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革进监狱这一段特殊经历，常常有人问我，“里边的干部子弟多不多？”为什么北京人对这个问题特有兴趣？因为干部子弟在北京是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群体，特别是在文革之中。
北京的干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大体上有些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在对待天下大事上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派头。这在“充分发动了群众”的文革中显得特别抢眼。
我在读“大三”“大四”（1963—1964）期间，曾与一位高干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级干部，很有些资历。这位同学比我大三四岁，曾在报社工作过，思想比较成熟，为人也比较谦和。他曾说起，有些干部子弟、特别是上了大学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谁都敢骂。也许这辈子连科长也当不了，可是连部长也不在他们眼下。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心态，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发动起来的就是在大中学校学习的干部子弟。他们最先组织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积极响应“革命造反”的号召，在学校最先批斗校长和老师。“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毛戴红卫兵袖章的那位女红卫兵也是干部子弟。后来由于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高级干部被整，不少的高干子弟出面保爹保妈，炮打中央文革。此时有一些干部子弟被捕，关押在看守所K字楼。我在K字楼时还听说过叶剑英家有几位子女就在这里呆过。其实叶家子女进K字楼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说起此事，可见它给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关于一些干部子女中学生反文革小组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统统释放，后来与他们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做了知青，再后来有关系而且乐于利用这种关系的，纷纷走关系参军或早早地分到各单位工作了。
一监三中队除了与我有间接同案关系的顾某是名高干子弟外，还有两三个接近高干（北京一般在行政八级以上被认定为高干）、中干家庭的孩子，其进监狱都与文革直接相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张建旗，一是胡智，一是彭灼南。
张建旗：从反周到反毛、拥林
现在知道张建旗这个名字的恐怕不多了，如果了解文革时期诸阶段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能知道他的人就会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认为是针对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称作“五一六”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于1967年春夏之际组建了“五一六红卫兵团”，后来又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不觉得自己在这场文革运动中不过是木偶戏中的玩偶，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认为自己是能够主宰天下、引领潮流的“风流人物”。因此许多组织动辄“兵团”、“纵队”、“总司令部”，名目都很吓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说的如此热闹红火，实际上其固定成员也不过二三十人而已。最初因为提的问题尖锐，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他们派出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繁华热闹之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恩来的传单，涂写反周恩来的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当时毛正批“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文革初，聂元梓等北大造反派发迹于反北京旧市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发迹于反刘少奇；张建旗等人没有想到北大、清华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赌赢，他们背后都有能够决定或知道运动走向者的支使，而张建旗等却是盲人瞎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专拣大的来（当时有“公安六条”规定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对于其他人没有特别规定），最后成为人人喊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年9月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点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为现行“反革命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随之掀起抓“五一六”的大规模运动，绵延数年，涉及人数达一千万之多，成为文革中最大规模的迫害群众的运动。
