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萨特
在法国，萨特始终是个话题，今年就更有说头了。因为今年是萨特逝世20周年，又恰逢世纪之交，人们觉得似乎有必要对萨特加以总结或与之告别，尤其是在“柏林墙”倒塌十年之后。“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什么呢？不仅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在有些人看来，更意味着冷战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即西方对东方的胜利，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美国对苏联的胜利，而当年萨特同情的是后者，他真诚地希望社会主义的东方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的西方。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华约崩溃、苏联解体，甚至当俄国代总统普京也说不排除俄罗斯加入北约时，人们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说萨特又错了！于是人们觉得在送走旧世纪的同时也可以将萨特再一次地埋葬。萨特是他那个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总是站在与政府或官方对立的批判立场上。当然批判者也免不了受批判。萨特给自己树立了许多的对立面，这些对立面似乎形成了一个反萨特的阵营；而萨特也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萨特分子。萨特盯着政府不放，他自己也不断地被揭露和批判：他总是站错队、看错人、说错话、做错事；他的哲学芜杂不精，名不副实；他的私生活和人品也令人不齿。在资本主义全球性胜利的所谓“历史终结”的时代，似乎更显示出萨特的错失和喜剧性的可笑。其实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有人的确不把萨特的哲学太当回事，而且早在60年代他就遭受过冷落，80年代他去世后更有人要遗忘他（在欧洲甚为流行的《知识分子》一书的作者就宣称，萨特一旦去世，“他的学说也就丧失了生命”），但直到如今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萨特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中最有争议、最难遗忘的一个。萨特逝世20年后，法国人不仅认可萨特是20世纪的“世纪人物”，而且似乎要将他带入21世纪，犹如尼采属于19世纪，但走入20世纪一样。因为萨特和尼采尽管思想充满矛盾，但比有些完美的思想更具有生命力，他们都属于“存在”，不属于“虚无”。而且当年多少事变、多少纷争慢慢地尘埃落定。人们有可能更冷静、更客观、更深入地来论说萨特、研究萨特，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萨特，给萨特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比盲目崇拜或肆意抹杀要更有益。
萨特哲学——创新的哲学
新年伊始，法国一些有影响的媒体就推出以萨特为题的专栏专辑专号或开辟网上论坛，以萨特为内容的出版物及萨特研究专著也明显较往年增多。1至3月，已出版的有《文学与介入：从帕斯卡尔到萨特》、（Litérature et engagement，de Pascal à Sartre）、《告别萨特》（L'Adieu à Sartre）、《萨特的事业》（La Cause de Sartre）、《萨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Sartre, le demie desphilosophes）、《萨特的世纪》（Le Siècle de Sartre ）及两种新的萨特传记。其中尤以《萨特的世纪》引人注目并有较大的反响，种种书评文章频频见报。其原因有二：作者早年曾是阿尔都塞的弟子，不属于萨特圈子里的人。他还是7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哲学”的旗手，此派哲学新锐素来少读或不读萨特。然而，时隔多年，他不仅读起了萨特，而且以一部长达600余页的大书来对萨持表示某种敬意， 确实让人绝想不到。其次，正因为他并非萨特分子，没有顶礼膜拜心理，反而在读萨特时见人所未见，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有挑战性的问题。
