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人们不断读到传媒披露的大贪官东窗事发后的悔罪书。他们大都一副腔调，一个模式：首先承认“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然后是挖思想根源，自责学习不够，放松了思想改造，导致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出了问题云云，最后是表忠心，建议组织上今后加强权力的监督云云。

读这样的悔罪书，我想象自己是专案组长，看到“这个”一向傲慢的家伙，双膝跪倒在我脚下，痛哭流涕故作诚恳状，却不时偷偷地抬眼窥测我的反应……

读这样的悔罪书，我的反应是：恶心！

这些被揭出来的大贪官贪赃枉法并非“一念之差”而初犯偶犯，个个都有好几年的犯罪史。假如不是铁证如山，他们坐在主席台上，人模狗样讲话就会是另一套语气，另一种腔调，斥腐化堕落讲民主法治，比谁都更大义凛然。

日前在《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11月19日出版）上读到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写的《我的悔罪书》，就是这样一件令人恶心的悔罪书样本。他一方面唱高调，说“（现在的）我对自己的严重罪行非常痛恨，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真心实意地认罪服法”；另一方面，在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教训”时，却找出了四条似是而非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一说自己“埋头苦干”，“整天忙于具体业务，很少抽时间认真读书学习”，仿佛只有天天上党校才能保持廉洁，仿佛天天“埋头苦干”的工人农民都是大贪官；二说自己“过多地与商人老板搅在一起”，仿佛商人老板天生就是污染源，个个拉他下水；三说“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仿佛他只是治家不严；四说什么“为情所动，因情害己”，仿佛贴上一“情”字标签，就可以博人同情，掩饰他灵魂的卑污。最无耻的是在“悔罪书”结尾，正经八百地表白：“我是一个罪人，已经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但是我依然非常热爱、坚决拥护共产党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热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坚信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好一个“依然”，好一个“坚信”，完全是一副革命志士的口吻，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现在，一些总结贪官堕落的讲话和文章，已形成一个万用公式。这个“公式”可依最近刊发的关于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罗鉴宇案的报道（新华社杭州2001年12月3日电）中一段话为代表：“……认为，少数党员干部之所以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等各种考验，说到底是政治信仰动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监督失控是使罗鉴宇的贪欲得以放纵的外部原因。”又是内因又是外因，好像很全面很合辩证法，其实是空泛肤浅的“党八股”。

贪官们忏悔，当然应当从自身找原因。他们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堕落归咎于社会，因为在黑暗的封建王朝在万恶的旧社会历朝历代都不乏廉洁奉公的清官，因为在当今也并非无官不贪；他们身为领导干部已按职位合法享有相当大的福利待遇，说什么心理不平衡，攀比的难道是他们治下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吗？

但是，作为社会管理者、改革者，特别是管官的组织和纪监部门，却不能开口就讲那些人是经不起考验，人生观如何如何。这样讲，很像宁夏吴忠市那个见死不救的王副市长为自己推脱责任讲的：“关键是（那个落水的）女孩没有自救能力。”干部们都有“自救”能力，经得起考验，那还有什么话好说！以罗鉴宇为例，他落选绍兴市委员后却莫名其妙地升任市委常委，党内民主与集中是什么关系？个别权势者怎么可以这般无视党心民意？报道说他当出版局长后独断专行，拒绝监督。是谁给了他“丹书铁券”？

没有人是天生的贼胚。贪官们的堕落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损失。贪官们要从堕落中汲取教训，重新做人（倘若罪不至死），社会也要从中汲取教训，为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