作为始作俑者的张建旗，于1967年8月被逮捕，这些学生都押在K字楼，他们既不是拘留，也不是逮捕，只是说是“办学习班”。那时有毛主席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因此张建旗被“抓进”的是“学习班”，当然，学习班也就是名声好听些，其实也与监狱差不多。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中写到张建旗，他说张建旗也在K字楼关押过，后来毛主席倡导办学习班，他们一起被拉到北京北郊的“第一少年管教所”去参加“学习班”：“最让我难忘的是‘5.16’头目张建旗，钢铁学院大学生。在半步桥关押时，据说受尽折磨。关押一年多，始终戴着镣铐，背铐半年，后来转为前铐。到学习班时，已患上肺结核、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瘦弱不堪。为了得到较好的营养和治疗，他假装承认自己做错了，军代表十分高兴，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待他身体稍有好转，立刻声明，承认错误是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坚决不承认以前有什么错。前期学习班释放了张建旗以下的几个‘5.16’头目，军代表又把他们之中的几个人请回来，劝张认错，张把他们痛骂一顿还是不认错。后来虽然他也被释放了，可惜听说不久就因病去世了。”（《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155—156页）“学习班”结束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都释放了。遇罗文认为张建旗放了以后故去。其实不然。
此时抓“五一六”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陈伯达是主抓这个运动的小组长，组员包括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司令吴法宪等。清查和批判“五一六”已经升格为中央的战略部署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张建旗又不肯认错，因此被北京市公安局释放的张建旗又被公安部逮捕送到秦城监狱了。
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都说张建旗1970年被枪毙，其根据皆是师东兵的《吴法宪访谈录》中的一段话：“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一九七○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可是在吴法宪本人写的回忆录中，虽然也谈到了“五一六”问题，就没有说到张建旗被枪毙这件事。这段故事看来是师东兵向壁虚构的。
张建旗没有死，1976底（或1977年初），他被判20年有期徒刑，送到一监三中队服刑。
张建旗刚到三中队时披着棉大衣，拖着几只大箱子，箱子里装着许多衣服（包括有将校呢军装）与书籍。一看就知道他的家不在北京，家在北京的犯人一般把平常用不着的东西送回家了。后来知道，他确实不是北京人，家在黑龙江哈尔滨，父亲早年去过延安，后来牺牲了，算是革命烈士子弟；他母亲本身也是延安干部，文革前是黑龙江省厅局级干部，丈夫死后又嫁的丈夫、也就是张建旗的继父，是个省部级的干部。张建旗有点自命不凡，个子很高大，约在一米八以上，身体的宽度、厚度都能与身高相匹配。他腰板挺直，脸有些黑，四四方方，一副目下无尘光景，只是脸稍有浮肿、鼻子尖有点红，好像被冻的一样，显得有些可笑。他很少与人说话，收了工也只是一个人在筒道里背着手走来走去，像电影里千篇一律描写大人物思考重大问题时的情状。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就是文革中享大名的张建旗，他也逐渐透露出自1967年以后的经历。
张建旗在秦城关了几年，到了林彪出事以后，1972年，中央专案组找他谈话，说他没问题（张建旗他们当年反周，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所谓“二月逆流”，林死后这个问题一风吹了），便放回到北京钢铁学院，并答应给他分配工作。回到学校后，因为校方还追问他过去的问题，张建旗坚持反周立场不变，但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他又增加了反毛（他父亲是烈士，母亲是革干，可能原来是“四野”系统的）的新主张，而且公开同情林彪，因此就没有分配工作，由北京市公安局送去茶淀农场劳动教养了。1976年地震时茶淀因靠近唐山是重灾区，事后对犯人和准犯人（或称二劳改，指劳教人员和劳改、劳教释放后在当地的就业人员）管束很严。此时中央专案组又来找张建旗谈话，张建旗批判他们言而无信，双方先是语言冲突，后来竟扭打起来，张建旗被打情急，呼喊了反毛口号，于是便从劳教升级为逮捕判刑了。1976年底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年属于重刑犯，这样他就不能在茶淀农场服刑了，被送到了一监。
