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为中国三农问题开出的药方，总是道理上行得通，事实上则寸步难行？为什么有些“研究成果”尚未论证，就被地方官员从容笑纳？为什么拿财政工资的他们，似乎老是摘不了“御用”的帽子？

如果一个官员对农民没有深入骨髓的感情，很难想象他能正确地理解农民和三农问题。

为什么苦孩子出身的王怀忠最后落得个被注射死刑的下场？这个分管农业的前安徽省副省长如果真的体味农民的苦难，他会把苦难的农民和农民的苦难包装成金灿灿的政绩农业，去上级长官那里邀功请赏吗？

如果一个官员的眼睛始终向上，他就不可能为底层社会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政策。同样的道理，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品味低层社会苦难的现实情怀，他就很难在学术研究时，保持独立的学术态度，作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建议。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三农研究的历史流变，就会发现，三农问题的研究大规模进入到社会经济学领域，是2000 年以后的事情。此前10年，中国三农问题已显出种种危险的征兆，但社会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他们把眼光投注到三农问题上。1990年代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在意，全凭着官方智囊机构的一些良心。

1991年，当下的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还是一个官居中层的司长。敏感于1989年后农民收入连续3年负增长的严酷现实，范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骑单车微服私访20多个县。当自行车由新车变成旧车，他的中国农民调查，渐趋沉重起来。末了，范把他的基本结论呈送给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刘中一：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过重，执政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由此受到影响。

据称，刘拿着范的报告盘桓良久，最后决定力排众议，以个人的名义据实上报。

与此同时，一些接近中央决策层的“前官员”，也以各种途径陈述他们对三农问题的担忧。

1993年，又一个与农村打交道的司长写出了又一个惊人的调查报告。据悉，国家发改委农村司司长杜鹰，经由对农业大省安徽长时间的调查，小范围内公布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

同年，声名尚不为人知的温铁军，在当时影响力甚大的《经济日报》上，发表研究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真的要解决三农问题，“功夫在农外”。

遗憾的是，“官方智囊”们就农民问题发出的声音，相对于中国宏观经济一路高歌的“热环境”，显得那么的虚弱单薄。我们的社会经济学家，那时候也压根没有注意到社会低层的农民。

中国社会经济学家加入到农村政策研究的大合唱，大约是1990年代中叶民工潮兴起时的事。清华大学秦晖等学院派教授的参与，改变了官方智囊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地位。

他们令人尊敬的立场和成果，渐渐启发了知识界。至于社会的广泛关注，要等到2000年后几本书的出版：

“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是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的副题，2000年，温将自己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主张，由当下一直追溯到世纪之初。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主题，2001 年出版的该书，也是他上书国务院总理的3个主题句。

……

由此，中国社会兴起关注农民问题的一股潮流，而不再像先前仅局限于政界和理论界。

综观三农问题由地下而地上的唤醒国人的过程，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并没有做出多大的贡献。

其实，问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什么会开错药方，并不准确。事实上，他们当中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开过药方，即便是亡农论，或者消灭农民论，也都是不加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轻率言论。动辄把问题归因于制度不合理，或者套用书上看来的欧美的经验，用以指点中国三农问题的“江山”。

2001年5月，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一次引发民间反弹的演讲。媒体以《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为题，刊发了这位北京大学知名教授的言论，李昌平以这篇讲演录为对象，批评厉以宁不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世界，认为厉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由于对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功莫大焉，厉以宁被业界推崇为“厉股份”。在北京大学的这次演讲，厉提出中国农村有9 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矿，若要开发，需有5法，其中一条“用公司加农户”，用股份制的办法，让农民富裕起来。

厉认为，公司加农户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订单农业；第二阶段是租地经营；第三阶段是“股田制”。因为中国的农民和企业缺乏诚信，所以订单农业没有把农民搞富；租地经营因为租金是固定的，农民收入不能逐步增加，所以也不能把农民搞富；股田制则不同，农民入股后，每月都可以按股份分红，那个钱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时股票还在增值，几年后，如果股权转让的话，又是大笔的可观收入。

