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知青》开播，“知青”话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我生活在南方的小县城，据我所知，五六十岁的知青同龄人，没做过知青的大多说《知青》真实，而做过知青的都说它不真实。我当然认为它不真实。最近读了秦晖先生的《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长文，我对他把知青分为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展开叙述，他对插队知青的认知--“他们真正是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村当过农民的人，对农村状况农民生活的了解应该说是超过兵团知青的”--深以为然。他写出了自己作为知青“这一个”经历，得出“我这青春确实没有什么可悔的”的人生回望。知青话题就是社会话题、思想话题和精神话题。我还认同他说的，“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就是说知青不管怎样的遭遇，都怀惴理想。在我，因家中母亲和弟妹也来到我的下放地，就不是单身知青问题，而是生产队里多了一个家一个姓氏，许多问题也就产生了，我的“理想”又是什么呢？就是凭自己的文化知识，跟生产队家家户户相比，跟社员相比，要活出尊严，家里的生活不要比别的农户差！
2010年2月为编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我以“一个知青的十年精神史”为题，对自己插队12年的知青生活进行了还原。还原当然也是一种回溯，我愿以自己做知青的亲身经历做知青反思和农村反思。--笔者]
一
为编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我翻寻着昔日的“时间叶片”。
若干发表和未发表的短篇小说，是“时间叶片”，继续向上追溯，70年代若干笔记本更是自己珍贵的“时间叶片”。
往日不可追；我比父亲幸运和顽强（因我于2007年写长篇《父韵空濛》探寻并深入过父亲的历史），在那个精神暗夜的年代，我毕竟还保存了若干笔记本，上面有我当时留下的文字，其中两本商品名为“收获”和“东方红”的日记本，以及稍后的“工作与学习”笔记本，20世纪70年代我的体温和心跳藏匿其中--就是说我大体上保存了属于自己--“知青十年”的历史记忆。然而，这样的“历史记忆”也不是一目直见的清晰，而是有些躲躲闪闪甚至曲笔的，说身影倒恰如其分--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我啊。从这点上说，我比一辈子从教的父亲也没相差太大，我并没有走远。想记录同时又想藏匿一个真我，这就是中国几代读书人的命运。
2004年11月父亲去世时，当我突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他，想从他遗留下的文字里进入他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可是，除了一些家里琐碎的角角分分的经济来往帐，70年代初他被“解放”调到蓝田公社中学任教兼校总务主任的数本会计帐，思想情感方面他并没有留下独特的印记（有几首庆贺香港回归的旧体诗）。他能逐笔记帐时眼睛还好用，后来由于白内障加剧，他什么也写不成--当然也不会写，他那辈人养成了不写--不留下传导自己体温即思想印迹的习惯，抛弃了知识分子用笔思考用笔排遣的精神方式，甚至在小圈子交流也不吐露自己真实的思想。当然这是接连不断残酷的政治运动给普通知识分子--整个社会所带来的精神后果。那种“某某使中国人站起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的堂皇言辞下，尤其是旧社会（1949年以前）过来的普通知识分子理应留下他们各式各样真实的体温和心迹，这才能证明国民意气风发，但没有，恰恰是心灵的无声，精神的冰寂。当然在公众场合，能够发声的知识分子说出的几乎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父亲能够发声时也是如此，表明自己跟进时代和政治主流），让最高当权者舒服和放心的声音，也等于向社会宣布“知识分子改造”的成功。我能保存若干笔记本，也说明我比父亲幸运或顽强。毕竟两代人，我与父亲还是有区别的。
在我80、90年代的阅读里，知道外国的一般民众都能较长久地保存其以往的日记和各种证件，比如某个后来成了人物的人，他在或长或短尚未成名--还是一介庸庸民众的时间里，他的亲友都保留了他的信件（比如当年法国就保留了邓小平留学的原始记录，美国民间保存了青年福克纳的信件），所以，日后一旦要写传记，材料更齐备也能更真实地反映当事人的真实面貌及其真实的演变。这也可证明人家对历史（史料）的珍重。对真实史料的珍重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基础。但在我们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历史和文化可以在豪言壮语之下被付之一炬或被掩盖，风行的却是那些作秀的、表里不一的格式化的辞章。一般国人本来文化就稀薄，一方面对读书人以仰视的尊敬，另一方面对生存生活看得特重，而对当不了饱抵不了寒的文字和文化往往轻薄之，于是民众对知识--读书人的尊敬与自己的心灵不产生融贯，而只是一种客套而已。当然读书人自我作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1950年代以后，它更成了政治主流，成了压倒和废弃前“一方面”的社会主导面，毛泽东发自心底对知识分子的鄙夷终于成了社会的主导面，我的父辈经历了不习惯到习惯，不自然到自然，痛苦到平淡、无所谓的过程。其实不是真的无所谓，一个人偶然降临人世，有文化的人自然想把自己一晃几十年生活的情感的甜酸苦辣--人生追求的痛苦和欢欣记录下来，传给后人，或纯粹是自我追思自我抚慰，该是基本的人性和人情罢，但我的父辈不能，是缘由内心的恐惧，耽心自己受罪，也牵连后代受罪。所以大量的历史真迹心迹随风而逝，“以人为本”在当代中国依然十分遥远。
也许，我这一代如我，在文化程度上不比父亲差，也没有像父亲那么长久地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我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受到政治风浪的直接冲击（遭受对立派同学的羞辱批斗）就下了乡（1968年10月），但由于年轻，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仍保持着向上（献身革命）的人生追求，加上乡村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反复相互撕杀那种环境，下乡不久我“自我表现”的恶习（在初中读书时我就养成了做报刊摘录写笔记的习惯）又抬了头。所谓“自我表现”在我就是外在场合不张扬，只想用笔记记事。不是像“雷锋日记”故意写给领导看，而纯粹为“心灵抚慰”，可也保持着警惕，在言语上避免冲撞“政治”，多用“言外之笔”，以防止居心叵测的人拿它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为自己所紧跟的政治所累，是中国一代几代知识人的命运。虚饰和虚假性性生存也就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成了时代社会的一种真实。
我已在偏僻山乡成了普通的一个农民，政治和时代也无需我去关心，因而只有写个人化又可资纪念的东西。这也是我打发光阴的一种方式吧--我习惯用精神的方式打发光阴。
但是，这本“收获”日记本所记载的，远不是像顾准们那样的思想流露，纯粹是个人性的更非重要的东西（比如“婚事手记”和若干诗词），而且时断时续，还有些内页被我几次整齐地裁剪掉，但又是我的某种情愫的曲折显现--这些不正说明自己依然跟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怀惴恐惧（警惕），提防有人突然“袭击”，可我还坚持有所表白的心境和心态么？借鲁迅的话，我跟父亲一样，心上“暗夜”的影子太重。
我为什么这样既恐惧却又不时握笔呢？鲁迅《野草·希望》一段话正好能概括当时我的心境：“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然而，暗夜与拂晓相伴相生；当暗夜坠入深渊，拂晓也就悄悄来临了--所以，我也行走在拂晓之中，甚至可以说，我坠入恶劣生存境况的暗夜，我身上迸发的“个人精神”就带有拂晓的气息，或者说，我以“个人精神”渴盼拂晓的到来。这日记本也就显现了我拂晓时分的身影。
二
作为一代知青，我的文学写作就是从这样的笔记本（而不是稿子纸）开始的；准确地说，我的笔记本让属于自己的“精神”保持着某种活力，酝酿着我日后真正的文学写作。
这里，“属于自己”不是那种--每一个人写的“真”或“假”的记忆都“属于自己”的空泛之意，而是说，由于时代和家庭、生活环境及自己独特的际遇，我内心厌恶权势同时仍向往主流政治，却时时感到政治的肃杀而内心幽愤难平，于是在一些现在看来属于堂皇的言词，甚至在某些忍不住发泄愤懑、又强行自我收敛的言词下，只有我方能从中回忆并体味自己当时的情境和意绪，就是说，我有意抒发自己的同时又有意掩盖自己--提防别人抓住“把柄”，提防就是耽心。这方面我虽不像父亲这代知识分子陷在所患的“单位恐惧症”不可自拔，但严酷时代与父亲的遭遇所形成的合力在我身上产生了作用，我无法摆脱这样的“心狱”。
不过，时代社会毕竟变化着，转折已悄悄来临，我身心受到的威慑如退潮之水也趋于式微，趁着还年轻，我内心的激烈倔强如同绿树一样破土生长。文字不多的笔记本“录”下了我的如此心音，烙下了我不屈不挠的奋斗姿态，同时也显现了我的局限--我也是用主流政治语言来抒发自己幽愤的内心的，而且我还有意撕毁若干可能给自己带来祸害的页面，表明某种恐惧不时袭上心头，自己想坚强却又耽于软弱。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一个人真正的精神成长并不容易，在这个意义上，70年代我的“精神成长”依然是一颗刚刚萌发的种子，正好遇上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文学大潮，也就发芽滋长。所以我还是一个幸运者。
正如我不悔少作地保留自己某几篇或许稚嫩的作品，我也珍视这若干笔记本--由于当时自己有意裁剪漏页而残缺不全的笔记本。
三
由于校对打印稿而重读这些短篇--特别是80年代初期如《选模之夜》《牧牛情》《山那边的独姓人家》《夜色中的回风阁》《夏枯草》《村宴》《旧恋》《背影》等短篇小说，我的心仍受到震动--感喟不已，这决不是缘由“青春缅怀”和“敝帚自珍”，而是具体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场景以及由此传导只有自己明白的精神战栗与呐喊，读着读着我不由热泪盈眶（历经了30年啊）。小说的人物和某些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不过他们也是来自下放地我熟悉的乡友，我只是作了综合和移植--艺术加工，但场景是真实的，来自真实的生活，尤其场景中流露的“情感”和“精神”是真实的，与其说这样的“情感”和“精神”来自人物，不如说是来自我的内心--刚刚逝去的70年代我的精神创伤或精神较劲的迸发，当然只有我自己才会明白，凭借作品，我曾经的忧和喜，悲和乐，希望和绝望，表现得痛快淋漓。