张建旗真是一个怪人，不知道他本来性格如此，还是被关押得久了和一门心思学马列、坚决要做革命者的走火入魔而导致的极度偏执。他似乎把“彻底革命”四个字贴到了自己的脑门上，处处要表现出与其他犯人的不同。平时，他很少与别人说话，其说话的对象只局限在三五个人内，大多是属于纯政治问题的学生，如下面要谈到的胡智、彭灼南等。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学生，或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他觉得这些人单纯些。胡智对我说，張建旗刚到一监不久就跟他说：“别信他们的，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不是林彪，林彪还活着，他在阿尔巴尼亚。”这倒是个独特的说法，近来林彪一案又引起网民的关注，关于林彪的死仍是众说纷纭，但我还没有见到持张建旗这种说法的。
张建旗有时也跟我聊聊，多是问些事情，问问监狱的情况。从不主动与狱警、看守说话。前面说到监狱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定期有细粮米面和鱼肉。每逢改善，他都坚持吃窝头、咸菜，把细粮鱼肉给彭灼南等人吃。他有时就干啃窝头，一手拿一个，在筒道里走步时咬一口左手中的窝头，走几步，待口中窝头咽下了，再咬一口右手的窝头，如此左右交替直到两个窝头吃完为止。他走来走去，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张建旗独来独往、也不违反监规，看守人员一般也不愿意找他的麻烦，因为弄不好，可能还碰一鼻子灰，何苦来。
可是中队有个指导员姓罗，因为他个子矮，又好装腔作势，大家暗地叫他“萝卜头儿”。他自觉担负着改造犯人的使命，特别注重犯人的思想改造。1976年下半年以后本来接见送书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了，哪个队长也不管，可是萝卜头儿非要管，因为他知道书是会影响思想的，千万不能放松。然而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弄不清什么书对于改造犯人思想有利，什么不利，因此很好糊弄。那时家里给我送的《左传》、《范注文心雕龙》都拿了进来，都是跟他说这是“法家著作”（当时搞“评法批儒”运动的余威尚在，法家著作的革命性仅次于毛主席著作）。他就会笑着说：“带进去好好学学，别让家里白送一趟。”可是鲁迅著作决不让送。有一次中队开会时，他还煞有介事地教诲大家：“有个事儿这里说一说。接见的时候，有的犯人的家属送鲁迅的书，我们没有让拿进来，但没有讲道理。今天我讲讲道理，为什么不叫大家读鲁迅著作。鲁迅的书是揭露旧社会的，你们是揭露新社会才犯罪的，如果你们看了鲁迅的书，更要揭露新社会了。怎么认罪服法啊？这次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你们口服心也服了。”
他有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遇到死心眼儿的张建旗便出现了尴尬和可笑的局面。1977年初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被停止发行）。监狱要大家学习，大多数犯人不是家里送了，就是在监狱买了，只有张建旗若无其事。其实，张建旗平常也不看什么书，连监狱里发的《人民日报》也不看，收工了没事就是在筒道里走步。萝卜头儿这天披着棉大衣对走过来的张建旗说话，张建旗脚不停步，罗追上两步，仰着头跟他说：“张建旗！你这是怎么回事儿，既不让家里寄‘五卷’（指《毛选》五卷），也不买，你怎么学啊？”走在前面的张建旗回过头来给他甩出一句：“你不知道我是反毛泽东的？”他声音很大，萝卜头儿呆了，筒道里的其他犯人也呆了。罗竟一句话没说，讪讪地走了。张建旗仍然脚不停步。
1978年我平反出狱，就不知道张建旗的信息了。最近听与他一起直至1979年末最后一拨平反的胡智说。从1978下半年开始的平反运动里，中央专案组又到监狱找过张建旗几次。胡智与张建旗放在最后，张向政府表明坚持自己的观点，反毛，反周、拥林，决不改变。北京市委讨论过他与胡智的平反问题，最后还是把他们放了。释放后再也没有张建旗的消息了，听说有人在地安门一带见过他，他还滞留在北京？
胡智：为毛泽东去世召开庆祝会
毛泽东的生死观很通达，可惜他的后继者都缺少他的气度与胸怀。他最早倡导改革殡葬制度，死后火化也是他第一个签的名。可是他去世后华国锋固执地要永远地保存他的遗体，粉碎“四人帮”后控诉江青罪状时说，江要毁坏毛主席遗体。这个指责透露了作为毛的家属的江青当时是要按毛的意志来办的，而华是要把保存遗体和大修纪念堂当作自己是承接大位的正统依据来办的。另外，毛讲到自己死后人们应取的态度也很通脱、或说有点幽默。1959年毛泽东就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还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这些话讲得大度而幽默，是哲学家的态度。可是这些话在那个他已经成为神的时代，也就是只能由他本人说一说，他人连想也不敢想，因为这样想一想都属于犯罪。若让人知道了，轻者进入牢笼，重者死于非命。
然而毛逝世之时，北京还真有个胆大妄为的干部子弟想到要开个庆祝会。
胡智的父亲是外贸部的老干部，文革初也没有逃过挨整的噩运。那时胡智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孩。部里的“叔叔阿姨”（平时都是熟人）来抄他们家时，把他关在厨房里，使他感到特别恐怖，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父亲又被关牛棚、下放，被当作异类，前前后后有七八年之久，因此给他种下了对文革敌视的种子。此时正是胡智的成长时期，这本来是灌输对毛主席崇拜的年龄段，胡智却因为家庭的不幸而缺失了这一环节。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公开以后，北京陷入一片悲痛与恐怖之中。二十岁的胡智忽发奇想，他要组织几个哥们开个庆祝会。
我曾经问过他：“毛主席去世了，北京人都很悲痛，你怎么冒出这种想法呢？”
他说：“你说北京人都很悲痛，这不一定。如果他在文革初去世，没准会是这样。可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们仇视文革，自然降低了对毛的尊敬。”
“那你应该害怕自己的想法呀？”
“那时刚刚二十岁，还不懂得什么是怕。”
