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学大学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著有《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随笔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专著，《苏格拉底》、《海德格尔、哲学、纳粹主义》（均为合译）译作两部。在《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财新》等报刊开设专栏。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经出版，获得众名家推荐，被梁文道盛誉“我每一个大学生都该在这里学一学什么叫做观察社会现象，什么叫做分析问题。”，此外，此书迅速入主主流读书机构的好书榜单，5月，入选网易“公民阅读”好书榜。藉此机会，网易读书对周濂进行了采访。

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里，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正义的人，如何才能做一个正义的人？

网易读书：这样一本集公正、德性、民主、自由、道德等主题的作品，为何取名叫做《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是不是在暗示你是一个悲观论者？可是细读里面的字字句句，不都是在试图叫醒一些睡着的人、以及一些装睡的人吗？

周濂：这个书名初看起来是挺悲观的——既然装睡的人永远都无法被叫醒，那是不是意味着两手一摊，毫无办法了？我的确偶尔也会感到焦虑和无力，但整体而言，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就像我在自序里说的，我还是忍不住会想，改变在发生呢！

可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如何可能会发生？对于那些装睡的人，也许存在101种方法让他们醒过来。但是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醒来必须要由他们自己做出，这是一个事关“决定”和“改变”的问题。进一步的，我想说的是，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如果存在答案，就必须要让每个人认识到这是他本人赋予他自己的，惟其如此，这个答案才会真正有效。事实上，这本书更多地是想通过反复地澄清各种问题和道理，催逼每个有理性的人反躬自问：我是否以及为何要装睡？能不能不做坏体制的合谋者，选择做好体制的合作者？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里，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正义的人，如何才能做一个正义的人？这些问题不仅提给读者，同样也是提给我自己。

网易读书：您现在的学生都是80后、90后，他们面对世界的一个状态，也是装睡的，还是更为清醒？

周濂：总体而言，这一代的年轻人从小就生活在经济高速发展、意识形态管制相对宽松、娱乐生态极其丰富的环境里面，对他们来说，五七年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以及80年代的学生运动都是非常遥远的记忆，甚至根本就是被彻底删除的过去。因为他们的历史知识存在重大的缺失，所以在面对现实世界时，他们的认知也是被格式化了的。我觉得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首先需要做的是植入记忆，然后才谈得上装睡或者清醒。

当然具体到一些个案，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比方说，前两天我收到一位大四学生的来信，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毕业前夕他和一群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聚会，发现有很多人已经决定“金盆洗手”了，理由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还有一位硕士生告诉我说，他非常欣赏秦晖老师的思想，也曾经一度非常喜欢阅读《南方周末》，但是对现实了解越多就越无力，既然无法改变不如眼不见为净，现在的他已经彻底不看《南方周末》，一心只读圣贤书。另一方面，我在各种场合也遇见过各种各样让我激赏不已的青年人，有才华横溢的也有埋头苦干的，有热爱摇滚钟爱艺术的，也有纯理科思维满嘴数学建模的，有政治控也有生活控，总之各种文青、愤青、知青（知识青年）和公青（公共青年），他们都非常之清醒，也非常之可爱。

网易读书：作为大学教育体制内的人，在传道授业上是否要承受制度的制约？

周濂：有一些人主张：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但是还有更多的人说，大学教育正是要培养学生“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我认同后一种说法。

网易读书：很多人对大学体制很有意见，说大学只是个收钱机构，没把学生放在心上。而您在《大学中的无名氏》中也提到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疏远，就您自己的个人体验来说，现在的大学生活和你自己的大学生活有差别吗？

周濂：我在1991年考上北大，在石家庄军训了一年后于才正式回到北大。当时有几件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北大推倒南墙引起社会广泛议论，有人将之定性为象牙塔的倒掉，从此商业开始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校园。另一个是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从此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但是不管怎样，由于我们距离80年代还近，物是人亦在，所以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余风犹在。