因而我的笔记本里的“精神”是流动的、变化的。自然，作为创作历程的初始阶段，这些水平参差不齐的作品，又见证了我进入文学现场的执着与蹒跚。70年代我在南方乡村的“个人精神”决定了自己80年代进入文学现场的执着与蹒跚。
不过这次我又不想把作品--文学谈得太多，因为我发现，“笔记本”与创作初期的短篇小说，其“真实精神”的流露已有天壤之别。前者往往忧郁、幽愤而躲闪；后者凭借人物刻划和场景描写，直抒胸臆痛快淋漓，能铺展地写出一段属于我（作者）的生命情境与精神震颤，但我真实的意绪--真实的“我”还是分散的、碎片的，既突显又躲闪。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我啊？趁着精力还行，补记并发掘我此十年前后表现不一样的生命轨迹，成了“自我使命”。于是，以若干笔记本为路标，我又一次进入并感受这“十年暗夜”，向着“十年暗夜”逆行。
如是，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如此十年倒成了展现我--一个县城下放知青精神状态的一个合适视角。也可看作“暗夜”即“拂晓时分”一个知青的精神史，以及进入文学现场的精神姿态。
四
我的整个70年代是在下放地--本县（江西省上犹县）黄沙公社龙头大队度过的。
1968年10月下放离开县城，我身心还烙着在县城同一营垒对立派同学羞辱打击的创伤（不能如期光荣下放，留在县城写检查受批斗），我所在的龙头村头头也不会给我“探头”的机会（我隐隐约约知道这一点），以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自嘲自娱，不过心情轻松了许多。可“积习”（鲁迅语）又抬头了。“积习”指什么呢？就是我心孤傲，不甘平庸，仍想做一番不同凡响的事业，仍想做些生活随记以聚集心力。做学生时我用主流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行动，自己并没有遭逢好运，到了乡下，自然而然我就跟主流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可是轻松感又消退着，因为我认为自己文化和水平不会低，而我身边（另一个生产队）的几个初中生（其实只读了初中一年级）女知青和乡村一些没什么文化的青年就比我风光，我心里不服气。但我不会也没有把这种“不服气”写在笔记本上（说明我还是不能“我写我心”）。笔记本上我只是抄录一些我认为好听、悲壮的歌曲（比如《黄河颂》）。谁也不会明白，在这些歌曲后面，含藏着我的不服气和幽怨。
我躲避政治运动，而政治运动并没有忘记我，借用丁帆先生一句话就是“体制思想无所不在”，既得利益者和想加入既得利益者圈子的人会把体制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纷纷以“革命姿态”（伤害别人）作“入场卷”。1969年11月，成为全县唯一学大寨典型的龙头大队组织妇女造反队，邻队几个女知青（在学校非常一般）成了中坚和大队的“宠女”，她们与几个从县城中学返乡的当地青年合谋，带头来到我所在四队的住所搜查（我的高中学历最高，我在学校小有名气），我舍不得丢弃的几本现代书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邹韬奋文集》（三卷）倒没拿走，而我祖父留下的七本线装书“陈修园药书”和一本手抄（毛笔）“风水书”被拿走了。（1978年我意外地在大队书记的一个女婿家里发现了一本“陈修园药书”，他说他也看不懂。）我无奈，却从心里鄙视他们。我重新感觉到了在县城有过的威压。
不久一场恶运又罩住了我。1969年上半年由于某乡一个民兵头头为能揪出更多的阶级敌人，自己伪造反革命标语贴在厕所，刚好趁江西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发起“一打三反”运动，全县以揪斗下放知青（下放居民）为主要对象的清查“930”（9月30日暴动）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其时我对此所知甚少，春节前还回了一趟县城老家，看到街上贴着许多大字报，上面频频出现“930”字眼，我庆幸自己下了乡，但根本没想到风暴很快会很快降临自己头上。
春节后，这把火终于烧到我的头上。直接起因是我几个高中同学（知青）曾到我的下放地找我，住了一个晚上。大队如获至宝，由治安主任为首组织了基干民兵专门对付我，他们正要“抓鬼”来显示其雷厉风行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显示这个学大寨典型新的战果。这时（多年以后我得知）另外公社一个知青受刑时供出了我，大队立即认定我是“930”分子，他们还希望我是骨干。队里一个受大队重用的回乡青年先在生产队贴出充满革命批判火药味的大字报，我也奋起反击，我根本不知他们是“有备而来”。在生产队他们纵然声色俱厉以捆绑相威胁也难以对付我。他们（伙同几个下放干部）也研究了一套策略，先是和风细雨，连续多个晚上要我到一队一间小屋谈话，问我去了哪里，又有谁到了我家，讲了些什么话。我如实作答，心里倒慢慢明白了他们的意图。我认真想了一通，确定自己与“930”无关，我保持警觉，决不落入他们诱骗的陷阱，干脆清楚地声明“我没有参加！”他们大失所望，也就恼羞成怒，认定我顽固，对我斗争--武斗升级，从一间小屋到大队的会议室，几十个人对我威逼，动刑，开始是罚跪，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好几个晚上如此，我仍一口咬定没有参加。当时我意识到，进入农事繁忙季节，对我武斗升级说明批斗接近尾声。
白天我坚持上工（一些社员暗暗地看我），晚上在一片口号声中走进大队批斗会场。我一家人（母亲和弟弟妹妹）保持沉默。母亲虽帮不上什么，但她用言行激励我，她说：“这次你受了难，以后你会有好日子！”晚上我去批斗现场，她另煮鸡蛋给我吃，叫我“吃饱”。我颇有《红灯记》李玉和唱“临行喝妈一碗酒”的悲壮。这时刚刚“解放”的父亲回到乡下的家，得知了我受斗，又愁涌心头。他知道乡下批斗的野蛮，叹口气劝我承认，让他们抓进县里公安局，免得受皮肉之苦。在他看来，我已经彻底完了。我则决定不承认，不能承认。
三月的一天晚上，因我不承认不屈服，他们十分恼怒，无法忍耐，把几个在另一个生产队批斗一个回乡知青的基干民兵调来增援，踩我的杠子，几个大汉一齐上，我忍着疼痛，大声说：“你们冤枉人要负责！”他们同样疲惫，已是强弩之末。我顽强地走出会场，母亲擎着有罩煤灯正在附近的油茶树下等我。她守候已久，听见了他们的口号和审判我的嚎叫，她把苦水吞进肚子里。她迎上来叫我的小名：“能走么？”我轻声却是坚决地说：“能！”回到家里母亲用药酒给我擦伤，用熟鸡蛋给我捋伤。我的心倒奇怪地平静，一会儿便睡了--我不知道，只有母亲彻夜无眠！
第二天我仍同社员一道上工，卷起裤腿走进冰凉的水田。有几个老婆婆悄悄叫我休息几天，可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倔强。奇怪，前一阵在生产队斗我时许多男女都摩拳擦掌地质问我，现在他们倒沉默了，只是从后面看我。我注意到，队长倒比以前待我更亲近。大概他们认为我被大队揪斗已与生产队无关，也认为我是“困兽”不再惹我，当然他们也认为我和我家是外来户，没根基，才遭此磨难。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因素：我和家里弟妹在队里劳动是尽责的、踏实的；队长的亲弟弟在县直某个单位早揪出遭冤枉批斗得鸣呼哀哉，他亲近待我大概属于“同病相怜”吧。
这一段时间我没有抄写什么。不过确实是向着“我写我心”靠拢--我想发泄自己真实的感情。我又买了一本硬壳日记本。
五
1971年已明确全县不存在“930”反动组织，我头上的乌云散去，在生产队处境转好，还做了会计（取代了有资历的原会计），可我还是不去大队“走动”。“走动”就是融洽关系，向大队头头示好，有人好意地建议过我，我也想过“走动”，可我内心的傲气阻止了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一颗心老是落在这场冤狱的情境，常涌愤怒，又想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但他们没个明明白白的说明。我自己题为“七二年度随记”的硬壳日记本，扉页就引用了屈原的“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前似乎求索过，自己反而被求索所侮和所累；我尚年轻，人生尚远，所求索的又是什么呢？这两句寄托了只有自己明白的茫然和惆怅。但是，一百多页不算薄的笔记本又记些什么呢？想记又怕被抓住把柄，何况枯燥繁琐的劳动和生活让我常常忘了握笔。我并不知道，他们批斗惯了，从不会对被批斗者解释什么，而对我不对其低眉讨好是很在乎的（包括被批斗者，他们周围的诌媚者实在太多了，反衬出我的孤傲）。于是笔记本被闲置起来。
我23岁的年纪在农村算是“老后生”了，父母为我着急，频频替我物色。除了有些文化，我没有什么优势；由于是独姓，身体也不健壮，还做过一段“现行反革命”被大队批斗过，有几家低眼看我，有的开头同意后来也变卦了。我母亲是个倔性子（她祖父是清末拔贡，是县城的文化名人），一直为我自豪，并不降低标准。终于婚姻有了落局，对象是一个山那边（离我所在的生产队只有5华里，邻县）的陈姓农村妹子。母亲先去物色陈家妹子，很满意，催我父亲拿主意。父亲带着我去“山那边”，我“看”了也满意。所谓满意，就是她容貌端庄能吃苦耐劳，文化多少不在考虑之范围。我在一些现代小说里看到的青年人浪漫恋爱，竟与我毫不相干。乡村依然没有自由恋爱的氛围。我们这一代的婚姻比父辈进步的地方，就是男女可以直接见面，表明各自态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父母的态度），“关系”一旦确定，就按乡村固定下来的“定数--过礼--打日子--明正归娶”的一套程序，当事的男女接触并不多，执守贞洁的观念依然盛行。乡村夫妇还是保持先结婚后恋爱的程式，在日常生活中，随着生男育女，婚姻关系稳固起来。
这本小32K的“收获”日记本就派上了用场。
日记本第一页右上角写上直行“婚事手记”，左下角写着“七二年度随记”。原计划从相亲开始，以日记的形式一直记下去。实际上从1971年11月23日记到1972年6月23日就中断了，其间也不是每天都记。毕竟劳动和生活是第一位的，有时太忙太累或没心情，就会忘了写。我渐渐失去了写笔记的精神动力。所以笔记本有几年保持一大截空白。尽管如此，会在艰苦劳动之余握笔，在一千多人的龙头大队里恐怕我是唯一的。
“婚事手记”16页，从我的婚事有眉目开始，陆陆续续记了一些。我是1972年11月底完婚（以归娶为标志）的，这么说婚事手记只记了一半的时间。当时什么原因停止了握笔呢？一方面坚持正常出工（才有工分），另一方面要筹措结婚的钱（当时两三百元是个大数目），虽然父亲的钱起了关键作用，但我总觉得这是自己的事，兄弟姐妹中我居大，以一个主人翁的姿态感受到了经济的压力，做什么我必须带头。另一个压力是没房子，我父亲出面向房东借了一个做洞房的房间，对我就意味着结婚后得考虑建房--真正立基扎根了。
现在看来，所记的纯粹是围绕我的婚事几家（包括女方的外公家）的人事关系（所谓“礼数”和“矛盾”就是钱的问题），以及自己时而激荡时而郁闷--浪漫不起来的心情，与政治毫不搭界，也根本没提到自己刚刚遭受的的磨难，好像这场磨难不曾有过。这不是有意规避，而是意识到结婚对我意味着一个全新人生的开始，我从此告别知青身份成为一个农民，我必须认真考虑真正扎根农村--建房、与当地人的关系一类的事了，自然，我对自己结婚成家萌发了生活憧憬，那是我的另一个人生啊！可在我内心深处还认为保持知青身份或许还有国家分配工作的希望。