法国知识界重要的学术刊物《文学月刊》（magazine littéraire）每十年就会出一期“萨特专辑”，今年2 月推出了新一期“萨特专辑”，主持人是布罗希尔（Jean—Jacques Brochier），他在1995年曾出版过一本篇幅不大但颇有影响的书《为了萨特》（Pour Sartre）， 它从萨特1964年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说起，列举了萨特生前及死后人们对他的种种责难、攻击和“揭露”。这本书的写作及出版是有针对性的。1993年，萨特30年代后期的女学生比安卡•朗布兰（Bianca Lamblin）发表了一部名为《一个被勾引的少女的回忆》（Mémoires d'une jeunefille dérangée）的书，书中披露萨特当年如何勾引她；战争爆发时，他和波伏娃又不顾她作为一个犹太女子面临最严重的危险抛弃了她，从而给她造成巨大的痛苦。此书的英译本1995年在美国出版，于是萨特的“丑闻”传到大洋彼岸。布罗希尔无意对发生在萨特身上的是非恩怨作裁断，他提醒人们，在读了朗布兰“说明真相”的书及一些在萨特“性关系”上浓墨重彩的“生活传记”，看清了萨特的“另一面”的时候，别忘了萨特还有“这一面”。他认为在人们欢呼对萨特的“胜利”之时，倒应好好读读萨特，因为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时代，人们仍需要萨特那种清醒的批判意识。又是五年过去了，他将他那本小书的书名《为了萨特》用作了这期“萨特专辑”卷首语的标题，这多少表明他在世纪之交谈论萨特的一种心态和意向。他在简短的卷首语里提到了萨特的“错误”。萨特的“错误”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到了“没有萨特的错误就没有萨特本身”的地步。美国人非常强调“政治正确性”，而萨特恰恰在政治上一错再错。他同情苏联，声援古巴，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拥护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谴责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支持1968年学生运动及70年代的极左派（也称“毛派”）；他同梅洛•庞蒂争论，同阿隆争论。其实不必等到现在才盖棺论定地说萨特“错了”。萨特生前就获得了“一贯错误”的声誉，但人们似乎认可、宽容了“错误”的萨特，甚至有些欣赏萨特的“错误”。有句名言流传多年：宁与萨特一起错，不与阿隆一起对！这就是说，宁可与错误的萨特在一起，也不与正确的阿隆在一起！这岂不是荒谬？然而《萨特的事业》和《萨特的世纪》的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新的见解：站在萨特一边即站在丰富的、创新的、不断蜕变的思想一边，而站在加缪或阿隆一边不只是个对错问题，也不再是个传记或媒体问题，它本质上是个哲学问题，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而萨特哲学正是一种断裂的哲学、创新的哲学，萨特哲学是对凝固的、确定的黑格尔哲学传统的一次革命。这正是《萨特的世纪》要阐述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作者对萨特进行“哲学考查”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三个萨特”？
在《文学月刊》这期“萨特专辑”刊发的十多篇文章中，对《萨特的世纪》一书作者列维（Benard—Henri Lévy ）的访谈无疑是其中的重头文章。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列维不否认在他阅读萨特并对萨特进行哲学考查时受到的来自阿尔都塞的影响。阿尔都塞曾是当代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是所谓“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的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致性，他将马克思“一分为二”，即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区分为“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两个阶段，并认为在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认识论决裂”。前期马克思思想属于“意识形态”的，后期马克思思想则属于“科学”的。阿尔都塞不赞成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准拔高青年马克思，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他充分肯定决裂之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此相仿，列维也认为萨特的思想始终是矛盾的、发展的、蜕变的，萨特通过一系列的决裂（与柏格森决裂、与纪德的决裂等）建构他的哲学，推进他的思想发展。他认为在萨特思想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两次决定性的“断裂”。一次是在战后，源于战争和集中营的体验使他否定了他一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自由观，转向积极介入社会。另一次断裂发生在萨特的晚年，但由于他的去世，这一次断裂及其后果并没有充分显示出来。这样，他就将萨特一分为三：作为个人主义代言人及存在主义者的萨特、主张知识分子“介入”的人道主义的萨特、发现了犹太主义的萨特。