李昌平用自己的话，概括了“厉的观点”：从租地经营到“股田制”是一个飞跃的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就可以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农村市场启动了，整个中国的市场就启动了。

李有些尖酸地说：厉果然3句话不离本行，为中国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开了一个“股田制”的好方子。

驳斥厉所谓的3个阶段后，李昌平指出，即使厉的“股田制”能有神奇产生巨大的“泡沫”，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最后，他给厉的言论扣了顶情绪化的“帽子”：“歪理邪说”。

李昌平对厉以宁的批评一俟见诸报章，舆论大哗。有报道说，厉指责李昌平曲解了他的原意，对他的批评多有不实。

显然，没有多少人静下心来，聆听厉先生的辩解。人们由此引发开来，联想到李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界太令人失望了”。“很多大经济学家都思想短路了，口吃了。”这样笼统的批评，似乎唤醒了公众的某种共识。李发出了内心的呼喊：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进生活，认识自己的祖国，开出符合国情的方子。

温铁军在理解温家宝总理的治理思想时说，温家宝总理强调的农村生产力，应该是特指2.3亿小农户，其中40% 是纯农户，37%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也就是说，我国77%的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就是无法与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温铁军指出，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

坦率地说，指望中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中国的三农问题，给出一个个立竿见影的良方，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不能希望学者取代官员去具体行政，但吁请知识阶层走进现实世界的要求，是不过分的。以学者专家自居的人们必须自律，必须尊重科学精神，不能眼光始终向上，官员们需要什么理论，就从纸上给他们画一个“饼”。

“沉”到乡村社会的底层，从调研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破解三农的政策，是吃“三农饭”的学者们的本分。

一、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

考察南平的现实，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高瞻远瞩的“消灭农民论”，多么像那个听说灾民饥荒遍野就说“给他们肉吃”的皇帝。而明知非农化有害的县域经济执行者，在寻求“消灭农民”理论支持时，又是怎样的一种冷酷。

2004年春天，记者在南平电力宾馆上网时，偶然看到一个投资机构的宏观政策分析。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消灭农民，已经作为一个常识，一个无须再经论证的公理，成了投资决策者分析投资增长模式的论据。

我们不妨将部分相关文字援引如下：在投资的内生性与行政干预的较量中，有3个因素决定了目前投资增长模式的合理性和持续性。首先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为投资大幅增长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其次便是农村城市化的新思路为城市基建投资提供了持续推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消灭农民，让农民变成城市工人；消灭农村，让农村变成城市。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农业的产业化才有基础。这一过程从城市向周围农村的扩张开始，农民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群带的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及相关行业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由于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导致的投资活动也将是持续的。

记者无意于辩驳该分析的正确与否，记者关心的是，消灭农民怎么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谁说“消灭农民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消灭农民需要多长时日？在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怎样才能消灭农民？

记忆中，过去的3年里，中国的很多理论家和农村问题专家提出过这样的“高见”。原以为他们的说法，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没料到它们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力竟然如此之大。

去网络搜索引擎上一查，“消灭农民”确已成为公众广泛接受的概念，一个可以解决三农问题的“动宾结构”。从作客著名网络媒介的人大代表，到着书立说的理论家，把脉三农问题，无不言之凿凿地开出“消灭农民”的药方。

当然，他们一般会解释其实不用解释的两个小问题：消灭农民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让他们转变为工人；农民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消灭农民的出路在于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的综合改革，这是古典经济学的逻辑。

显然，这样的药方，已经赢得广泛的认同。

2004年3月6日，一位知名策划人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在南方电视一频道的“两会报道”上，讲到三农问题，他援引了当天早上从报章上看到的专家的一句话：“解决农村的问题在于消灭农村，解决农民的问题在于消灭农民。”他说：“虽然极端了一点，但是也不乏道理。”

记者出身的策划家，显然要比一般的专家冷静，他在电视上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不同，毕其功于一役的短线思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主张“战略眼光，长线思维”的策划家认为，如果能用20年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了。

