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发了一篇调侃“公知”的文章，很不幸，是跟我一向读不懂的方绍伟先生的论“公知”文章一起在爱思想发表的。我把文章给了一位朋友读，读完他说了句，“公知消费政治，你们消费公知”。我听完大笑，现在的情形的确如此：公知消费政府，我们消费公知，政府再消费我们，这是一条食物链。

在普通的读者那里，已经产生一种虚无主义情绪，那就是坚信每一个人都在谋利，没一个人是为人谋利的。从“人民公仆”到“社会良心”，都只是一种漂亮称谓，都只是用一个个光鲜的名字来为自己的勾当洗钱。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网络文化的开放性随意性决定了它具有极大的解构性反讽性，所有坚固的信念都会在这里融化，融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

09年微博兴起，众多知识分子都预言着它的启蒙、监督的功能，若干年前，也正是互联网政治的话题讨论最热的时候，人们把中国变好的希望寄托在各种各样的新媒体上。可这些新媒体在突破国家意识形态铁幕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它成了民怨的宣泄口，它所决定的话语规则使得原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语言变成粗野的市井口语，正培养着越来越多的“打倒一切”的愤青，民粹情绪越来越高涨，理性平和的对话反而越来越少。——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把文化贵族才用得起的文言文改革成了便宜实惠的平民白话文，那么这十几年的新媒体运动则再次对白话文进行向下变革，成了流氓文。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谁能免于被恶搞被调侃呢？这其中当然包括过去一贯以社会良心自居并颇有些悲剧精神的知识分子。网上时常见到恶搞“如果鲁迅还活着”这个被知识分子严肃讨论过无数遍的话题，比如说鲁迅的师生恋一定会成为头版头条的桃色绯闻，网民将鲁迅的“骂人”嘲为炒作等等；韩寒则直接撰文说鲁迅如果还活着将会被称为“宋祖德第二”。也对，如果鲁迅活在当下，网上时时有那么多娱乐一切的东西，又何至于像在民国旧社会里那样老是摆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呢？鲁迅在青年时备受性压抑之苦，他热衷于收集柯勒惠支的木刻画，里面多是些裸女图像，如果鲁迅活在当下，大概早成了苍井空的粉丝了吧。何至于憋成个“战士”呢？

已经没有什么严肃的东西了。就算现在出现一些英雄事迹，其中的主角也会马上被亲切地称为什么哥么什姐的。虽然亲切，却再无一丝敬畏的感觉。无论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都被网民编成一个个段子口耳相传。他们是永远的看客，并遭逢了当下这个全盛的看客时代。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门槛越来越低，随便哪个名人无论是什么行业的，无论是赛车的还是洗车的，只要牢骚几句牢骚得够多牢骚得够骚，就会被好事的媒体冠以各种花花绿绿的帽子，“公知”、“公民”、“意见领袖”，连“市长”都出来了。这些人自己没有什么在学术上的专业研究，却喜欢就各种宏大的启蒙话语发表文章，不时把民主自由宪政人权挂在嘴边，但要他们给出一套详细的个人的政改方案，却是也只能随便写个几千字就交了卷的。“公知”原本是个崇高的身份，正如“白衣天使”、“灵魂工程师”等等一样，原本承载着这个社会最崇高的期望、最艰巨神圣的使命，却被体制、时代环境及其自身所扭曲异化，成了可笑的反讽。

“公知”本来并不“臭”，可偏偏有些人宣称“就要做个臭公知”，于是这两个字就只好越来越臭。他们都已经恬不知耻到公开打起“消费政治”的旗号了，说什么“你不去消费政府，政府就要来消灭你”的漂亮话，于是就出现了我文章开头所描述的：公知、政府与大众的三角恋。

公知和大众本是一个阵营的，可是他们都在败坏“公知”这两个字。大众将自己在网络时代培养的粗鄙调侃恶趣味的流氓文化传染到公知的语言习惯里，而公知的群体则越来越膨胀，不断纳进一批又一批欺世盗名的鸡鸣狗盗之徒，好比那些鲁学家和红学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普学家，专门就“普世价值”写各种各样的琐屑文章。

而政府，则一贯嚣张着，渔翁得利，看着他的对头们窝里反。“公知”要想翻身解放重新做人，首先要先清理一下自己的队伍，把不合格的滥竽充数的都踢出去，其次，反思并改正自己的文章风格，不要老扯些空洞的大词，不要摆出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不要只说不做——只有行动着的公知不会被大众嘲笑。

2012年7年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