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性趋势

前言

传统的思维模式使绝大多数的人认为，19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重创了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基础和基本框架，也标志着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机制的理论模型的基本建构完成。特别是一百多年以来的以“两种模式”为主的国际政治斗争，使人更加深信，“两种模式”是本质上的对峙，并且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完全瓦解的一套理论学说。时至今日，伴随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碎片化”的趋势，自二战以来由欧美主导的“雅尔塔体系”又有重新调整的必然，特别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所给世人提供的思考和当前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危机，使之更多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出现复兴并有再次瓦解资本主义的神话。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溯一段历史，固化了的传统思维模式或许会迫使更多的人产生“自我质疑”，或许会导致新的思想颠覆。同时，按照“以复古为解放”的梁氏史学范式，历史的回溯或许能够为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重新思考中国道路的新启蒙。

一、多元马克思主义

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但实质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体构成部分包括其《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哲学的贫困》 (1845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 《资本论》(1867年) 《法兰西内战》(1871年) 《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反杜林论》 (1878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等著作。而主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包括了“剩余价值”的经济理论、“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哲学理论、“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学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基本的理论框架，然而，历史的变迁和各个政党的路线分差却导致了马克思学说的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的实质又往往不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本义旨。

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肇始。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日趋式微，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及其它各国工人政党派代表在巴黎创立了“第二国际”，恩格斯为主席，主张继续暴力夺取政权，然而晚年的世界局势完全不乐观，诸多马克思主义的虔诚者不断消怠，暴力路线受到质疑，以致晚年恩格斯在与友人的通信录里不断引用马克思曾说过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其亲传部分手稿的嫡系传人伯恩斯坦、考茨基也同样逐渐“离经叛道”，伯恩斯坦认为应该“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是故“绝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考茨基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武装起义、街垒战斗和类似的武装事件，现在还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再解决，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捆住自己的手脚。”这种种主张“修正主义”改良路线的设想不断遭到列宁、卢森堡等主张激进暴力路线者的攻讦，并最终导致了持久的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辩论和政治对峙。“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说实质上就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 按照《哥达纲领批判》所规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纲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主张反对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倾向议会民主、宣传资本主义传统的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价值观。

在整个“第二国际”期间，西欧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还不断兴起新的学说，如法?饶勒斯主义、法?米勒兰主义、英?费边主义等。并不断提出各种带有与其时资本主义正统作妥协的主张，同样在本质上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范畴，在“世界革命高潮”的时期，因而不断分化和自我瓦解。1919年，列宁于莫斯科召开会议，成立了“共产国际”，并称为“第三国际”以示重建1914年解散的“第二国际”的决心。之后，列宁不断推动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并使“第三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旗帜和司令部，统领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自诞生至此，这段时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传播期。

列宁死后，“第三国际”出现分歧，斯大林同托洛斯基对革命等问题出现争议，并最终导致托洛斯基“出走”。而在整个“第三国际”期间，国际兴起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浪潮，一是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路线的开始，并确立了“阶级斗争”的主轴。二是拉美地区“第三条道路”模式的兴起。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发展，并率先由卢卡奇、科尔斯、葛兰西等人开创其新研究范式的先例，但尔后逐渐分裂为人本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阵营。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爆发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开始逐渐改变传统的自由主义路线，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改变市场“自由主义”，转而信奉“凯恩斯革命”的新路线，甚至有人断言资本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屈服标志资本主义暴露了其致命的弱点，资本主义将岌岌可危。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兴起创造了社会氛围。于是，30年中叶，法兰克福学派兴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被西方学者作为一种人文科学而非仅仅是政治学说研究的对象。1938年，托洛斯基在瑞士创立了“第四国际”，以推行其“不断革命”的斗争学说，并发展了全球多个“战斗派”色彩的托派组织。时至今日，全球依然有所谓统一书记派、国际委员会派、英国托派等等。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本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内不断分化，出现诸如以萨特、梅洛-庞蒂、列菲伏尔等为代表的马克思存在主义学派、阿尔都塞引进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结构主义、德拉沃佩斯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等各种新学说。二战后，东欧绝大多数国家受到苏联的控制，政治上奉行“斯大林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资本主义学说间的相互渗透，东欧社会出现一波新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的浪潮，这阵浪潮较有影响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波兰“人文学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和捷克“科西克学派”。在西欧，50年代起，英国、德国等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工党中特别是“左派”势力轮番执政，1964年，在学术师承上受惠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伯明翰学派兴起。从“第三国际”以来，这段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繁荣期。但是，这样一种繁荣却是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在坚持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实质性“社会改良”。

1968年，在西欧法国巴黎发生了反对戴高乐的“五月风暴”；同年，东欧相继发生苏联主导的“匈、波事件”“布拉格之春”运动，东欧内部出现裂痕；在东亚，中国的“反右扩大化”“文革”；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等，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低潮期。人民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西欧并引发了一阵退党的浪潮。反映到学术界即是70年代以西欧为主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起：工会精神的瓦解、阶级斗争的无意义论、政党政治已失效论等，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双重色彩下的“右派的归化”。