他的估计，应该是乐观了。我们从不相信中国农民问题无解，但我们绝对没有乐观到“2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程度。从西方经济学中克隆出“消灭农民论”的专家学者们，如果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把自己心灵中的“皮球”真正沉到乡村的“水”中，那么可以看看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比较而言，李的书对中国乡村现状的描述，应该更客观更真切些。

中国乡村还没有懂得市场经济的原始概念，他们以为市场经济就是集市上的提篮小卖，他们还不知道美国的柑橘商人的到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大山外的市场是什么样子，也无从获悉上海小姐们对竹笋的口味需求，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面对这样的情势，20年解决三农问题，不是非常了不起，而是根本不可能。或许局部地区可以，但整体上是不可以想象的。可以说，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副有效疗治中国三农沉疴的灵丹妙药，遑论毕其功于一役。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世界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案例。一个大众化的说法是：日本解决三农问题用了50年，美国花了 70年，英国拖了近百年。考虑到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不知道专家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短期内消灭农民，完成农业现代化。

没有人能推算，中国的三农问题能在多长时间内解决，中国的农民能在多少年后被消灭。但我们可以尝试着以空间为经，以时间为纬，作个比较后的揣度。

从时间来看，消灭农民，进入农业现代化，是中共全面夺取政权后就开始追求的目标。1950年代初叶，毛泽东就从提高生产力水平入手，提出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步：农业机械化。20年后，毛泽东终生的革命同志周恩来总理，亮明了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农业现代化。又20年过去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大部分田地上的劳作方式，还是千年来亘古不变的牛前人后。

当然，应该客观地指出，50年没有“消灭农民”，没有进入农业现代化，症结在于领导层的精力不在生产力，而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完全是“零积累”，农业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工业化所榨取。如果排除这两个要素，“消灭农民”的愿望是否就指日可待了呢？这让人毫不乐观。

仅就人口而言，较之过去可谓长势忧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中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关键要素，变得更为突出。根据农业问题观察家温铁军的数据，中国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从空间看，中国农村贫富状态的地区差异委实太大。最近两年，记者频频造访苏南和浙江绍兴嘉兴一带的乡村，那里的工业化程度，可以从农民的脚部看出，有人形容为：赤脚上田，穿上皮鞋，打上领带。

2001年，记者曾去绍兴采访土地流转，发现多数农民的土地，确如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已是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

而南平，耕地对占南平市总人口3/4的农民，是“生产资料”，是“命根子”。土地所承担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逊色于生产功能。

2002年，记者去温州农村采访，一个乡镇民政办的小公务员，递出的香烟是三五十元一盒的中华烟。

2年后的今天，记者在南平农村采访。顺昌县一个镇长接待包括县委办公室主任在内的我们，在食堂吃了一顿晚饭，寒酸得让我们惊讶不已。那时候，我们心想，要是把温州乡镇干部的生活告诉他们，他们会不会不想干了？

我们在谈论空间差异的时候，还要强调一句：富裕的乡村，是少数，贫穷的地方，是多数。

综观时间和空间的比较，现在，请专家们揣度一下，把“消灭农民”当作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妥当吗？

二、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农民？

2004年春节，光泽县“当代农场主”傅光明，请来四乡八邻的“村官”们，搞了个县城水平的PARTY，一顿酒席，外加一个500元的“红包”。“村官”们惊叹，这个将农业产业化的老板，这一回真大方。

知情者感慨，再富有的老板天性都是抠门的，要不古人怎么说“慈不带兵，义不养财”呢。傅老板这样做，也是无奈。他的养鸡场都建筑在农民的承包责任田里，土地要想集中在自己手里，没有村官们的支持，怎能轻而易举地办妥？

