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来，20世纪中国的信仰危机，如同一个始终在游荡的幽灵。表面上，这是各种政治、社会、信任等问题的真实反映，但实际上，它却源自于辛亥革命以来的诸种信仰关系及其互动。梳理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信仰关系的复杂变迁，正可为当下中国信仰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与理论的借鉴。
“汤武革命”模式的改变
可以说，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曾给予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以非常重要、异常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四大“宗教替代思潮”，即伦理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科学代宗教以及稍后的哲学代宗教，可说是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然而，这些宗教替代思潮，从其形成伊始就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之中，并逐渐在现代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主义信仰”，乃至“主义代宗教”的政治思潮，进而使此类四大宗教替代思潮渐渐被其“主义的信仰”所整合，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
每当朝代更迭或权力转换的时代，传统的信仰及其信仰形式就会发生相应的危机。因为这些信仰已经成为权力治理术，或者是直接成为了权力统治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当权力秩序发生动摇的时候，其信仰危机实际上就已经发生了。
传统中国的信仰及其实践模式，曾经有“神道设教”，再经“人道设教”，接着是儒教信仰借助于法家统治，以阳儒阴法的形式建构了国家主义的“君道设教”。因为内圣外王的信仰传统，天子被打造为圣人，作为“法天立道”的道义权威，特别是从秦汉到清代，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完善，文人士大夫借助于国家权力建构“帝王即圣”、“官员如神”的权力信仰，使历代帝王成为“口含天宪”，集“神”与“圣”于一身，使有限的个人专制权力替代了无限的天命信仰，成为传统中国汤武式革命、顺天应人的信仰核心，使国家权力的“世俗”存在被赋予了超越的性格乃至神性，渗透在政治、法律、伦理诸领域中，进而使王道秩序获得了神圣化的证明。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乍看一下，好像仅仅是一个传统朝廷被推翻而已，但是，辛亥革命却在中国信仰的历史本质上，改变了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模式，改变了传统信仰伴随天子、天命的传统重建方式，以近代民国共和统治的形式把天子统治天下的形式予以了彻底的否定。自此之后，天子无法重坐皇帝之宝座，传统的“顺天应人”汤武式革命信仰也就无法重建，从此构成了秩序与信仰的双重颠覆与双重危机。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宿命就是，谁要是重建权力秩序，谁就必然要担当信仰重建的使命。所以，“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民族国家”取代“天下”，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潮流，与此相应，现代中国政治及其“主义”替代“天命”信仰，也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义信仰”
辛亥革命之后，多党制、议会政党体制一时备受关注。但是，议会政党很快都向“革命党”转变，厌弃了议会政党制度而转向革命政党体制，选择了“主义信仰”。因此，辛亥革命之后，主义信仰与革命党权力体制的结合，乃是辛亥革命之后一个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
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无疑是增强了孙中山在革命期间需要一党专政的信念，并为这一信念提供了实践成功的典范，进而仿效俄国“以主义治国”，“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他说：“本党的主义的确是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建设新国际一个最完全的主义。”
那么，什么是主义呢?依孙中山的意思，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但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了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
孙中山强调指出，“我们如果信仰一种主义，服从一种主义，总是照那种主义向前去做，那么打破旧思想的事业便可成功。如果不然，便没有希望。要把这个事业实行出来，无论当中遇到什么困难，总是百折不回，向前去做，以求最后的成功，那就是信仰。信仰中的道理，用简单的话说出来，便是主义。我们做标准的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便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民主义。”
在此基础上，“主义”被建构成为信仰、“主义的信仰”，进而就构成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一党独掌政权的基本信念，能够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进而要求国民党员信守三民主义，并且将这个主义向全国人民宣传，“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正是以此为基础，辛亥革命之后就由此呈现了议会政党体制与革命政党制度的区别：一是民主议政，多党竞争;一是主义信仰，领袖崇拜。
这种“主义信仰”及其现代方式，表面上看来好像中国信仰的任意倾斜或随便依附，其实深有时代与历史背景的。传统中国，人们是在用天命信仰作为新一代朝廷得以建立的神圣性基础，现代中国政治的变迁，信仰则成为建党救国的基本方法。
实际上，有关“主义”的说法，最早起源于希腊。柏拉图把苏格拉底观点思想学说以“主义”来概述。一般而言，“主义”一词，是指某种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体系或理论;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指思想中最终确立、对某类事物发展的认知状态，通常表达所持有的一种目标、观点或立场，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某种行为总括。所以，“主义”一词的基本内涵有：宗教的教义或教旨;意识形态、信条与政策;学说、原理;道德教义、伦理原则等。很明显，现代中国的“主义信仰”及其方式，其中无疑是包括了道德、宗教等方面之信仰内涵。
而传统中国顺天应人及其汤武革命的信仰方式，均亦包含了“主义”、宗教、伦理等信仰关系于其中。所以，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之后，传统的天命、天子信仰，其传统信仰即是被“革命信仰”所取代了，而革命信仰接着又被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主义信仰所取代。