70年代末，“后马克思主义”催化了“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思：如“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进行的“自我批评”，普兰查斯转而信奉“人民同盟”路线，高兹研究生态社会主义，赫斯特和辛达思则抛弃了阶级政治。几乎全体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新的反思与重估。这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了“理论窘境”，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对“新道路”的探索。

80年代后，西欧社会兴起了诸如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等新的政治内涵。80年代中后期，英法等国的社民党、工党等又出现了转而向“中间阶层”靠拢的趋势，以管理和自由职业等涉及新社会运动背后的“中间阶层”成为执政党的执政重心，主张“红绿联盟”、“第三条道路”、“ 公民社会意识”等。似乎“原教旨”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制度的“弃儿”。

这种低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奇迹”的出现、科学社会主义（即师承旧式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基本精神的主义，非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分裂出来的与人本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和解（如2004年社会党国际古特雷斯主席率领高级代表团访华）、西方政治上“粉红色欧洲”的出现，学术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断完善和基本价值的重估、“新自由主义浪潮”在拉美地区的逐渐退潮等，马克思主义的低潮状态才开始有所改观。然而，在这种复兴的表现下，马克思主义被放诸于一个由西方“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政治碎片化”“社会扁平化”的语境下，实质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精神依然在被剥落。

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历程，实质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展示出来的命运轨迹就是一条波动曲线，15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其基本精神和理论框架的前提下被不断“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以致我们可以说是各个学派皆脱离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精神，催化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多元化。

比如：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哥德斯堡纲领》，放弃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宏伟目标，致力于“自由”、“公正”、“团结”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追求，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转型；70年代英国社会向“右派的归化”：新旧一代的左派开始了斗争，新派广泛地质疑了旧派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新左派评论》杂志成为更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80年代德国社会党向“中间阶层”的靠拢：1989年，以《柏林纲领》为标志，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了新的性质转变，即在追求“公正”等基本价值观中补充了生态保护、女权法案、自由宪章等内容。

在“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有拉丁美洲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印度的尼赫鲁主张的“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60年代出现了在“世界两大巨人之间保持思想和行动独立的”非洲的“独特的”社会主义；70年代有利比亚的卡扎菲提出的独具特色的“世界第三理论”等等。

毋庸置疑，“解构”与“重构”的不断分化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最为实践性的学说，这也使得我们自觉地回归到尼采哲学中“重估一切价值”的理论之中，重新审视近150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和其理论价值。如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走到其尽头？马克思主义是否也同样成为“政治的归化” ？笔者试图作出以下解答：

1、马克思主义实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拯救者”

曾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真正要消灭的是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而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在新时代，又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不断“共融”，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碎片化”“社会扁平化”的背景下，制度趋同成为大的历史趋势。两种思维所提供的思考尽管尚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毕竟也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两种制度”和“两种主义”的思辨性质的新启迪。

马克思主义出现在旧式资本主义危机年代，工人革命不断高扬，《资本论》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秘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基本模式，并告诉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重构新式的社会机制。又比如，《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未来的运营机制是不断通过海外“资本输出”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最终必然导致严重的世界两极分化，进而西方制造业开始衰落，失业率增加，工人阶级必然革命。在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资本主义社会却采取了一条“以攻对攻”的策略化解马克思所提出的危机理论，不断进行了社会改良，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赋予工人以某些权利。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新社会治理理念的兴起，如“福利政体”建构、“女权主义”“生态政治”“全球意识”以及“工联会制度”和“员工持股计划”的伊索普模式的建立，“民粹主义”“民族国家”“新自由主义”等新理念，都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意模糊和消磨“阶级”“国家”“制度差异”等敏感概念的努力。

比如德国，从1883年开始，全力推行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福利政策；1890年废弃了“反社会党人法”；在政治领域开始实行普选等等。这使得合法主义、议会改良主义的思想在社会党中急剧膨胀。甚至许宝强在《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认为资本主义本能地破坏市场和公共领域，是一种垄断性力量，而正是各种工潮、民运、女权、生态等社会民主党、工党的主张使之不断地就范于改良性。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并非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基人”，反而“意外”地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奠基者”。

2、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代化”的学说

“现代化”指的就是欧洲社会在工业推动下的社会政治和民生、文化等领域的等价变迁，即文明进步的速度和全体社会文明状态与工业进步等量化。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学说，其理论建构的基础是本乎人类社会的工业进化、宗教瓦解、政治秩序重构等假设上的，换言说，就是主张在遵循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下，社会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和广泛的中间阶级成为联合的非主导“联盟”，并以此建构新政府、新社会、新秩序。再潜显地讲，马克思主义在建构之际就已科学地假定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下，而其时所“模拟”的社会形态与当前的实质上的社会形态呈现出基本的逻辑拟合和显示了其出色的理论印证。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博大精深和高瞻远瞩的。一是其超前性，体现在其学说至今仍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粉红色欧洲”的兴起，“中国奇迹”的产生，拉美地区“第三条道路”的高扬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高瞻远瞩”。一是其“博大精深”，自其学说诞生以来，各种新思潮跌宕起伏，先后出现过诸如强调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物质辩证法”的连续性关系的人道社会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同费尔巴哈“异化”原理和“总体性”思想连续性的科学社会主义；以解构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墨菲式“后马克思主义”解构学说；引进了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型分析等“微观基础”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学派等等，理论的出现首先是承认或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社会判断理论和其思想框架，所以种种新理论实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次元理论”，这也从一侧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横轴广泛性和纵轴深远性。

