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时，罗荣渠老师尚属“中年教师”之列，主讲拉丁美洲史。那时专业划分得很清楚，我是中国史专业的学生，几乎没机会选修他的课。但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我拜读过。在差不多每隔二十年左右就会出现一轮的中国先祖是美洲大陆发现者的热议中，他分别在1962年、1983年以严密细致的论证，指出中国先祖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和能力，学术界因此便冷静了一些。出于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敏锐感觉和兴趣，他跨越学科分界，从拉美史、门罗主义研究走向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史这个有待突破的研究领域，他马上带来了新的学术活力。
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学术界开始热烈争论是否只能在“友谊还是侵略”的思维框架中审视中美关系史？是否只能将美国对华关系史归结为侵华史？争论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这样的顶级史学期刊蔓延到诸多刊物，背景是改革开放后不同思想理论和实际政治经济走向在探索中发生的碰撞。罗老师在1980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必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中美关系史的性质必须根据历史的实际演进，分阶段加以概括，不能因为美国后来成为头号敌人就认为其在一切历史时期都对华为害最烈。例如，鸦片战争以前两国是相对平等互利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美国有一个从追随到主导列强侵华的过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两国又结为盟友。又如，争议很大的美国对华倡导“门户开放”政策问题，罗老师认为其客观效果和主观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对复杂的问题只能具体分析其复杂的因素，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罗老师的这些论点，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可，对我们这一辈同学的治学思路有深刻的影响。我在敬佩之余，对他论述的一些具体问题尚有存疑。后来我根据原始材料撰文指出，列强的保持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是英国1898年3月最先提出并向各国倡导，后来传输给美国的。前人研究中提过这个事儿，但被后人忽略了。另外，美国1899年9月对列强先后发出的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批照会，措辞是看碟下菜，各有不同。其中，给英国等国的照会中，就明确说出其目的是为“助成加强清帝国政府和维持中国完整所急需的行政改革”。这些原始材料并不难找，但争论的各方都忽略了。对于英美推行这种政策的缘由，我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对我这篇发表于《历史研究》的补正文章，罗老师表示赞赏。
罗老师在美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很快奠定了学术引领地位，佳作连篇，成为全国性的相关学术会议的主题报告者或研讨主持人。1985年11月，在复旦大学召开全国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我因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北伐时期美国对华政策问题的争鸣文章，被召集会议的汪熙教授邀请到会。我们那场讨论就是罗老师主持的。那时我年少气盛，逐点反驳争鸣对手在会上对我的批评，情绪稍显激昂。罗老师马上制止我继续讲下去。回京后，他遇见我，给我讲了争鸣应注意的方式方法问题，我心悦诚服，对那位老先生一直保持着尊敬。
次年10月，在陶然亭召开了一次以中美青年学者为主体的1945—1955年双边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罗老师担任中方代表团的顾问。会外，他把参会的美国著名学者入江昭教授请到北大历史学系，作了一场专题报告。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二位分别是代表着中美两国亚太国际史研究领域的春秋鼎盛的史学大家，得以亲聆他们的报告和评论，难能可贵。他们之间的学术交谊，也一直持续下去。直至我1997年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入江昭先生谈起往事，他还表示了对罗老师的怀念。
我们入北大后，发现历史学系的老一辈史学家对撰写和发表学术成果，持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学问是人内在的涵养、修炼和追求，读书和求知没有止境，写作和发表是次要的，不够成熟和完善的历史认知，不要拿出去发表；另一种观点认为，学问是一个求索、切磋和交流的过程，恰恰因为历史认知永无止境，所以写作和发表是重要的，以此才能求得同道、读者之间的互学互动，在切磋和批评中走向成熟和完善。持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前辈，都赞同“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即使主张写作和发表很重要者，和当下学术界那种出于功利目的而宣扬“不是发表就是消亡”的法则，也不在同一境界。
记得有一年北大历史学系举行研究生论文评奖大会。我作为评委中的青年教师，对参选作品加以讲评之后，顺口鼓励同学们今后要“多读书、多思考，多写作、多发表”。随即有一位老前辈走上讲台，开门见山地表示不同意“多写作、多发表”，希望大家还是要沉下心去做学问，不要汲汲于写作和发表。我闻之顿感惭愧，觉得是自己肤浅了。这时，罗荣渠教授走上讲台，结合自己从西南联大一路走来的治学体会，表示还是应该提倡多写作、多发表。他形象地比喻：当学问凝聚在自己的脑海中时，好像是一种混沌的气体状态。当把所得学问讲述出来时，好像是流动出来而可塑的液体状态了。当把自己的学问写出来的时候，则是经过字斟句酌而相对物化的固体状态了。这种变成文字状态的学问，才便于传播和改进。他这番话把我从惭愧中解救了出来。我更坚信写作和发表，是努力治学和切磋改进的必要途径，也是有利于人类知识的创造、积累和流传的有效方式。