3个月后的延平区炉下镇下井村，“还我良田”、“还我耕地”的标语插在正待开发的“工业园区”上。镇党委书记对前往调查的新华社记者说，2001年春天，为调整炉下镇的产业结构，三级政府共同努力，从福建省乡镇企业局获得了第一个“省级工业园区建设基地”。依规划，首期2300亩工业园区和700亩商贸住宅。一年以来，延平区已投入1800万资金用于土地的平整，填埋了422亩农田，涉及农户425户。

对于不同意征地的农民，官员们的想法是宣讲开发区的意义、政策和前景。他们考虑农民以被征用的土地入股，逐年返还，让农业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长期捆绑在一起，以尊重失去土地的农业的利益。

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专家和官员们没有见过，但他们想象过。2000年记者在京都一位智囊级学者家中，听到他感叹我们土地改革的滞后。土地不能私有化，不能买卖，在不少学者眼中，是政策上的遗憾。他们的论点大致如下：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早已普遍进入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领域，而我们中国的文盲半文盲的农民，还在牛前人后地从事小农意识下的分散经营，如果我们不能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就走不出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的路子，社会资产就不能进入农业领域，在政府的政策性资金杯水车薪的冷酷现实下，传统农业比较效益低的可怜状态就难以改变。如此一来，当美国的农民说起基因农业太空农业，我们的农民可能连听都听不懂。

应该说，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何况，台湾的农民，就是在土地私有后获得阶段性飞跃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在现实中，是经不住推敲的。富裕地区的农村开展土地流转是有必要的，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提出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说法。

截至2002年，中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中国的耕地，不再是西方经济学者眼中的“生产要素”，它不能体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以源源流向收益高的行业或者个人。

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把耕地当作他们的命根子？

我们可以听听炉下镇农民的说法。下井村72岁的老农王火金，从家中拿来两本“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和“耕地承包合同书”，递给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我家4口人，分得水田2.35亩，上面写着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如今怎地说收回就收回呢，现在我家一分地都没有了，我人老了又不会做别的，除了种田根本就没有其它收入，你叫我吃什么？”]

在另外一个村，中年农民陈水金等春耕大忙时节坐在村口闲谈，论及原委，陈说：“我家1.66亩水田，这次搞开发全部填埋了，现在又找不到别的活干，不聊天还能干什么？”

由此可见，耕地，对南平农民乃至中国的多数农民，还是生产资料。它所承载的生产功能，远远不如它对农民的福利保障功能。所以，我们应当强调耕地的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

未来几年，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会少于1.5亿，如此之多的失业农民怎样才能栖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时候，专家们所呼吁的给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自由地流动，就有了制度保障意义。让农民在城镇中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有人说，必须发展工业，通过工业带动第三产业。并列举了江苏昆山的例子。问题又回到老路上，我们从哪里获得发展工业的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土地私有化，循环又出现了。

但是，如果农民不能在非农产业的土地上获得就业机会，赢得更大收益，如果大多数农民离开被流转的土地就找不到饭碗，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等等，就失去了前提。

2001年，记者去浙江绍兴采访有第三次土地革命之称的“土地流转制度”。那里的经验，确实值得借鉴。采访期间，接待我们的地方官员应接不暇，因为从中国诸多省份来的取经者“踏破了门槛”。时任绍兴市农办副主任的陈功苗向记者抱怨偏远落后地区的一哄而上：“我们绍兴综合经济规模早就跨入全国大中城市20强行列，绍兴农民2000年人均收入5 000元，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业占80%，这样的前提条件，是取经者都具备的吗？”

不晓得南平的官员们当时有没有出现在取经的队伍里。南平以及南平之类的农村，根本就没有土地流转的前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在福建泉州举办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上说：“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和集中，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切忌一哄而上，一股就灵。如果一个地方，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么多地，特别是土地使用权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地方，流不流转没有多大必要。”

中国的学者们在鼓吹土地私有化的同时，要保持一份冷静和责任心，不能被地方官员们谋求GDP的热情所蒙蔽。2 003年初叶，国土资源部官员对第三轮圈地风潮作了一个分析，称违法圈地存在着周期性，一般情况下，新一届地方政府这边宣布各就各位，那边圈地风马上刮起。