在学术上，比如阿尔都塞引进“认识论断裂”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症候阅读法”原则和政治多元决定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说；索绪尔的漂浮不定的能指；拉康的缝合学说；福柯的离散规则论和马克思现代批判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延异学说等，尽管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理论超重”的嫌疑，并导致了诸如阿伦特所称的“判断的困惑” 。但是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这都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魅力所在。

3、驳“制度趋同”论

上文曾提及，当代不断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拟合趋势得到正强化。以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两个模式”的在各自的统治领域内不断改造，而双方各自改造的结果都是将对方的成功点作为参考对象，以此调整自我，而持续调整的结果是导致制度的趋同。比如1929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凯恩斯革命”的出现，国家开始干预经济，成为“隐形的手”，开始参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而在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时期所推动的改革又有不断朝资本模式倾斜的态势，如政治和解、轮番执政、民主普选等。毋庸置疑，两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运转机制中确实有某些趋同现象，比如西欧社会7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80年代英国的“政策反思运动”；90年代的“一人一票制”改革；布莱尔时期的“新工党”运动 (即所谓“布莱尔革命”)； 1999 年布莱尔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共同发表《欧洲：第三条道路/ 新中间派》声明将这种表象制度趋同推向高潮，引起“粉红色欧洲”运动。又比如拉美地区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下，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提倡建立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主张通过选举和议会方式。如古巴共产党提出了“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人民造福”并使之“ 适应当今世界的现实”的“三项原则”，如委内瑞亚“21世纪社会主义”的模式，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主义，是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 。都不约而同地寻求一条介于“两种模式”之中的“第三条道路”。

但实质上，这些学者并不能深刻看到两种制度的本质差异，不能看到两者之间“趋同而异质”。在笔者看来，这不过是两种制度的“价值一致”，换言说，即是两种制度的“共通点”，比如民族性独立的必要性、民主、平等、自由等民权见解、法治机制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国家经济权的国家垄断、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化管理、市场经济等。这些无非是两种制度的“共同底线”或“一致价值”。尽管制度的某些“趋同”表现为“默契”，但是本质上，这种趋同并非同质化，两种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乃至二元对立：比如方小教在《隔雾观花的“趋同论”——批驳“趋同论”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引用了“卡夫丁峡谷”理论论证道“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谋求在某些不发达国家先期成功”；“革命成功以后可以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资本主义更快、更有效益地发展现代经济”，同时又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区别是：资本主义只是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反封建，社会主义则是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反封建、反资本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是故，回溯马克思主义的嬗变史让我们打破了传统的关于多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同时“开拓了思维空间”，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超前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出现，所以能够为挽救旧式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以“负面学说”呈现提供“正面刺激”，使得福利政体、宪政改革、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兑现、效率与公平对称化、垄断与自由并存等“社会稳定器”得以取得实质性效应。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和精神将作为未来社会的价值尺度而被不断继承。

二、当代资本主义新危机与“模式崩溃”

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成功，西方社会建构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体特征的新模式，并广泛在全世界推广。二战后，欧美社会建立了一条以“艾格鲁-撒克逊”民族为意志转移的“雅尔塔体系”，资本主义开始展示了其强势文化、强势意志和强势经济等力量，随着“冷战”引发的两大阵营的斗争，甚至出现了社会主义“消亡论”等国际性悲观论调。

比如上文提及的，70年代以来，英、德等国新生代的“左派”势力的兴起，东欧“苏联模式”和“旧中国模式”的失败，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甚至90年代初，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重新思考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等问题，并以为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艾格鲁-撒克逊模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先后战胜了日耳曼“纳粹模式”、“苏联模式”，当前，伴随资本“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碎片化”进程，“自由主义”浪潮呈现压倒性趋势，历史将不可扭转地终结于“新自由主义”。随后，在1998年，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出版《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一书，无形中也为《历史的终结》作论证和补充。

然而，在不断质疑社会主义制度乃至人类文明当前推行的文明模式时，资本主义本身又潜伏了巨大的社会危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世界出现“一超多强”的政治“多极化”趋势，反映到学界，诸多探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人类未来社会趋势的著作频频出现：如托夫勒?《未来的冲击》，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大棋局》，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都折衷地反映了自二战以来泛滥的后殖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暴力政体等广泛内容，对当前新科技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所带来的犯罪升级、家庭解体、信任危机等各种社会现象予以批判和表达忧虑。

