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火烧老道
1947年夏天，北京白云观的封条启封了，新方丈升座了，笼罩在这座千年道观之上的阴霾慢慢散去。
进入民国，国运乖舛，作为全真派龙门祖庭的白云观虽然盛况不再，仍然不失“天下第一观”的美誉。遗憾的是，一个火烧老道的惨案，让白云观的声誉跌入谷底。很多年以后，白云观当家人被同修的道士活活烧死的历史，依然是段惭愧的往事，从唐朝说到解放后的重修白云观记事碑，还有意无意地隐匿了这段“家丑”。
“家丑”发生于1946年初冬时分。一个不知道有没有月亮的夜晚，几个道士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破门而入，闯入安世霖的卧房，一把石灰粉末蒙住了他的眼睛。刹那间，加害者将绳索套向他的脖颈，不由分说地将他拖到方丈院内。
安世霖是白云观的当家人，主管宗教团体登记的社会局的登记簿上，他的职衔是监院、代理住持。在北京宗教界，他是一个很受重视的人物，大军阀吴佩孚发丧时，法事就是他做的。没有证据直接证明他的道风如何败坏，我们知道的是，生前，围绕他的争讼，从庙产纠纷到派系冲突，断断续续，从未停歇，搞得白云观乌烟瘴气，人心惶惶，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绳索套住脖子的安世霖意识到灾祸临头，他想讨饶。然而，身陷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谋杀，几声讨饶岂能逃过此劫。方丈院内，木柴已经堆放整齐，加害者往他身上泼洒煤油，一个道士点燃了一炷香，而后朝他扔了过去，火焰腾地蹿上夜空。可怜的安世霖，和另一个道士，他的副手，在腾空的烈焰中往生了。
今天，和风旭日中，漫步于北京白云观，你难以想象，这个恬静优雅的清修之地，曾经发生过如此不忍想象的惨剧。
待到一场大雨浇灭了现场，主谋者召集不在现场的道士，订立攻守同谋，告诉大家，安世霖和他的副手不守太上清规，妨碍风纪，被执行家法火化，乃罪有应得，大家应该众口一词，以集体的名义做出处死安世霖等两人的决议。或者忿恨于逝者，或者忌惮于生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36个道士在决议上签字摁手印。
继而，主谋者拿出事先写好的告示，张榜于大殿，里里外外颇似法院死刑判决书的告示，详述了安世霖和他的副手的七条罪状，而后援引太上清规第一条之规定“凡奸盗淫邪败坏太上之法纪，坏列祠之宗风者，架火焚身”，遵照这一条，这两个人都是道教败类，死有余辜。令人不解的是，主谋者还给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发了封航空快件，向内战中疲惫不堪的领袖报告他们的“家事”。
几番折腾，天亮了。主谋者怀揣道士们集体签名的投案自首书，前往附近的警察局投案自首。警察局长闻之大惊，除了点火的那名道士潜逃之外，35个道士很快被缉拿归案。
开庭那天，道士们竟然面无惧色，有的还笑容满面，像个胜利者。审判过程中，给道士们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律师坚认，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起流血的宗教事件，太上清规是道教历史上贯彻千年的家法，政府不曾明令禁止，意味着太上清规是合法的，相应地，道士们执行家法也是合法的。
法官们显然不会采纳这样的辩护意见，除了18名签名摁手印但没参与杀人的道士被宣告无罪，其余道士一审被判共同杀人，3名主谋者被判无期徒刑，余者分别处以4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道士们觉得委屈，即刻上诉，河北高等法院改判3名主谋者有期徒刑10年，其余道士也都逐一减刑。
这件事，在当时的北京城，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智识阶层的注意力全不在此，他们在乎的是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引发学生游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类的政治风潮，火烧老道在精英眼中，只是市井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很少有人将之引入宗教信仰自由的语境下，从政教分离的原则出发，讨论如何协调宗教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
宗教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法之外的社会规范，在无国家法可依的时代，像太上清规这样延续千年的习惯，是被当作法律来遵守的。最大程度地尊重宗教习惯法，尽可能地减少公权力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干预，是现代社会所主张的政教分离的要义。人类历史的经验早已说明，公民对政府干预宗教信仰自由的容忍多一分，政府迫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机会就多一分。因此，美国和德国一方面肯定应征入伍是公民的义务，另一方面同意部分公民可以基于“不杀生”的宗教信仰而放弃保家卫国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对道士们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多少是有一点见识的，他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
