀一种以更为健全的现代化认知引导中国现代化健康发展的使命感。相应地，这也让他确立了现代化研究的两个任务：在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上，揭示现代化的丰富意涵，比较现代化进程的得失，揭橥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在现代化进路的选择上，择善而从，有效地将中国现代化引导到一条兼得各国优势、促进国家持续发展的广阔道路上来。
罗荣渠的中国现代化研究，成为审视他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现实聚焦点，因为这里汇集了他的现代化认知与现代化实践方案的创新性想法。中国的现代化知识史，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认知史，是罗荣渠高度关注的一个论域。他精心组织编写《从“西化”到现代化》这一代表性文集，着意正在总结归纳迈入现代门槛之际的中国现代化认知史。在这里，他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两个重大的研究主题：一是中国何以在古代领先世界的情况下，在现代进程中掉入发展陷阱，落后于西方先发的现代国家。基于此，近代以降，中国人对这一处境以及改变这一处境的认识是一个什么状态。二是中国在逆境中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创造出国家发展奇迹，并将国家推向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前沿。
关于第一个问题，罗荣渠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从古代先进到现代落伍的根源在于“自误”。这种自误，既表现为中国对西方从海上侵入的成功抵抗，也表现为中国在成功抵抗西方入侵时对现代化时机的误判。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前因后果的关系。前者让中国在陆权主导的古典大时代拥有一种气定神闲式的封闭自主性，以天朝上国自居，以天下体系待人，因此，对海权大时代的到来浑然不觉不说，还因为明清两朝“厉行海禁”，使中国明显落后于海上贸易时代种种技术发明与制度建设的世界步伐。鸦片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中国传统王朝体制的归于终结。其间展开的自强运动，似乎很难打通制度现代化的通道；诉诸革命运动的力量，也未能真正改变中国的现代化被动处境。在西方国家侵入的“人误”面前，强调中国人面对现代化的“自误”，乃是罗荣渠总结归纳中国现代化迟滞原因最启人心智的地方。
就中国人认识现代化的历史来看，罗荣渠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认知史，乃是一部按照物质器物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再到全面现代化的进路演变的思想史。在国家失败的悲愤中开启的 “御夷图强”运动，一者推动中国走出自满自足的窘境，二者也在物质文明落后、精神文明先进的误判下，塑就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偏狭理念。经过不断的挫折与坚韧的尝试，中国人的现代化认知迈进到了第二次大浪潮的阶段，形成了今天为人诟病的“西化”和“全盘西化” 论。但是，这些认知，其实不过是中国对现代化第二次浪潮的一个应时的回应而已。当其时，“现代化”一词也已经出现在相关争论中，不过尚未流行开来，且与来自日本的“近代化”一词混用。但“现代化”这一词汇的出现，已经显露出挣脱中西古今的地域属性与对立定位的苗头。这样的争论，局限性虽大，但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认知进程，以及提升国人的现代化理解水平的意义上，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按照罗荣渠的分析，截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争辩具有一些值得人们重视的特点：一是从文化层面来看待中国的现代出路，二是呈现出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应接的线索，三是凸显了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四是尝试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就此四点而言，那一时段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争论，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基础与研究路向。
如果说罗荣渠对中国现代化史的探究，在历史的向度主要呈现在晚清至民国的现代转变成败，呈现为对同一时段的中国现代化认知史—精神史的重述的话，那么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关注重点则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因为，以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启动和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承接了之前中国现代化的遗产，而且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三次浪潮之中掀动的中国现代化大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需要总结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平衡性发展模式。他不失时机地提醒人们，需要对现代化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而不能怀抱一种理想化、单兵突进式的现代化念想。“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西方至少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人们对这种发展方式的规律、问题以及存在的危机，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与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至今只有70年的历史，在中国只有40年。对于它的发展方式的规律、问题及其潜在的危机，人们还认识得不够。改革应该从对过去发展道路的再认识开始。但改革中又会不断出现新问题，甚至新的危机，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进程都显示出这条新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艰巨性与长期性。”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有益提醒，也是罗荣渠现代化理论研究站位很高、能够冷静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果。
如果说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最终着眼点仅仅是中国的话，那就大大限定了其相关研究的普遍理论价值。可以说，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具有丰富现代化理论思想库的意义，这是对他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肯定。正如林被甸、董正华所指出的，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做出了三方面的突出贡献：“1.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方面，探讨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以生产力为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中轴原理’，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起了重要作用。2. 在现代化理论方面，突破了西方社会学的非历史的现代化理论，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了现代化的实质是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转变过程，对此总趋势进行了历史论证，并运用多学科方法建立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宏观理论架构，提出了编写世界史的新思路。3. 