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宪法是母法，是一切法律的法律，维持宪法的安定性，对公民，对国家，对社会，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文革结束后恢复正常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若能对文革违宪现象进行特别调查，既是对宪法赋予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的行使，也是进行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

1981：全国人大职权何在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我希望文革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在自身的历史上留下这么一笔：经“文革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文革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起严重违宪事件。遗憾的是，历史不可以假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成立这样的特别问题调查委员会，没有根据宪法赋予它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对文革浩劫，发出自己的声音。聊以慰藉的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就这起关系到几万万公民的违宪“公案”，作出了公开回应，予以全盘否定。

1966年夏天，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写了两句小诗，“青松怒向苍天拔，败叶纷随碧水驰”。纷纷传诵的公民们还没有体会其中的深意，就接到中共中央全会发动文革的红头文件。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望文生义，通过它的名称就能看出，革命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历史的聚光灯下，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站出来了，他以“炮打司令部”，他的“第一张大字报”，发出了文革的战斗檄文，吹响了文革的冲锋号。举国沸腾了，不明就里的公民们，跟着翩翩起舞的口号，赤膊上阵，国家主席被揪斗、被羞辱，作为国务院组成人员的部门头头们被抓捕、被他杀、被自杀。无法无天的狂欢中，公民没有了，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只有“人民”和“敌人”。公检法被砸烂了，国家机构瘫痪了，待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钦定接班人退出政治舞台，怎样评价文革，怎样评价毛泽东，成了掌权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人在等，世界也在等。

中共党内，一刻也没闲着，一个由中共领导人挂帅，由中共理论家参与的小组，历时20个月，起草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对毛泽东进行了公开评价。决议出台前，四五千名中共高级官员参与了讨论。最终，中共中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发表了这一决议，晓谕世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我看来，这是执政党根据党内民主的原则，对涉及自身的历史公案，作出的历史裁决。宪法确认了中共的执政地位，也肯定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所以，如果全国人大像中共中央根据宪法赋予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调查文革违宪现象，出具调查报告，并非狗尾续貂。

法律需要安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不能摆样子，否则，人们就难以根据法律过上安稳的确定的生活，社会也难以维持有序的状态。宪法是母法，是一切法律的法律，维持宪法的安定性，对公民，对国家，对社会，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文革结束后恢复正常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若能对文革违宪现象进行特别调查，既是对宪法赋予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的行使，也是进行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

其实不需要严密的调查，根据常识你就能发现，文革的发动是违宪的。1954年宪法是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政权的第一部宪法，文革冲锋号吹响的那一刻，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根据这部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享有国家重大事务决定权。文革，毫无疑问，是一场波及几万万人的国家事务，而非党内事务，怎么可以仅凭中共中央的一纸文件，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掀开？再说，1954年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而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宪法通篇找不到“阶级斗争”这个术语，最高领导人焉能根据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革呢？这不是明显的违宪吗？

文革当中，违宪事件之多、程度之高，实属罕见。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人事任免权，可是，国家主席长期空缺，国家的指挥中心，是一个没有法律地位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如果说文革之前的宪法还算是美丽的花瓶，之后的宪法，就是一根任人践踏的路边的狗尾巴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违反，这是宪政国家的共识，也是彼时有效的宪法的精神所在。为了保障宪法根本大会的地位，宪法制定者首先强调了宪法的自身保障，它不但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还赋予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

然而，文革期间的全国人大，就是一个过河的泥菩萨，别说监督宪法实施，就连保存自己也做不到。1975年，文革的发动者、组织者突然想起了宪法，希望通过修宪，将文革的“胜利成果”写进宪法，给文革中的违宪行为披上合宪的外衣。这时，他们才注意到，全国人大已经连续10年没有开过会了，符合参会标准的全国人大代表也找不到了，文革发生两年后，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一半以上成了特务、叛徒、走资派和“有严重问题”的人。这些人当然是不能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于是，荒诞不经的事情发生了，文革的组织者们通过秘密指定的方式，圈定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的代表，匪夷所思的是，这次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都是保密的，这个世界宪政史上“创举”，彻底暴露了全国人大为什么没有履行监督宪法实施职权的秘密，它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还指望它怎么发声，怎么行使职权，怎么阻止文革的爆发？

文革结束后，全国人大重新上路了。对于文革，对于文革的发动者，它没有依照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进行独立调查，这是历史的遗憾。如果换在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监督法，针对文革违宪这个特定问题，组织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给公民们一个交代，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交代。可是，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只能吸取教训，寄希望于未来，以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982：雨夜屠夫的罪与罚

迄今，还有香港人想不明白，智商高于一般人的林过云，为什么没有预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冲洗照片的危险？其实，他不是没想到这一点，他只是聪明地认为，说谎就可以蒙混过关。

1982年8月10日，林过云再次来到香港某个照片冲洗店，收取他拍摄的照片，早已埋伏好的警察一拥而上，拘捕了他。举报他的，是照片冲洗店的老板。过去几个月，这个年轻人经常过来冲洗照片，放大之后，不是人的肢体，就是女人的性器官，叫人看了又害怕又恶心。起初，知道他和店里的一名员工是摄影培训班的“同学”，又听说他是一名火葬场的兼职摄影师，需要为解剖师拍摄照片，冲洗店的员工们，对这些反常的照片没起什么疑心。后来，冲洗店老板知道了，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的报纸，报道过年轻姑娘失踪的新闻，警觉的他，想到了警察。恰好，冲洗店对面，就是警察定点的酒楼。他跑过去，谈到他的怀疑。

