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今夜不回家》，因为“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在戒严时期，不但要严防“共谍”渗透，更要防备对岸的思想，不仅是书籍，音乐也被政治审查。
内战进入1948年，战局对国民党一方越发不利，11月，东北全境被共产党军队占据，徐蚌战场上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12月，黄维兵团被团团包围，从徐州撤退的30万军队亦是步履维艰。
蒋介石第三次宣布下野前3天，也就是1949年1月18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5月19日，陈诚颁布《台湾省戒严令》：自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含台湾本岛、澎湖群岛及其他附属岛屿）实施戒严。戒严，这个临时措施，在台湾总共“临时”了38年又56天，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戒严。
败走台湾谨防“共谍”渗透
《台湾省戒严令》颁布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情势持续恶化，被迫于12月迁台。跟随国民党政权一同来到台湾的还有一百多万军政人员和数十万平民，当然也很可能混入大量“共谍”。提起“共谍”，蒋介石就痛心疾首，内战中，国民党内处处潜伏着“共谍”，军政大事毫无机密可言，战场上处处丧失先机陷于被动，最终一败涂地。蒋介石带领残兵败将撤到台湾后，第一要务就是谨防“共谍”渗透。
迁台后，警备总司令部将台湾省全境分为五个戒严区。台北市戒严区：以警备旅旅长任世桂兼任戒严司令，宪兵第四团团长曾佑民兼任副司令；北部戒严区：包括台北县、新竹县和基隆市、新竹市，以第六军军长戴朴兼任戒严司令；中南部戒严区：包括台中县、台南县、高雄县和彰化市、嘉义市、屏东市，以第八十军军长唐守治兼任戒严司令；东部戒严区：包括花莲县、台东县，以宪兵教导第一团团长欧廷昌兼任戒严司令。澎湖戒严区：包括澎湖群岛全部，以马公要塞司令李振清兼任戒严司令。1949年底，又陆续颁布相关管制法令：《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惩治叛乱条例》等。
“戒严”之下，人民无结社、集会、请愿、游行的自由，不得组织新党、创办新报纸。军方可以取缔其认为“有碍军事”的言论、新闻、杂志、标语及其他出版物，军事法庭可以审判所谓“匪谍”、“叛乱”罪等等。台湾当局一句“戒严”，从此限制了人民生活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并借此镇压民众的反抗。
为了防止“共谍”进入政府，1949年7月9日，台湾省政府开始全面实行省政府员工的连坐保证制度，未有保证人具保者不予雇用。从公务人员开始，该制度逐步扩及到台湾社会几乎所有公私机构单位，成为戒严时期遍及台湾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政治审查制度。
检举“共谍”奖赏高达20万
就在国民党对“共谍”严防死守之时，共产党却从未放弃对台湾的渗透。早在1947年10月，共产党人就成立了台北市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台大医院台湾共产党党员为主要干部。此后，又成立草山支部、专卖局支部、台北电信局支部、士林热带医学研究所支部、双园支部、和尚州支部及第一至第五之台北街头支部等等。不过，从现在的资料看，除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有较严密的组织之外，其余支部并不真实存在，最多也仅以读书会形式存在，宣传左翼思想而已。
1949年10月，共产党员郭琇琮以读书会等形式扩充委员会，并将台湾省地图与《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书》等资料，交给共产党员林秋兴带回大陆。不久，林秋兴在基隆被捕，国民党按图索骥，迅速逮捕了郭琇琮等重要干部。台北市工作委员会遭台湾保密局破获后，台湾政府即举行未公开之审判，初判将读书会成员中涉案情节重大的郭琇琮、吴思汉、谢涌镜等十人判处死刑。
1950年9月21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将所谓“匪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判决书呈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最后定夺。为了杀一儆百，蒋经国决定将初判12年的刘永福、蔡炳、李东益三人与无期徒刑的谢桂林改为死刑，苏友鹏、吴振寿十几人均加重刑期。今日看来，这些所谓的“共谍”绝大多数是冤枉的，如苏友鹏不过是阅读《狂人日记》、吴振寿则只是帮李东益修理收音机。
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共谍”的奖赏却常高达20万元，大量冤假错案便应运而生。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了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了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当时所谓的“共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
930余首歌曲遭禁
据台湾作家廖信忠回忆：80年代初，台湾小学教育的课程还保留着“保密防谍”教材。教材里面有许多的小故事，不外乎受不了美色诱惑、食物诱惑或金钱诱惑就出卖了机密和情报等。小朋友哪懂得那么多大人的世界啊！只有每次在保密防谍的演讲比赛上，最后总是要加一句“小心匪谍（音拉长），就在你身边（加重语气）”，然后再重复一次。
在戒严时期，不但要严防“共谍”渗透，更要防备对岸的思想，不仅是书籍，音乐也被政治审查。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1979年到1987年共审查了320期，930余首歌曲遭禁。
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认为是意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含政治暗示等。“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是，当局认为歌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八九十首，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认为代表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迫改成《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成了毛泽东，硬生生地被改成了“小牛”。
林宅血案与陈文成命案
