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经济和社会工作的规划与部署定调后，各界的感觉基本上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在已经可以预见的稳中求进的2012年，上上下下守住一个乐观的心态同时，不放松各自份内的求稳或者求进的匹夫之责，一年后国内民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果很可能比大家预期的还要好。从对明年任务的设定，到对稳增长、惠民生、抓改革和促和谐这些目标的解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规划自身，已经透露出它是一个对会议前的各种社会讨论和争论进行了充分吸收、并有所回应和反馈的规划，善治痕迹非常明显。如果从目标到手段都在不断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那么就可能会把中国社会引向长治久安的发展态势。
在此，我们可以深入梳理出一下善治的思路，明确善治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
稳增长需要更大的包容心理
自由主义者凯恩斯在《通论》里提出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征税、让政府逆周期把投资“社会化”（socialization）后，他说这可以应对需求缺失，并能防止经济彻底社会化带来的自由和效率遗失。不论是否承认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知难而“求进”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者的妥协或者兼容并蓄，凯恩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创新思想者，给了如此评价：从长期看，比既得利益更强大、更危险的是思想，无论正与邪。李嘉图给朋友的书信里说，他的利润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这一政治经济理论在伦理上暴露的弱点，给了李嘉图的学生马克思灵感，让他在李嘉图的阶级理论基础上，站在了和李嘉图相反的角度，把利润来源定义为剥削。
至今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让我们对许多彼此交锋、每个都可能会带来风险的经济思想有了足够包容的空间。这反映的是，中国的治理探索，有时候是一个用结果来反证过程、追求实事求是原则的科学发展模式。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治理路径选择有各种可能性、有极大包容性。
而中国现实的挑战，现阶段更多的还在社会治理上。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然要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善治。和经济治理类似，能在多大程度上援引包容性和兼收并蓄，很可能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成果。全球有各种彼此竞争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根据长治久安的途径和获得权威的来源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凭治理结果来获得权威的社会体，比如儒家的善治。也就是说，从结果能证明经济和社会全面治理得很好。而第二种要实现权威的社会体，比如英国的议会制和选举制。在这里，治理者的个人水平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按照社会约定的过程，即便是庸人当政，那些制度的智慧也已经在议事程序中得到完全的表达和传播，国家仍然治理不好，那么谁也没有责任，社会依然“久安”，但是这里可能并没有达到善治。
中国在已经基本实现经济善治的基础上，要走向社会善治所带来的长治久安，那么就需要像对待经济思想一样，在社会思想领域兼收并蓄。比如，在我们自身的国情基础上，吸收英美那些以治理过程和程序来支持治理权威的有用部分，让各个政策决策的过程，成为一个开放兼容和程序透明的过程。包容不同的思想和讨论，是善治最能够仰仗的强大力量，这种包容存在凯恩斯所说的风险性，但它是相对其他风险更小的风险。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