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在《生员论》（中篇）中的一段话，至今让我读起来依然有味，在此列出：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解。而我之所以在此列出这段话的缘由是因为“理想者”在当下的聚合，是否已经越来越成为可能。但并未出现顾炎武所说的“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

其实，读书人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弗里德曼所言的“陌生人的社会”，顶多也只能算作一个半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格局中，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往往很容易的结识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前世般的熟悉。这样的一种结合，便佐证了涂尔干所言的“有机团结”的刚性。也就是说，当他们认识之后，其被受到瓦解的可能性不大，除非其内部达成分裂与矛盾。而不同于农民的是，当“天平天国”得以在天京（今南京）实现政权独立的时候，就出现了内斗。从而自主性的走入分裂的格局。在此，并不是说“农民团结”不敌“知识分子团结”。而是强调，基于二者的属性，有很大的差异性。故此，基于刚性的“知识分子团结”就给我们一个预设：他们何以团结，又是靠什么团结。以及他们团结后会怎么样？这恰好是本文开篇中所提及的顾炎武的那段话，并对其进行证伪。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遇到一两个知己，这便是王国维所言的“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不料在学术团体中也会遇到一群研究同样主题的学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偏向与兴趣趋向。故此，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极其大。也正是因为“六人理论”（在这个世界认识六个人就可以认识全世界的人）的现实体现，让这一群体的每一个个体在从陌生走向熟悉。社会网便是其中的奥秘所在，而形成的知识交流与彼此欣赏，爱惜，让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成为了无形但极其富有价值的社会资本。从而达到两点：其一，鉴于社会资本的珍惜，他们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一关系，并不断的将自己的位置（在此社会关系中）扩大化，从“中心”走向“边陲”的可能都极大；其二，对于知识的尊重与他者思想的尊重，让彼此的关联更加的紧密。故此，也正是由于，简单的说，兴趣与那份来自内心的怜悯达到彼此结合，通过一个平台或者是他者的介绍，最后形成一个学术“差序格局”的现状。而结合在一起之后，最经常的作为便是讨论，交换彼此作品，或者是进行“宣泄的呼应仪式”。就是说，我说的你理解，你说的我理解，刚好达到一个默契的“合谋”。这便是学人喜欢在一起交流的秘密，他们甚至可以很好的在精神上得到满足与安抚。欢愉之感，不堪言说。

不可质疑的是，知识分子的破坏性并非那么的大。勒庞曾经在《革命心理学》中说，中产阶级是最不可能革命的，因为“对上和对下”他们都有一种“舍不得”，或者本身就有一种“优越感”。而加之，知识分子的柔性与弱感，在面对大事面前，往往是畏手畏脚，不果断，不勇敢，由此便是“不成仁，便成仕”的行为法则。加之，考虑的问题往往比常人要全面，利弊争端要慎重，故此很难有什么大的“躁动”。可能的中产阶级身份，让其便更加难以担当这一责任。而他们安于本分，面对革命的潮流，或许是中立，或许是如清末的那群学人的“立宪派”。往往走向极端主义的不多。但凡翻查二千多年的中国革命史，往往并未有知识分子成功的身影，农民对于政权的摧毁却占据了主要位置。因为在我研究底层社会的抗争性时，我觉得中国农民本身就有一种抗性，这样的一种抗性是在于自我保卫，而不是破坏。因为，他们至始至终都处于最弱者的地位，他们是处于本能的一种反抗，进而在文化中得以传承和延续。

故此，我认为，并非顾炎武所言的“莫大之害”，而朋党的结合，更是群体自我治理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类如民间组织的发起，并非是“破坏”，很可能就是“兴趣的结合”。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被学术界推敲的问题。在此，没有更多的关注与研究，不敢多言。只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权力的下放”，将政府权力退出社会，从而让社会的这些群体自我结合，形成社会自治与自洽的某种“社会机体”。这才可能走出转型时期的问题与矛盾突出的重围。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