结婚后第二年生子，建房和生活问题实实在在起来。1973年全国大抓教育，我所在公社的黄沙中学还设了小学五年级和高中班，一个女教师休产假，师资缺乏，大概在此校执教的父亲引荐（他早年的学生做了校长），我代了一个学期课，上的初中几何和小学五年级语文。奇怪，在这本日记本中，当时没留下我任何相关的诸如学校生活的文字（后来参加工作的履历表我也没填）。大概是我没有心存幻想--把代课当作脱离农村的跳板，我明白自己是结婚成家的人了，代课只是几个月时间。学校也没示意我继续“代”下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把这本日记本给忘了。（后来我发现自己还是保留了少许文字。）
没续写生活笔记，根本上是缺乏“写”的动力。现在看来，是生活庸常化琐碎化坚硬化，“写”的文化行为成了生活的奢侈，大家接近一种生物性生存状态，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中，文化--非生产性劳动是低贱的，体力劳动--生产性劳动（不管收益）才是神圣的，才是人的正途。阿伦特说：马克思都把非生产性劳动贬为寄生性的，认为它实质是一种劳动的扭曲形式……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中包含了工作和劳动的基本区分……一切劳动的特点正是留不下任何东西，它辛苦劳动的产物几乎在劳动的同时就被迅即消耗掉了。（《人的境况》P64）所以，在全民（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贫困封闭--越劳动越贫困的境况中，充其量只会滋生狡黠倾向的小聪明以获取些许物质上的小便宜（其实并不是“便宜”；相对于那些受罪吃亏的人，当然是“便宜”了），不会有精神--思想活力。这是当时一般性乡村的精神状况。个体精神萎缩是专制政治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精神的长期混沌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但是毕竟到现代，有知识文化的人多起来，个体精神自然滋长，所以社会进步的总趋势不可能逆转。
而对于我这样一个有一定文化、一度勤于握笔、有独特经历的县城知青，还有什么内在的“梗阻”而导致“不写”呢？正是脱离了我习惯了的单位化的政治情境，感受不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政治氛围。压制性的政治氛围必定产生反抗性的精神力量，我们这一代在阶级斗争（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主流意识形态培养下成长，我们成了政治动物，很容易通过学校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劲力量，我们的精神和激情来自政治情境--政治的推动。但我又是来自有那么一点书香气的底层人家，对权势的骄横--“官僚主义”是敏感的、痛恨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诚心亮着毛泽东指示向着官僚开火。但我不会明白，毛泽东只是某个阶段利用我们学生摧毁他的政敌；正是毛所倚仗的大小干部--毛的体制怂恿了他们的专横跋扈，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人格低下而大说假话。我们指责官僚的行径必定会受到“革命”（体制）的收拾，而我们还是依凭这种“革命”去批判由“革命”喂养的官僚，我们注定做稳悲剧角色。就像现在一些人根据党规国法去举报贪官，到头来自己倒被逼入绝境。
结婚生子，家的内容更具体实在了，生存的东西甚至挤掉了了自己“写随记”的奢侈。生存的东西在我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跟社员一样是共性的，我所在的生产队口粮有四五百斤（年，稻谷，最低一年是440斤）比较而言不算最差，人人饭量大，差一两个月口粮是正常的，早稻抽穗到收割，这一个多月最难熬，许多社员卖柴换高价米（六角多钱一斤）和向邻县的亲戚借（他们有返销粮，而我们大队是大寨典型别想有返销粮），我家也是卖柴，我到县城熟人借大米指标（还新米）；二是我家才有的建房，父亲选择了一个离当地人屋场有段距离的阳坡，我和弟妹们便“挖山不止”，不耽误生产队出工，一早一晚，有时晚上队里好些人自愿帮忙，干到成十点钟（我家管一餐稀饭什么的）。我和弟弟算知青有4个立方木材指标，远远不够，我还得到偏僻山乡找同学要木材。
事实上，在那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年代，我所在的农村也同样处在政治情境之中，与单位相比，只不过更讲究时段（农闲季节，大队层面更雷厉风行搞运动，而生产队则松弛多了）。这几年大队书记红得发紫，左得出奇，而大队的地主富农偏多，批斗会上打人是家常便饭，为了买一部拖拉机，以乱砍滥伐和买卖婚姻的罪名罚“黑五类”钱款（我至今保存了一张生产队的罚款单，6户地富户被罚107⒈50元）。这时的我是一个局外人旁观者，只是一般的参会者。我隐隐约约听说，大队书记与治安主任争权夺利（原大队主任下台做一般社员），所以他们都看谁更左更狠，从而显示成绩，获得上面的支持。我这个时候沉默，但心里同情被批斗被罚款的人。我受批斗时队里几个成份不好的年轻人就对我好，在劳动上帮助和照顾我，他们是队里劳力的中坚，他们因家庭原因而得不到正常对待的悲戚传染给了我。不过我也没有公开为他们据理力争，内心也有不愿得罪大队头头的考虑。当时农村充斥因阶级划线的冷漠，即使是亲人，也不敢公开表示亲热的关系。就是说，我与大队之间仍横着一条鸿沟。
这个时候，我从一个入伍同学的县城家里取回了1956年版《鲁迅全集》（十本精装本），雨雪日我会翻读，觉得充实，畅气，但常涌起惆怅。
六
在“婚事手记”后面是留着一叠空白页面，我记起，当时我还想沿着结婚成家主线续写下去，后来我却把自己一些不怎么合规格的格律诗抄在上面了，这说明我有些偏爱平时随手写的东西。为什么我改用了格律诗这一形式？是因为我下放前曾经在鲁迅“横眉冷对”式诗作和郭沫若早年“漂泊”的诗行里徜徉，而且这种形式更能浓缩地排遣自己的心绪。不过，抄录诗词的若干内页又被我整齐地裁剪掉，说明我不得不考虑自己恶劣的处境，下狠心再去掉一些会给自己带来不测的文字，还是保留了少许我下了决心保留的诗作，而“婚事手记”我从未想过剪除。就是说，我很珍视自己遭难不久又临人生喜事--祸兮福所倚的终身大事；保留几首诗作，是我实在不愿彻底抹去烙着我体温和心跳的若干文字，要保存哪怕只有自己才明白的人生记忆！
从现有的“收获”日记本，接“婚事手记”（1972年）之后，接着是1973年6月11日写于黄沙中学的五段（每段四句）的现代诗《美丽的群山》，而且有简短附言：此诗系73﹒6﹒11在黄沙中学代课所作，并无充实的主题，而是当时一种思想和思绪。那种思绪是不定的！我才记起，自己留下了中学代课时唯一的心灵记录！
接着录了1974年6月19日一首诗--
漫与
外出联系木料事宜
告别故乡六岁整，异地重建要栖身。人生变幻不能料，既成妻室成旧影。双亲渐衰不可拒，
弟妹无知己担承。出得世来总是忙，欢喜悲戚送终生。
写于陡水往营前的客舱上
还有写于1973年7月23、24日的《悼大伯父》《故园即景》，写于1975年4月8日的《恒荣处一一瞥》等数首传统诗。
1975年1月6日初稿、10月10日定稿的一首词--
念奴娇
新居落成有感
下放农村七载，新居终于落成。感慨系之。
高林寨下，合流上，巍峨新居蹴成。迎对群山起翩跹，座落青松丛中，春夏秋冬，终归一统，听长空劲风。百载基业，开创何似从容！朝夕天地旋转，别梦怀莹，陌地更疏情。漫漫风火并凉热，立基难，出家人！头顶烈日，足踏冰霜，急念土石平。雄鸡破晓，开辟坎坷征程。
真是相隔如梦寐！细看，《漫与》充满了迷惘和坚韧--自己的担当情怀，而只隔了两年，《念奴娇》人生感触更沉郁炽热，字里行间充斥一股只有自己才明白的悲凉与决绝。
原来，1974年我因投身大队的“批林批孔”又遭到政治运动--大队的报复，我周遭情境更为恶劣，所谓“漫漫风火并凉热，立基难，出家人”，率先指建房过程中与当地人必然产生的磨擦（我家打开屋基之后，生产队大姓邝氏几个人听风水先生说这块地方好，在建房过程中故意找岔子，还逼我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这实际上是生存环境恶化导致争夺生活资源的激化，当时队里人口猛增，四五年间从130人增加到180人。母亲安慰说：好事多磨，当年你街上外太公做房也遇到邻居肇事。我也就更加尝到了创业的艰难，更加意识到往后决不会一帆风顺。
〔单个的知青（一片叶子）与成家的知青（一株树）在其境遇上有很大的不同，90年代我把这种滋味写进了长篇小说《轮回》里。〕
另一方面，是我又一次投入政治运动再次激怒了大队书记，后者公开表示出对我的怨恨和报复，我也就再次吞噬人世的的悲凉，这也是我的性格悲剧。
其实，1974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龙头大队只是导火线，由于大队持续极左（推行“扁担专政”即用扁担整人），生产和生活每况愈下，已是民怨沸腾，全大队6个生产队的多数队长都对书记的家族式统治不满，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就是书记是县委委员，公然不参加公社要各个大队书记参加的会议，公社书记十分恼火，有替换的意思。这只是一个打着“批林批孔”旗号即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主流意识形态所忌讳的民众诉求--农民闹事的群体事件。
风声水起起因于大队书记所在的二队（该队后来全大队最先划分作业组）“后院起火”。其时大队书记同二队干群的对立差不多明朗化了，不少人想利用这次运动把他赶下台。当时二队有个赣州下放知青，仗义写了不少大字报张贴在他住所--生产队仓库周围。不久出了火上浇油的一件事：稻黄时家禽要关水，同时队里统一撒农药（乐果浸的谷子），而大队书记家的鸡公然不关而被毒死几只，他家当然不答应，要揪黑手，所以“火”一下子旺了起来。生产队这也不许搞那也不许做，而大队几个干部享受特权，而二队的境况更突出。很快几个生产队也起来响应。我所在的四队一个老党员态度很坚决，他对我说是要换书记了。（这人曾在“930”问题上对我凶狠过，但不久就改变了态度，夸我是好人。）当时我心里有些激动，但接受以前教训，只做一个沉默的看客。
七
这时地位不稳的大队书记知道我未参与闹事，破例叫我去村小代课（1974年上半年，换下那个赣州知青）。此时我弟弟做了民办教师，由于平时他经常去二队走动，受了影响他也写了大字报。全大队许多人到二队看大字报。我察觉弟弟处在危险之中，他尚未结婚，社会经验比我少多了。我考虑的是大队书记并不是真正重视我。
在代课时发生这样一件事：我教一年级语文和数学，学生还听话，但大队干部的子弟很调皮，常常捣乱。一次我在黑板上写字，一个余姓学生背后说笑，还取笑我。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大队会计的儿子，不由上火，按耐不住对权势的轻篾，要他站起来，他爱理不理的，我愤怒地说：“你不要以为你父亲是大队干部，就吊儿郎当，我可不怕你！”老师和学生很吃惊，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个代课的敢公然指责大队干部的儿子。其实也说明我冒失，刚烈性子不改，沉不住气，毫不顾及后果。过了这个学期，我的“代课”也被取消了。
过了一阵对立的阵势形成，大队书记摇摇欲坠。群众方都知道大队书记报复心极强，也坚决起来。邻队几个共产党员队长知道我的文化底子，叫我协助。由于在学校，能接触报纸，也就更知道全国“运动”的态势。校长支持张贴报纸内容的黑板报，他说：（大队书记）确实太过份了。暑期我回到生产队，按耐不住还是投入了运动。我仍是从全国主流媒体里寻找“精神支持”。