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不仅在于有“大楼”或者“大师”，更在于大学的精神。我认为大学真正的精神应该体现在身处校园的教师和学生每一个人身上。记得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教授曾经说过，如果校园的许多活动，直接或间接都与学问有关，同学在咖啡厅里面谈论的，直接或间接也都会是学术相关的议题。教授们在餐厅里面吃饭，谈的是“有没有新的发现”？或是哪个人那天演讲到底讲了什么重要的想法？只有是沉浸在这种氛围中的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卓越大学。反之，如果教授们念兹在兹的只是项目和住房，学生们谈论的只是各种八卦新闻，网络游戏或者说纯粹的男欢女爱，这样的大学一定不可能是卓越的，甚至于背离了大学的本义。

网易读书：在现有的暂未更改的教育体制下，您觉得一个大学生如何才能不浪费大学时光？

周濂：虽然我一再主张年轻人应该关注政治，但人之一生，值得关注的显然绝不只有政治。“school”来源于古希腊的“闲暇”（skholee），换句话说，大学就是度过闲暇的地方。大学生活应该是一种丰沛高远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晃晃悠悠“我喜欢我爱”意义上的自由放纵。所谓的丰沛高远不能直接等同于尽可能多的体验生活，因为体验有好有坏有高有低。我常和同学们说：除了读书思考，你们还应该经常去听音乐会，看话剧，去郊外享受自然生活，当然也可以去谈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然而据我的观察，今天很多学生从一进校门开始就焦虑自己的职肠未来，非常功利地规划自己的每一步，狗苟蝇营、亦步亦趋，当然，目前面临的窘境是社会竞争太激烈，学生不可能像我们当年那样可以有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可是大学教育毕竟不是职业教育，大学生活绝不等同于纯粹的见习职场生活。

网易读书：因为陈嘉映讲课从不照本宣科，因此您喜欢上他的课。您的授课风格如何？

周濂：陈老师对我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他上课的最大风格就是启人深思。他不是思想的零售商，把一些现成的货品塞到你手里，更像是一个思想的导游或者探险队的captain，带着学生一起去观赏风景，探幽访微，如庖丁解牛，把各种思想的关节和细微处一一解析。我自己一直在努力模仿这种思考的风格，无论是写作还是授课。

网易读书：早在上世纪末，您曾有篇文章谈到“抒情是一种病”，进入21世纪，特别是有了网络，有了微博之后，这种病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理性交流变得愈发困难。仅针对个体而言，如何治愈这种病？

周濂：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抒情并不是病，不但不是病，还是珍贵的和稀缺的。我谈到的“抒情是一种病”，更多的是指在理解和感受这个世界的丰富与细腻时无能为力导致的宣泄欲，这是我当年看孟京辉几个话剧时的感受。这种缺乏精细理解力带来的发泄欲的确在今天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每个人都没有耐心聆听，但有冲动要呐喊，并以自己的呐喊来淹没别人的呐喊。要说怎么“治疗”这种“病”，学会理性交流当然是一方面，但同样重要的是回归真正的情感，在各种光怪陆离的情绪下面找到情感的“地下水”，那些最朴素的爱与同情心，对亲友，对同胞，对大自然，艺术的爱与敬畏……这个意义上的“抒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有病”的不是抒情，而是缺乏理解力、美感和道德义务感的抒情。

网易读书：你书中的章节“笑而不语与中国表情”，谈到人们对事态的态度。自从论坛、微博出现之后，很多人都主动或被动的关心起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官方的沉默，激化了群众的猜想，最后无论什么事，都演变成愤怒解读，有人将之称为网络民意，有人将之称为网络暴民文化，您怎么看？

