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8日，为杜润生90大寿的“农村改革座谈会”在京召开。杜老有一个答谢辞，他诙谐幽默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90岁”，“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90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全场笑声和掌声不断。
在答谢辞中，杜老还对自己70年的经历做了总结：“第一条，苦劳多，功劳少；第二条，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以我对杜老有限的了解，第一条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第二条实实在在。我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一多一少”：“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
如今，十年快过去了，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百岁为颐寿；再按照“逢九庆十”的老规矩，今年就是杜老颐寿之年了。
“苦劳多，功劳少”
我第一次知道“杜润生”的名字，是在上学时看到一个内部资料对“四大自由”的甄别文章，内中提到了提出这个观点的“杜润生”。其时，正是杜老主持的农村改革如火如荼之时。但因整个上世纪80年代，我都在上学，对杜老在这场引发中国深层次变革的农村改革中的作用也不甚了解，或者说不甚关注，“杜润生”三个字，只是随风飘来或者报纸上的一个名字而已，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上世纪80年代末之后，“杜润生”三个字在心中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当然还有另外三个人：于光远、李昌、李锐。记得我当时在整天学习中央精神但也常常无所事事的氛围中，还泡过几天图书馆，专门查这四个人的资料，特别认真的看了杜老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书。
从1989年到1999年，一晃十年过去了。十年中，一方面“杜润生”这个名字在媒体上逐渐淡出，另一方面，他在改革开放历史上的地位却越来越被人所看重。这种看似有趣的悖论，其实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悖论还在于，这个人名字愈被遮蔽，他在民间的口碑中传得就愈响亮。譬如，杜老的同乡杜导正，以及他身边的朋友们，就经常提起杜老。
我第一次拜见杜老，就是和杜导正一起去的。
少杜老10岁的杜导正，在我眼里当然也是“老”。他一谈起杜老，就常常话题收不住。杜导正自称是“农民记者”，他称杜老为“农民干部”；俩“杜”俩“老”俩“农民”，关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
“我这山西老乡很了不得啊。”杜导正说。这是1999年12月初的一天。杜导正从新闻出版署署长退下来后，已经当了七年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一天，杜导正告诉我，要带我见一个人：杜润生，请他担任《炎黄春秋》的顾问。一路上的话题，就是关于杜老的。
杜导正以他特有的月旦人物的口吻说：“老杜这个人：（1）大才子；（2）大节不亏，站得住；（3）改革开放有大功劳。”
杜导正说，老杜是“一二九”时代的大学生，有文化，在“一二九”时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太行行署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秘书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秘书长，资历相当老。
1948年中南土改时，他主持土改工作，很注意掌握政策，没有搞“左”的那一套。他在土改中提出给农民“四大自由”——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土改很顺利，也很有成就。就因为他在土改的表现，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老杜两次被毛泽东召到中南海。
1953年，毛泽东开始逐渐偏离“新民主主义”的治国方针，准备推行农业合作化，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老杜调北京，担任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但是，在合作化问题上，熟悉农村现实的邓子恢和杜润生，都不主张急躁冒进。老杜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土地成为农民的命根子啊。他们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是生产上有困难的贫农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让出去。
老杜和毛泽东的分歧逐渐表面化了。1955年，毛泽东在合作化问题报告中不点名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跟不上毛思路的邓子恢和老杜，只好分别做出检讨。
这样，就在中国农村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之际，老杜则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挫折。七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解除了杜润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而中央农村工作部几年后也以“十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被撤销了。
这是老杜遭遇到的第一个人生关口，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
老杜遭遇的第二次大考验，是“反右”和“文革”，他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的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反右”时，他当秘书长，珍惜人才，抵制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整个科学界的著名学者，好像没有一个人划为“右派”。“文革”时期，他也挨整，但他还是力所能及地保护科学院的科学家，使他们免受批斗。这个人是才子，也爱惜人才。
农村改革时期，老杜当国家农委副主任，主任是他在中南局的老搭档王任重。王任重对“包产到户”不赞成，当然，那时中央有些高层领导也不赞成。老杜有“四大自由”的思想，支持“包产到户”。这样，他这个副主任就很难当。不过，老杜很有智慧，也很沉着，一步一步寻找突破口，慢慢地就把“包产到户”的口子给撕开了。后来又陆续主持起草五个“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在全国推广起来。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推手。