就这样，林过云被拘捕了。搜家的时候，警察发现了几盒录影带，记录了他对女性死者奸尸、肢解的全过程。随后，警察跟着他，在一个山坡的草丛中，挖掘出两具女性尸体。

审讯开始了，人们开始知道，27岁的他，并不是什么兼职摄影师，而是一个专职出租车司机。林过云很坦白，他毫不讳言地承认，过去半年内，香港连续发生的四起女性失踪案，都是他干的。一个舞女，一个收银员，一个清洁工，一个女学生，因为无意间搭乘了他的出租车，惨遭勒死、奸尸、肢解。因为林过云作案的时间，都是下着雨的夜晚，香港媒体给他起了个绰号：“雨夜屠夫”。

透过香港媒体拍摄的新闻照片，你能发现这个“雨夜屠夫”的体态和颜容，与“屠夫”这个词的反差。押往香港高等法院受审的路上，看上去文质彬彬像个大学生的他，略显瘦弱，头发整齐，神态镇定。审讯中，林过云对他的犯罪动机的供述，让陪审团成员瞠目结舌。他瞧不起舞女，认为他们该死。他杀人的时候，没有什么惊恐，只是面对那个17岁的女学生的时候，他才有一点不忍。他说，他之所以要拍照，要冲洗，是为了世人都能欣赏他的杰作，他之所以肢解受害者，是因为他对解剖有着浓厚的兴趣。

林过云的反常，引起了人们对他是否精神病的猜测。五位精神病专家出场了，七七八八的，连脑电波之类的科学仪器都用上了。人们屏住声息，静候精神病专家的结论。这个结论，对林过云来说，是罪与非罪的差别，是生与死的差别。根据香港法律，精神病人犯罪是可以得到宽恕的。

宽恕精神病人，是现代国家的共识，在人类法治文明史上，是个并不年轻的传统。

当智者的目光穿越欧洲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宽恕精神病人的声音，逐渐受到世人的重视。在中世纪，在欧洲，教会把精神病视为“被上帝抛弃的人”，将他们的痛苦理解为“上帝的惩罚”，一旦精神病人伤害别人，掌权者立即引用“以牙还牙”的复仇法则，痛下毒手，有时候还会把他们烧死、活埋。

一位不满于“以牙还牙”的英国大法官，告诫13世纪的人们，精神病人犯罪和野兽的胡作非为如出一辙，他们的精神是错乱的，他们的行为是下意识的，不受主观意志左右的，正如野兽不能治罪，精神病人同样可以免于处罚。从此，“野兽法则”击败了“以牙还牙”法则。

1843年，一个英国工人刺杀首相，认错了人，把首相的秘书给杀了。陪审团释放了他，理由依然是，刺客是个精神病人，负不了刑事责任。女王愤怒了，早在43年前，那个行刺女王的退役军人，就曾以妄想症为由，开脱了罪责。之后三四十年，刺杀国王、王子的案件接踵而至，精神病专家们一句“精神病”，就软化了陪审团的心肠，免了刺客的刑罚。面对愤怒的女王，15名法官赴英国上议院，辩论释放刺客的是与非。辩论的结果是，一个以刺客的名字命名的“迈-纳顿法则”产生了，即：无法认识犯罪行为犯罪性质者，无罪。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法官们毫无疑义地采用了“迈-纳顿法则”。当林过云直面陪审团，“迈-纳顿法则”已被法律人修正了好几回。但是，有一个底线是不可动摇的，那就是，除非他的杀人行为源自精神病人不可抗拒的冲动，否则，决不能逍遥法外。问题是：林过云杀人、奸尸、肢解，是否源自精神病人不可抗拒的冲动？

持肯定观点的人，是那些把林过云的犯罪和他的人生联系起来的人。当时，关于林过云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八卦新闻满天飞，比如说，林过云出生在一个父亲娶了三个太太的家庭，童年的他，没有朋友只有孤独，有一回，他隔着铁丝网和邻居的孩子说话，受到了父亲的斥责。再比如，长大之后，他成了一个以极端自负、表现极端自卑的人，他觉得别人都是垃圾，而他是上帝的使者。据此，持肯定观点的人会问你：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精神病人？这样的人，萌生杀人冲动的时候，如何能够抗拒得了？

闲人们叽叽喳喳的时候，精神病专家开口了，五人中，两人肯定林过云是一个精神病人，三人说不是。

精神病医生的结论当然很重要，但是，恭请精神病专家参与其中，不等于法院审判大权旁落。最终判断林过云是否有罪的，不是精神病专家，而是陪审团。为了避免女性陪审团成员的性别偏见，七个陪审团成员全是男士。他们裁定，四项谋杀罪名全部成立。于是，法官判决林过云绞刑。由于香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再没有执行过死刑，林过云的死刑判决一年之后就被赦免了，改判终身监禁的他至今还在监狱服刑。听说，狱中的他很安静。

20年过去了，以他的故事为题材的电影、纪录片已经拍了好多部。时光已经风化了他的真实，他越来越成为一个传说，但他的某些表情，依然鲜活地跳跃在我们的世界。法官宣判的那一刻，记者们的相机记录了他的表情，不惊，不怒，不哀，不怨，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关。这个淡定的表情让人相信，他即使不是精神病人，也是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者。

反社会人格障碍，不是我国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人，法官不可能因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反社会性人格，就依照刑法宽容精神病人的特殊规定，减轻或者免除他们的刑罚，因为我们需要社会安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人权可以不屑一顾。在反社会人格障碍者不断引致惊天大案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反社会人格障碍形成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还需要讨论：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如何操作？陪审员制度要不要引入这类案件？来源: 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