1、“华盛顿共识” 之瓦解

1989年，以美国为首在华盛顿召开了旨在解除拉美地区债务危机和国内经济改革的会议，并通过了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主要强调宏观经济稳定、开放程度和市场经济；财政纪律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金融部门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汇率、利率和外国投资放松政府管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保护私人产权等，但其要旨仍在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共识。由于其带有强烈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模式”而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然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绝大多数国家再次陷入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等经济困难中，表现为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学家萨克斯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这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性；同时，“中国模式”的成功让世人为之侧目，加之“欧洲价值观”和“后华盛顿共识” 的思想雏形的逐渐成型，“华盛顿共识”受到广泛的质疑而逐渐走向瓦解，转而是“北京共识”等模式的兴起。比如“后华盛顿共识”提及的是如何缩小贫困、收入分配差距、环境可持续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等问题；“北京共识”中所体现的是“新思维置换”：如建立多个经济特区和不同程度的开放区、允许多种制度共存（如一国两制）；重视“货币战”和“软实力”等不对称力量的建设、非意识形态路线的“战略性”外交和“利益均沾”的主权争议解决思维（如与周边海域争议国家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策略）等。

2、“欧洲价值观”的挑战

2003年，德里达和哈贝马斯联名发表了《论欧洲的复兴》一文：认为只有当“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一去不复返”，“欧洲的政权才能得到了一个机会，与自己保持一种反思的距离”。同时，“欧洲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和在联合国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以便制衡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在世界经济强国峰会上，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中，欧洲应该发挥它的影响力，设计并建立起一种未来的世界内政”。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欧洲心态”，既与自己的“殖民历史”保持距离，也同美式“霸权主义”保持距离，形成的是一种新式的“欧洲价值观”。

法国学者莫兰在2005年出版了《反思欧洲》一书，对欧洲走向共和的历史发表了独特的看法，表达并呼唤新“欧洲价值观”认同之必要性：

“欧洲犹如一个多源且相互冲突而产生的惊心动魄的文化漩涡：宗教与理性、信仰与怀疑、神话与批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存在于观念、特殊与普世、问题与重建、哲学与科学、人道精神与科学文化、传统与演变、新与旧等等相反相成的概念在这个漩涡中激荡更新。”

这种“二元逻辑不仅表现为不同源头的文化脉络之间冲突，更重要的也表现为同一思想、同一观念内在的二元冲突。”莫兰认为，这种冲突同时造成了欧洲由分裂走向统一，由分歧走向和解的“悖论式”历史。

“这就是欧洲统一认同的难以解决的悖论：正是造成文化多样性的分裂和冲突成了欧洲统一的建设性因素。”故而，当代欧洲的公共知识分子正在不断地兴起一种认同共识，而这种认同共识的一个意图是反思历史和实现德里达提出的愿景，另一个意图便是不断摆脱美国，形成一种自我的“欧洲价值观”。

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同时也引发了欧美之间的诸多国家问题，一定意义上成为改变“艾格鲁—撒克逊”式欧美关系的潜流。2008年10月份，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舆论，认为“萨科齐（法国总统、欧洲委员会轮番主席）正唤起戴高乐国家主义和反美精神” 。在金融风暴以后，萨科齐大肆鞭挞贴着“美国制造”标签的金融体制。在“戴维营会谈”和“亚欧峰会”等场合，萨科齐、巴罗佐等不断高呼要彻底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推动“有序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并称“这类资本主义（当前推行的资本主义）是对我们信仰的资本主义的背叛”。还承诺要“带领欧洲建立一种国家可在行业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模式” 。由此观之，“华盛顿共识”正在“欧洲价值观”的日趋成长下不断走向瓦解。

3、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退潮

早在20年代中期，秘鲁阿普拉党的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提出了“民众主义”理论（阿普拉主义），即先建立以社会民主和各阶级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国家”，先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等无产阶级壮大和成熟后再实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成为以后拉美地区“第三条道路”的滥觞。据苏振兴《新自由主义“退潮”与拉丁美洲本土发展理论复兴》一文研究，拉美地区在“1961年-1981年经济改革前的GDP年均增长率5.5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96%；而1981年-2001年，二者的速度分别降为2.15%和0.34%，即改革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仅及改革前的38%”。经济要素成为“新自由主义”退潮的主要动因，建立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拉美模式”自然地自我分化或瓦解，进而各种“新左派”势力在政治上更替了“自由主义”阵营，并推动了新改革，如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左派政府相继执政，又如委内瑞亚查韦斯政府“收回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权，扩大国有经济；发展合作制经济；支持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推进多项改善民生的计划，但同时也注重采纳新自由主义的某些合理成分，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国家干预，实行对外开放，适度的私有化等，并提出要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此外是各种舆论和理论研究对“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反思”，如其时担任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哥伦比亚经济学家奥坎波先后发表了《超越华盛顿共识—来自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观点》、《再论发展议程》等文章呼唤建立拉美“新模式”之必要性。

4、“伪竞争”与“伪公平”

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赛就提出了著名的“投票悖论”（“孔多塞悖论”），论证了通过个体选择到集体选择转换过程中的非传递性衍生出西方民主机制潜在的不协调性和虚伪性。1972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肯尼思?阿罗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西方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时，对“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了研究，并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总结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而其结果也同孔多塞“投票悖论”如出一辙。实质上，当前，通过博弈论、社会选择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研究现代“民主问题”的标准工具的论证，很多学者也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揭示了西方民主、平等的“伪竞争”和“伪公平”幌子。