这是实情，北京许多干部子弟胆子大，常常能干出超人想象的怪事，这是尽人皆知的。后来经历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早一拨敢冲敢闯的干部子弟逐渐成熟起来，做事也日渐稳妥。可是胡智属于后起来的一拨，没经过上山下乡，他们本来就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再加上那年头整天宣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造反精神，弄得许多还不太懂事的青少年有一股浑不吝的劲头。1976年的“四五事件”也与这些敢做敢闹的干部子弟有关。胡智在1976年的4月初也去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为当时受到江青等人打压的邓小平鸣不平。后来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事件”，这又给胡智内心积累了新的不满。于是，他才会产生要“开庆祝会”的大胆而叛逆的想法。与他相好的几个同学和朋友性格也大都类似。
那时，7月28日的大地震才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还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议下，9月10日这一天，他们几个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开庆祝会。几个年青人竟然背着吉他、大大咧咧地骑着自行车到胡智这里来聚齐了。那时北京正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国丧期间，又有禁止娱乐的严格规定，携带乐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别扎眼。几个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关注。因此这个“会”还有开起来时，一个警察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侦缉队员”已经尾随着进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警察们一进地震棚，惊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这些青年刚才干了什么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围了起来，并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几个捆了起来、一起抓走了。
这是毛泽东去世时北京最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之一。
进了局子后，此案马上被当作重点案子审讯，前前后后一共审了数十次，苦头吃了不少——此时审讯人员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正确，有可能采用任何手段。胡智说，最初审讯规模极其庞大，预审员与驻公安系统的军代表一起上，有时审讯员竟多达数十人。审讯室小，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站着，只有被审的胡智一个人坐着。当时是华国锋主政，强调继承毛主席遗志，于是胡智就成为最好的反面教员。他被拉到市内各种大会上批斗，以教育群众。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于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后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后，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审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审是高法，而判的时候却仍是“西城区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判决书的编号却是“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这些矛盾后面有什么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这个判决可能与“拖”有关。时间对胡智有利。如果这个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无疑。1978年4月10日的“判决书”中说：“胡犯思想极端反动，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自1976年4月以来，经常纠结现行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张待林、王照轩、范士华（均另案处理）等多人，在一起散布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扬言要拉队伍上山打游击，自命为司令，张犯充当参谋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更恶毒的是，1976年9月9日后，胡犯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损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胡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当“判决书”写到“民愤极大”处就完全是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的判决词了，如果有“缓”，下面就应该有个转折，比如说“该犯在押期间尚能悔罪知过，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同伙，有立功的表现”等等，这样才能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而这份判决书在“民愤极大”之后又进一步加码：“在押期间，抗拒改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按过去的规矩，这是非死不可的了。