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方面，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新思路，对现代化思潮演变的研究，填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空白。”就第一方面来看，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深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因此足以进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研究的思想史；就第二方面而言，他以自己对东西方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整合性审视，改写了现代化理论的西方既定论断，因此足以进入世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观念史；就第三方面来讲，他以自己对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与实践史的交叠审视，改写了中国现代化的知行图景，因此足以进入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精神史。这确实是值得人们不断回顾的现代化理论贡献，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现代化问题的理论界碑。
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在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两个论域上做出的贡献，均引人瞩目。罗荣渠之所以能够在两个方面同时有所突破，是与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设定的现代化世界史探究路径密切相关的。换言之，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他的世界眼光使然。如果没有观察与分析现代化理论问题的世界眼光，他很难达到这样的研究高度。那么，罗荣渠何以形成这样的研究眼光呢？一个最直接的回答是，他研究世界史的学科优势，保证了他有一种不同于研究国别史的学者的广阔视野与比较优势。罗荣渠本是从事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后来又从事美国史的专门研究，在转向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一般历史学者很难具有的丰厚学术资源。“我先后讲授过世界现代史、世界近代史、拉丁美洲史、美国史、殖民主义史、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中共党史等通史或专题课。涉猎的面很广，杂七杂八，但也打下了宽广的基础，使我最后走上了开拓宏观历史研究的道路。”正是这样的职业经历与对知识的接纳而不是排斥的从业心态，让罗荣渠具备了探究现代化历史与理论这样宏大的话题所需的必要学术资源。
但这不是罗荣渠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的关键原因。关键的原因是，他在世界史的专业教学与广泛研究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世界眼光，让他可以自如地在“世界”古今范围内游走，从而充分吸收不同的理论滋养，让自己既保有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归宿与国家认同，又保有全球化时代现代化世界进程中所需的人类视野与普适理念。这是关系到罗荣渠现代化理论研究立意高低的大问题，它会直接决定其研究品质的优劣。正所谓“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将各国现代化放置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兼具的理论平台上细加审视，对种种现代化理论进行理性的评断，从而真正具有了理论高度和世界眼光。他明确指出，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化研究，是基于现代化进程自身就是一个世界化的过程。因此，必须将现代化研究放置到宏观历史学的学术平台上审视，使之显示出现代化的“世界性”。这种世界性，不是没有侧重点的世界性。如果仅仅是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平铺直叙，那么这种世界性就对关注现代化世界进程的人们没有多少启发。因为全面系统地叙述现代化的世界进程，需要考虑点、线、面的周全而精巧的结合，面上有必要将现代化的世界各国状态凸显出来，线上则需要凸显世界现代史沿循现代化的线索的发展过程，点上便需要将原生的现代化即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特性刻画出来，将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展现给世人。如此，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世界眼光才不会是一种抽象意念，而是一种启人心智的研究实践。
罗荣渠在从各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谈及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世界眼光时，特别强调在勾画现代化第二次浪潮之余，应当高度重视的是它的第三次大浪潮。他主持的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不是放在西方发达国家。因为第三世界是当今世界发展大潮之所趋，理当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这是对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之当下活生生的表现做出积极呼应的理论路径，完全是符合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品格的学术决断。而这中间的现实驱动力，自然是罗荣渠透过第三世界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来观察、分析和总结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因此可知，罗荣渠现代化研究的世界眼光，乃是切近自身体验的这个广阔世界，而不是离开自己亲证的周遭环境的。他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的高度关注，对东亚现代化总体进程及其特点的聚焦分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总结与当下剖判，都是在这种真切的世界眼光中展示的学术见解。这不是一种以“第三世界”代替“世界”的现代化观察，而是一种从“第三世界”出发，投向“第一世界”的全方位现代化的真实世界眼光。这既透露出罗荣渠极高的世界史研究专业素养，也透露出他将专业研究的涵养转移到更为广阔的研究论域的高度方法自觉。可以说，罗荣渠通过自己对现代化富有创意的研究，证明了世界眼光对现代化理论研究获得创新性成果所具有的决定性价值。
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世界眼光是重要的，是研究者应当具备的研究视野，但它不是研究者与生俱来的素养。这样的研究视野，依赖于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尝试的博约皆具的研究立意与有效实践。对各国现代化的广博研究，让研究者能够具备渊博知识，以其见多识广，不为一偏之见所蔽；“由博返约”，即在广博的知识中抓住现代化的要领、凸显其要义，才能将现代化本质性的东西凸现出来，不至于让自己淹没在现代化的知识海洋之中。康有为所强调的为学道理有着普遍的价值，“不阅四方上下，则不知何者为中；不鉴古今中外，则不知何者为宜……盖物多连贯而成者，不博及群书，不能明一义；不为普通学，不能事专门。但泛滥而当知归，勿流荡而至忘反耳。”罗荣渠之所以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上拓展出自具特色的学术路径，正是因为他广博的历史研究与深厚的学术积淀，让他可以站在一个学术高位，来审视现代化问题。就此可以说，像罗荣渠那样真正具有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世界眼光，不仅是因为有了世界眼光的立意，而且还有用这样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知识能力。对于现代化理论研究来说，能真正付诸研究实践的世界眼光，这种立意和知识能力两者缺一不可。罗荣渠堪称这一研究路径的楷模。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