在我，有保护弟弟的考虑，有对大队冷落自己的幽怨，有显露自己才华的书生意气，有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利益诉求，直率而倔强的性格也是个原因（我这一性格在乡村环境得到了保持）。当然起根本作用的，是我受主流意识形态即斗争哲学的影响，不由自主又重蹈了在学校用革命理论批判官僚的覆辙。我也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不扳倒大队书记的后果将是严重的。
现在看来，当时确实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真心研究和应用革命理论，但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革命理论”在倡导者、最高当局（毛泽东）只是用着对付别人（政敌），实际运作的是沿用几千年的帝王权术，也就是以最高当局（毛泽东）为核心的潜规则，所以天真的知识分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上了大当还理不出一个头绪，只有极少人深得其中奥秘而低眉屈膝进入权门，而分得一杯羹，把整个社会当作了天天谢幕又启幕的舞台，颠簸中他们确立了自己的威权，人生得到足够的补偿。
有我的加入，整理的材料更有杀伤力。为首的几个党员队长都称赞我。我还随几个生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到县里上访。县常委会还专门开会研究。官方有人私下向我们表态“肯定要换头”。许多人准备欢呼“解放”。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原大队书记岿然不动，其过硬的理由“一大把”：他是全县学大寨典型，有贡献，他苦大仇深，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坚决，龙头大队需要他，他没文化，打人不是原则问题。大队书记还是成了赢家。
再就是，龙头大队不过是全县一百多个大队（村）中的一个，对全县大局没什么实际影响，县当局只会从体制政治出发，而不会设身处地为底层百姓着想，何况龙头大队阶级阵营复杂，没谁敢承担“为谁说话”的原则性政治后果。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唱着把矛头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高调，当权者的真正用意在于整肃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我所在的龙头更是如此。所以那些“另类”承担了许多不是自己承担的罪责。这次反大队书记的阵营同样也是率先批斗一通“死老虎”。于是出现不能不左、越来越左的政治态势。这是在这种专制体制下自然而然的行政经验（当下重庆“打黑”又是一例）。
但在当时，我们对此毫无知觉，以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上级会考虑群众的“强烈呼声”。但局面很快发生变化，大队书记耀武扬威，他一派无须讲了，原来反对的纷纷倒戈，利用姓氏、亲戚、派别等关系向其讨好，说受了蒙蔽，不知坏人想“攥党夺权”。那个校长（在当地有一定势力）装着一惯支持大队书记的样子。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农民运动的聚合与分化，鲁迅笔下华老栓吃人血馒头的一幕轮回上演。自然我也看到了少数几个保持沉默的“反对派”党员队长，他们神态平常，并不惊惶失措。当然他们有着“是本土人”的底气，料大队书记不敢对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可以不做党员，总不会开除球籍吧。他们只是做了一番检查，遭了大队书记一番羞辱，继续做队长和队干部。
大队书记的家族统治更牢固了。这次事件牵涉的人多，大队书记的做法也有微妙的改变，肯定有不少人鼓动他报复我。他并没有立即对我下手。不过我能感觉周边情境的恶化，我的会计一职被原会计替换，正好让我全力投入建房。在我家动手建房（20天左右）过程中，当地邝氏一伙人几次拦阻找岔子，二队聚众提前要我还瓦款，还有，我的房东（原来因政治背景向来受大队冷落，这次大队书记向他示好）也向我家变脸，催我们搬走，我家背腹受敌，人世炎凉人心势利。我于是写下“立基人，出家人”的感慨。
房子还是如期竣工，从此我有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弟弟也从大队小学回到队里。我保留了一首词--
清平乐
弟由民校转回家务农
教案五岁，一朝听令回。躬耕农田遭雨水，钢骨百炼千锤。思念高林寨外，青山尽藏心怀。昆仑珠峰千层，壮志更加葱茏！
原作1975年
为什么我选择作诗填词呢？如前所述，喜欢鲁迅和郭沫若的诗以及家里有本《千家诗》只是个基础，自己写过现代诗也是个基础，还有一个于我却是重要的诱因，好像是1974年，我意外地得到一本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名家词选》（龙榆生编选），繁体字，直行，我爱不释手，原来是大队书记一个儿子北京退伍，从北京某大学的图书馆里拣了好几本书，带回家，而他们对这本书不感兴趣（看不懂）。这本书的词都是写人生际遇命运况味的，正合我当时的心态，我也就模仿写起诗词来。当时我耽心别人说我偷公家的书，悄悄撕掉盖了公章的封面封底，换上牛皮纸做封面封底。
--在寻常诗词的背后，却有着如此复杂而炽热的人生感喟。我同时代分不开，时代、家庭和我自己的际遇造成了人生的跌宕，我操着主流意识形态语言和姿态，却一次次编织着自己的悲剧。
八
被大队头头恼恨和冷落，我想得开，只是心情有些郁闷。这时我得到了《南京知青之歌》，词曲全部抄录，自吟自唱起来。歌词完全符合我的心境。比如--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有时上工或砍柴途中--在旷野，我不由自主地引颈高歌，心情既悲切又舒张，发泄我深沉的幽愤。此时邻队的几个女知青早已进城做光荣的工人，我无须再戒备她们。社员知道我在唱洋歌，但不清楚我唱的什么。就跟知道我不时会唱电影《刘三姐》插曲如“眼望青山难出笼”一样，他们不会把歌词歌曲跟唱歌人的内心联系起来。当地人唱洋歌，唱归唱，很多人连歌词也弄不清，跟内心毫无联系。“洋歌”所昭示的世界是一个与他们无关的世界。不过，他们也时而简短地唱“阿哥阿妹”的山歌（此时山歌也归入黄色歌曲），若无其事地嬉笑一番。多年之后，当我在另一个山乡搜集山歌，我才体会到唱山歌的一些人流露着情愫！
忙生产忙生活--再忙，我也没有忘记对时局的关注（比如从歌曲中对知青命运的关切）。我保持了浏览书报（我不时因家事找离家几十里的父亲，在他执教的学校住一晚，我便拿报纸来看）的习惯。“文革思维”依然驰骋在我的脑中。我全文抄录了臧克家写于1975年12月《〈理想之歌〉赞歌》，日记本上写着：“自己抄录于1976年6月25日双抢前夕”。我仍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寻找心灵支撑。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得到公社通知，各生产队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到公社游行庆祝，沿途贴彩色标语，走了25里到公社集会。我觉得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心绪又激奋了。我于“1977﹒1﹒7”连续抄录了郭沫若的《满江红（怀念毛主席）》《东风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我不由自主地继续以阶级斗争思维来理解共和国的这次大转折，但在外在行动上，我决定做稳一个旁观者。生活平静，龙头此前那件人心沸腾的事好像没有发生。老干部纷纷复出，50多岁的大队书记又以老干部自居自傲了。即使几年前被解放重新起用的老干部，心头都有一种压抑感，这次可以扬眉吐气了，把全部“罪错”推给四人帮，反而加剧了官僚化权势化，“走后门”之风很快盛行。
我明白自己的处境，我要“看破红尘”。其实我仍在红尘中，“看破红尘”是自己才子佳人式的自我牢骚。1976年底到1977初，多是雨雪天气，我静心读《水浒》，还抄录了近20首《水浒》诗词。日记本上写着：1977﹒1﹒4抄录，时值天下大雪，一派白雪风光！所录诗词都与看破红尘自我叹惋自我怜惜自我安抚自我激励有关。如卷首词曰：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煎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乱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水，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我真的就能一心扑在机械性劳作，心如古井之水么？
我哪里知道，自己更凶险的厄运就在眼前。
九
自从住进新房，我明白家里和自己不怎么好的境遇，白天除了上工，工余上菜地（我把自留地饲料地上的菜蔬料理得很好），晚上除了两天一次的队上记工分，我更是呆在家里。生产队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出工大家较松弛和应付，而搞自留地一类私活非常奋发投入，相互比赛，用的农家肥是好的，而给队里的农家肥程度不等地掺假（水），尤其是队里几个平时嘴里挂“革命高调”的贫下中农人精，开口便指责地主富农或不点名指责别人掺假。
一个刚从中学回来的青年做了队长，他什么不懂，靠着政治条件好，又是大姓（邝氏）人，我没像别人一样逢迎他，他也就苛刻地对付我和我家。他的种种作派也是做给大队头头和我的对立面看的，果然同在四队的大队会计对他表扬有加。他很快就摆起了权势。
虽然我落魄，不过大家也认同我“有墨水”，一度让大队书记摇摇欲坠（这里有把一切责任推给我的含意，因为别的人没什么文化，而没文化就意味着本质好，犯错误可以得到原谅），加上做事认真踏实直率，做过会计（有资历），一些人喜欢听我对某事的态度。我常常不会顾及有人会传话，索性表达我的观点，而观点恰恰与这位年轻队长相左，他更认为我故意跟他过不去。
除正常上工，我把精力和智慧放在母猪的喂养和家庭种植上，效果显著，收益大增。
公社号召大力发展生猪，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如生产队给一份（四斗）饲料地，每卖给公家一头上等猪（至少120市斤）食品站有一定数量的回供肉（指标），队里可给50斤稻谷（平价指标）等。龙头人习惯到邻县一个叫唐江的大圩场赶圩，那阵唐江圩仔猪销售兴旺，价钱高（1﹒6元左右），这就极大地刺激了龙头人养母猪的积极性。当年出仓一头肉猪要9个月到一年，而母猪生产的周期是半年，而且一窝仔猪出仓，本钱（母猪）还在。如果用钱计算用在养猪上的劳力和物质成本，其实是要垫本的，但农村人不在乎出劳力和时间。在我有还建房款，同时走出一条靠自己聪明才智证明自己的想法。
凡认准一件事，我是全身心投入的。家里养了母猪还养了散猪。我特地买了有关实用书籍，用科学方法养猪，掌握一些技术性的知识，结果我家的散猪6个月可出仓，一窝仔猪（12只左右）出仓在300斤左右（当地人只有200斤以下），很快还清建房欠款，父母也高兴。本队和邻队好些人都到我家参观，向我取经。当然也激起了一些人的忌妒。我更是独来独往。