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改革》农村版刊载的一项计算表明，如果按照现行征地制度与经济发展速度，20 30年，中国的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人，占现有农民数量的1/10。

2002年《南方周末》记者曾在一个大城市的郊区，作过一个郊区城市化的调查，最后的结论中有一点：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城市化过程中，表面上从农民变成了市民，却在实际上变成无所事事的流民。

所以，在人地矛盾暂时得不到缓解的当下，耕地与其说是生产资料，不如说是生存资料。我们对耕地意义的分析，首先要亮明的，是它的福利保障功能，而不是其它。中国的学者们，在为中国农民问题开药方时，在农业产业化或者土地经营管理的研讨会上，千万别忘记了这个背景。中国需要摩登大厦，中国农民也需要穿衣吃饭。

三、“盆景农业”能救中国“三农”于未来？

南平期间，听到一个未经考证的故事，主人公是福建省长卢展工。故事说，卢以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身份，曾去福建一个落后地区考察他分管的农业。地方官员兴致勃勃地把卢领到一个投资千万元计的高新农业基地。故事说，面对这样的“ 盆景农业”，卢表现出罕见的冷漠。卢对地方官说，用钞票堆积起来的“现代农业”，除了观赏价值外，他还看不出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什么实在的益处。

当记者将听来的这个故事，转述给中部省份一个前“县官”，他说他对素不相识的卢的印象陡然好了起来。

稍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明白，南平这样的穷乡僻壤，若想求出三农这个方程式的解，绝不能仰仗高科技农业的“高招”。这样的“高招”，唯一的效果就是“政绩农业”，别无其它。

这不是反对农业高科技化，而是担心打着“高科技”旗号的农业，最后会把正常的农业搞砸了。

正如前文所说过的那样，农民连初级科技都没有掌握的南平，怎么可能搞出“高科技农业”，没有点滴市场经济常识的农民又如何搞出适合都市需求的“都市农业”呢？

然而，过去几年里，中国不少地方兴起了高科技农业园区的风潮。它的理论基础大抵来自“消灭农民”，“消灭农村 ”，搞休闲农业，提高都市人生活品质，让农民过渡成“从事高科技农业的工人”。

2004年2月23日，深圳市政协向市府递交了他们的“一号议案”：加快发展深圳都市农业。深圳市政协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发展都市农业也是每个城市的大势所趋。

从“都市农业”的描述中，大致可以窥见中国官员心目中的“都市农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新型农业。是结合高科技、高附加值、高质量、集约型、长产业链条、高环保、具有较强生态功能的新型农业；

生态农业。是特别注重农业生产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协调互补、特别注重为居民提供无公害绿色农产品的生态农业；

工程农业。是为市民提供休闲度假服务的观光农业；

创汇农业。是实行工厂化、企业化运作的工程农业；是充分利用农业、农村外部

资源、资金、技术的创汇农业；

集约农业。是集生产、流通、服务、信息、科研于一体，产、供、销、种、养、加工于一身，产前、产中、产后相衔接的高附加值集约农业。

我们不能怀疑报告所强调的，发展都市农业对于深圳的重要现实意义。但敢肯定“都市农业”不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灵芝草”。就南平这样的中西部落后农村而言，都市农业在本质上，只能是“盆景农业”，中看不中用。

专家提出的“高科技农业园区”是否被没良心的官员所利用了？官员们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摆正不了三农的位置，但又似乎不能置农民问题于不顾。恰好，以“消灭农民”为旨归的“现代农业”“都市农业”，给了他们一箭双雕的机会。如果不是出于无知，贸然在一个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大张旗鼓搞“现代农业”的官员，一定是“官德”不佳者。一个洞察中国农村真实情境的人，断然不会被所谓的现代农业迷乱双眼。

舆论认为，苦守着传统的稻谷，中国农民日后怎么会有出路？苦守传统农业的南平乡村，今后哪里有出路？也许寄希望于科技特派员队伍，快速提升他们的经济作物的科技含量，寄希望于流通人才的培养，能够培育他们的市场感觉，让他们的农副产品更好地适应城市的趣味。