然而胡智还能逃脱这关，判为“死缓”，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时代在变。虽然粉碎“四人帮”后，1976、1977两年，仍在主持北京工作的市委书记吴德还一味坚持1976年10月6日之前反对“四人帮”还是“现行反革命”，但到了1978年，整个社会风气都在变，话剧《于无声处》（歌颂“四五事件”的）和天安门诗抄或在剧场演出，或在报刊登载，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天安门事件”虽然在整体上尚未平反，但谁也不敢坚持说它是铁定的反革命事件了。因此，这个判决坚持胡智判死刑、在“判决书”中沿用的语言还延续过去的认识，但没有搞“立即执行”，说明判决者也拿不准这个问题，他们给胡智留条命，也给自己留下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胡智也没有敢上诉，后来他说自己怕被枪毙。
我在一监见到胡智时已经是1978年的5月了。那时他还像个小孩儿，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像个被判死缓的。也很巧，他到一监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会上拨乱反正、平反冤狱逐渐被提上日程（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致信陈云，就说：“为了实事求是地、公公道道地弄清每个老干部的功过是非”，请陈云向中央“写几句话”）。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属于平反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再审判决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判决书写得特别简单，在叙述了原判刑期后说：“经本院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智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判决；二，宣告胡智无罪，予以释放。”
据胡智说，中共中央为此下过文件，市公安局和胡智父亲的单位外贸部也都下过文件。平反大会是在西城区法院礼堂开的，新华社有记者参加。被抓时他还是在家待业的学生（或说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但放他的同时却为他找了一个好工作，释放后不到一个星期，1980年1月4日他就到七机部（现在的航天部）上班了。
胡智在七机部所属的工厂干了13年，当过电工，搞过供销。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第二次改革后，胡智也辞职下海。他办起了生产水消毒罐的工厂，以供高层建筑使用。此时北京正是高楼林起之时，这些楼顶上都要装上这种能够自动消毒的水罐。他的生意特别好，水罐销路极好，偶然碰到他，胡智满面春风，已经是个成熟的商人了。后来，他卖了罐收不回来钱。那时欠钱的是爷爷，自己是债主、也是三孙子，杨白劳、黄世仁的关系颠倒了。胡智整天就是走门子收账——他说连要账也要走后门，拉关系，谁能还钱，还要给他们个人一些好处。这真是中国特色。干了13年，胡智收摊儿了，把工厂关了，不再生产了，专力收债。有时间了就旅游、读书，倒也自在，不招灾、不惹祸，朋友有事他还能帮帮忙，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彭灼南：刺杀迫害父亲的保卫处长
按说他不能算干部子弟，因为父亲彭嘉衡从民航局退休时是没有职称，没有级别，没有职务的。然而自从前几年民间发起找寻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老兵时，发现彭嘉衡是住在北京仅存的美国第14航空队(又称“飞虎队”)、中美航空联队中的军官，成了媒体关注的红人。媒体与民众才开始关注彭嘉衡的历史，按照其经历与贡献说他是位中级以上的干部并不为过。
彭嘉衡1937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41年考入昆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1942年被选送美国亚历山大州凤凰城高级飞行学校深造。抗战结束后，作为华侨，他回到印尼与父母团聚。1950年，他在报上看到国民党政府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与中央航空公司）人员起义的消息，他也回到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并与抗战末期认识的女友履行婚约。他进入军委民航局任飞行副驾驶，1954年被正式任命为机长，并负责培训飞行员。十多年里，彭嘉衡主要从事专业航空，先后执行过包机、护航、探矿、护林、灭虫等急、难、险、重任务，共飞行7000多个小时。按照这种经历、再考虑到1950年代缺少技术干部的情况，他怎么也应有个中高级职称了。
彭灼南本人也很羡慕干部子弟，他天地不怕，是个蔫大胆，还真有点干部子弟的作风。在一监时，有次闲聊。他说，我爸爸如果1949年去了台湾我也是个国民党高干子弟了吧？那时我就知道他爸爸与妈妈是建国后结的婚，妈妈是大陆人。我说那你爸爸的后代就不是你了。彭灼南挠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虽然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但性格天真，一副老睡不醒的样子，笑起来还像个中学生。