老杜这个人，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退下来以后，他思考的问题很多，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动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我们请他当顾问，可以让老人多发表观点，也可以得到一个“政治高参”。
杜导正所罗列的杜老的“履历”，那样生动，简明扼要，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当我听到杜老在90寿辰答谢辞中说自己“苦劳多，功劳少”时，不禁莞尔：这老人家真是太谦虚了。
砖塔胡同杜老的办公室，不宽敞也不明亮，台灯需要常明才能融化一些灰暗；老人家坐拥书城，倒显得他有些矮小了。办公室最引人注目、可能也比较贵重的物品是一把镶嵌着玉石的躺椅。杜老说，他不知道是玉石还是石头，但很珍贵，因为这是与他素不相识的农民送给他的。“这是农民对我老杜工作的一点肯定吧。”老人家淡淡地说。
杜老愉快地接受《炎黄春秋》的邀请，从2000年开始至今，一直是我们的顾问。他不是那种“顾而不问”的人，大到为我们办刊出谋划策，小到约稿子，兢兢业业。以至于有人说是他在办《炎黄春秋》。记得在一次会议上，杜老还特意说：办炎黄的，不是我这个杜，是我的同乡，那个杜（他指着杜导正说）。“那个杜”说：“是俩杜。你是顾问嘛。”俩杜孩子式的对话，引起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而对我来说，自从这次与杜老相见之后，就一直把老人家看成历史“活化石”。无论是自己写作还是编稿子，遇到问题就向老人家请教。此外，关于农村改革的历史，他也接受了我多次正式的采访。
在杜老90寿辰时，杜老的老部下刘戡在发言中说，国务院一位领导说过，杜老一生是不顺的。1955年不顺，1980年代后期不顺。在这“两个不顺的年代”，杜老“同样是光辉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
由此，我再琢磨杜老所说的“苦劳多，功劳少”的话。所谓“苦劳多”，大致是指这两个不顺的时期，付出劳动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苦劳”又何尝不是历史进步的一份“功劳”？至于“功劳少”，但就他十年不遗余力的进行农村改革，就是杜导正所说的“大功劳”。
“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
自1935年杜老参加革命后，他70多年的政治生涯就与中共的历史相伴随。而就中共历史来说，“左”、“右”之间，往往成为一条评判这个组织成员的一条线，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应当说，中共在延安建立政权后一直到1949年，除了延安整风审干以及土改时“左”倾之风盛行过，其他历史阶段还基本平稳。但是，1949年至“文革”20多年来，就“左”风不断，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有过结论的。
作为中共的成员尤其高级领导干部，身处“左”、“右”漩涡中如何取舍？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老人在回首往年的时候，大致会有一个“党正确我正确，党错误我错误”的总结；换句话说，是党“左”的时候我“左”，而党“右”的时候我“右”——这是组织对成员的要求的结果，不必以“事后诸葛亮”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加以苛责。但是，唯独杜老能够说出或者说敢说出“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这样的话，这本身就是杜老政治生涯中不同于他人的亮点，值得后人铭记。
1947年开始的土改运动，“左”倾之风开始抬头，尤其是消灭富农的政策为甚。杜老却提出“四大自由”，这是太明显的“右”了。多年后杜老反思土改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这是对当年“左”的做法更深切的反思。
接下来就是1955年。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所下的“小脚女人”的断语，是对杜老“右”倾的最好的注解。那时，杜老对毛的做法有意见，就跟农村工作部副主任陈伯达说，却遭到了陈的批评。杜老说：“陈伯达批评我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而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我给他留下一个很不谦逊的印象。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愣，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1956年，杜老因“小脚女人”的“右”被贬到中国科学院，1957年就迎来了给知识分子造成灭顶之灾的“反右派运动”。杜老不长记性，还是继续“右”。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的吴明瑜在他90寿辰的发言中，着重追述了杜老在中国科学院这一段的历史。他说：
1957年反右斗争时，张劲夫、杜润生同志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在反右斗争中如何对待自然科学家的政策界限”，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明确的概念，要保护自然科学家。这个文件经过中央批准下发。在中科院北京地区，贯彻得很好。当时中科院在北京地区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一个打成右派的。当时很有名的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牵连到六位教授：钱伟长、曾昭抡、华罗庚、童第周、陶孟和、千家驹。钱伟长在清华被打成右派，曾昭抡在教育部被打成右派，但陶孟和等在中科院的一个都没有被打成右派，都保护下来。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勇敢的。
因为反右，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归入到“资产阶级”那一类了，成为接受改造甚至人民专政的对象。杜老对这样的定论有意见。他在反右那年访问苏联，年底回来后即给中央写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吴明瑜说：杜老在报告中“认真地分析了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训，指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对知识分子大量的残酷打击，认为我国不应当照搬苏联的做法。”
但是，从1957年开始，反右斗争、红专大辩论、大跃进，一路下来，知识分子全方位的遭到歧视、打击。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属性的定论。杜老一直想尽可能的改变这种定论。