1989年暑期后，处于学术起步阶段的我，陷入空前烦人的境地，对治学方向也一度感到困惑。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田余庆先生、马克垚先生对我的研究路数予以充分的肯定。邓广铭先生每次碰到我，都和蔼可亲地和我拉话，谈古论今，谆谆开导。罗荣渠先生这时已经开启了他认为对国家更为重要的现代化比较研究，连年发表煌煌大作，成就骄人。大概是为了安定我的情绪，他特意委托并无现代化研究经历的我，协助他选编一部论文集《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他在出国前把选编思路和已经搜集到的论文都交代给我，让我继续搜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并翻译几篇外文论文。这使我那段时间能排遣烦恼，潜心在陋室中钻研。我知道他对学生甚至同事的学术要求非常严格，动不动就直言批评。他的学生都挨过批评，有的还被他淘汰。所以，我领受他布置的工作，一则以喜：难得严师的指导；一则以忧：怕是交不了差。这种心态让我只有倍加努力了。罗老师回国后，对我的工作似乎尚感满意，认为挑选的论文还算上乘，翻译的英文还算通达。其实，那些社会学外文的专业术语十分难懂，我的翻译难免生涩。他表示满意，主要是出于鼓励吧；我还是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的，只是庆幸这次答卷算是过关了。
但接着我就在罗老师那里碰了壁。那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有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我就一时忘了自己是几斤几两，匆匆忙忙地写出一个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课题申请，兴冲冲地拿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是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委员，我知道他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归根结底是瞄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个大目标的，所以我很期望得到他的支持。过了两天，他把我叫到家里，毫不客气地说：“你写的申请，我看过了，不行！我不支持你这个申请，你根本不具备这项研究的基础。”哎哟，这一兜头冷水泼得我，只觉得痛快、服气，又找回自己几斤几两的感觉了。
大概在1991年下半年，根据苏联阵营解体、国际冷战结束后各国档案陆续解密的新形势，著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设立了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罗老师大概是为了帮我摆脱困境，指点我去申请这个项目做访问学者。他是这个项目所邀请的推荐人之一，为我写了强有力的推荐信。新年前后，他又把我叫到家里，说已收到该项目学术委员、老朋友孔华润（Warren I.Cohen）教授的贺年片，其中提到已经为“Mr.Niu”做了安排。这对困顿中的我，当然是个好消息。后来，项目委员会发来了正式通知，给我提供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全额奖助。迄今为止，这也是该项目对中国学者的为期最长的奖助了。虽然我的出国手续又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但到1992年底终于成行，由此我步入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新领域。这些事使我深深感到，罗荣渠先生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是一位严师，也是恩师。
我回国后，罗先生已经是现代化研究的国际名家了，正在组织学术团队进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那时，颇有一些人以冷战时期美国某些政客和学者曾试图以现代化对抗共产主义为由，给现代化研究贴上“资本主义学说”的标签，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在同辈知识分子中，罗老师是长期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非常熟悉“革命话语体系”的学者。他引经据典，论证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之一，也是共产党人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他尖锐地指出，干扰和破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之一，也是“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祸国的恶果之一。在一时思想混乱、议论纷纭的情况下，他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士人襟怀，不畏艰险，敢于担当，披荆斩棘，和全国同道们一起，坚韧不拔地开拓着有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证研究。于是，他从对世界现代化的比较，果断地转入了最迫切、也最敏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系统地阐发对这个亟待创新而又很有风险的问题的真知灼见。
吾辈可能不大了解，“文革”期间，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一度中断，罗老师随时代潮流钻研马克思主义之余，曾投入相当精力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至90年代中期，他既有长期的理论积淀，又对中外相关领域的成果和论点了如指掌，创新思维达于高潮，创作方法驾轻就熟，文思泉涌，笔锋雄健，每年都有一批颇有创见的论文问世，有时一年就能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两篇大作，这是史学界罕见的纪录。1996年2月16日，在全系教师的新春团拜会上，他兴奋而又自信地对大家说：我今年打算每个月发表一篇论文！我相信，他说这个话，是胸有成竹的。
