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都是一个党委领导的报纸，看上去像是两个不同党派办的”，这是前雅虎中国总经理谢文的微博感言，他将这段话提示给胡锡进，意指《人民日报》（人民网）与《环球时报》似乎正在执行两种完全不同的编辑方针。
《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近期在一些社会热点话题上的表现，给这个“党中央喉舌”带来了久违的民间集体赞扬，即便是一些心存犹疑、担心这不过是怀柔手段的异议者也承认确有“进步”，认为它“有点儿1980年代初期的意思了”。
虽然无法确切说明这种改变是从哪一天开始，但那两组评论批评时弊的力度远超以往的系列评论，被视作最重要的风向标。
4月21日，标明系“关注社会心态”系列文章开山之作，《“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本报评论部”集体署名，在《人民日报》观点版刊出。
如果说这篇站在弱势群体立场、叹息“淡定”谈何容易的文章还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话，那么一周之后的《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即可称文动天下，诸多市场化媒体的编辑心甘情愿热情转载。文章以“彭水诗案”、“灵宝帖案”为反面典型，要求执政官员尊重多元表达，“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
此后的5月5日和5月19日，《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接连发表，5月26日收官之作《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多有媒体发文赞其“显示了不一般的理论勇气”、“击中了时局软肋，说到了人们心里”，凤凰网制作专题称其“于无声处”“春风拂面”，甚至请来专家学者研讨其是否已具备昔日“皇甫平”的高度。
此文发表之时，正逢江西钱明奇自杀式爆炸，以及多位民间人士宣布竞选人大代表，文中所写“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仿佛一语成谶，引发对极端维权行为频发的大量感叹：“‘沉没的声音’如果得不到倾听和回应，就有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演变成‘爆炸的声音’”。
正当网民私语中共中央机关报有了“人味”时，新的系列评论在6月2日接踵而至，此番主旨是“如何回应社会关切”。《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宣扬“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可信可敬”；《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强调“拖延塞责比被质疑批评更可怕”；《“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直接以卫生部“记者黑名单”为鲜活事例要求领导干部明白“舆情不是‘敌情’”；作为收尾之作，《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要求官员们在建党90周年之际，“面对社会关切，我们需要应对，更需要行动”，“媒体既不是事件的起点，也不是终点。”
人民网领会意图，作为网络媒体，他们除了不遗余力地推荐母报这两组评论外，更是在完成党庆宣传高潮任务之后自行上阵，以舆情监测室署名，推出“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系列评论，遣词造句尺度更有突破。
于上周连续5天刊发的此组网评，从打通“两个舆论场”、“网络问政”、对话“意见领袖”、网络舆论的“生态治理”、“网民、人民和公民”五个方面，论述如何改善网络舆论生态，借助互联网促进“良政”和“善治”。文章试图拉近民众与官方的距离，实现互相谅解，一方面规劝偏激思维模式，呼吁维护有序政治参与推动和平转型，主张提高公民素养和议政水平；另一方面则强调政府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更要珍惜网民的期待和耐心，对中国人民的素质要有信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要有信心。
代表性词句包括：（1）“‘自为’的民间舆论场，时现乱象，网上谣言满天飞，哀伤太多，戾气太重，‘自律’的官方舆论场，则趋于自我边缘化，而政府的公信力持续流失而致贫血”；（2）“网络舆论的发达，恰恰是一个地区社会进步的表现。政府要习惯和学会在杂音中执政”；（3）“政府要有容人之量，更不必一听到反对和不理解、不体谅的声音，就认为沟通无效，就恼羞成怒，关闭沟通的管道，转而举起蛮横的权力武器”；（4）“互联网绝非‘谣言共和国’或者‘愤青大本营’，但也不是‘理想国’，网上随时可能喷薄而出的舆论能量，如果任其疯长和蔓延，对社会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5）“网民不等于全体人民……政府决策还得充分考虑那些‘无声’的中国人的心声和利益。但网民又是对民生、公民权利、公共治理最敏感、最敢言也最擅说话的人群，‘网络舆论’可作为现实民意的风向标和参照系。”
连同那些主动触及类似高速公路乱收费现象、徐武“飞越疯人院”事件、郭美美风波等热点话题的新鲜时评，《人民日报》及网站对弱势心态的体谅、对民怨深重的焦虑、对传播规律的认知、对舆论监督的支持，令其在中国社会议程设置中重新夺回“麦克风”，引导舆情的实际效果大大提升。
上周五，人民网更有“大胆”之举：针对中央政府部门“三公”经费公开进程迟滞现象，以首页头条推出“公开时间排行榜”，以公诸于众的方式“逼迫”各部委兑现承诺。
二
与《人民日报》系列评论以及人民网评相比，环球时报社评相对不为“自由派”人士所喜，这不仅是由于这份畅销报纸素有“断章取义”之名，更因其所持立场不够“体贴”“怀柔”，更多词句用于警告民间意见领袖勿要冲撞政府容忍底线。