1961年，杜老在主持“科学工作十四条”起草时，为了能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结论改变打开一个小口子，他煞费苦心的提出了一个“初步红”的概念。吴明瑜说：“初步红”，“就是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那时候红透了不能说，初步红了，所以他不是资产阶级。用了这个概念，叫初步红，这个概念非常好，在那个条件下，极不容易啊。最后中央通过，叫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都要执行这个政策，就是这个道理，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初步红了。有了这一条，才有1962年周总理、陈老总在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了这一条，才有1978年科学大会邓小平重申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是我们自己人”。
鉴于1958年、1959年的状况，杜老还提出学术工作、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不要随便把学术问题、学术上的争论，上升为政治问题，然后政治问题上升为敌我问题，这一下子就搞乱了。一时搞不清楚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的争论，都暂时归于学术问题，先把它稳定住。当时能够大胆地提出这样一种政策来，极其不容易。所以，杜老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不断在创新的理论家。
即使“文革”开始后，杜老还是尽自己所能，来保护知识分子。经历了十年“文革”，杜老依然不改其“右”。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那时，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老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接受我的访问时，杜老谈到这一细节，还是很感叹，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很多人还是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框架内思考问题。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杜老就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他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老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由此开始，中国农村改革全面开启。
在中共体制内，“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1957年反右派时，毛泽东把“左”倾和“右”倾错误反复作了比较，并说了一段此后在党内被奉为圭臬的话。他说：“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强调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
由这段话开始，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定律”：“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策略问题，“右”是方向问题；“左”是内部矛盾，“右”是敌我矛盾；“左”的片面性可以克服，右倾思想则比较危险。在此后的岁月中，这种意识不断得到强化。
在党内生活了多年，杜老不是不知道这些“定律”，但他是从自己的思考出发来做事的。这一点很了不得。吴明瑜概括说：“所谓老右、老右者，正是因为那是极左路线，才看你是右了，其实你是走了正确的道路，那极左的人总是歪着脖子看你，总觉得你右了。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杜老走了一条非常正确的为民造福的道路。”
“徒子徒孙多，对立面少”
在杜老90寿辰的会上，周其仁在发言中说：“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
周其仁充满激情的语言，引得在场一片掌声，杜老也频频点头。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王岐山、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等。这掌声表明，他们与周其仁一样，都为这个“不雅”的称号而感到自豪。
1981年2月11日，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和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的支持下，一个自发的研究小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招待所正式成立。
这个自发的研究小组的成员陈锡文、邓英淘、周其仁、杜鹰、陈一谘、孙方明、张木生等人，大都是“文革”的知青，对农村比较熟悉，面对着“包产到户”初期的形势，他们自发成立研究小组，以中国农村问题为研究目标。
会上，杜老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还对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周其仁在回忆到这段话时，说这话多少年后都忘不了。
198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一个决定，“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互相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当时的目标是，出一支100人到200人的队伍，先给100人的编制。高层决定，把这批人放在社科院，第一批50个编制放在农经所。
这些热血的年轻人，开始为农村改革而四处调查，为起草中央文件准备材料，像周其仁、陈锡文等人直接参与了“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5年年初，发展组这批人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刚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包括陈一谘、王小强、杨冠三、白南风、宋国青等人。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白南生、罗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继续农村研究。1985年4月，发展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由杜老直接领导，这些人也成为外界所谓的“杜润生的徒子徒孙。”