由于队别不同，我与大队书记不经常照面，但同其代理人（他亲家）住在四队的大队会计会面的机会就多了，他为人较阴，心里做事，心里恨你可在嘴里对你称兄道弟，原来的一任队长对他及大队书记就有看法。这年临近夏收，队里的竹箩纷纷被私人占用，队里就突击挨家搜查清理，结果查出他家仍占用几个集体竹箩，他以为是我的诡计让他现丑，便倒打一耙，把我家在县城1955年水库移民时买的一担老竹箩（上面写着合作社几个字）拿走。不久新任队长（那个青年人）家的十来只鸡被人毒死，他在背后煽动把矛头指向我弟弟（弟弟那天早上恰好从那家门口经过），当然站在他们一边的人多，都认定是我家放的毒药（乐果谷）。处境恶劣，可我决不讨饶，据理力争，不怕针锋相对。
这时我和弟弟决心学武术，悄悄在二队拜了一个武功好又有道德修养的师父（队里派他长年守护山林）。于是这本日记本上我摘抄“少林寺棍拳术解”，时间是“七六年十二月”。正文如第一步天破甲、第二步吞吐浮沉、第三步中八步、第四步抱身、第五步大练步等，落款却是“1977、1、12雨抄”。接着抄录了一首诗：以上均是散手歌，心怀熟练莫差移，若遇强人来欺身，三四劝解方行之。落款是1977、1、13。这就是说，学武是用来防身，保护自家，而不是为了炫耀，更不是为了称霸。
有几个队（青年为主）都兴起一股习武风（龙头村在解放前也有习武传统），大概是时局动荡人心异变，经济继续拮据，社员有怨气，有的因政治运动报复打击积下深深的仇恨。个人所能掌握的就是武功。在性命攸关关头，面对面的也是拼死一搏的武功。大队书记重新稳掌权之后，几个姓氏的习武热就急剧升温。说明政府靠不住，自卫只有靠自己。表面上，整个大队非常平静。
日记本里没有留下一首写于1977年的诗作（或写了又被我撕掉）。
我的精神活动已放在家禽家畜饲养上，认真记“猪婆养育总结（第一号）”，“第二号”总结记于1978年6月，“第三号”记于1978年12月27日，“第四号”记于1979年5月，以后就中断了。
崭新的生活终于降临我家，也降临我的头上。
十
尽管如此，我仍处在与大队书记的“锋面”状态，他没有忘记我也不会轻易放过我。我的人生继续向着谷底沉坠。“收获”日记本因剪页撕页而破损多了，但我没有扔掉，它继续伴随着我。正是剪页撕页已成残破的本子蕴含着我两年（1977-1978）几经绝望同时又反抗绝望的心灵悲鸣。
1977年下半年到1978上半年，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主政，全国上下大搞“揭批查”、揪“四种人”，给了大队书记一个天赐良机。他通过驻队的工作组（组长姓黄）在全大队开展运动。其实，一开始，大队书记也忐忑不安，不知老黄站在哪一边，于是大力拉拢他。老黄（县中层干部，土改工作队出身）也做了一些调查，按既定方针办省心省力，他很快表明坚决支持大队书记的立场，搞好“揭批查”，镇压一切阶级敌人。大队针对我一个人的打压终于降临。
黄组长倾向大队书记对我来说不是好事，我的心不由一沉。一次在村道上我碰见了黄组长，尊敬地叫了他。我母亲认识他和他的家属（县生资公司就在我县城老家隔壁）也向他示好。他对我母亲客气了几句，对我就拉下脸。他主持会议，布置开展“揭批查”。我是十来个反对大队书记要做检查的人之一。在我做检查时他们就格外刁难和纠缠。
我心地发沉之际，心气又高扬起来，可我决不显露脸上。1978年元宵节我回了县城，一气看了一叠人民日报，其中一篇陶亮亮“《一封没发出的信》让我大为感动。2月24日我作诗一首（诗意差，但表白了我的真实心情）--
新近看《人民日报》有感
近年来，人民日报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面目为之一新，大都能正视现实，触及社会
弊病，敢言人所不敢言。文艺一栏也办得活泼清新。余爱之。
人民日报/确为人民的报/清新如雨后春景/触击像大海波涛/把老八股扫荡/将帮八股扫荡/为人民呼喊/替群众着想/喜闻乐见新形式/社会弊病齐指向/对敌人辛辣/对毛病深揭/对同志启发/对前途发愤/希望它担负时代重任/朝向四化吹起号角/心上的报，人民日报/祝你办得更妖娆！
我又”尽余资买得《陈毅诗词选》“，与我在龙头所感受的不一样，我感觉形势叫人振奋和乐观。我心情激奋，1978年2月我还写了一首《满江红》，并把诗作投给县文化馆，不过我很快忘记了此事，我在龙头的处境也不再有写诗的激越心情。自己未曾预料，正是这篇小小的作品给逆境中的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黄组长主持会议。其实他们确定了步骤，让一些生产队的党员干部检查一通过关（突出受了蒙蔽），让那个赣州知青（未婚）痛哭流涕做检查之后进城，随后他们把焦点和火力对准了我。不过这次他们采取的是”文斗“，没有动武动粗。会场也是一边倒的态势。他们的发言都是一些简单而粗暴的政治口号和大话空话。他们的目的很明显，要把我扣上”坏人“的帽子，从此对他们不再有威胁。与会者应该说是龙头的精英，可他们大多数疏于思索，不理解那年我们跟大队书记较劲其实包含了为了龙头人的切身利益。在不算短的岁月里，这些乡村精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一次次受到侵害，不去思索为什么乡村长久地陷于贫困与停滞之中，老是在可给可收的政策里--又窄又小的天地里穷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像”动物“一样生存而毫无所知。
我感觉被扣上政治帽子其实不需要真正的罪状，只是凭长官一句话，周围若干人起哄，也就有了”群众态度“，有多少人被冤屈！谁也不会反省，这些另类悲惨的命运其实都是人民愚昧的结果，可社会上谁会认为你”冤屈“？连子女都会认为你罪大恶极。我内心又涌悲凉，觉得自己这辈子真完了，写检查承认错误请求工作组和大队原谅，做一个清白的与世无争农民。但我不怎么惊惶，目光平静（一些人据此一味咬住我”不老实“、”顽固“），因为我具备了一定的精神基础。一是我成了家，家里都理解我，大队大多数人都知道”大队书记报复我“，”欺侮一个单姓人“；二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儿子，有了搞家庭副业（喂养）的专长，我不怕在农村过一辈子；三是我参与整理的材料，都来自群众，都是事实。四是龙头有很多”贱民“，他们照常帮我，与我来往。
这时我收到了县文化馆的油印刊物《群众文化》（1978年第2期），自己的作品《满江红》赫然在目！
满江红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有感）
春萌初发，争流处万帆竞发。科学大师喜相逢，豪情激烈。纵横着鞭千里马，天骄一代刷新月。看”四化“开遍神州里，赶超切。豺虫除，枷锁绝；垢秽荡，人妖灭。我博大故园，人材不缺！中流坻柱有旗手，避礁导航华主席。趁东风吹绿新山河，从头越。
在我每一次身处逆境心涌悲凉之雾的时候，心底又会涌现一股不屈不挠突围式冲动，就是说，我承认了自己失败，但内心又产生抗击，仿佛在说：我不是这样的！这种抗击并不是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地争辩，而是按照自己的精神方式奋起，因而我不会悲观多久，更不会自暴自弃。就像以前有过的境遇不佳时我就看书，做生活手记，录写诗词，详细写”母猪养育总结“，抄录武术歌括，抄录”种菜常识与技术“，甚至剪贴”坦坦无忧愁“一类报纸小文章，如此等等，我都一丝不苟，决不仅仅排遣郁闷心情，而是用一种实在的知识和精神充实自己、武装自己，无意中，我又为自己日后的进取准备了相应的氛围、知识和情感的储备。
我就是这样写下这首《满江红》。它与我70年代初期的文字相比，情感更奔放，但同样有着忧郁、幽愤和躲闪。
可这样一首紧跟时事的《满江红》并不是我的原作。文化馆的编辑明显润了色，强化了与时事的对接和响应（如歌颂华主席和”四化“，以及重视科学），删改了表露我个人曲折幽晦心绪的若干词语。于是发表出来的这首词是我两个身影的重叠，一个是较外在的，表现了群体的心声，当下主流政治所需要的声音；一个是较内在的，只有我才能明白尚在艰难处境中的幽愤。打个比方说，县城已是曙光照耀，而我在龙头仍是黎明前的黑暗。从这里也可看出，当时的基层虽有文艺园地，文艺依然承载着宣传功能，离真正的创作相差甚远。（幸亏后来我终于挣脱了这种伪创作的模式。）尽管这样，诗作发表对我的激励也是巨大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那些受政治运动打压的知识分子，面临形势有所转机，所公开发表的作品，都会有顺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其真实的内心则藏得很深，如张贤亮王蒙。这里又有两种迥然不同的精神向度：一种是为能发表的，力争脱离某种惨淡的境遇，所谓以曲求伸是也；一种是脱胎换骨地抛弃昨日之”非“，全身心表忠心而投靠主流意识形态，如丁玲姚雪垠，所谓回头是岸是也。）
我的《满江红》原作是这样的--
满江红
泳志
春萌初发，料峭处寒雨未歇。对青山空谷回音，壮怀激烈。三十抱负如流水，十载蹉跎看日月。见白发初染少年头，堪悲切！书生气，渐凋谢；年轮复，志不灭。愿笔墨问世，造诣犹缺。深恨浪漫幼稚水，凉热输出亲朋血。趁东风吹绿新山河，从头越。
七八年初步岳飞《满江红》韵
我从外界得到到鼓舞，更感觉到大队书记和黄组长的所作所为属于逆潮流，然而他们起劲地喊着上面提倡的口号，娴熟地纳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既定轨道，以正宗和正统自居震慑底层的子民，于是我心里继续不平。我又不可能跟他们争辩，只有心里立志了。于是我在1978年春节前后奋笔写下这首步岳飞《满江红》原韵的词。
这不是为投稿而写的。虽然我频频去公社去县城得知了不少新的信息，也大致知道有一拨知青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但不知当时文学主潮和文坛动态，对投稿我更一窍不通。我从县文化馆油印刊物《群众文化》的”征稿启示“得到了启发，于是就寄出了这篇连自己也把握不了的作品。
十一
面对《群众文化》上自己的诗作，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以为自己是正遭批斗、广为人知的坏人，他们怎会发我的作品呢？这又是真的，我从这期《群众文化》还看到了”征稿通知“，赣州（那时叫赣南地区）群艺馆准备出版铅印的《文艺作品选》，向18个县市征集小说、诗歌、散文，择优录用。我的心不由一动，眼前闪过一道灿亮阳光！
这是我文学创作的开始，也是我新人生的开始。可我并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谁也不会知道，同是一个受批判做检查的人，那么短暂一天，心劲儿完全不一样。记得那天我又一次在大队会场做检查，黄组长亲自批判我，我更不惊慌，脱口说了一句”从头开始，我能写作的“，来自各生产队几十个与会人没听清我说什么，黄组长大概听见了，冷笑一声。在他眼中，我只是一只任一辈子不得翻身的小虫，我已是窝底一块不能再转身的扁石头。他当然从他的阅历来理解我这句话，他看扁了我。他们哪里知道，眼前这个不到30岁的瘦人的”心气“正上升着呢。他们更不知道，后来时局的发展竟与大队书记和黄组长的估计完全不一样--大队书记及其家族统治已走到尽头！
生产队开始公开实行计件计酬（工分），社员工效大提升。我能感觉田地里与往不同的人气和热气。黄组长没宣布解脱我。
我利用雨日和晚上，悄悄写了篇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选模之夜》。我清楚记得，盛夏蚊虫多（夏收前蚊虫往屋里挤），我点着煤油灯在帐子里写作，帐子被煤烟熏黑了。我的文学之路却被熏亮了。这应该是我正儿八经进行文学创作的开始。在暗夜与拂晓相交之时，我的文学身影开始显现。通过文学写作，我感受着也迸发着拂晓的气息。我悄悄把作品投出去。
我在本文开头说过，我的若干生活笔记曲折地抒发了我的忧郁幽愤之情，现在我开始用小说（文学创作）来抒发幽思，不期然我找到了凭借人物刻划和场景描写，痛快淋漓抒发胸臆的新方式，我的某个存在心绪和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可以更深入更从容地展开了。由此我体会到了另一种莫大的精神愉悦。