可惜，天不假年。正值创作高峰期的他，却遽然去世了。这年4月5日，突然传来他骤发心脏病、正在北医三院抢救的消息。当我赶到病房时，正撞上医护人员撤出一切抢救设备。简直不敢相信，斯人已逝！因为两天前我还在系里碰见他，说了几句关于我去年在《历史研究》上那篇抗战胜利时美军空运一批中共将帅去前线的论文所涉及的历史偶然性和机遇问题。当时他气色如常，全无异样，这一下竟天人永隔了？看着他苍白的遗容，真不禁悲从中来。
这些年，我常想：哪怕上天能再给罗荣渠老师十年、甚至五年的时间，中国的学术研究一定会有突破性的进展。现代化研究是一个关乎中国与世界发展前途的跨学科重大课题，罗老师又是一个兼具宏观思维和世界视野、立论恢弘而逻辑缜密、能详征博引又通古今之变的大学者。诚如李慎之先生《痛失良史悼荣渠》一文所言：中国有大视野、大魄力又有实实在在的学力的学者真是稀少与可贵，“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
罗老师离世对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造成的损失，从另一个角度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当面临世纪之交，需要草拟《高等院校人文社科“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时，又一度出现思想混乱。有些惯于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在有关的咨询报告中，竟然把罗老师已经澄清的理论问题又搅成混水，试图以“淡化马克思主义”“淡化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近代史基本主线”为名，批判现代化研究。北大历史学系接到这个咨询报告草案后，觉得如果不严肃批驳，将对新世纪的人文社科发展造成严重误导，对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研究造成严重误解。于是，向有关部门送交了严正意见，要求抵制那股反现代化研究的逆流。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罗老师当年的论断是有根有据的：现代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马恩的学说。正如后来“全球化理论”兴起时，国际学术界公认马克思是全球化理论的始祖一样。这已经是不争之事实。但另一方面，令人遗憾的是，罗老师当年开创现代化研究的艰难与风险，在人人高谈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好像也被淡忘或有意“淡化”了。对年轻一代学人来说，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批判现代化研究的文章和作者，其思想之僵化而颟頇似乎是不可理解和想象的。
有鉴于此，有必要把本人主笔的北大历史学系部分教师为维护现代化研究的正当性而撰写的意见附录于此，作为对开创者罗荣渠教授的纪念。
2018年1 月15 日
附：对《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历史学咨询报告的批评修改意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收到《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及课题指南》的历史学咨询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即分送部分教授征求意见。教授们对报告起草人的辛勤工作表示肯定，对报告中的许多论点表示赞成，但对报告中的另一些论点则不能同意。现将修改意见综述如下：
一、关于我国史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反错误倾向问题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是我们在新时期发展历史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是我国史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健康成长的重要保证，也是广大学者和人民的共同心声。报告撰稿人应该对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有完整准确的理解，对数十年来历史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并将这种理解和认识贯穿和体现于报告之中。不要背离正确的政治原则，以偏概全地另搞一套将右和“左”的危险轻重倒置甚至只防右不防“左”的方针。无论这样搞的动机如何，其结果必将给我国的历史科学在新世纪初的发展造成有害的影响。我们诚恳希望报告撰稿人深思这个问题，增写“左”的倾向给史学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难道没有吗），以及今后怎样贯彻“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方针。
具体地说，报告第5页末段、第6页首段和第7页第2段中关于“淡化”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论述，是过于简单和片面了。反对错误倾向，必须坚持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而且主要是反“左”防“左”。这才是正确的政治立场，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站稳和坚持。建议报告修改这里的论述。
“十五”期间我国史学教育与研究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不能是一条“束缚思想，两个凡是，一切从本本出发，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错误路线。面对这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史学工作者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希望报告有明确的表述。
二、关于对过去五年国内外研究概况的总结
这是比较难于总结的问题, 但必须看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史学新前沿所能反映的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世界各国的一流学者多数不去参加被欧洲某几国的史学协会所主持的这种题目空泛而专题同行较少的“罗马大会”。真正反映最新前沿与动态的，是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专著，和一些专业性强、规模小、学科分支同行相对集中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只不过这种动向需要下极大的功力去搜集和分析罢了。但无论如何，不能仅凭两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题来概括当今国外史学研究的趋向和热点。