这种时代特征，可以称之为“革命”，也能够名之为“启蒙”。究其缘由，“因为它是从一种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这种政治信念又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而“五四”一代人的信仰经历，大多会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然而，依据我的理解，这种启蒙心态固然不是其他内容，而是以信仰建构的路径，以建构新的权力体制，动员全国的革命资源。
1923年底，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曾经有过一次“民意测量”。在被调查的622名学界人中，97%的人自己承认信仰某种主义。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调查青年信仰，结果显示，一般知识青年对各种主义的信仰热情丝毫未减。如果他们不研究主义，不信仰主义，就会被说成是书呆子，时代落伍者。主义越新，对年轻人越是具有吸引力。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从“五四”时期对民主、科学的信仰，转为后来的政治信仰。正如王元化说的那样：“我的科学信仰以及后来的政治信仰，是我亲身体验过，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我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这是因为那一代人均把某种“主义”视为救国救民的根本，从而也把对主义的信仰视为救国救民方法的基本实践了。为此，“今人对于Democracy之信仰，正犹中世纪欧洲人对于宗教之信仰。吾目所见者，皆Democracy战胜之旗，耳所闻者，皆Democracy凯旋之声。顺Democracy者昌，逆Democracy者亡，事迹昭然，在人耳目。”为此，辛亥乃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间，往往根据一种政治信念，在民主理论上只取一家之言，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主义信仰”现象。
应当指出的是，辛亥之后、“五四”时期反对儒教、打倒孔家店，似乎是动摇了传统中国以天命、圣人为核心的信仰根基。可是，他们依旧没能看到传统信仰关系乃是借助于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外儒而内法，在很大程度上，传统儒教信仰之所以能够建构起来，实际上朝廷以天命形式，借助于法家的手段才得以建构起来的。
所以，建构传统的天命信仰——法家及其统治权术，却没有在辛亥革命及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否定、被批判，或者是被当时大力宣讲的民主思想所取代。
这就是说，“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家，反而对法家加以讴歌，比如章太炎、胡适、鲁迅等人对李斯、秦始皇、韩非都有很好的评价。其中，鲁迅就曾对秦推行的书同文、车同轨，表示了赞许。一些倡导自由平等的人，往往会从他们以幻想绝对的集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主张中，导致出专制主义。
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很自然的也进入了“主义信仰”的建构过程之中。于是，以政党权力或革命方式来重新建构中国信仰，以此信仰作为革命资源的全国性动员方式，进而导致了信仰关系直接进入了政党国家的建设过程之中，成为革命工具，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至于枪杆子里面出信仰了。
特别是当这一信仰成为政党—国家的建构手段之时，该信仰就会伴随政党—国家的命运，而不断地改变自己，并且因为政党—国家的统治方式改变，同时也在改变自己的信仰方式。因为以主义建构信仰的结果，往往是建构的主体自以为真理在握，或干脆成为真理的代表，以真理自居，同时也自以为信仰神圣，必不允许相反的意见、必不允许其他信仰的自由选择与自由实践，从而无形地限制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信仰的空间，给总体主义国家建设预备了必要的精神土壤。政党—国家之治理方式如果表现为专制，其信仰方式也会相应地成为独断的信仰方式;政党—国家之民主方式，其信仰也会具有民主、开放的信仰方式。当信仰在信仰领域里面具有排他性的时候，主义信仰却会因为该主义的实践方式，决定了该信仰的性格特征，是否具有开放性还是排他性。
政治信仰及宗教替代思潮
与“主义信仰”成为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大时代特征相互呼应的，就是一度受人关注的宗教替代思潮。但这股思潮实在也是“主义信仰”的配角而已，或配合着主义信仰的思潮而来。
可以说明的是，主义信仰思潮再加上这种宗教替代思潮，曾经构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试图以意识形态、伦理、科学、美学、哲学等功能来替代宗教与传统信仰的时代需要，同时也直接依据政党与国家权力，把一种学说、主张建构为一种信仰。当主义信仰处于不断改变的过程之中的时候，那些科学、哲学、伦理与美学等等，自己也被替代了，处于无信仰的境况。
诚然，政治家并非不知道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希望用政治信仰取代其他信仰。但是政治信仰的对象不能是神，只能是主义或领袖。
为此，主义信仰的建构，还往往会以无神论作为该信仰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主义及其人格代表——政治领袖都是有限的个体生命存在，不可能十全十美，更不可能生命永恒，全知全能，所以要把主义信仰及其代表——政治领袖打扮成为神，于是就出现了以领袖为中心的个人崇拜，以此为核心来构成主义的信仰，而无神论信仰也由此被转换成为领袖信仰。
基于这个道理，对主义的信仰，往往会很容易转成为对政党领袖的个人崇拜。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仰历史来说，其所强调的“吾等对于三民主义应当有坚决的信仰，要使吾等皆愿意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的信仰内容，却成为了后来国民党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并且进一步强化其“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形成一党独尊的政治文化;党内的信仰，只要有总理的命令，马上即照着命令实行。
就其历史影响观之，这种主义建构信仰及其影响之下形成的宗教替代思潮，实际上蕴涵着极大的信仰替代功能，并掌握了稀缺的神圣资源与信仰实践机制。特别是主义信仰的强调，很容易被理解为政党政治替代了信仰选择，使信仰者失去神圣感，成为没有信仰与不道德的人。因为，这种信仰者不必为自己的信仰承担责任，他已把自己的信仰承当及其责任转嫁给了政党，要政党为他个人的信仰负责。这无疑就是在瓦解他个人的信仰及其归属。若信仰者只是按照政党旨意行事，却又必须对自己的信仰负责，那么，这一政党也可能会长期处于一种不道德、非神圣的尴尬境地。
于是，这种经由“主义的信仰”，被建构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这种领袖崇拜一旦衰退、弱化的时候，整个政党或社会的信仰危机就会出现，甚至会长期出现信仰对象不可信任、难以认同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