受杜老影响，这些“徒子徒孙”们，或者通过学术研究，或者通过政策决策，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改革，直到今天——他们的年龄当在50岁－60岁之间，有的还身居高位。而且，直到今天，杜老和这些“徒子徒孙”们的友谊还继续保持着。杜老90诞辰时，来了那么多“徒子徒孙”；今年，是杜老的颐寿之年，从去年开始，这些“徒子徒孙”们就开始筹办。他们是以这种方式，薪火相传着杜老的思想和理论。
很多“徒子徒孙”回忆起在杜老指导下工作的感受，较一致的一条是：杜老容忍、宽容，善于听取不同人的意见。
张木生在回忆中说：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益，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相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这之后，实践中，产量说服了方向。
周其仁在杜老90寿辰发言中说：
“杜老是对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都有兴趣，都能够敞开听的人。他是真正的所谓听不同意见的人，主动听不同意见的人，对不同意见像生理需要一样，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能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找到什么地方可以往前走一步，真正去解决问题。”
与杜老相知的吴象也在发言中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这个容字、大字。而且这不完全出于性格宽厚，更多的是出于理性的思考。”
当年曾和杜老一起工作的刘戡在发言中，将杜老这种政治智慧用“纵横折衡”四个字来总结。他说：“就是要照顾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况、不同认识，取长补短，尽量兼顾，以利于政策的出台。”
陈锡文更举出一个极为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曾经对杜老提出过一个双层经营的说法不以为然。在起草1983年1号文件的时候，他在电梯里随便向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我说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句，回想起来到现在21年了，在电梯间里说的一段话，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
陈锡文感叹地说：“农村经济体制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进，而且在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就把农村的财产关系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方向捋顺了。但是，假如当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户的结果会长出一大块个人财产的话，那农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杜老当初提出双层经营，确实有着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才得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将农村改革顺利推进。”
杜老这种“有容乃大”的气魄，这种“能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的政治智慧，使他将很多事情一一化解，举重若轻。1980年75号文件中，加上前面提到的那段话，是政治智慧；张木生提到的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这应该是中央文件中“后无来者”的新鲜写法，也是政治智慧；起草科学十四条时所使用的“初步红”的概念，更是政治智慧。
因为有这种政治智慧，杜老政治场域中的“对立面”，也大大减少。整个上世纪80年代，虽然没有此前的政治运动，但一年右一年左的形势也常常使一些高层领导干部深陷其中，但杜老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没有受到大的波及。
到医院探望杜老
杜老住院已有一段时间，他身体如何？能否出席有关人士准备在7月为他举行的颐寿庆典？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事情。我的老领导杜导正就常常和我唠叨老人家。5月28日，杜导正终于和我相约，一起到北京医院探望老人家。
杜老坐在轮椅上，带着鼻饲，“多病所须惟药物”，但是，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看到我们后，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我们向他问候时，他有时候双手抱拳表示感谢，有时候调皮的举手敬礼。
田纪云为杜老的颐寿寿辰写了一条幅“寿比南山”，让我们带给他。展开后，杜老很高兴，他指着田纪云的签名，嘴里发出了高兴的声音。看后，他自己将字又卷起来，交给身边的人。
杜老耳聋已经好久了，现在说话也困难。当我跟他握手时，他双目有神，盯着我看。显然，老人家想表达什么。我猜想，老人家是不是还在想着他的“两个悬念”？
在杜老90寿辰上，他在答谢辞中说：
“我现在心里有两个悬念，也就是面临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脑筋里面放不下去。第一个是减少农村人口，组织好人口的转移，如能在本世纪中期，转移出2亿农民，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现在有9400万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摆动，有关城市要把这些人安排好。第二个，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全世界的经验，农民必须有个农民协会。我们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过，当时他说你们这个意见很重要，我要考虑，看三年，如果三年下来，大家都同意，那时候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时候，‘六四’风波来了，顾不上这件事。现在我把愿望移交给诸位，我希望十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十年即将过去了，杜老这两个“悬念”依然是悬念。若老人家还能够讲话，在颐寿庆典上，我相信，他一定还会提到这两个“悬念”。因为这是他晚年深深思考的问题，也是“在脑筋里面放不下去”的问题，也是他在有生之年想看到的现实。
幸好，杜老精神还好，身体也不错。我相信，杜老颐寿寿辰后“相期以茶”，不仅仅是祝词，而是现实；若他老人家能够讲话，我想，他一定还风趣幽默的说：“到我这里一百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
因为，为了看到这两个“悬念”变成现实，老人家也应该将生命延续下去！
作者为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