至于90年代以来国外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与报告第2页末段所说的正好相反，我们认为对史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是加强了，至少没有减弱。而微观史学则早已有之，不是新出现的。
国内的一个特点确实是喜欢围绕重大纪念活动召开学术研讨会，但这是很有争议的一个特点。国内外都有一些著名学者认为这不是学术发展的正常风气。
中国古代史领域“大型史学工程相继问世”也是一个特点，“反响强烈”也是事实，但其中也包含着很多对这些“大型工程”的批评甚至否定意见。史学发展还是要以“小型”“个体”深入扎实的研究为根基，不要好大喜功。以报告赞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例，其投入产出效益，在国内外颇受非议。不过是报喜不报忧而已。
中国现代史领域取得较大进展的是20世纪的中外关系、现代化进程、社会史、思想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领域。抗战史研究的主要进展是根据地建设、正面战场、日军暴行（不只是南京大屠杀）。报告对这些成就的论述不到位。
报告第11页之“（三）”断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历来“在研究进程和学术水准上，都相对滞后于中国史研究”。我们认为不尽然，应该是有所短也有所长，以前和近年皆如此。请撰稿人再推敲一下，避免做绝对化的结论。
三、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科学是因为它引导人们对真理不断进行探索并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开放体现在它能充分地批判性地吸收人类思想（包括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家）的精华，发展意味着它能不断吸取新的研究成果、回答新的现实问题。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发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允许在实践（包括科研）中探索、争鸣和创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空洞的、封闭的、僵化的教条，不要以唯一握有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垄断者自居，不应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的大胆尝试抱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这种尝试的结果可能不够成熟，甚至可能失误（在科学研究中，失误不可避免），但是，敢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是永远值得鼓励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也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发展的体系，肯定会在吸收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中不断地丰富和前进。报告不只一次地指责史学界存在“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却丝毫不提“僵化”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危害。而所谓“淡化”和“不讲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云云，实在是一些大而无当、含义模糊的政治帽子，可以上挂下联，打击一大片。如果“不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就意味着“淡化”甚至“取消”，那么绝大多数学者的绝大多数论文著作，都难逃这顶政治帽子，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动辄以“最高指示”挂帅的文风毕竟已不多见。报告本身似乎也“不讲”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知有没有“淡化”“取消”之意？建议报告撰稿人还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广大学者，放下手中的帽子和棍子。
四、中国现代化研究是“淡化”还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
报告第4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淡化”的实例：“即淡化中国近代史中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历史主线，而突出‘近代化’的历史要求；尽管这一看法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并不等于这种看法真正得到了纠正。”这里用的是一条很奇怪的逻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化（旧译“近代化”）的论述同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史学体系，这是我国人文社科“七五”“八五”和“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和重要成果。以罗荣渠、章开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在这方面披荆斩棘、艰苦开拓，从理论构架到实证研究，成就斐然，有目共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化研究是我国学术界十几年来取得的最重大进展之一，它增强和充实了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线索，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所谓“突出‘近代化’的历史要求”，就“淡化”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历史主线”，是个什么逻辑呢？是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是出于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吗？是指中国的现代化和反帝反封建革命只能舍此取彼，没有历史的内在联系吗？是指革命目标不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政党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吗？我们不敢赞同这样的逻辑。