这是以我妻子为原型的一个短篇小说，以鞭挞吹牛拍马投机取巧而褒扬踏实苦干不求名利，我个人的情感尽在其中。
我猛然记起，自己好像在1975年左右动笔写过一个短篇《冬青之恋》，冬青就是冬青树，在寒冷冬天仍枝叶繁盛，此景或意象是我冬天从县城回龙头路经城关公社的石坑大队，看到某农家院子里（傍着小溪）繁茂的冬青树，它不正象征扎根农村的我么！当时我就涌起写作的冲动。在路上我想好了”不怕艰难险阻和坎坷，扎根乡村，奉献青春“的主题，也好像在笔记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了好几页，但写不下去了，以后我再也没有接着写的欲望。噢，我又记起来了，受浩然《金光大道》影响，我想刻划一个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知识青年，但现实中主人公的际遇（也就是我的际遇）及感受完全背离我的主题和构思：主人公一腔热血，到头来却屡屡受到生活的打击与折磨，于是我失去了写下去的内在动力。这是时代--我的遭遇让我停止了这种虚假的写作。
处境险恶却要写”红光亮“作品，被权势放逐又要歌颂权势，这是中国特有的创作现象。一般以”吃的草挤出的却是牛奶“来比喻创作，实在太表面肤浅太曲解了，它与真正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真诚和正直冰火不能相容。由此可见，它只是一种政治表态性质的政治行为，所塑造的人物是戴着政治面具和乡土面具的空心人，却构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对塑正人心有真正的作用么？
现在看来，《选模之夜》的主题有表层深层之分，”表层“就是呼应”拨乱反正“，礼赞务实踏实，也可以说是我在当时的一种真切的生活感受--我个人的也是一般化的情感；那么，”深层“即”我的真实情感“又是什么呢？是宣泄一种被人误解、被人抛弃的幽怨。这正是我当时的情愫--心理真实啊！它类似屈原《离骚》中”荃不察余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如此艰难困苦厄运重重，我竟然还是摆不脱传统知识分子心态。这个短篇我抒发了自己，同时又掩盖了自己，但我能够比较酣畅地表白自己的情感了。
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境况正在向好的方向扭转。
我也不知道，我以写作的方式让自己淌入精神的拂晓之中，这”拂晓“是属于我个人的，也是属于中国的。
十二
生产队学二队划分为一两个作业组。我在二组，与一组相比，二组的田块差一些也分散一些，大家没意见--大家早就想自主经营了。我几乎忘了那篇《选模之夜》。我更没想到的是，大家推举我做组长，八九十人的生活就要看我了。
我平时学的农业知识派上了用场。我用制度管人。我吹过上工哨，我的家属、弟妹最先到田头。从早稻育秧到收割，我环环扣紧。苦活累活比如打农药我带头。我还请在县农科所的同学到我家做客，为田土和禾苗”把脉“。二组田块的”白穗“（钻心虫所致）极少。在扣工分时有人同我吵口，我毫不退让。在七八月天旱得不可开交，我带头守水和跟别组别队争水。有的人以为我挨了整对人会低声下气让三分，可我毫不退让，锋芒不减，因为我内心认为自己没做错。当年我们组增产的幅度大，一些杂音自然消歇。我明白，这是为大家，也是为自家自己，我要用行动和成果证明自己的价值。
由《选模之夜》所印证的精神拂晓悄悄向我走来。
盛夏的一天，县文化馆（当时叫文化站）一个李老师（本公社相邻大队人）到我家里，我认识他（60年代初我经常到文化馆借书就知道他）。由于大队书记刻意阻挠，这些年除一些亲戚和几个同学会到我家，单位上的人极少光临。所以县里单位的人到我家，我家高兴又奇怪，外面不会像大队书记那样看待我。也说明大队书记的权力多么有限。
原来李老师绕过大队，直接向我调查核实《选模之夜》是不是我写的。他问我有没有受哪篇小说的启发？他干脆问我是否抄袭。我把自己的写作经过及底稿给他看，而且强调我是六七届高中生，我母亲提到我父亲的名字。李老师认识我父亲，哦了一声，相信了，说话也就更亲近一些。他告诉我这个短篇在地区（赣州）比较成熟受到了好评，不像是初写作的。他们很慎重，认为拨乱反正地区出第一本作品集要认真对待，作品还要做修改。他们认可了我的文和人，而不像大队毁人也毁文。
母亲似乎看到我好运的降临，我也松了口气，但不抱乐观，因为自我步入社会，遇到过几次眼看有好的结果，可是一夜之间变化了，不是更好而是更差（如前些年眼看从学校下放，名单上写明到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可军宣队开会宣布我们几个人留下办学习班，说我们散布了对下放不满的言论，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其实是对立面的同学借机报复）。这几乎成了我命运的一个习惯性律动。
我外表平静，生活如常，我创作的积极性大增。我的思维常常处在一种被文字激活的状态中。我在学校奖给我父亲（先进工作者）一本64开的”成长“塑料封皮笔记本上写下多篇诗作。也算是自己一个小小”井喷“吧。
我从1978年7月21日《参考消息》摘抄了日本吉田富夫的《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文学界》，用正体字形抄录这么一段--
七十年代出现的大批业余作家，其中大半可能是经历了文革风暴的知识青年或类似的人。他们对”革命“的幻想，自文革以后好象无限地展现开来。如果他们的”革命“幻想，由于本身的主观性，而在”四人帮“事件上碰壁，并且遭到破灭的话，他们有可能通过由此体验而产生的”内省“去探讨他们自己的”现实主义“，特别是”负现实主义“。（”负现实主义“的恢复就是”现实主义“的恢复）
真是说得太好了！我的信心依然来自时代的变革--对变革时代的感应。
日记本上我列出了《毁灭之歌》的三条写作提纲，构思写散文《外甥》，动笔写短篇小说《”硬颈“队长》，1978年8月15、16、17写成小说两篇（还有一篇是《泉水岽纪事》）。我把小说寄给了县文化馆，很快得到回音。9月22日午饭后录下文化站来信：“多练，必然会出好的作品，希望改写，参考有关短篇小说，在突出人物性格、精炼、细节、表明主题上下功夫。”
后来我才知道，县文化馆有一个原在赣南师专（师院）教书，下放我县一个乡，以后调回县城，自己也写小说的丘老师。能及时得到行家指点是我的幸运。我还得知，70年代他写过一个《乡村女教师》的中篇，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用，但由于所在单位文化馆因他是三青团员而不同意发表，丘老师的悲凉心情可想而知，他也属于处境不好还是写“红光亮”作品，卡他的恰恰是文革中受冲击官复原职的馆长。以现在来看，当时就是出版了又如何？还不是速朽？不过可以看出，当时许多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都在县基层。（21世纪的今天，县级文化馆真正懂业务、热心的行家几乎没有了，业余投稿近于绝迹。）
这年10月15日我参加了县文化站的创作会议。回到县城，街道小了，房子矮了，在青山田野的陶冶下，一颗心应该大的，却小了，不知怎的，我特别怕见单位头头或者说我特别不愿见官。
文化局黄局长讲了话，说文艺上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要“敢”字当头，敢于负责，大胆闯新。这些正对自己味口。其时我并不知道官场运作程序，黄局长的“几点个人意见”也是代表官方讲话，我感觉他说了真话，有种亲近感。在业务培训上，我对丘老师的讲课认真做了笔记，他讲的诸如“多看”、“创作要大胆”、“精益求精”、“生活很重要”“表达技巧”等，其实是老生常谈，但在当时的我，却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笔记本上抄录内容也就有了变化，印证我的命运由“深底”再次腾跃的攀登。随着命运的改观，这本日记本好像完成了记录我心灵的使命而被弃置于一角，再经由公社“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十周年纪念”（1978、12）发的“工作与学习”笔记本。（又过了一段，我才开始使用印刷的稿纸。）
1979年3月17-18日两天，县文化馆召开文学业余创作会议。丘老师做具体的指导，专门提到我几个短篇，指出细节和主题不够集中，典型不够突出。从他身上也可获知当时他的思想和创作模式。陈馆长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说要抓紧动手，发动群众，这次文艺骨干训练班有19人，县里付出的代价很高，每次要一千元以上，5月底要向赣州选送作品，要推荐和发现人才……。我做了认真记录。我精神振奋，对号入座自以为是人才，又一次暴露了“自作多情”的弱点，根本不清楚官场运作中与明规则截然不同的潜规则才真正起作用。记得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跟着去了陈馆长家里（他家在馆里），我早就认识他（文革开始时他一段时间每天自己敲铜锣游街），他肯定也认识我父亲。我希望陈馆长再肯定我几句。可是他只是客套地招手要我们坐下，不再提及他在会上强调的几件事。他不认识我也不在乎我。但我的文学努力不再放松。
1979年4月上旬我在“工作与学习”笔记本上第四次写《选模之夜》，笔触从开头到结尾都是清秀而富有力量。同年下半年赣州《文艺作品选》出刊，我的《选模》还由一个叫柯才的评论家写了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称我是生产队长，其实不确切，我只是一个作业组长（我也是这样自我介绍），不过，第二年--1979年，我真的做了生产队长。
我身份的变化印证了龙头政治格局的新变，龙头大队真正的变化终于来临。
十三
我对大队书记
的临近倒台毫无感觉，一个原因是我没有把文艺的变化跟社会（大队）的政治变化相联系，另一个原因是大队书记“稳坐钓鱼船”，他继续压制我阻拦我，他的骄横决不会因对手的讨饶而有所收敛。
真正说起来，大队书记的态度还是有所变化的，只是我没意识到罢了。
1978年4月，我得知“老三届”可以考大学的消息，心里一动，但想到自己成了家有了拖累，念头也就淡了。可我母亲以骂来催我：你就甘心窝在这龙头？没志气的东西！下放十年了，她无时不刻想回城里老家，坚信能返城，如有谁说不可能，她马上跌下脸面争论。于是我悄悄复习了一阵，一些高中数学物理习题还能做出来，我有了信心。
可我把报考看得太简单了，以为临近考试去县里报名就行。看看离考试还有三四天，我去县招生办报名，可是招生办的老陈坚持要大队盖章（出证明），否则不能入考。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个关口如此严重，我只是考虑三十里山路，来回要一两天，我说我以后补大队证明吧。当然我也不知道“盖大队印章”是一个重要环节，更不知道老陈曾经是我所在公社管教育的负责人，由于我已调在本公社教书的父亲向县文教局写信反映了老陈的一些“小圈子”（派性）做法，（父亲仍很天真，对文革后单位成员圈子化的事实毫无感觉，只是认为老陈是搞派性，更不知道上面将老陈挪个更来势的位置。）老陈不满，却又调到县里，因而在我报考上又平添了复杂的因素，他坚持公事公办的原则，决不可能替你着想。