1975年，蒋介石撒手人寰，台湾这个由他带领的200万军政人员幻化出来的“国家”顿时失去了精神依托，为“反攻大陆”而生的这台机器失去了操控者。1979年1月，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中止对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当局再遭打击。这年世界人权日，发生了“高雄事件”，演讲者把数千名民众情绪煽动到高度兴奋状态，“群众备有火炬、铁条和化学品”，《美丽岛》杂志总经理施明德，爬到载着扩音器的卡车顶上，领导一群年轻人前进，奉令“打不还手”的宪兵，隔街站成一线。暴乱持续到半夜，军队才动用催泪瓦斯，驱散民众。当天夜里，共有183名警员、92名示威群众受了伤。
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对于高雄暴乱大为震撼。蒋经国也慌了。考虑几天之后，他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被逮捕的党外人士中就有“省议员”林义雄。
2月28日，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一大早与林之秘书田秋堇前往“军法处”会见林义雄。当时家中留有林义雄一对6岁双胞胎女儿林亮均、林亭均。林义雄60岁的母亲林游阿妹正外出帮人烧饭，9岁的大女儿林奂均则在学校上课。中午，方素敏打电话回家，没人接听，于是她叫田秋堇拿钥匙回去看看。田秋堇回到林宅后，见大门锁着。开门进去后赫然发现满身鲜血的林奂均蜷曲在床上，气若游丝。田秋堇冲往地下室查看，还未下楼梯即看见林游阿妹躺卧在楼梯转弯台阶上，血流满地。
惨案发生后立即震惊当局高层，蒋经国当天即下令立刻保释林义雄处理善后。而林义雄夫妇二人此刻均不知家中遭逢剧变。后来林义雄察觉四周友人的气氛不对，遂不断追问，康宁祥只得告诉他，林家人已遭人杀害。林义雄立刻痛哭失声，凄厉地喊叫。台湾舆论均以“人神共愤”表达对此事件的感受，并呼吁当局应尽速将凶手缉拿归案，昭信天下。在各界的期盼下，警方动员庞大人力物力，扩大侦查工作，并宣布掌握了具体线索，有信心破案。然而事实上，命案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财物未有丝毫损失。凶手泯灭人性，下此毒手，犯罪动机与一般劫财情杀明显不同。此后案情胶着不前，历经数位“行政首长”均一无所获，成为悬案。
由于林义雄的反对运动政治背景，以及凶案发生在“二二八”这个特殊的日子，许多反对派人士深信此案为国民党当局所为，目的在吓阻反对派人士。无论真相如何，林宅血案激起了反对派人士对当局的强烈恨意，许多反对派人士坚信林宅血案本质上为政治屠杀。
林宅血案的第二年，又发生了陈文成命案。美国华裔学者陈文成于1981年7月从美国回台探亲，因为曾在海外向《美丽岛》杂志捐款，而被台北警备总部约谈，隔天后被发现陈尸在台大图书馆旁。国民党当局起初说他是“畏罪自杀”，但陈文成实在没什么自杀理由。而过去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因为陈文成是美国公民，因此惊动美国国会，美方派了陈文成的同事及验尸官来台。一切都指向陈是生前遭凌虐并灌毒致死。一般认为是警备总部所为，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凶手也没找到，政府也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个政权不能永远端着枪
随着台湾民众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自六十年代末以来，台湾岛内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的呼声从未间断，一些非国民党籍政治人士利用官方“立法院”、“议会”等场所，不断发出呼吁和抗议，但台湾当局却一再以“反共”为借口，坚持“戒严”不变。但一个政权不可能永远端着枪。
进入八十年代，蒋经国已经开始考虑结束“戒严”。但是，“党内一些保守势力，包括一些大佬，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认为这个决定会引起很大的冲击。” 面对“解严”可能导致的社会失序，蒋经国也有过考虑。
当时，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到了一定程度，蒋经国晚年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戒严这个体制绝对不能够再维持了，这个对于台湾的发展是非常不利，最终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透露，蒋经国曾对他坦言心中有改革国民党、解除戒严与开放中国大陆探亲三大愿望，坚持推动解严，不完全是被逼无奈。蒋经国在解严前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由于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所以才决定解严。
时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还提供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马英九是在哈佛读法律的，对于法律比较熟悉。蒋经国开始考虑要解除戒严时，特地问马英九，“戒严”这个词在英文是怎么讲的，马英九就把这个词无论是在英文，还是其他外文里的意思告诉他，其实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军事管制。蒋经国原来不太注意这方面的细节，他明白这个词在国际上通行的含义是“军事管制”时，他觉得台湾没有军事管制，既然没有军事管制，为什么我们还要维持这样一种戒严？
1986年3月，时任“检查部长”的钱复曾到中山楼和蒋经国谈了一小时，向蒋经国汇报说：“美国政府将对友邦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不理想则不能获得军售。” 由于台湾当时在几年内发生了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和江南案等十分恶劣的案件，在国际上的形象很坏，这些案件基本上都有情治机关滥权的事实，而情治机关之所以能如此，全是所谓“戒严时期”在作祟。
钱复具体请求蒋经国结束“戒严”以改善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这一段话，我说了约半小时，蒋经国很慈祥地听没有打断我”，听完钱复的汇报，蒋经国回答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四天后，蒋经国又要钱复将四天前报告重谈，不过他听完后还是那句话：“会动摇国本。”
四个多月后，代表处国会组秘书王豫元来看钱复，说台湾正在积极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先解决的可能是戒严问题。之后不久，钱复又接到蒋孝勇自台北来的长途电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君复的意见对。”三周后，蒋经国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直截了当地表示将很快终结此项紧急命令。
1987年7月14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告自同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他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在台湾实施达38年的戒严令自此走入历史，至今整整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