然而，西方社会却利用“沉默螺旋原则”和“信息不对称原理”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其“颜色革命”，并通过“跨国组织”、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和“信息高速公路”等新途径迅猛的灌输其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当代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在90年代初出版了《单向度的人》一书，揭示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通过对“后工业时代”的透视，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压制了人们灵魂深处固有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同样，高兹借用后工业社会和生态学理论提出“后工业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方案。他认为，“为了避免生态灾难，必须停止经济增长，节俭地使用和再循环自然资源，乡村采用有机耕种方式扭转过度城市化局面，建立自由的大众运输体系，使人能迅速到任何地方去，大大减少由大量生产私人汽车而引起的空气污染，建立一种以民主的技术为基础、能全面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综合症，促进个人自主及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社会” 。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人物哈贝马斯在论证“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换”时作了一番表述：“现代公民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能力，他们能在被来自下层的广泛讨论和理性论争赋予的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基础上，实行自我管理”。他在英译本《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换?导言》：“在后自由时代，公共领域的古典模式已不再在社会政治总切实可行，于是问题变成：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公共领域还能否有效重构？简言之，还可能有民主吗？ ”实质上，按照哈贝马斯的表述，我们可以理解为，尽管“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在新时代已经完成其建构，但制度转变已经潜在地影响了民主、自由的有机组成，使之出现较大的虚伪性质。

纵然我们脱离这些理论上的批判，现实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化的“马太效应”明显、马尔库赛和佛洛姆等主张的“消费主义”负面效应的出现、“帕累托最优”理论被单向化，即“公平与效率”机制被破坏导致分配不公、严重的腐败和过分的特权、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屡治不绝的群体性事件、政党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等使得更多的人质疑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生存空间”。

5、西欧“第三条道路”与马克思主义重构

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引发世界性的反思，甚至于不断有人尝试论证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崩溃”，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读的高潮。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信奉“中间偏左”路线的政党在欧洲的14个国家或单独执政，或参加联合政府，使整个欧洲成为左翼党的天下。1999 年6 月布莱尔与施罗德于发表《欧洲：第三条道路/ 新中间派》的共同声明，次年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出版《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再次论证了一条超越“两种制度”的“第三条道路”，推动了上文多次提及过的“粉红色欧洲”运动。1999 年9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在出版的《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社会民主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改革政策特点》一书；之后，英国新工党兴起“布莱尔革命”；荷兰工党表态建立“新自由市场”；法国社会党主张“国家主义”路线；瑞典完善了“福利政体”的改革等。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持续的今天，美国权威性的《外交》季刊发表了《超时空的马克思》一文指出，华尔街引爆的次贷飓风和金融风暴触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并暗示着众多资本主义的信徒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空前的信仰危机。里面提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再度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斯的著作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宏篇巨著《资本论》在德国和欧洲特受欢迎，导致一时洛阳纸贵。

上文已经论证，当代世界各个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各种执政路线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学说论述的基础上的，各种路线无形中也是对其基本价值取向的继承和拓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尽管当前西方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社会主义低潮有所改善，如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等走上历史舞台，在选举中获胜；又如南非共产党参加了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为首的政府；印共(马)于1977年就开始在印度西孟加拉国邦一直执政至今等，但马克思主义的重构也并非一朝一夕。如何批判性、历史性、辩证性地审视“多元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后工业化”、“经济全球化”、“政治碎片化”而呈现种种“现代性”趋势的语境下，如何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定位？国际政治上，以“拓展思维空间”为主的“第三场争论”导致了行为科学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不断论辩，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这些都有待公共知识分子作进一步的探究。

三、当代中国思想光谱?社会危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改造

当前，“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断瓦解，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新的世界体系正在形成。如今，中国改革开放过了30年，学界已悄然进入了“反思”时期，绝大多数人予于肯定，但也有部分人予于强烈的批判，甚至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同时，面对着世界进入“后现代化”时期，西方社会主导了文化“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在种种反现代化的“现代性”语境下，似乎出现了某些“理论失灵”和“反效应”。如何有效审视这种“文化症候”和重整马克思主义，使之能够合理地解释“经济全球化”“政治碎片化”和“社会扁平化”等“后工业时代”的种种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责任。笔者试图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阐述，能够为广大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判断提供一点启蒙。

1、思想脉络的流转与当代社会思潮

笔者以为，当前中国学界依然存在着两大“学术黑洞”，一为“内外文革” 研究，一为“禁锢文界 ”研究。前者对研究当前的中国思想光谱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也为重新审视中国思想脉络流变提供新思考。在70年代之际，伴随着巴黎“五月风暴”，“波、匈事件”和“民主布拉格”运动和“中苏珍宝岛”冲突等的影响，中共开始认为必须采取“以攻对攻”的新策略，并对内打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打出“世界革命高潮已经来临”的口号，并坚持“输出革命”，影响了整个亚非拉的世界局势，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程映虹教授在《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有更为详细的探讨。而更为深远的是，“内外文革”将继续“无意识”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当代思想状况和现代化进程。