周濂：在今天这个时代，目睹各种层出不穷的怪现状，不感到愤怒很难，但仅有愤怒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构成更深的自我伤害。网络具有一种愤怒放大器和加速器的功能，我在很多文章中都曾经提到过，网络的“全民开讲”很有可能会滑落成为“全民乱讲”甚至是“乱民全讲”的危险。当愤怒纯属于渲泄，当反抗只剩下姿态，当纪念徒有形式，随之而来必然是更深的失败感和犬儒心态。所以尽管愤怒具有一时的疗治功能，但相比之下，我更欣赏平和理性的说理，以事实为依据的社会学观察，有技术含量的案例剖析，温和的坚持以及坚持之后的通达。

另一方面，我始终坚持认为通过政治高压或者言论审查来管理网络是极端错误的，它不仅伤害了言论自由，而且在实际效果上也无助于缓解矛盾，反而会让原本就处在爆炸边缘的高压锅越发危险。就目前的现状而言，造成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纽带断裂的主要责任显然在于前者而非后者。

网易读书：您曾在文章中提到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不要做没有心肝的保守主义者，不要做替既得利益说话的国家主义者，不做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做一个理想高的空想主义者。您为自己设立了诸多禁区，那么您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周濂：我只能说不希望成为怎样的人，但最终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可能很难用一个术语来概括。或者说，我想成为一个思想者，不受任何“主义”、任何教条的限定，而是直接去面对活泼泼的问题本身。哲学家的天性就在于反思和怀疑。任何一种教条或者“主义”都是对反思和怀疑的一种否定，它希望你接受它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无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只要加上后缀ism（主义）就有一种强制性在里面。但是作为一个爱智者，一定要对理论本身持一种有节制的怀疑。苏格拉底说，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我会在后面补充一句：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其实何止人生，思想也是如此。对哲学家来说，思想的节制是最高的美德。知道在何时停止反思，这是哲学家之为哲学家最重要的美德。

不要做没有头脑的愤青，不要做浅薄的自由主义者

网易读书：您在书中引用尼布尔的话“人具有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您觉得中国的民主有多少可能性？

周濂：如果尼布尔的话成立，那么中国民主的可能性就是无需怀疑的。最近很流行的素质论颠倒了因果关系，我在《革命的窄门》这篇文章里谈过这个问题：人民只能是被其制度的性质所造就的那个样子，如果各种政治冷漠和犬儒主义恰恰是制度的结果，那么不改变制度，就不可能真正激发和培育人民的民主精神和公民德性。认为革命要想收获龙种就只能坐等人民完全准备好了之后，就像是告诫一个从来没有下过水的人：千万不要游泳，因为你还不会游泳！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吗？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尼布尔的后一句话：“人具有不正义的倾向，使民主成为必要”，民主的优点之一就是正是“人性是不完善的”这个心理学的事实，只有我们认识到任何人，不管他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都具有不正义的倾向，我们才会真正地接受民主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尽管民主可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相比20世纪以来的任何其他制度，宪政民主或者自由民主显然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的政治理想太过低端，不够激动人心，但在我看来，真正的自由民主制恰恰是要让每一个个体都成为自由、平等的道德人，这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呢？

网易读书：您在书中谈到古希腊城邦有一种“充满紧张与生机的内在和谐”。您觉得一个人如果想达到类似的境界，需要在哪些方面加以磨炼？

周濂：我书中提到的、希腊城邦里的“充满紧张与生机的内在和谐”，是一个与“刚性和谐”相对而言的概念，就是说，它不是靠暴力、压制、专政等维稳方式制造出来的和谐，而是由于自由、宽容而达致的一种自然均衡，里面蕴含着丰富性和多样性。

一个城邦的“内在和谐”和一个人的“内在和谐”应该是两码事，不能轻易比附。但是如果一定要问“一个人如何达到类似的境界”，我想可能原理类似。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宁静致远”、“平淡是真”等等，但是我想真正的“宁静”和“平淡”与“苍白”和“寡淡”应该是不一样的，它不是政治上的装聋作哑，不是禁欲主义式的修行，而是观察、承认、敬畏世界之丰富性后的坦然。我们不希望一个社会的和谐以牺牲丰富性为代价，我想一个人也应当如此。来源: 网易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