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早年与萨特同学，在巴黎高师研读哲学，主要研究历史哲学；二战爆发后同戴高乐转战英国，从事政治活动；法国解放后则从事新闻评论工作，并思考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问题；晚年在欧洲各大学主要讲授社会学与历史哲学。

伏尔泰首次使用历史哲学这个名词，其发展引出两大路向：一是对历史进行的哲学思考。伏尔泰的初衷即是如此。另一个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维柯，其发展因结合历史神学而开辟了一个历史主义化的方向。阿隆的历史哲学源自批判的历史哲学、新康德主义与历史主义。

阿隆的副博士论文题目为《批判的历史哲学》。这自然让人想到了康德哲学。康德晚年从事历史研究，《历史理性批判》这部作品虽已在他脑中有了雏形，但未及付梓他就过世了。狄尔泰和阿隆都想完成这一工作。阿隆的历史哲学即以“批判”为目标。历史理性批判即对历史或说历史认识进行批判地思考，从而为人的历史认识找到合理的限度。

狄尔泰、李凯尔特、西美尔、韦伯等人是新康德主义者或其追随者。虽然他们自称新康德主义，但与康德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从而使历史哲学转向历史主义。在新康德主义者那里，“物自体”被视为一个假设而取消了。因为理性自身的限度，物自体被认为是一个理性难以企及的东西，人们不能确定甚至无法描述它的存在。以此看待历史问题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即超越历史现实背后的“物自体”（历史规律）也是一种假设。不同的历史阶段都隶属于自己当下之系统，彼此间并无超越各个历史的共同规律或标准。

乐观的历史主义者可以统摄整个历史进程，并赋予其光明的未来与希望，康德和黑格尔都持此论。然而悲观的历史主义者则只承认当下，它严守“限度”，绝不越雷池半步。而当这种历史主义与价值问题结合时，伦理相对主义便出现了，各个历史阶段无优劣之分，甚至好坏也没有了标准，有的只是差异和不同。而这些不同在互不关联的情况下自然彼此相安无事，但历史是关联的。阿隆看到了历史主义所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重新提出一种历史哲学，这种哲学必须是批判的。他要拯救哲学，但不是否定历史。

历史主义使得价值和哲学成为一种假设。理性的人不会承认这种假设的真实性。同时，阿隆也看到对这种假设的否定同样是一种“假设”。批判的态度是对认识论而言的，人类自身的限度使得自己难以超越物自体，因而任何“物自体”的说法是一种假设，但反之亦然，任何对“物自体”否定的说法也是一种假设，这种否定也应当接受批判的“批判”。这是历史主义为了不越雷池而实际越过雷池的一步。历史主义者可以承认当下历史和价值的合理性，但是他并不能因此断定这种合理性与其他历史阶段的合理性是一种“争”的关系。在阿隆看来，与其说是争，不若是“和”。不同代表的是历史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它们是历史的立体呈现。

阿隆看到了当代社会的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问题，但是否弃历史多样性而重新回到一种抽象价值也不是他的目标。历史并非无规律可循，用阿隆的话说，历史“之中”有规律。这种规律性使得历史也有某些可以为理性所认识的方面，进而，“历史哲学”也得以成立。至于这种规律是什么，则需要在阿隆的社会学作品中寻找答案。

严格地说，阿隆的历史哲学并没有挽救历史主义带来的问题。他从进入哲学之门便思考历史问题，中间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生活，晚年开始总结历史哲学问题，但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其最后的作品，所以他的历史哲学正像其博士论文的题目一样，只是一种“导论”（博士论文标题为《历史哲学导论》）。阿隆的贡献在于他是一个与古典主义者最接近的人，始终尝试挽救哲学在现代所遇到的危机。

【作者单位】郝春鹏，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