我们绝对不能指望，南平的农民能在短期内走出所谓的“都市高新农业”，那种用钱财堆积起来的农业，可能会博取领导参观时的一笑，也可能招致不懂农业的高级官员的赞叹，但对农民脱离贫困又能有什么益处？

还记得业已锒铛入狱的中国首富杨斌吗？当初将他从北京招商至沈阳的官员们，看重的就是他所吹嘘的高新农业、都市农业，最终沈阳人没有等来一片花卉的海洋，一片农业昌盛的景象，而是土地被掠夺被工业化的景象。

同样是东北，两年前，记者去一个老工业基地。作为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政府号召工人去郊区从事农业生产，以救济贫困的当下。有新闻记者闻讯后报道了“工人做农民”的新闻，地方当局恼羞成怒，认为报道误会了他们的意图，强调他们的高科技农业园区，走的不是传统农业的老路。3年过去了，回望那片曾经插着高科技牌子的土地，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传统的种植方式，传统的谋生手段，传统的农业场景。

客观地说，在深圳这样一些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探索性搞一些高科技农业，未尝不可。但贫困地区的政府，不应该指望靠此脱贫，更不能将之理解为中国农业的未来方向。

杭州市萧山区毗邻萧山国际机场处，有一个投资亿万元的高科技农业园区，2003年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徐冠巨，是这个现代农场的“农场主”。记者两度钻进开满蝴蝶兰的花房，那个被现代科技萦绕的园区内，处处能够闻到欧洲花园的味道。私营企业主凭借他的市场感觉，打造他的现代农业园区，即便政府给予政策诸多方便的便利，终究还是市场行为，迥然不同于政府投巨款锻造现代农业的神话。它不可能也不应该被为中国三农问题求解的人们所效仿。

概而言之，中国的三农问题，不能靠非农化的路径选择去突破，对中国积弊深重的三农问题，盆景农业只能是个案性质的探索，或者富裕地区点缀生活的象征。

仅此而已。

四、民主制度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农民的主要问题是穷，但穷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概括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表述不一的回答，大体的逻辑是这样的：没有国民待遇，没有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

从来不必怀疑，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三农”之外的制度设计，简单说，就是中国的农民在城乡二元结构中缺乏平等的国民待遇，心灵和身体都受到垄断和束缚。如果我们永远不给农民以民主，不改革针对农民的制度，三农问题则永远无解。

然而，民主、私有化这些制度要素能在一夜间还给农民吗？让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最低的人享受层次最高的民主，就能解决三农问题吗？

南平采访期间，那些熟悉乡村情况，并在城市里获得硕士博士文凭的官员们，几乎都承认，制度层面的补偿，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破解三农问题。

过去的5年内，中国乡村漫天飞舞的选票，不仅以选举的名义表达了民主对民意的尊重，而且改变了中国乡村民主制度推行之前，乡村领导人的合法性由上一级政府任命而后确认的威权传统。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中，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2002年，记者去浙江富裕地区的乡村，发现那里的乡村民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义乌，新富阶层走向乡村政治前台，已成民主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瑞安，防止新富参政“为政不仁”的协议村官制度，使得草根民主的制度创新，大大迈进了一步；

温州，贿选风的刮起，以及贿选班底的出现，标志着温州式的贿选早已超越贫困乡村以钞票易选票的原始方式，“黑金政治”骤然升级。

这一切都让人震撼。经济的繁荣已使那里的乡村成为开放性社会。民主的诉求，被那里的人们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浙江的民主故事还提醒我们，即便是草根民主成熟到已在制度层面开始创新的浙江，民主发展水平也不是所有的区域都一般齐整，个体上的差异依旧存在，其整体状态还可以用“红”“黑”胶着来描述。

《南方周末》报道了2002年6月25日山东淄博的“暴力民主”案，一个农民因为拒绝选举自己不信任的候选人，在“不选我就打死你”的怒骂中，被候选人的猎枪打得弹痕累累。

