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制度试验，有大量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更有大量现实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学家提出解决之道。正如茅于轼2001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研讨时所说，“不应当瞄准诺奖本身，而应当瞄准事实。”

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夏业良发轫的“张五常谤誉”，已从一个关乎学术规范的口水战演变为中国经济学界黑板经济学和真实世界经济学的大辩论。

一位经济学者说，“对于刚刚兴起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场辩论迟早要来。”

她的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界已然呈现的所谓“黑板经济学”和“真实世界经济学”两个阵营。199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回国任教的“海龟派”，迅速壮大了黑板经济学阵营。以学院派理论经济学家为主力的这个阵营，弥漫着一种浓郁的诺贝尔情愫。他们的兴趣是研究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或者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

与之对应的是以“土鳖派”应用经济学家为主流的真实世界经济学家阵营。成员多为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土博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在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更多的是在实际操作或者应用层面的探讨，真正从现代经济学理论上去解释中国经济并从中归纳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或者在海外一流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则不是他们的兴趣或者能力所在。

尽管张五常未必认同后一个阵营具体而微的学术观点，但他坚称自己是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反对黑板经济学家，进而张五常极而言之，劝经济系大学生不必太在意数学，最终被扣上“误导后学”的帽子，激发了关于他的谤誉。

正是有了两个阵营的出现，才有张五常之争“迟早都要到来”的必然论。在这样的背景下，辩论谁胜谁负，已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它终于牵引出的另一个话题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实际：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我们似乎不能说，我们不需要攀登诺贝尔奖的黑板经济学家。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需要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发给对经济学理论或者经济学分析方法作出原创贡献和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并不是因为某个人解决了什么重大的经济问题或者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它只是针对一些从事经济学纯理论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得了这样的诺贝尔奖，除了满足我们对于诺贝尔奖的虚荣心之外，我不明白它对正在快速经历社会变迁、经济转型，有大量现实问题需要解决的中国有多少现实意义？

一个贪婪的或者是和稀泥的说法是，中国需要林毅夫那样既关注理论又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可是，当数理理论之“鱼”和真实世界之“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又如何选择？

事实上，大多时候，兼得是不可能的。于中国而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制度试验，有大量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更有大量现实经济问题，需要经济学家提出解决之道。我们的选择自然是后者。正如茅于轼2001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研讨时所说，“不应当瞄准诺奖本身，而应当瞄准事实。”

“二战”后，我们的两个“邻居”很能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提供佐证。关注日本重建现实的日本经济学家，没有用数理演算出什么宏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可他们为日本的重新崛起作出了贡献。而同期的印度却在努力冲刺诺贝尔奖，并最终有两位经济学家如愿以偿。然而，直到今天，印度的经济处在什么地位？

在评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的时候，有朋友建议我强调中国不需要“经济气功师”。朋友所谓的“经济气功师”，是那些满口“博弈”、“模型”，行文演讲却不见成本、约束影子的“仁督二脉未通就自称气功大师”的人，以及随中国股市的出现和发展而名利双收的“著名经济学家”，还有动辄危言耸听以破坏性或者误导性言论抬升自己身价的“著名经济学家”。

我们认为这样的“经济气功师”无需提及，因为经济气功师根本就算不得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