但是，尊重宗教习惯法，不等于照单全收。要不然，一个个宗教团体，就会变成一个个各自为法的无政府社会。迄今，世人已经意识到宗教习惯法和国家成文法之间需要平衡，但是，平衡两者关系的黄金分割点还没有找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能笼统地说，宗教习惯法不能违反国家成文法，也不能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事实上，一旦落实到个案，这些笼统说说的原则，往往大打折扣，即便火烧老道超出了公权力能够容忍的底线，法官也没有按照世间法完全来真的，否则，法院就不会从轻发落最高只判他10年徒刑。
1948：经国梦破
这段日子，夜读美国传记作家陶涵的《蒋经国传》，常于作者不经意的文字碎片中，发出一个读者的声声叹息。比如，1948年年底的某一天，宋美龄看着面面相觑的蒋经国和孔令侃，对他们说：“你们是兄弟，没有理由互斗。”
这句话的背景是蒋经国奉令去上海打击投机倒把。
1948年8月20日，蒋经国奉父命抵达上海，以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俞鸿钧副手的身份，推行经济管制，挽救病入膏肓的经济败局。对于上海人来说，头号敌人不是共产党，而是通货膨胀物价疯涨。当一包米两个月之内涨10倍的神话一再成为现实，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经济管制，禁止物价上涨，推行币制改革，他们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币、银币和旧钞，换取新钞“金圆券”。
不辱父命的蒋经国发出公告，号召市民检举奸商，打击囤积居奇者。昼夜检查，雷厉风行的蒋经国，很快将财政部的一位官员、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两个军官，丢入司法程序，进而被判处死刑，蒋经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部分市民称为“蒋青天”。
“蒋青天”的确不是吃素的，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他在半个月之后，就摸了上海滩的“经济老虎”、黑帮头子杜月笙的屁股，抓了他的儿子和外甥，杜月笙找到自己的把兄弟蒋介石，大是大非面前，蒋介石没给杜月笙面子。于是，杜月笙将了蒋介石一军，提供了孔祥熙的儿子、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的公司涉嫌经济犯罪的证据。
当蒋经国遭遇孔令侃，刚刚树立“打苍蝇，更打老虎”形象的蒋经国，一下子由武二郎变成武大郎。他这边逮捕了孔令侃公司的几个职员，那边宋美龄就赶到了上海，以“手足”的比喻，迫他网开一面。于是，孔令侃在交付500万美元之后，远赴美国，给蒋经国留下一个“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负面形象。
黯然神伤的蒋经国，又一次地证明“青天”是靠不住的，人治也是靠不住的。
人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长期存在反复存在的现象，去过河北易县参观过清代雍正皇帝陵墓的人们，可能记得陵墓大殿上的那副对联：以一人治天下，普天下为一人。这副对联传神地道明了人治的实质，就是个人专制。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治在中国历史上盘桓数千年，不但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稳定社会的正面价值，尤其在靠天收的农牧时代，将自己的命运交给青天明君交给贤人之治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蒋经国去上海的时代，人治已与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作为法治的敌人，人治不仅累人累心还于事无补。
人治的重点是人对人的信任，而不是人对法制的信任。蒋介石最初并不想派蒋经国去上海，考虑到经济管制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管住觊觎“国难财”的上海富商权贵，他又不能不派蒋经国。上海的富商权贵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否战胜他们，蒋介石没有信心，但是，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堵塞了所有的退路，他只能赢，不能输。输了，民心就会丧失殆尽，最后的溃败将不可避免。事关重大，派人都不放心，唯有自己的儿子，尽管这个使命可能会让儿子遭到忌恨，从而葬送前程。
简单地将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归咎于人治大于法治，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一定会失之偏颇，可是，将历史的坐标前移到辛亥革命，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算，我们便会发现，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虽然打败了军阀，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却未能借助法治的力量，将中国变成法治国。
蒋经国也没有葬送前程，他在兵败台湾之后，成功地接过了父亲的权杖，为台湾岛日后的法治奠定了基石。无从得知，蒋经国是否汲取了父亲的教训，是否从继母宋美龄“你们是兄弟，没有理由互斗”的劝诫中体悟到什么，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他为台湾岛奠定法治基石20年后，陈水扁“总统”和他的家人因为经济犯罪受到了公正的审判。蒋经国泉下有知，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吗？来源：经济观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