建议报告撰稿人对学术研究的新进展，予以客观公正的介绍。不宜自任裁判，对不同的流派、观点、方法和视角，简单地用“正确”或“错误”来加以判决，也不宜对不同意见的争鸣，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片面地下“应有”或“不应有”的断语。
五、关于“十五”期间的主要任务
建议报告在第7 页关于“十五”的重要目标任务的段落中，加写“继续努力营造民主、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抵制来自‘左’和右的各种干扰”等类的内容。
报告提出“要鼓励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我们非常赞成。但觉得要想实现，须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如上所述的学术环境，至少别帽子漫天，雷区遍地；二是要依法开放档案等原始材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希望报告补充呼吁一下。
六、关于重点领域和研究课题的布局
目前的报告比较强调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我们也认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是重要的，应该加强。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能仅仅从理论到理论地谋求发展，或只是结合史学史来研究理论，而必须同对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理论，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和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让理论来源于并验证于具体的历史实际。二是作为高校历史学的五年规划，对重点领域和研究课题的分布应照顾全局，力求公道。至少应照顾到所有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的平衡发展，不宜让撰稿人自己的学科独享优先照顾，凌驾于其他二级学科之上。
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一切理论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应吸取史学史上的教训，注重史论结合的研究，避免空论，不再重蹈“以论代史”的覆辙。
建议参照前几个五年规划的重点领域和研究课题的布局，根据世纪之初的特点与需要，重新调整高校“十五”规划的学科分布、重点选题和一般选题。
我们对报告开列的具体选题大体上是赞成的。在此基础上建议：
在中国史领域增加下列课题：中华文明的历史特点与发展趋势，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史，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变迁（不限于近代），城乡社区管理史，中国大区地貌结合部（如北方农牧交错带、西部藏彝走廊）的社会变迁，区域生态环境史，中外政治文化比较，中国周边关系史研究，中国跨边界民族史研究，中国海外学人对现代化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现代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中国与国际冷战的互动关系，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中国东西部地区互动关系史，近现代中国的经济变迁与生产力发展，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发展史，近现代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比较，20 世纪中国高教体制变革史，中外历史学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等等。
在世界史领域增加下列课题：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各大国（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华政策研究（文化政策是次要的），主要国家与地区的战略关系变迁，20 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发展、对抗、危机控制与共处，冷战国际史研究，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趋势，20 世纪民族独立运动与殖民体系瓦解，百年来国际安全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建立、破坏与重建，20 世纪的高科技革命及其历史意义，百年来各种局部战争的起因、控制与后果，全球化、区域化与本土化历程，人类环境变迁与各国对策研究，美国史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等等。
最后声明：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咨询报告受到了“应有的批评”。当然，如果认为这些意见属于“不应有的批评”，我们愿意和广大学界同行开诚布公地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部分教授
2000 年 6 月17 日初稿
2001 年 1 月22 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