然而，列维并不认为这三个不同的萨特分别代表了前后不同的三个阶段，这种分别主要不是时间性的。他将它们“三位一体”，认为它们是重叠的、共存的。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存在矛盾，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不足为奇，但认定萨特思想发展经历了两次“断裂”，在萨特身上同时存在“三个萨特”，这种对萨特进行的结构主义分析颇有些新意。然而，犹如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让人觉得荒谬一样，列维的三个萨特“重叠说”也显得有些费解。但与有些人以萨特的“多变”对萨特进行否定不同，列维充分肯定发生在萨特身上的连续不断的蜕变或决裂，认为这正显示了萨特思想的活力。70年代曾与萨特关系密切的米歇尔•贡塔（Michel Contat）也有同感。 他在评论《萨特的世纪》的文章中写道：萨特始终处在自我矛盾、自我斗争的状态之中。贡塔认为，哲学家总是自我斗争的：没有这种内在的冲突，也就没有思想的产生。值得一提的是萨特本人在1975年一次访谈中也认为自己的思想有变化（evolution），但不认为是断裂（rupture）。
人们一般相信，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一劳永逸地终结了萨特存在主义在法国的无限风光。战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不再迷恋萨特。在他们眼里，萨特是个人道主义的老派的知识分子，他的哲学有些过时了。而当时是“科学”的结构主义时代，是福柯、阿尔都塞、拉康的时代。结构主义作为“反人道主义”的哲学是与四五十年代盛行的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对立的。列维说，假如他当年对同人说他日后要阅读萨特并写一部有关萨特的书，他们一定会大惑不解。但列维通过他的哲学考查却意外感受到萨特思想与结构主义的亲缘关系，如60年代哲学主题就是萨特早期存在主义小说《厌恶》的主题。列维认为，福柯与萨特的对立远不如人们宣称的那么大，而拉康受萨特的影响也比人们想象的多。当年青人对萨特有些敬而远之时，萨特却乐于接近年青人，因为年青一代能给他带来青春活力，他需要这种活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68年5 月风暴中，当“结构不上街”时，年老的萨特却来到占领巴黎大学的年轻大学生中间，满腔热情地申明与他们站在一起。尽管在有识之士看来，萨特又做了一件错事，“有失尊严”。
萨特小时就患有眼疾，进入70年代，他已经处于半失明状态，“丧失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萨特晚年主要通过回答来访者所提的各种问题阐述他对这个世界（包括对他自己）的看法。晚年的萨特有两次重要的谈话。一次是1975年6月与米歇尔•贡塔的谈话， 这就是我们在各种萨特文集中所见到的文章《70岁自画像》，这是了解萨特晚年思想极为重要的文献；另一次则是萨特去世前一个月即1980年3 月与贝尼•列维（B.Lévy）的谈话。 这次谈话以《还有希望》为题发表在当月的《新观察家》周刊上。这恐怕是萨特生前所作的最后一次重要谈话和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遗憾的是我至今未见此文的中译）。贝尼•列维又叫彼埃尔•维克多，是当时法国极左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的领袖，他是个犹太青年。由于此次谈话的时间、内容及对象诸方面的独特性，因而引起了颇多的争议，对萨特谈话中一再提到的“希望”也有不少猜测。贝尼•列维是萨特晚年的秘书，是萨特圈子中人，但萨特圈子中最重要的人物，萨特一生中最亲近的人波伏娃却对此次谈话极为不满。她在萨特去世后不久发表的《永别的仪式》一书中对列维作了严厉的责备，她认为贝尼•列维利用了萨特病状和衰弱，诱使萨特说了许多违心话。她甚至认为这位犹太青年参与了让萨特自我“否定”的“阴谋”。她为萨特由此而受到的无法挽回的伤害而痛心不已。但《萨特的世纪》的作者列维认为，萨特在此次谈话中坦露出的心声是真实的，是他酝酿中的再一次“断裂”的表征。列维认为，萨特以他写于1963年的《词语》一书向文学告别，而他此次谈话则似乎表明他将向他的哲学告别，因为他“发现”了犹太主义。列维说，当75岁的萨特焕发青春重新探险时，可惜死神降临了。但按常理，波伏娃应该最了解萨特，她不会没注意到萨特晚年思想发展的趋向，她恐怕不会同意列维的看法。因而所谓“第三个萨特”只能看作是列维的一家之言。至于萨特最后发现的犹太主义到底是什么，因萨特的去世看来是个难解的谜了。但萨特晚年多次提到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哲学家莱维纳斯（E.Levinas，1905— 1995）。莱维纳斯哲学的核心是对“他者”（autrui）的思考，他试图将古老的犹太思想现代化，服务于当代实践。萨特晚年对犹太思想发生兴趣，这是否表明萨特在莱维纳斯的哲学取向中得到了某种启发？或者欲将莱维纳斯的思想同自己的哲学进行一次“嫁接”，以在传统的欧洲思想资源之外寻找一种救世的“希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