文革后期，随着“四五天安门事件”“西单民主墙”运动等的肇始，中国社会逐渐开启了多元社会思潮的“潘多拉之盒”。70年代后期，随着胡耀邦对改革的强力推动，以孙长江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真正步入正轨。然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依然在思想上延续了“内外文革”的威权主义。而在学界便是以储安平为首的《观察》周刊的创办，并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了对“自由主义”的传播。不久，储安平、罗隆基、钱端升、章伯均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反思20世纪初的“启蒙与救亡的历史双重奏”最终以“救亡压倒启蒙”而结束，《观察》周刊的停办再次印证了“启蒙过程中的截留现象”之存在，事实上，这种现象在80年代后频频发生。

8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了对文革等的反思。先是，在1983年3月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实为王若水、王元化等人起草），开始反思了旧式马克思主义，并初步解读了人道社会主义的理论。其次是《读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等民间杂志或丛书的出现，开始突破传统的思维框框，介绍了一大批海外“黄皮书”“灰皮书”和东西方新理念。既有钱穆、傅伟勋、余英时、林毓生等海外华人学者的理念，又有李泽厚、王元化、朱学勤等国内学者的新思想。徐友渔更是在《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将80年代的社会思潮分为五大派系。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杜维明、魏根曼等为首的“中国文化书院”派，为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为主；以王元化、王若水、周扬等为首的《新启蒙》派，着重于新思想启蒙；以金观涛、刘青峰为首的《走向未来丛书》派，着重跟踪国外人文学术科研的引进；以甘阳、徐友渔等为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派，重点探讨两种不同文化机制的未来走势和“相因性”；以邓正来、李盛平为首的《二十世纪文库》派，既有对历史反思，也一定程度上探究了未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想模式。依笔者看来，尽管派系分野不同，但实质上，各大派系的基本宗旨和总体路线是一致的，既介绍了海外各种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新思潮，也不断引起思想界对中国之反思，借以思考未来中国之出路。80年代末，因为以苏晓康、王军涛等为首的一部《河殇》“过度反思”，较激进地批判和否定了传统中国文明，90年代后成为禁锢对象。这也一定程度上催化了80年代“反思”模式的转型。

随着“92南巡”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各种思潮的不断多元化，“新启蒙运动”日趋成熟，并由“反思”渐转入“批判”。如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孙立平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等，前者批判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后者批判了由于改革开放而导致的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固化。此外，刘再复、李泽厚、王元化等人也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新批判。

90年代的另一特征是，整个90年代表现为李泽厚所说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八九学潮”之后，包遵信、王军涛、陈子明、高尔太等学者消失在活跃的学术界，以致诸多知识分子重新选择了新道路，或“学而优则士”，演化成体制内改革派的拥护者；或逐渐淡出思想圈，专一于学术钻研。《学人》、《原学》、《学术集林》、《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性刊物的创办成为反映这一时代特征的文化标签。在今天，在这种语境下重新解读王元化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倡导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时代特征的显着性。

第三特征是，“新启蒙运动”导致了各种思想派系的不断构成和理论分野上的相互攻讦。比如发源于“文革思潮”的威权主义、发源于《观察》周刊的储安平的拉斯基式自由主义、此外，还形成了以流亡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为主的激进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主张“中间偏左”路线的新左派势力等。派系林立，并且学说上的对峙和攻讦多于认同和商榷。比如，90年代中后期，由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发了“新左翼”同“新自由主义”的长期斗争。

进入21世纪后，“新启蒙运动”开始了由“反思”到“批判”再到将各种主张进行“实践”的尝试，并表现出更强的批判性和多元化。比如2003年由曹思源、朱厚泽、江平等广泛领域的人组成所进行的“民间独立修宪运动”的大讨论，又比如2008年由蒋祖棣等激进“自由主义者”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此外，还如复旦大学胡星斗教授提倡中国应由“科学社会主义”转入“宪政社会主义”的主张、李锐、朱厚泽、冯健等人在“零九上书”中提出“恢复1986年成立的中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在十三大报告的基础上，定期研讨，提出近一步改革的目标和方案 ”等，这些都不同程度上意味着广泛思想派系对各自理论进行社会实践的努力。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强势思潮，强烈要求恢复传统中华文化，在笔者看来，这股思潮实在80年代便已经初端倪，进入21世纪后，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了其强势。90年代后，社会一度出现“国学热”和“人物热”，并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注意。比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人的“复活”、比如“蒋庆读经”“龙场会讲”“孔子公祭”“百家讲坛”等层出不穷。2004年北京文化峰会期间更是发表了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人发起的《甲申文化宣言》，引起一阵“国学热潮”和社会讨论。

对于这种热潮，很多学者都给予了不同的理性审视和探讨。庞朴认为“国学热”的实质是因为“全球化”所产生的文化潜意识恐惧；费孝通认为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来源、形态、特质及趋势的明晰；而俞可平则综合了两种见解，认为这种“文化自觉”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为探究在“全球化”“后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出路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国学热”既潜在地反映了当代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到今天所形成的“文化断层”状况和由当代西方主导文化话语权体系内的“文化殖民”格局，也反映了荣格“集体无意识”哲学中所揭示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文明断层线”而折射出灵魂深处的负罪感和历史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因为“文明断层”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命所不能承受之轻”。