我硬着头皮登门请求大队书记盖章。原以为他会断然拒绝，可他没有，只是脸阴阴的，没吭声，他家属（大队妇女主任）代他回答：公章在会计那里，你去找会计。我想也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决定采取拖延对策。当时我松了一口气，以为他们宽待了我。我自信地找会计，他公事公办地说：大队管教育的公章在民兵营长那里。我开始明白他们作弄我，忍耐着，又到另一生产队找民兵营长，他说他一个人不敢做主，要等到大队教育小组开会研究。我急了，问什么时候开会研究？他说要过几天。我一算已过高考日期，突然明白他们故意用软法羁绊我，不让我出山和出头，我气愤地脱口说道：我不去考了！凭自己本事我也会离开龙头！其实，自己凭哪门子本事离开龙头，我心里没底；无意之中我又显现心中的傲气和倔强。
我的报考最终泡了汤，大学梦与我无缘。可我心志高昂，并不悲观。
正当我全身心扑在队里生产和家里饲养业时，传来了撤换大队书记的消息。
前一阵子我从大队竖在山头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越听越入心，不觉驻足倾听，印象最深的就是废除阶级斗争那一套做法，当时我希望大队那些干部应该很好地听一听。我专门找来报纸，在日记本上摘录了三中全会公报，增强了心里的底气。不过我没想到大队书记倒台就在近前。
这天龙头风平浪静，大队书记和他的家族统治却倒了台。这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冬）。听说，公社领导班子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在龙头大队书记去留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原先力挺大队书记的黄组长在会上“枪口”一转，严辞批判大队书记夫妇大搞极左，对不同意见的人压制打击，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应该下台。黄组长又稳当地站在了正确路线上。大队书记夫妇俩被孤立了，这是他们绝对没想到的，他们从来就是目空一切自我感觉良好，这次算彻底栽到底了。听说夫妇俩回到家里抱头痛哭。对他们来说，失去权力便失去了他们的一切价值，原来一批围着团团转的人也作鸟兽散，世态就炎凉在一瞬之间。
工作组撤掉了。大队书记职位由一个退伍军人担任。新书记对我说，你的检查和大队整的一些人的材料都烧了。我从心底感到一阵轻松，真切地看到了阳光普照。
十四
划分作业组的效果很明显，我原以为队里会继续维持这种局面，可是一组提出了合并的意见，大概他们缺乏一个合适的组长人选，而二组丰收就是有我做了组长。一组里有个文革下台的原大队主任，他的表态仍有相当的份量。这样就合并了。开全体社员大会选队长，我决没有想到大家会选我，我只是想花心思搞家庭种养，也写点东西。先提了几个人大家都不吭声，后来提我则全票通过，连以前反对我的也赞同我。大家选我做了队长。
此时我几个弟妹先后招工回城，我对他们说，你们走，我不怕在农村。后来母亲实在不能忍受乡村生活也跟着他们走了。真正说起来，也许我太认真太想把工作做好，我觉得做队长是吃力的，并没感到什么优越感和优先权。不过我心里对生产队前景不怎么看好，人心难拢啊。我并不知道这种实行几十年的农村体制正面临解体的趋势。
由于家里的人陆续进城，家里剩下我一个小家四口（俩夫妇，两个孩子），提前退休的父亲却留在乡村关顾家里。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在呼唤，这就是“笔墨问世”，闭塞的乡村于己很不利，我下决心订的像《世界文学》《东海》等成十种杂志也是以在单位工作的朋友的名义订的（在乡村往往收不到或收不全）。我还是想离开农村，内心深处，我却动摇着。
当时我连母亲的觉悟也没有。我母亲则干脆得多，说别人回城可以过日，一栋房子有什么舍不得！我和父亲一样，舍不得自己亲手建的房子，同时也认为在城里不好找事做，一家人的吃饭是个大问题，因而我在不该忧郁的时候却产生了浓浓的忧郁。加上劳累，我的身体急剧下滑。
1979年2月中下旬我参加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公社农作物技术学习班。我带上笔记本认真记了好几页。进行了考试。我原以为自己能得第一名，结果不是。我更不知道，即使这样一个短期培训班，一些人都把它当作脱离农村第一线的跳板而暗中活动，能在大队一级拿工分（比生产队工分高许多，属于大队干部系列）也好。当然，我也有让公社发现和重视自己的想法，只是停留在考试成绩上，而不知道也未走潜规则意义上的“捷径”（找关系），说明我30岁了，对复杂社会复杂人心的了解十分有限
不久，我终于赶上了知青回城的末班车，进了县城一个小单位。
十五
我人生的这一重大转折也是突然之间成为现实的。
1979年12月31日，我跟父亲去在邻县崇义古亭山区一个国营大单位看望姐夫一家，途中在该县县城下车，因没买到去古亭的车票，在崇义县城住了一晚。我写下两首诗--
路过崇义有感
十二年前逃崇城/文革烽火忧患多/唇枪舌剑本天真/生民涂炭为悲歌/我却沉沦迷不脱/换却亲朋泪滂沱/误身青春现白发/抱恨终生成蹉跎。
又值寒冬过旧地/外观全非变化多/山城四化挡不住/焕然悦目怀壮歌/巷子深处语录残/迷信僵化奈人何/年适不小趁旺年/徘徊旁观定蹉跎。
诗句说的是，1967年7月，由于学校两派学生卷入了社会的两派斗争，上升为武斗，形势严峻，个人即使缩在家里也安危不保，母亲悄悄送我到乡下亲戚家住一晚后，在亲戚的护送下我又奔崇义县，意外与几个逃亡的同学汇会，然后一同经丰洲赴湖南（白石渡），在外流浪几个月……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被荒废了。
这次在古亭719矿姐夫家里，形势和心情今非昔比，父亲和我的心情是放松的，心头不再盘居乌云，像一个正常人生活多么惬意。我特意到附近的老圩（有个不小的许真君庙）转了半天，蓄积心志，莫徘徊，奋起直追！
奋起，这是毫无疑问的；直追，追什么呢？我依然朦胧，好像是一种生活目标，又好像是精神目标，总而言之一股激情涌注心头。
这时（母亲还住在龙头）家里（由县城）打来电话，叫我赶快回去，到县里体检，这是最后一批知青回城安排工作。我立即赶回，在县城弟弟（他已在供销社上班）已代我体检。本县知青回城开始安排在供销商业，属于较体面的工种，稍后就大量进建筑队，进刚成立的自来水公司，我被安排在刚组建的县房产公司修建队（修补公房），学徙做个修建工人。
正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当潜心乡村谋家业时，幸运突然来到身边！
我终于要离开农村了，但家属和孩子还在农村，我仍然处在农村。奇怪，我并没有激动地想象县城单位的生活，我在1980年元月还写下篇名叫《冬夜》的现代诗--
谁说山里的冬夜不冷？
队长的双颊却热得发烫。
头上的短发被冻霜打湿了，
怀里的奖金紧贴蹦跳的心房。
他推门走到自己房间门口，
传来母亲慈爱的微叹，
“还像六月伏天一样
又熬得这么晚！”
他又转身走进慈母的房间：
“妈，大队给我的们发了奖。
这三十元给您，
可买点补品和添置衣裳……”
“还是留给你们和孩子们吧，
在外面你们是雨雪风霜！”
“不！亏得母亲支撑着家务；
孩子和他妈，我们再商量……”
山村田野还未完全苏醒，
队长的屋子炊烟飘散；
听那利利索索的开锅检灶，
可以肯定是队长结婚五年的新娘……
我并没有显露即将奔赴县城工作的激动，此刻我却深深感觉到了山乡的宁静和家里的温馨，一股依恋之情在胸中汩汩畅流。由于家仍在龙头，队里对我离开的反应平静。恰如当年（1968年10月）我（由父亲带领）悄悄地到来，现在（1980年2月）我（由妻子陪同）悄悄地离开。自己真诚地投入生命和情感，再恶劣的境遇也会产生依恋之情，何况我已携妻生子，父母弟妹帮着照料，妻子开始成为家里的顶梁柱，这不也是自己的幸福吗！
1980年春节后，由妻子送我过了一个大山，我用一担竹箩挑着被褥席和一个小木箱到县房产公司报到（部队刚刚转业的经理叽笑我这个行状像个要饭的）。新的生活--新的挑战又开始了。四本伴我多年的日记本留在家里了，我的知青岁月--个人被遮蔽和没有遮蔽的精神也留在那上面了。
在这段平静的日子，各种情感得以积累，心志得以新的凝聚，我走上了小小的文学平台。当然怀着像我一样心情的不乏其人，独有我走上文学之路并坚持下来，也跟后来的新努力新机遇分不开。我只是想说，下乡十年我的经历和情感，构成了我“个人精神”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个人精神”的基质，我的“拂晓时分的背影”由此而构勒。我不想以一个胜利者或失败者，而是以一个普通人寻常作家的姿态，努力再现并拥抱自己的“背影”。在耀眼的阳光下，我仍以自己拂晓中蹒跚的影子前行。
十六
1983年家由龙头搬到离县城5公里的沿湖，后来又搬到县城，在县城又搬了几次家，我保存了这些记事本--生活记录本，但没再翻拣过，然而笔记本上所幻合的背影进入我生命的深处即心灵深处。作为我拟意中属于自己的“知青十年精神史”也该结尾了。
此时我却产生了疑问，这样的“精神史”显得太涣散太初始太一般化了，它太接近并等同一个人的寻常经历，而单纯着眼一个寻常人喜怒哀乐的经历，是不能叫“精神史”的。“精神史”应该有连接并撞击时代社会精神核心的东西。只有跟我在80年代初写的几个短篇相联系，剔除其虚饰与虚假，让掩盖于其中的真实的我--我的精神战栗和呐喊突显，也就是我有过的知青岁月--时而轻松时而沉重的境遇幻化为一种“精神意象”，给读者首先给自己的心灵以震颤，能给人以超出纯粹个人的遐想与思考，上升为一种“永恒的精神闪电”，这才能叫我的精神史--区别于别个知青的精神史。也就是说，所谓精神史，只能是特定时代社会的产物，既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个人烙印，同时具有超越时代和个人的质素，它立足于“当代”，连接“过去”，面对“未来”，它始终让人有生活感、现实感以及心灵感。
我想说的是，从当下中国最一般的也就是能够成为正规出版物（铅字）的某个人的“精神史”，其实是被阉割（或作者或编辑出于安全考虑的删改和虚饰）的“精神史”，其“阉割”的程度不可一概而论，这跟作者、编辑（出版社）的名气、阅历和胆识相关连，因而可以肯定，大多数“精神史”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如是“精神史”若以中国山水画里扭曲的松树打比方再合适不过。对于我，同样不能免俗，就是说，在高压而而酷砺的情境，孤灯下在我面对纸和笔，没别的人在场的时候，我对自己也做了虚饰、隐藏即扭曲，但我又力图还原--留下了还原的的豁口，给自己给时代留下一个较为清晰的人生--精神镜像。这就说明，以青年时代我的生活和生命经历形成了对这个时代的质疑和认知。
在我20世纪80年代初所写的几个短篇（如《牧牛情》《山那边的独姓人家》《夜色中的回风阁》《夏枯草》《村宴》《背影》《旧恋》等）里，甚至开始起步的中篇创作，通过人物和场景描写，确实能在深度和广度上表达我内心深处的幽思与激奋，生命的高亢低徊皆在其中。但是，文学是民族的一种精神方式和样式，它有着独特的行业标准精神标高即审美标准，因而要能够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就必须超越自我的激愤，也就是自己的精神成长必须挣脱自我的局限。于是书写--追思拂晓中的背影，由于内心世界即主体精神的勃发，它就在沉郁之中呈现一种浩大的坚韧和执著。
此时我已大量阅读当下的小说了；这个时段我的写作虽然有着趋从当时文学主题（作为思想解放的一翼，文学有如伤痕，和解，改革，寻根等阶段性的主题），即外在性的痕迹，却分明又有我对80年初变革和动荡乡村即内在的感受与思索。可以说，我的文学创作（尤其是90年代开始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始终围绕乡土展开与深化，跟我对这几年乡村取消人民公社所出现的种种强烈反差所产生的真切感受分不开。恰恰这几年我的家还在农村，我也就不但外在而且内在地感受到了农民命运的又一次颠簸。事实上，在高压的政治情境中，农村和农民有过的热土相连已经处在耗散的状态，一俟政治解压，农民农村立即土崩瓦解。当然也可从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这一趋势着眼，解释农民逃离农村挣脱乡村的内在动机。