他的案子听起来很重，是“反革命阶级报复杀人案”。在十年浩劫中，此类案件能逃脱一死就是幸运的了，但彭灼南仅获刑20年。
案发与其父有关。彭嘉衡回到大陆后与未婚妻结了婚，五十年代时工作也还顺利，生活还算愉快。然而自六十年代初狠抓阶级斗争之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他历史上的问题太多了。第一是出身华侨，全家还在印尼；第二曾毕业于国民党的军官学校；第三在美国军官学校中深造过；第四又在美国军队当过军官。凡是经过文革的中国人看到这个履历就可以推算出他会遇到多少麻烦和苦难。做检查交代、控制使用、降级使用、大会小会批斗等等都不会少，对于这些，彭灼南不甚了了，因为文革开始那年他才7岁。等到了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是个非常有个性的青年了。有一次看到他母亲向上级为彭嘉衡多年来被误解、被冤枉一事写的申诉，他才知道父亲的悲惨遭遇，信中提到首都机场保卫处长张某在迫害彭嘉衡上表现尤恶，多次殴打彭嘉衡，彭灼南看了怒火冲天，想找个机会报复。他知道这一报复的结局，那时强调阶级斗争，保卫处长的身份和行为是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党和政府的，报复他不就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嘛！这些作为高中生的彭灼南都明白，但他还是决计一搏。
经过筹划，彭灼南偷偷拿了家中的全国粮票还有一些钱，请平常在一起玩儿的小哥几个吃了顿饭，算是与他们告个别，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意。一天下午放了学之后，彭灼南背着书包去了张家，两家离得也很近，张某的女儿与彭灼南还是同班同学。他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他的同学。“你爸在家吗？”女同学告诉他在里屋。彭灼南推开里屋的门，张某正坐在小马扎上看报。1米83的彭灼南俯身一把撕去挡在张某脸前的报纸，厉声问张：“文革中是你打我爸来着……”张还没回答，更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彭灼南已经从书包里抽出切面包的餐刀向张扎去。张本能地围着桌子跑，向他求饶。这是彭灼南最感快慰的，曾向我说过数次，每次说的时候都露出得意的憨笑：“平常谁都怕这个保卫处长，他一瞪眼不仅五类分子有问题的人怕他，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惧他三分。这回他向我求饶了！”彭灼南毫不动心一共刺了张四刀，有一刀扎穿了脖子。扎完人他夺门而去，最初还准备跑（身上带了钱与粮票），后来他看到逃跑很困难，就到机场派出所自首了。
此时他还不满18岁，又事发在1976年,当时也是惊天大案。可是审判时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人们对于文革中被整的人多了些同情，因此这个典型的“阶级报复”案件最后只判了20年。据说被刺成重伤的张某又查出与林彪集团有些瓜葛，彭灼南事件的政治性质更加淡化，因而也就被减了十多年的刑期，只在监狱呆了几年就被释放了。
1977年，彭灼南到三中队服刑，他被安排到与张建旗一个机台上干活，张建旗还对他有点照应。张建旗不吃细粮和肉时便都给了彭灼南，彭灼南细高的个子像豆芽菜，成天晃晃悠悠，丢三落四，老像神不守舍。有个老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秧子”（北京方言中指少爷公子不明世故、不会办事），这个外号很传神。张建旗高大而壮硕，稳重而富有精力，他与彭灼南的关系有点像大哥与小弟。
有一次接见日之后，彭灼南很兴奋，跟我说：“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好过！要是我因为‘玩闹’（当时称小流氓各种违法活动）进来，决不会来看我。”说着眼睛都亮了，其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深。
再度见到彭灼南是33年之后了，此时他已经五十多岁、闯荡过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了。他也像父亲一样在美国呆了很久，但不是去学习，而是开长途载重汽车，藉以谋生。他挣了一些钱，最后还是回到中国。此时父亲获得了迟到的荣誉。2005年9月，二战胜利60周年，彭嘉衡收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亲笔签名的信。在印有美国国徽的信纸上写道：
“尊敬的彭先生，参议员科尔尼已经转发了您８月１日的信。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您的消息，并对您曾经作为一名‘飞虎队’成员而致敬。献上我最恭敬的祝福。乔治•布什。”
此后，彭嘉衡抗日战争中的事迹遂为人所知，一些老战友也得以往来。彭灼南看到和分享了父亲的快乐和荣誉。晚年父亲得了白血病，住院花费极大，媒体披露这个信息后，人们纷纷解囊相助。彭灼南也为父亲献上了骨髓，尽了儿子最大职责。老人于2010年8月22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0。彭灼南又代表父亲完成了他最后的遗愿：将其账户中余有的十多万元“再捐出去，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白血病患者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在关键时刻，无论艰难还是顺畅，彭灼南都是父亲的一部分。来源: 《昨天》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