2、“危机论战”与“联合宪章”

由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有些问题随着社会辩论而不断地被“炒热”以致演化成“危机意识”和“危机问题”。特别是经过了近三十年由“新启蒙运动”所造成的不同派系分野在“思想大讨论”所折射出的种种争议：如改革的“负面效益”问题、社会意识形态“崩溃论”、新阶级分化及其固化、文化“新三民主义” 的形成、社会道德失序及其沦丧、中国“第三条道路”和宪政、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的论战等。

在笔者看来，这种种看似关乎“国计民生”的论战实质上仅仅是“次元危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机的应当是“启蒙瓦解”的思想危机。自从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地震以来，“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斗争不断，而两大派系的相互攻讦最终引发了学界过度的“思想大论战”。许纪霖在《启蒙的自我瓦解》论述中所体现的基本思想：思想学派中关于自由/宪政、效率/公平、秩序/等级等二元国情判断和学派自身对于目标诉求／价值指向、知识背景／话语方式上的争论暴露了启蒙价值对自身的悖论。并最终导致无法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各大既得利益集体“零和博弈”的现状，其次是导致了“中国思想界失去了一个作为公共讨论平台的公共性 ”。

秦晖在《“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说道：“只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只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人也不是自由主义者”。他在另一篇文章《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当代中国》中告诫：“（当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和‘寡头主义’划清界限，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和‘民粹主义’划清界限。”并进而提出了两种派系存在“共同底线”：即“拥护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而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共同对“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普世性人权与形式公正的认同” 。这反映了作者已一定程度上透视了“启蒙瓦解”的问题，并初步提出了关于各大派系承认“共同底线”的重要性。

尔后，陈子明在北京发表了《共同底线与大宪章》一文呼应，进一步将秦文“共同底线论”阐述为：以“宪政民主、“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为共同基础的机制的“宪政民主论”。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各大派系建立“大宪章”的必要性：“中国思想界首先达成大宪章，是今后通过圆桌会议社会协商，制定宪政民主新宪法的前提条件。”推动体制改革等社会进步。

在此，笔者对建立这种“联合宪章”的意义进一步阐述。在黄宗智等人看来，中国社会当前并未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真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而“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恰恰是现代性社会的两大特点，也是推动“弱国家”“强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社会力量”在何种程度上对于“国家力量”的超越还取决于“中间阶层”的规模化状况，故而，建立在当前“思想和解”前提下的各大派系有共同建立“联合宪章”的必要，并共同加固“中间思想”和强化中国社会“基础权力”。

3、“总体性否思”

“总体性”一词原是学者用于研究中国建国后社会状态的术语，是对中国社会状态的总体概括，它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是高度垄断化，二是发达的科层系统，三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者高度重叠和各领域泛政治化。而这种“总体性”社会本身存在着各种不容低估的缺陷，种种缺陷又在当前改革开放中不断暴露，如资源的浪费，各种社会组织效率低下、体制束缚、官僚化、阶层分化及矛盾对峙等，当前的中国社会在“总体性”格局不变的状态下，学界如何探究一条“框架内”道路，并最终超越“框架”为中国社会寻找一条新模式，这需要持久的辩论。

但是，笔者以为，无论任何一种思考，对于“总体性”社会必不可少的是一个思想大前提，那就是必须将“否思”性精神作为一种逻辑前提。西方著名学者沃勒斯坦在其《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一书中提出应该对19世纪社会科学的那些“既狭隘有具误导性”的旧理论予于“否思”而非仅仅是“反思”，只有通过“否思”，然后才能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并作为新社会发展的动因。在笔者看来，过去关于整个中国的发展模式的种种论述和理论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应验了沃勒斯坦所说的“成为我们进行社会有效的分析的核心理论障碍” 。“否思”的实质是一种“瓦解的逻辑”，在此，笔者主要针对文化和思想领域而言，即是要求建立一种反体系、反概念和反传统的新文化范式。过去，我们一致认同“发展”是社会进化的指示灯和衡量的第一要义，如今我们才知道，在衡量社会进化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比“发展”更为本质的范式即是“效益”。比如，共同富裕与两极分化、财富积累与资源利用、党的执政能力与阶级对峙等问题，如果用单纯的“发展”观作为审视，那么我们发现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新资源不断开发和利用、各种执政机制不断完善、贯彻国家意志的能力不断得以强化等，然而引进“效益”的等量观，我们发现，在这种“时空”语境下，按照当前的国家劳动力数量质量、资源规模、地缘优势等“基本实体”和国家战略路线及其意图，改革开放远可取得更好更为实质性的进展。就文化领域而言，当前，我们如何打破“文化垄断”，推动文化从“精英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如何在文化领域里面实现去泛政治化的“高度自治”，建立有效的“公共领域”，这些就等于是“效益”范式的思考。

4、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语境

本文所以大费周章论述以上问题，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论证当前中国社会的理论出路，通过历史和现实，国内及国外的纵横式透视，使得问题更为明晰化而已。

通过上文笔者对于中国思想状况的基本论述，我们不禁提出一个潜在的疑问：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了否？