宗族势力，官方任命，这些影响乡村民主的要素，暂且搁置不谈，单看诸如旧恶势力强暴民主的极端个案，我们就可进一步意识到，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发展水平，是多么的不平衡。

或许，这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转型时期的现实：一方面，选民在众目睽睽下被候选人打得血肉模糊，另一方面，遏制新贵为政不仁的协议堆积如山。看后者，我们有理由对乡村民主的未来表示乐观，但我们必须还要看到前者，我们的乐观不能演化成急切。考察个案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在同一个中国，在不同的角落里，民主进步的差异委实太大。

现在，让我们将视角从发达的浙江乡村社会，转移到贫困的闽北乡村。今天的南平，官方已认同经济能人走上政治前台的合理性。官员们认为，让乡村新富阶层走上政治前台，不仅有利于农村增收现实，而且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有利于社会稳定。过去，即便是浙江等思想开放的地区，人们对经济能人参与乡村政治还是极为担忧的。为了解放思想，2年前江苏省人大一名高级官员还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号召解放思想，主张道德权威让位经济能人，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成为“领头羊”，使得他们在当选后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获得“双赢”。

事实上，中国落后的乡村，其政治生态不像精英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给点民主的阳光就灿烂。2002年早春，记者去经济学家们从事“天村实验”的汉江平原，在湖北省沙阳县群力村，训政的民主之花终于在几次失败后挂果群力村。农民也可以搞民主，民主并不招致混乱，这是我们当时的结论。回想起来，当初兴奋异常的我们，现在冷静了许多。因为，记者不能肯定，离开博士生的指导培训，离开县乡政府的关注，群力村能否收获有秩序的乡村民主？记者同样不能肯定，没有培训一天发10元钱的激励机制，农民们是否愿意参加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民主训练？所以，记者在两年后的今天，开始担心这样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就南平而言，他们的“大户强村”战略推行得一直较为艰难。首先是“大户”少，其次是大户不愿意染指“村政”。距离建殴市大约20公里的井歧村，有个经济能人刘义海，有文化，见多识广，敢闯敢干，会做生意。为了土地承包的年限，以及村民负担，刘从地方一路上访去了北京，惊动中央。可是，就这样一个人，在获得下派书记认同后，怎么也不接受出任“ 接班人”的角色。

“大户”，虽然是农村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但采访中接触到的“大户”普遍不愿当村官。他们有朴素的公平观念，路遇不平，会挺身而出，但他们缺乏进步的政治意识，认为“当官”是个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不是他们的所为。

于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南平乡村的村官们，大体上还是乡村道德权威在主政。井歧村下派村支书黄长荣3年下派期满，返回法院当他的法官去了，接任书记之职的是一名40岁的女村官，她怯生生跟我们握手的感觉，至今还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不由得让人担心这样的道德权威，能否真的引领村民走上小康的路？

当下的村民自治，仅仅保证了村务公开，至多只是限制了村官为所欲为的不良习惯。农民对其利益受“剥夺”的不满，开始从村官身上转移开来，乡村社会渐趋稳定。但能就此赢得一个没有怨言的乡村社会，农民可以就此过上和谐的、令人愉悦的幸福生活？置身于后WTO时代的中国农民，即使真的摆脱了盘剥和欺凌，也不可能过上桃花源式的生活。

当封闭的自我循环被开放的全球化所株连，中国农民需要的就不是单纯的公平问题，他们还要拥有效率、发展。而后者不是浅层次的村民自治这个民主制度所能给予的。对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来说，制度设计的蓝图业已绘出，接下来的问题是技术层面的执行力，乡村公共事业管理，农村基础医疗，九年义务教育，路桥水电的基础建设，通往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的铺设，这些历史上对农民欠下的呆坏账，不是靠村民自治或者民主制度所能消弭的。

如果我们的知识阶层，不就这些具体的现实问题给出一个个清晰的解答，而是大而化之地谈制度，这对农民命运的改变，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