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笔下的一个名字。像我们这群20世纪70年代出生、90年代读大学的人，很多人都喜欢王小波的作品。因此，当我想为文章的主人公起一个名字的时候，王二是一跃到眼前最自然的选择。我的王二是一个没有脸谱的人物，至少我没有把王二脸谱化过。我最粗犷地想象过王二的样子是这样的：一个毫无特色的中年男人，头发也许开始有点变单薄，衣服毫不鲜亮，身体微微发福……总之，一个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的人。
你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写经济学？
首先，这就是当代经济学理解和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理论总是需要对现实进行抽象的。一个和现实一样复杂、无所不包、充满细节的理论就不是理论了，而是写实。在经济学里，王二这样的一个人用术语说就是“代表性主体”，整个经济就是由无穷多像王二这样的“代表性主体”组成的。
用“王二”写文章，就是我把经济学模型文字化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否成功，估计读者会更有发言权。在这本书收录的“王二”里，谈到了很多问题，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中国模式、房价、收入分配和公平，等等，都是这两年在中国谈论得比较多的经济问题。王二虽然换了几十副脸孔，但文章的模式却是千篇一律——前半段是王二的故事，后半段是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在多数时候，王二的故事和后面的经济问题是一一对应的。
其次，这样写作和我写文章的目的是紧密相关的。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到美国访问的拥有博士头衔的财经官员在华盛顿吃饭。席间，我们聊到了很多国内的经济问题。那位官员对很多问题见解很深刻，情况也很了解，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当谈到外汇储备时，他对整个外汇储备理解之错误、观点之外行，让我感到无限惊异。无独有偶的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发表言论，他认为解决外汇储备过多的方式是把外汇储备分了──这是一个非常外行但听起来又似乎很合理的方案。
这个小事，再次证明了我的一个观察：在跳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之后，很多人都可能说很外行的话。这话当然同样适用于我本人。但是，中国和美国有一点非常不同。美国是个专业非常细分的社会，具体的问题都会有真正的专家出来解读，记者也会做足功课，保证报道里不会犯低级错误。我本人就接到过一些美国记者的电话，这些电话不是采访，只是求证某一具体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是不是合理或者帮助记者理解某一个经济现象，这样他可以顺藤摸瓜去找证据。因此，在美国具有误导性的言论是相对难出现在比较主流的媒体的。中国则不同。著名经济学家必然是要无所不知的，一些记者对制造标题的投入时间常超过花在文章内容上的时间。所以，无知记者遇见外行专家的情况时有出现。
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写个上万字的八股文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在我看来是没有效果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读，读完之后可能更疑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最简单明了、直观的方式，一针见血、一剑封喉地把道理说清楚。讲一个谁都能听懂的故事，突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就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我是不是成功了，我无从知道。不过这是我的一个尝试。
2010年初，《华尔街日报》邀我每周在其中文版上写一篇文章。刚开始我写了几篇文章，感觉不是太好，原因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我不是记者，因此没法写新闻式的东西；我不在国内，因此不可能写得很贴近国内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因此不适合高屋建瓴地指点政策；我也不想装“假洋鬼子”，因此不愿意写那种简单的中美比较。而我又对浪费读者时间有一种天然的愧疚感。写点什么呢？用什么笔法写呢？这两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星期。
在一个周末开始动笔前，我想这可能会是一种可行的模式：针对国内的热点问题，用讲故事的方式，或是表述一个观点，或是澄清一种误解，或是提供一个思维的角度。于是就有了后来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将近一年每周一篇的“王二”专栏。这本书，主要就是由《华尔街日报》上已经发表的“王二”系列文章构成。当然，这本书里还有五篇从未发表过的“王二”，以及每个章节之前相对细致的导读。
话说回来，用王二讲故事不是没有弱点的，其实这里面问题多多。
我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说的故事你觉得不对劲，因为我没有考虑A、B、C。我想说：你的感受是完全正确的。我不想假装我知道真理，事实是，我在多数时候并不知道。不要说面对如此复杂的中国，我自己的工作性质允许我到过世界上很多个国家，一些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县大，人口还没有中国三五个小区加在一起的多。即便如此，有多少次，我还是会发现我所知道的理论和当地的实际有多不符合。“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此话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脑子里。我希望自己说的是对的，但说错的时候，我也很坦然。觉得自己从来不会错的人，多半不是无知就是自大狂。
为了把一个道理变成一个故事，我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个妥协就是，或者讲一个有点怪的故事，或者讲一个稍微有点扭的道理，否则故事和道理就对不上。这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生活经验的贫乏，也有可能是没有花足时间，有时也是因为要说的道理比较复杂。总之，并不是每一个王二的故事都让我满意。只是，从我个人阅读的经验看，这样的妥协是很多作者都不得不面对的，这个世界有很多道理都是通过不恰当的比方来传授的。不要说社会科学，精确的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我读过一些介绍黑洞、弦论等高深物理的书。我在想，如果作者不会打比方，哪怕不恰当的比方，而只会写方程，那这样的书外行肯定是没法读的。
当然，讲故事的最大问题就是会给人这样一种误解：你可以随意编一个故事，来证明一个歪理。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一些有心的读者，模仿我的笔法，写了有趣的文字，但是讲了完全不同的道理。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有点恶心但非常著名的讽刺经济学家的笑话，这里是其中的一个版本：
两个经济学家甲和乙在路上散步。突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堆狗屎。经济学家甲突发奇想，指着那堆狗屎对乙说：你要是能把这堆狗屎吃掉，我口袋里的50万就归你。经济学家乙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鼓起勇气把狗屎吃掉了，得到了甲的50万。他们走了不一会儿，又发现了另一堆狗屎。这时乙对甲说：你把它吃了，这50万还你。甲毫不犹豫地把那堆狗屎吃了，得到了本属于自己的50万。在回家的路上，乙若有所思地对甲说：刚才我们一共吃了两堆狗屎，可是我们谁也没得到什么。甲想了一下说：错了，我们创造了100万的GDP。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故事，可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故事。这个故事试图在说GDP是一个很具误导性的指标。在很大意义上，这个说法是成立的。只是，这个例子本身并没法证明这个观点，因为这个故事的两个主人公都属于变态：他们愿意支付50万来看别人痛苦。这个故事是首先有了两个荒谬的人，才有了后面荒谬的结果。或者换句话说，荒谬的结果是荒谬的人造成的。我们则是在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看整件事情。如果我们的思维也像主人公那么奇怪，我们甚至未必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
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说，并不是随意编一个故事就能说明一个道理的，哪怕结论是正确的都不行。故事，也得有前提、假设、逻辑和结论。我说的王二的故事，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有很清晰的经济学理论在背后支撑，这受益于我多年的经济学教育和从事经济学工作的积累。我不能肯定我说的都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正确的理论用在了错误的地方也会成为笑话，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自己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有理论支撑的。这么说吧，如果真的要像写学术论文那样给这本书加一个文献索引，这本书的文献索引会很长很长。
将“王二”的文章结集出版，这是我写作过程中一直有的一个念头。因为有了一次出书的经历，我已经深刻地明白任何一本书的背后都包含了除了作者以外很多人的努力和心血，这本书自然也毫不例外。
所有的谢意，只能用这本书来还了。
（郭凯是专注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问题的经济学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是郭凯出版的新书《王二的经济学故事》（2012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后记，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