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7月初，中国公安部分三期对2010年以来新任的1400名市县两级公安局长进行集中轮训，这是继2009年、2010年以来又一次针对全国新任公安局长的培训。据悉，提高一线执法者能力，维护地方稳定发展是培训的主题。

其实，即便没有维稳任务，一线公安负责人的培训也属于地方治安的重要任务，这在任何国家和社会皆如此。但在中国目前特殊的维稳压力下，地方公安的培训就成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这背后根本问题，还在于维稳不但已成为当今的头号任务之一，而且甚至还已成为影响政权存亡的生死工程。

但这是当今中国一个极大的误解，其来源于对今天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实实在在的研究。记得去年这个时候，笔者曾在《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认真研究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今天，笔者仍顺着这一思路继续展开分析。

德国十九世纪末经验值得研究

今天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巨大成绩的中国，另一个是巨大问题的中国；两个中国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两个中国正在展开赛跑。

就巨大问题的中国而言，今天中国的问题从一个侧面看已十分严重，甚至已严重到威胁政权存亡的程度；但就另一个侧面看，今天中国的问题又很正常，它除了中国特殊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的特点之外，其他的问题主要都是中国在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型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问题。

笔者曾在很多场合总结过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三个转型：一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三是从封闭的社会向日益开放的公民社会的转型。就第一个转型而言，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国家都已有过经验，笔者去年在《转型的中国须扎扎实实研究欧洲》一文中已有阐述。

其间，德国从1870年到1914年的经验尤其值得研究。当时，德国也正处于工业化后二、三十年间进入城市化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其时，德国刚刚统一，各种内外压力也持续而来。再加上当时正是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的时期，用今天中国的政治语言来说，这是“敌对势力利用转型期的矛盾兴风作浪”。因此，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承受的压力，丝毫不亚于今天北京中南海里的人们。

然而，前些年凡是从中国到德国考察的人们，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德国，但最终却没有在德国取得成功？其间的奥妙就在于：俾斯麦执政的二十年间，既以政治的手段对待意识形态对手，同时更以专业的手法改善德国本身的社会问题，一系列今天在德国和欧洲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险、企业劳资谈判机制和社会自治措施，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所以，马克思虽然为自早期资本主义开出了“药方”，但作为“敌对势力”，马克思的“药方”去并没能在他的祖国开花结果，其背后俾斯麦的二十年可谓“功不可没”。因此，撇除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分歧，仅就事物的专业层面而言，俾斯麦的二十年在消除因转型而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防止其“为敌对势力利用”方面，值得今天中国的当政者好好研究。

研究转型逻辑，回归专业本身

这就是笔者提出的观点，今天的中国，需要倡导“政治问题专业化”，而要防止“专业问题政治化”。一个原本看上去似乎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其实拆解开来看，是一个很复杂的专业问题。只要把专业问题的逻辑理清了，政治上的纷扰也就消解了一大半；但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对专业问题展开研究，或者当专业上无法提供解释和方案时，便只能诉诸政治情绪了。

当然，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就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而言，要较当年的德国复杂很多；但毕竟就所谓“敌对势力”而言，今天的中国远没有形成一股直接针对体制和政权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与当年俾斯麦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在安全领域里的维稳以及在舆论领域里的收紧，是典型的“专业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从表面上看，中国今天面临的社会稳定问题确实很严重，但分解开来看，这些问题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两大类问题：一、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市场－政府－社会－法治”四位一体的关系没有理顺，尤其是政府高度介入市场所导致的腐败和贫富不均现象，成为社会情绪失控的主要来源；二、在由原来封闭社会向开放的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忽略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也忽略了对社会的培育和信任。

上述两大类问题中，第一类问题来源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偏差。很长时间内，人们一直将市场经济误读为市场化了的经济形态。因此，中国市场经济前些年存在着严重的迷信市场化的偏差，对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难咎其责。这些学者早年学的都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深知其弊端，但却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盲目迷信“市场化能解决一切”，并因此而影响了高层，由此严重忽视了政府须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功能。今天政府公共服务产品和角色缺位皆源于此。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形态又绝非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需认真转型的“怪胎”，其特点是政府依然强势主导。迷信市场化导致政府角色严重缺位，而“怪胎型”市场经济又导致政府角色严重越位。缺位的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功能，而越位的则是政府应该退出的对市场的控制。

权利型公民vs计划型政府

因此，高度市场化导致在医疗、教育、住房等这些本应由政府提供部分公共产品的领域里，政府角色缺位，民怨沸腾；而与此同时，政府高度介入经济虽为东亚经济早期特征，但政府角色的越位已显现出其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几年前，当美欧政府都拯救经济时，中国一位官员表示，这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对中国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角色的极大误解。美欧经济形态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中国则是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怪胎”，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美欧的凯恩斯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与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完全不可相比。

与此同时，当市场经济导致公民权利诉求必然上升时，中国的政府角色却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全盘控制模式。因此，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权利型公民vs计划型政府”。当然，这里的政府全盘控制不是指对经济运行的控制，而是对社会运行的控制。

当权利型公民不断涌现时，中国实际上早已存在一个由权利型公民组成的公民社会。只不过，这一社会很难量化，因而计划型的政府也就宁可视而不见。政府一方面对公民社会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则对自身角色不愿转型，因而每当社会矛盾出现时，政府抱着陈旧的官民观念，就宁可冲到第一线维稳，因而很快就与民众短兵相接。岂不知，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矛盾表面上似乎对着政府，实际上却对着一大堆无解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载体往往是社会本身，而不是政府。

倡导“政治问题专业化”

如果中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那么这些问题很快就能通过社会层面得以博弈和舒缓；届时，政府大可不必直接出面，而尽可在一定时候充当“和事佬”的调停角色。但今天的中国各级政府则似乎不明这一道理，因而事事愿意冲在前头，美其名曰为“维稳”，既把自己搞得很累，又毒化了官民关系，最后却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原本都是专业层面可以解决的；但由于没有人在认认真真地研究专业问题，因而专业问题就被迅速政治化了。政府担心失控而将原本可以在社会层面缓解的矛盾政治化，既维稳又收紧舆论，最后则是导致日益恶化的死循环；而自由派人士则将本来可以专业解决的中国转型期问题，无限上纲至与现有执政党的对抗，由此导致执政阶层的更为敏感和激烈的反弹。

这就是笔者提出的观点，今天的中国，需要倡导“政治问题专业化”，而要防止“专业问题政治化”。今天中国，无论是左右两派，抑或是其他关心时政的人们，往往在对中国问题的本源还没有研究清楚时就已先下了结论。于是，各种表面似是而非，但却都对本质不甚了了的结论，就这样开始了短兵相接。也许若干年后回头看，今天的许多东西都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