今春以来，与其总编胡锡进开通微博同步，这份原来定位于涉外话题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子报开始频繁使用评论触及国内时事话题，言中国大陆其它媒体不能言或不敢言。例如4月曾针对艾未未被拘一事连续刊发评论，称“法律不会为‘特立独行者’弯曲”等，为中国官方对这位著名异见人士采取的警告惩罚措施辩护。
正如胡总编6月20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以及7月11日自刊《<环球时报>社评是怎么写出来的》所言，由其主持撰写的《环球时报》社评体现着对“保持大的稳定，进行渐进式改革”的呼吁，强调“把握住国家的完整性和凝聚力”、“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和谐，中国社会没有西方激烈的政治碰撞，利益分歧的时候，社会主张通过协商和友好的方式来解决，不主张对立，这给媒体的发挥空间设置了天然的障碍。中国媒体不可能和西方一样。”
以其6月至今7周社评选题为例，其间基本不涉海外的“内政议题”占据六成有余。包括：《还要多少发电机组才够中国用》、《中国人的生存质量标准在重写》、《信息透明是中国的不二方向》、《唯有发展能逐渐拆除高考弊端》、《对批判的消化是机会也是风险》、《名人宣扬社会恐怖主义应被禁止》、《泄愤重案制造者必须被依法严惩》、《<建党伟业>折射中国社会的政治观》、《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妖魔化城管群体是不公正的》、《中国社会不能被谣言牵着转》、《户籍福利，沿海发达城镇的“堰塞湖”》、《中国民生的一次革命性突破》、《舆论监督渐入中国吏治核心》、《“非黑即白”式批判会伤着中国》、《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公信力缺失》、《“零容忍”和中国现实无法对接》、《红十字会为何跳进黄河洗不清》、《让我们祝福京沪高铁的诞生》、《用90年回望中共与中国》、《中国的年轻和雄心浇灌着中共》、《继续稳定吗？中国看点的No.1》、《中国向前走，需超越左右之争》、《别让坏消息破坏我们的心情》、《舆论批判的质量关系中国未来》、《“GDP至上”和“GDP无用”都是错的》等。
事实上，正如胡锡进微博发言中时常也有为“民主精英”激赏的段落，在这些可以代表《环球时报》价值观的文本中，也有对执政官员的规劝棒喝，例如“信息透明”和“舆论监督”二文。但从概括主旨的标题中即可察觉，这些评论更多是对激进网民乃至异见人士的劝诫警告，要求其体谅中国国情复杂、官员素养参差，给执政党的民族复兴大业更多的宽容与支持——“别让坏消息破坏我们的心情”。
三
《凤凰周刊》刊文赞许“《人民日报》找到了重构公信力的正确方式”（并在周末获凤凰网首页推荐），所言正是该报评论部近期系列作品带给民间观察人士的冲击。该文称，最近经常听到有人说“《人民日报》的评论越来越好看了，《人民日报》终于开始回归人民性了”：“它与以前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是事事都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对民众提出要求，例如单向度地要求民众‘冷静、稳定、理智、克制’；而是不时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政府提出规劝，要求、希望政府放弃‘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
这份拥有“海外媒体”背景的杂志更是由评论员连带称赞央视，“尤其英语频道的新闻播报”，强调：“其他官方媒体包括以南方报系为首的一些地方都市报媒体的舆论也应呼应和跟进，向党性、人民性回归，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就媒体而言，‘中央军’和‘地方军’都是‘政府军’，‘海内军团’和‘海外军团’都是‘华人军团’，在公信力的重构、常识性问题的回归报道方面，应该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尤其在当下这个社会矛盾加剧、官民冲突日甚的改革最紧要关口，此举对执政党的利益有着紧迫和深远的意义。”
在中国糟糕的官民信任链中，将恶化原因单方面归结于任何一方恐怕都是片面思维。争论的本质问题是效率和公平的优先次序，即若要解决当下困局，首先应从哪一侧着手，关键应在哪一方用力。
从《人民日报》两组评论传递出来的信息看，主持者（一说系由王沪宁主笔）更多地是从弱势群体角度考量，绝大部分文字用于安抚躁动民众，要求各地官员换位思考过激言行、主动承担更多责任，以牺牲部分效率的方式谋求和谐公正。相较而言，人民网“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系列已可更平均地谈论民间意见领袖与官员干部各自的权利义务，希望双方通过互相尊重理解来实现良性互动。而喜好者与憎恶者同样决绝的《环球时报》，更多地是坚守网络意见市场中的“少数派”角色，冲锋在与挑战现行体制者正面辩论的战线上。
如果认为《人民日报》（人民网）三组评论不过是“讨好网民”、“引蛇出洞”的假象，或者认为这个最高喉舌已然180度大转弯，恐怕都是过度解读——毕竟这是一个信息透明化远超50年前的时代，毕竟这家报纸同期还刊登了捍卫传统意识形态、警告“说三道四”的文章。
以“本报评论部”署名、在“观点”版头条位置隔周连续刊发，这种版面处理方式已然说明，这不是可以理解为“百家争鸣”的来论时评，但也未能上升到“人民日报评论员”或者“任仲平”的高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刊发决策者既是投石问路，也是在敲山震虎。在这个关键时段，不同阵营对媒体平台的控制力就意味着话语权，影响着主动权。
如果确实能从一言九鼎的党政喉舌回到独立争辩的平台本色，对媒体来说，才是幸事。就像现在《泰晤士报》对默多克所做的那样。
（注：作者系金融时报专栏作者，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