在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意识形态问题作一番考究。西方学者舒尔曼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将意识形态加以划分，一种为“纯意识形态”，它论证了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道义性；一个为“实践意识形态”，它成为指导一个政党进行社会组织活动和国家运作的实践性理论。回顾历史，经历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等的历史反思和改革开放后的西方新思潮冲击，如今，在社会大众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是不可置疑地被边缘化了。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在当前“现代性”语境中如何有效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上文中笔者曾论述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超前的“现代化”理论呈现，但现在问题是，人类社会已经跨进了“后工业时代”，而“后工业时代”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现代性”，并且马克思主义原本“模拟”的社会语境在“经济全球化”“政治碎片化”“社会组织扁平化”的新语境中已悄然错位。如何在新语境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出路，有效地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窘境”，成为21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理论课题。

中国学界很早就有人注意到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于是有人试图通过反思，将“反右扩大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等重新阐述为毛泽东对于社会新道路的探索，即认为此举是先将一切旧的国家机器打碎，然后完成新的社会重构的过程，然而这并不能让人信服。比如在罗荣渠主编的《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论述到：“马克思对于现代化所持的标准，与当前社会科学文献中广为流行的标准非常相似，那就是突出具有普遍性、具体和成就取向的准则，高度的灵活性，以及基于成就的阶级开放体系。”然而这种理解又过于空泛和略显陈旧而缺乏现实说服力。

关于现代性概念，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尚未能取得一致见解，甚至一些见解有较大的差异。笔者以为，现代化是工业时代，科学技术应用并推动社会文明和人类生活方式的进步程度；而现代性显示为一种现代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特质，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里，它更表现为社会精神文明和人的素质修养程度。

笔者以为，作为“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威力首先取决于一个政体自身的综合力量和世界话语权。随着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持续、“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性加强等，中国科学马克思主义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在其它社会主义政体中推广，这种“事实胜于雄辩”的状态无疑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剂”。

比如，1989年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断言共产主义将进入“最后危机”并最终消亡；其次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断言“西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再其次是1989年拉美危机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所断言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 。如今，“三大预言”泡沫化。社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和政治进步，不但有效地消融了“三大预言”，也潜在地为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性作了伏笔。今后的一段持久的时间里，作为“纯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质疑对象的程度将不断降低。

那么，作为“实践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将何去何从？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抬头，先是何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提出“要弘扬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和弘扬中国文化传统，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我们教育和宣传的核心内容”并“向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灌输这种以民族利益为崇高本体的意识形态”以作为弥补信仰真空和意识形态真空的内容。尔后是萧功秦的《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要以民族主义作为论证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补充。在以后不断的发展中，何新在《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中提出“国家主义”的概念，萧功秦更是撰文论述了自己“反对激进民族主义”和“反对虚骄民族主义”，完善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观。尔后，他们的观点不断遭受轰击，然而自“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南海撞机”“奥运藏独” 事件“汶川地震”等看来，利用民族主义驳斥“黄祸论”，超越发展的“雁行模式”、维护民族统一等，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执政党动员进行大众动员的有力杠杆。现实似乎对那些轰击者予于冷嘲。

民族主义的“有力杠杆论”实质上已成为一个国际共识，然而能否客观地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双刃剑”效应和何以“避害趋利”、如何有效地将其融入到意识形态里等正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内容。

其次，作为“实践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应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这既取决于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潜在的“优越性”，也反映在当代世界结构的“混沌失序”形态之中。

汤因比在评价李约瑟《中国科技史》中说“这（指该书的出版）是比外交承认更高层次上的西方人的承认活动”，这突出了西方人潜意识里对一种文明的重视。成中英在《美国哲学的发展及其未来中》也说道当前美国社会已出现了一种向东方文化寻求精神安顿空间的渴望。而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并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过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在笔者看来，上文多次提及的关于“北京共识”的形成也同样是一种潜在的文化认同。在近些年来，伴随中国“国学热”的高涨，“文化输出”悄然进行，而在国内，传统中国理学文化的强调民族性、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等核心价值观和诸如“致良知”“尊德性”等道德观念在不断复兴。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所表达的忧虑似乎正在呈现。　

另一方面，在当前，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分野的观念，转而向“利益博弈”观的过渡已成国际共识。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呈压倒性的趋势，在中国，建设“实践意识形态”将必不可少地，就是中国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对于西方所表达的民主、自由、宪政、公平、法制等普世价值的认同。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儒学文明里也同样存在着对这些观念的表达和认同，只是由于历史的专制主义导致理念的磨灭。如今，随着政治的进一步开明，中共明确提出执政的“不懈怠、不折腾”，这种新思维代表了对于“价值认同”的新思考和旧路线的一定意义上的超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改造提供大的环境。

简短结语

当前的世界局势在不断变化之中，中国社会在“中国奇迹”的同时也潜伏着诸多社会危机，本文通过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阐述，试图蠡正一条思想的脉络，借此为探索未来中国发展趋势和超越黄炎培式“历史周期律”作一个明晰化处理，并呼唤学界为之努力。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因为本文的写作实质上是笔者近年来的一篇思想札记，整体框架和论述乃至思想上尚存在诸多不足处和偏颇处。

唐德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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