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8日，一向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环球时报》突然刊发一篇社评——《知识分子应敢于在舆论场说真话》。初一看题目，心中固然为这样的社评感到兴奋，只是仍然觉得纳闷，臭名在外的《环球时报》怎么突然开始为舆论自由呐喊发力？难不成这家报纸打算重新做人，改头换面，一洗过去的种种丑陋和虚伪？正是抱着这种且喜且惊的心态，我开始仔细阅读这篇社评。可是，刚读完第一段，心中顿时觉得不妙，原来《环球时报》又在举着红旗反红旗！等把全文读完，我不禁感叹，丑陋的东西注定只能丑陋，要想变得光明和干净，总是不大可能，不管变换何种花样，其丑陋的本质总是摆在那里。
在这篇社评中，开头便写道：“中国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舆论场在形成一种偏激的强制力，要求公开发言者把批判体制作为基本价值取向。”从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中就可以看出，在《环球时报》眼中，凡是批判体制的言论都是偏激。如此之逻辑，十分类似于当年文革时期，只要有任何批判毛泽东的观点，不管是对是错，一律视为反革命。时至今日，文革时期的那一套逻辑早已被全部否定，可是《环球时报》竟然从故纸堆中重新寻回这些逻辑，披上现代社会的外装，来打压那些敢于针砭时弊的斗士，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世界上有好几种体制，既有好的，也有坏的，而每一种好的体制的建立无不是在批判坏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纵使是好的体制，同样需要批判，因为不仅只有批判才能证明这种体制是好的，而且唯有通过批判，好的体制才会变得更好更完善。《环球时报》在抨击那些批判体制的言论时可曾想到，倘若没有对体制的批判，马克思何以从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中发现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何以从动荡不安的民国发现中国的出路？相信《环球时报》那些人都不是傻子，肯定都知道这些道理，之所以还要一意孤行地昧着良心否定批判体制的人，主要是因为自己就是体制的代表，而且这个体制非常不干净，所以才害怕来自舆论的任何一点批判。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一种体制倘若足够好，的确为人民服务，肯定不怕批判，甚至还会极力推崇批判，因为这样可以更加凸显自己的优秀。
社评中还写道：“这造成与舆论场接近的一些人，走向所有言论都‘批判化’的极端。似乎他们看到的所有现实都是负面的，说的每一句话都愤愤不平，都在控诉“公权力”。这同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和感受显然并不一致，因为通常一个人不可能从未受惠于国家的进步，眼前永远都一片漆黑。”如前所述，凡是敢于批判体制的言论，都成为《环球时报》眼中的极端，只能看到负面，这样的污蔑，就差没有将批判体制的言论斥为反社会反人类。批判一种体制，往往反映这种体制还有变好的可能，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批判，毕竟倘若一种体制已经坏透了，一点变好的希望都没有，何必要冒着危险去批判。实际上，只有在那些批判者身上，才会存在真善美，因为这些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敢于在日渐堕落的时代对抗各种肮脏，保持自身的崇高。相反，对于《环球时报》这类体制代言人来说，其心中早已不存在崇高，只知道在权力面前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沦为一种犬儒。
至于绝大多数人对于现实社会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同样不是《环球时报》可以说的算。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感受，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才会最真实。现如今，大陆的纸质媒体都被严密控制，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各种舆论活动，自然何来足够真实之说？可是，《环球时报》明明知道这些，仍然厚着脸皮担当沉默的人民的代言，不负责任地声称批判社会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感受不一样。对此，我想对《环球时报》说，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在人民之中进行过统计吗？答案存在天下人的心中，而不是任何一家媒体的乱报道，只不过《环球时报》在权力的掩护下得意太久，因此习惯于不仅人民同意，便随便代表人民，乃至曲解人民的意愿去抨击那些替人民说话的正义之士。
真实的言论和自由的声音，在纸质媒体中越来越难以生存，因此不得不借助相对宽松的互联网得以一定程度地传播。纸质媒体中没有的信息，无法看到的内幕，只要不是太敏感，往往可以出现在互联网中。可以这样说，在言论受到官方控制的中国，互联网在新闻自由、信息真实、舆论监督、权利平等这些方面的作用更加显著。不幸的是，互联网的真实不容于虚伪的体制，于是《环球时报》不惜冒着臭名迅速成为打击网络舆论自由的马前卒。正是在这篇社评中，《环球时报》宣扬：“本应以知识和求真为生的人，开始在舆论压力下‘挑着说话’，为取悦舆论说‘半真半假的话’，甚至直接说假话……今天舆论场对“真”的定义是扭曲的，扭转这种扭曲，离开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参与不可能做到。”将真实称为虚伪，将假话称为真话，这正是中国传媒的一贯手段。网络言论因为相对宽松自然真实性更高，纸质媒体因为控制自然假话比较多，这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可是，《环球时报》竟然将自己的假话当作真话，将网络的真实言论斥为假话，如此之用心，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在对网络批判体制的言论进行一番攻击后，《环球时报》矛头一转，将这些言论称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灌输。换句话说，网络上所出现的批判社会、批判体制的言论，不少都是西方国家鼓励和支持的结果。对于这类看法，我不得不反问一句，西方国家同样也有许多批判体制的言论，难不成这些言论都是中国在背后支持的？毫无疑问，西方社会的批判言论自然不是中国支持的，那么同理，中国的批判言论同样不是西方国家支持的。如果是的，那么《环球时报》能否找出可信的证据来？将批判体制的言论斥为西方国家的支持，这样的手段，纯粹是某些人处心积虑炮制出来的烟雾弹，是一种打压异己的方式。解禁前的台湾，任何批判当局的言论或者行为，无不被当局攻击为共产党的阴谋。事实上，台湾当局直到解禁，始终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人是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大陆同样和当年台湾当局的手段一样，凡是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倘若不能有效打击，最后都会将其攻击为西方国家的支持。其实，纵使假设这些言论是西方支持的，倘若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同样值得肯定。悲哀的是，这些不仅不是西方支持的，而且十分利于社会进步的合理言论，竟然遭到《环球时报》这样冠冕堂皇地打压。
诗人北岛说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可是，放在今天这个社会来看，这句诗不得不反过来说，即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许许多多的邪恶之事，往往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而是在高尚的旗帜下肆无忌惮地发生。一批批恪守良知的仁人志士，由于敢于与卑鄙者对抗，往往被一个社会所污蔑，至死落下一个卑鄙的骂名。
今日《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不仅有“中国知识分子的说话环境一直不太好，曾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政府的强有力控制”这样的实话，又有“中国需要一批有勇气、有水平的知识分子站出来，敢于同当前不健康的舆论倾向公开斗争”之类的良言，可结果却是在鼓励知识分子说真话的幌子下打击知识分子说真话，真是机关算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