还有，与乡下比较，我回城进了单位开始了较单纯有规律的生活，心里也没有了在乡村有过的精神重负，但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和不善“圆通”，我的工作仍处在不保险的境遇中（单位头头说要辞退我），我心泛忧愁。不过这段时间很短，缘由某种亲戚关系的传导，后来那个头头反而把我调往属他管辖的水泥厂，叫我先在车间，后到厂工会，做工人学校老师。这于我又是小小的柳暗花明--突如其来的峰回路转。以后在厂里也是“几下几上”，始终处在一种边缘状态，但总的来说，生活和精神已真正稳定下来。
因而请让我再用一点篇幅（这篇文章已够长了），续写属于我的“知青十年后精神史”。--总的来说，它仍是知青十年精神史。
从创作角度，在这几个短篇中，显现一个真实的我，或我真实的某个方面，是我某种镂心刻骨乡村体验的再现；从精神角度，这几个短篇依然显现我“拂晓时分的背影”。在一个作者的系列作品中只能大致知道作者其人，而了解特定情境下作者特定身影不是件易事，不要说读者，就连作者自己因时过境迁也会闪忽其辞的。但我仍想努力还原这几年--没记生活随记的真实心境。（这数个短篇就有上述笔记本的功能。）
应该说，四本笔记本里既隐藏又显现的“自我”，跟这几个短篇所隐藏又显现的“自我”是不同的，前者是生活化（即使“我”躲闪在生活后面）即情境的自我，后者则是艺术化即移情--通过艺术人物艺术情境展现的自我，它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可在铺展中，也不是所展现的全部情感都来源于自我，而是来源于我置身其中的乡民和乡村；这种“自我”的展现常常呈零碎状态隐藏在人物的音容笑貌之中，唯有我，才能明白某处某段话诉诸了我生命的战栗和呐喊--生命的回声。
--这么说，我又跟本文的第二节连接上了：以谈文学开头，也以谈文学结束。
十七
前面谈了在乡下写的《选模之夜》，不再重复。
我写的《牧牛情》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朱来福是我的邻居，他原在国营矿山，成份不好，几个亡故的兄弟也属另类，文革期间被大队揪回，受尽了折磨。他一人与牛为伴，把一条有脾气的雄牛伺候得毛色发亮，田土功夫也内行，遵规守纪，连话也少说。眼看就要熬出头，70年代后期的一天他却被这头牛用角挑死了，情景凄凉。真实情况是，没人（更没队长）去安抚他。我设计了一个正面形象的有同情心的生产队长，那是“叫人看到温暖和希望”的艺术安排，这样作品才可能发表，当然也有着我抚慰这位孤独死者的用意。这样写，在我内心则是基于现实中“人不被同情和理解”--“人需要同情需要理解”的渴望。所以在写到朱来福被批斗回到牛栏抱着牛头大哭，那辛酸和凄惨不也是当年我的心境？在大家按阶级划线和看人的时代，所谓“坏人”其实是好人，他们是推动生产生活的中坚，沉默的社会础石。那样的年代我同样被粗暴地呵斥过批斗过，只不过我用小说的形式酣畅地再现了我这段煎熬，以及对受侮辱人的理解，以及渴望理解（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属于我精神震颤的体现），而这些在“日记本”里是没有的。这也是这类孤独者能进入我记忆的根本原因。这也昭示，在自己悄悄做笔记记录生活感慨的时候，自己周围生活里，充斥更沉重的东西。其实，当时我就负载着自己和别人命运的沉重，恰恰在日后写作像《牧牛情》这类小说时爆发出来！
由于家属留在农村，因而我家和我目睹或感受了1981年分田到户的动荡。
我所在的四队田块和山场是按好中差分别拈阄的，家里（农业人口3人）由妻子作主，运气还好，所分的田（3亩）和山都不赖。田山一分到户，那种凑大伙做工的现象没有了，大家对土地释放了多年郁积的热情，当时一个早路上拾野粪的多了。农忙季节还是以工换工的方式，成十个人（几户）用一上午或一天时间把稻谷抢收回来。当时我已在离县城四十里路的水泥厂工作，身体不好，农忙也回家助一臂之力。那年我家丰收，收到几千斤稻谷。
大队、生产队散伙时，凡集体的如仓库、晒场之类也以低价很快被瓜分了。当时我看到许多农民迫不及待地把属于集体的财物瓜分掉，是缘由“让生产队不能再组建”和耽心集体财产被少数人鲸吞的朴素心理（当时就有“要分要合还不是上面一句话”的说法）。我路过大队仓库，只见断垣残壁黄泥一堆堆，我记起1970年大队勒令“五类分子”自带午餐赶建仓库的情景，记起把生产队的稻谷无偿地担给大队的情景。这就是学大寨的本质。
一个生产队仓库卖给了劳改回来的“另类”，由此我写了《村宴》，写了两家“阶级仇人”的后代摒弃前嫌结亲的故事。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处于逆境中的我想跟大队头头和解的真实愿望。确实，在自己凄惨落魄的日子，我心里曾经涌现与大队头头和解，他们会网开一面的幻想。奇怪，常常是强者--精神的强者主动选择了同弱势者的和解，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倒是被侮辱的弱势人渴盼跟强势者的和解，当然只有强势者在失势的时候才会接受和解的现实。我借主人公严纲维（原大队书记）对儿子“革命坚定性又在哪里”质问，质疑了“革命”。正是革命成全了同时也极大地局限了那个大队书记。
但是，有的强势者虽落了势，但在可以傲慢的地方依然蛮横如旧。《山那边的独姓人家》以我家1981年在龙头的遭遇“砍树事件”为背景，写的就是新旧交替时的乡村状况。由于建房之后，我家境况一年比一年好（最明显的是我和弟妹们进城参加了工作，我有两个儿子），当地人认为我家做“中”了风水，有的人便想在我家旁边起屋，于是某人以山换山的办法把我家周围圈为他的责任山。此时我家周围竹木成荫，构成了他做房的障碍。但他们又以“坐地虎”自居，不屑与我家商量，于是他们滋事砍了我家门口的许多竹木，而我妻子竟毫不退让，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时我刚刚调去水泥厂，接到父亲一封长信，我下午出发走了四五十里回到家里。竹木狼籍，见景生情，我震撼不已。在巨大的冲击（苦难）面前妻子展现的姿态与我完全两样。我写的就是“独姓人家总是吃亏”的感受，抒发的是“要当个强者”的呐喊。这也说明，自己远不是强者。
《山那边的独姓人家》也有个外在即社会主题：人的觉醒。原极力反对责任制的乡村强势者，一旦明白责任制可以给自己带来新的好处（私利私欲），就大打拥护的旗号了，这与人的觉醒无缘。在此背景下，我写了一个由维护懦弱丈夫而接受不平等条件，在新形势下奋勇抗争的年轻女性，写了一个终于豁出（挣脱权势圈子）主持正义的大队干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觉醒。说明即使在渥浊无以复加的黑暗年代，人心深处仍然保留着良知，这是“人的觉醒”的精神基础。我写了遇事害怕躲在家里束手无策的知青，而知青的妻子程婷婷毫不畏缩，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小说中仍流露着我恐惧的体验，“怕”和“不怕”都是我当时真实心境的写照，真实的我闪忽其中！
《夜色中的回风阁》是我1981-1984上半年在水泥厂工作时的收获。这段因工作的安定，虽艰苦但心里较为踏实，还有一个对于我的创作和精神状态具有决定意义的机遇是，我开始跟北京活跃在评坛的雷达兄通信，及时得到了他诸多教益（不厌其烦地指点我的写作，激励我要写出大作品）。我精神更为饱满，当时我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就是搞文学最关键的是靠过硬的作品。“七八年冬，他同别的插队知青一样，被国家收拢上来，安排了工作，分配在一个县办大集体厂子--水泥预制厂。”“由顺境到逆境，又从逆境到顺境，如此反复几次，情感复杂起来了。”“他退却过，踌躇过，但他的上进心又燃烧起来了。”“有的路虽好走，痛快一时，却成了他苦痛的回忆。有的路充满坎坷，他无条件地适从，也挺过来了，并给后来的生活，准备了新的动力。他到了像河水可以自净的年纪，到了可以消释迷惘、彷徨甚至悲壮的心境。”一个真实的有着精神新质的我悄悄诞生。
《夏枯草》是我离开水泥厂调到县文化馆不久（1985年4月）的一个短篇。应该说，我到了一个更专业更优越的环境，能及时读到更多的作品，同时我也“自我加压”，不能安于现状。家里已离开下放地进了城，自然又有新的生活挑战，我时而迷惘。此作我尝试把下放的生活与在水泥厂的生活贯通起来，包含我对下放地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年轻女人的回忆和想象。“夏枯草生存”是一种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自生自灭（满足于自然面短暂的灿烂一瞬）的人生写照，在下放地我曾以“夏枯草生存”自许，而现在，我不能也不应该这样了，应该奋勇搏击。因而，“我心甘情愿是一株夏枯草”，无意中却披露了此时我“精神迷惘”的真实。
《旧恋》是我尝试有思想有诗意、有着心灵距离感的写作。我分别以男女主人公为角度（不同于第三人称的多重角度），沉浸在沉郁诗意的激流中。青年时代的“想有作为”化成了作品中“幽蓝的月亮”，它是朦胧的却是激越的，又是不可坐实的，作品里多次出现“幽蓝的月亮”--“记忆深渊的那个幽蓝月亮”，那不正是自己不会泯灭的追求么？“他心里顿时有长途行船终于到岸的疲倦感慰贴感”；“我心灵上早已不是处子，而她心灵上却是一个真正的处女”；“我要寻找属于我的月亮”--那不正是自己80年代初精神上告别旧我创造新我的“渴望”么？人生追求一开始都是非常具体的，我在一次次逆境中一次次爆发的人生追求更是具体（只要能脱离逆境做什么都行），积累下来，追求就成了我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精神动力。
《背影》写在县城单位的“我”受前来恳求搞一张平价化肥发票（证明）的下放地生产队长的神态--底层劳动者没有被一两百斤的粮包（艰苦生活）压垮，而被子女要面子的时风压弯了头。其实我写的是乡村劳动者“欠缺主体意识”的精神状态。这个短篇我是在县粮食局二楼写的，正是七月，我的窗子正面对仓库大码头，自己有过的背粮入库的经历油然浮现，作品的重心也就发生了微妙的转移，把我的乡村艰苦生活的体验（困境中立起）重现，其实写的就是自己的硬汉精神。显然，与《山那边的独姓人家》那个懦弱知青相对照，写《背影》的我已自信多了。不过也曲折地显露这时的我尚缺硬汉精神，我产生了这种追求。写成的作品跟我原先的立意大不一样，也说明自己当时对乡村劳动者缺乏主体意识还没有更深入更确切的思索和把握，它正好成了我后来文学创作的努力方向。
这若干短篇更多地显现我进入文学现场的稚嫩和蹒跚。由此，我的精神历程开始朝文学精神的方向凝聚，为日后的文学进击积蓄着新的能量。
幸亏那时我年轻。幸亏那时我坚持。幸亏那时我没有自暴自弃。幸亏那时在惨境绝境中我总能爆发出坚韧的人生力量。幸亏一个崭新时代的降临。也幸亏那些笔记本和短篇小说，成为磨厉自我刷新自我的前导。
十八
掩卷而思，史益华《空灵之魂·漠然的时刻》（《上海文学》2009年第七期）正好表达了我的心绪--
漠然的时刻来到这里看自己
看自己会不会拥有一个远舟的机遇
忧郁中吐露一片企望飞扬的心绪
暴雨浇灌了生命无边的叹息
我的双目闯动我心中的双翅
梦已先于我飞行在远方寻找我自己
我相信它的色纹不会如此破裂
我相信一片蓝蓝的心绪不会废去
我相信天空中的树会降落到水上的绿洲
相信努力会有结果去读一个熟悉的名字
天色不会暗虽然海边已是深夜
孤独的云如我留下残存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