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道德信仰危机”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但真正能够能对此做出严肃的理性思考者，却很少，其原因在于缺乏一种视野、一种参照，一种基于真诚责任与使命的悠远关怀。基于此，本文意欲为反思当代中国道德信仰危机提供一个融合历史与现实视域于一体的参照系，并唤醒一种久已不存的真实精神关怀。其理由在于：中国人目前所正在痛苦地经历的道德信仰危机，既是历史重负的当代释放，也是现实放逐的浪漫苦果，更是创生于未来的本能期望。因而，反思当代中国人的道德信仰危机，需要大诚、大勇，惟有具此，才可关怀当代中国努力挣脱“三重社会”的精神苦斗，直面惟经济主义的发展模式对道德的浪漫放逐与蹂躏；也惟有具此，才可避开无病呻吟与一切形式的扭捏做态，以真理为标尺，去检讨血缘群体伦理传统和党派群体伦理传统的权力基石，去反省中国伦理学的政治婢女主义如何在“买欢卖笑”的历史风月场中解构人本精神和自由心灵。
【关键词】道德信仰危机 历史视域 群体主义 义务主义 服从主义
近年来对道德信仰危机的思考与探讨方面的文章不少，但统观之，这些思考与探讨大都停留于感觉或经验层面做一些哗众取宠的喧嚣，因为这所有探讨“道德信仰危机”文章，都相对忽视了如下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参照系才可以讨论“道德信仰危机”之问题？
第二，我们所要讨论的“道德信仰危机”中“道德”主题是什么？
第三，我们所要讨论的“道德信仰危机”的特殊性在哪里？
对此三个问题的关注，应该是探讨“道德信仰危机”的前提条件。本文将努力厘清如上前提条件，为能够正确而理性地拷问道德信仰危机提供一个新的认知平台。
一、生存·精神·伦理学：问题讨论的三维参照视野
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有其对应的参照系。讨论中国人的当代“道德信仰危机”问题，所需要获得的参照系，应该由如下三个维度构成：一，时代的生存背景；二，时代精神背景；三，伦理－道德的学科背景。
1、生发中国人“道德信仰危机”的时代生存背景
“时代”既相对人类而言，也相对民族国家而论。就前者来讲，自20世纪末到21世纪，整个人类正在从自发到自觉走向全球生态，绝对的地缘主义生存模式开始土崩瓦解而被全球生态模式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成为其传送带：发达国家为寻求新的经济资源、开辟新的经济空间，努力向外开拓市场；贫穷落后国家为寻求经济的起飞、获取技术资源和科学支撑，同样把目光投向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由于这种相向的努力，创建世界市场成为各其所需的共同愿望。以世界市场为纽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全球化趋势逐渐形成。这一全球化趋势，必然催生伦理价值诉求和道德规范，使其由绝对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方向演变，民族伦理、国家道德必须在全球生态化进程中革新自我而获得普世品格。这一过程对于每个民族国家、尤其是对贫穷落后并且道德保守的民族国家来讲，必然产生伦理理想和道德信仰上的阵痛：旧有的伦理理想和道德信仰开始失效，新的伦理理想和道德信仰未及建立，伦理理想的失落与道德信仰的空位，则必然成为21世纪初这个新旧交替的生存进程中的时代特征。
仅后者而论，一直以革命和斗争为光荣政治传统和社会生活传统的中国，竟在20世纪末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起步，由于要活下去必须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现实生存要求和政府对这种要求的强化推动，被西方人所全面检讨的“傲慢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的行动原则”（参见拙著《生态理性哲学导论》“前言”）［1］，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绝对价值导向，并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和由此形成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最坚实的价值支撑。姓“资”姓“社”的问题，在这一价值导向系统的引导下，被压缩、折叠、变形为“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伟大，在于通过他的努力而地确立起了以“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为实质内容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并围绕此而为时代社会提供了全面改革开放和搞活市场经济的战略思想和实践理论体系：即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两翼形式，以“实现现代化”为总体目标，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社会动力，以“摸着石头过河”、“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指导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和实践理论体系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辟了惟经济主义的国家建设道路[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社会动力理论，则是建立在对人的根本忽视这一起点上的[②]；在“摸着石头过河”、“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中，“摸着石头过河”，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跟着感觉走”的生存方式和运动式的社会发展模式；“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原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为社会的存在发展铺平了一条以政府的力量来拉大贫富差距的等级主义道路。
无可否认，这种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和实践理论体系，推动了整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快速增长，但却不能忽视那些不应该产生或出现但又事实上普遍地产生和出现了的社会问题，比如，13亿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70%积聚在近2000万人手中，这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无法与“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之社会目标相联系；一个拥有13亿人口、但一年财政收入不过30000个亿的贫穷国家，其一年公款消费高达9000个亿[③]这样的事实，同样不能与“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倒直接可以用“代表人民的利益”来解释。再比如，医疗卫生机构、教育行业的产业化政策，使“生有所教、病有所靠、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越来越远离政府的职责，这种状况同样不能与“消灭贫穷、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相联系。
这样一个由一般与特殊所组成的特定时代背景，它为当代中国人普遍生发道德信仰危机，提供了一种时代生存的土壤。
2、生发中国人“道德信仰危机”的时代精神背景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面转型的时代。转型时期的中国，既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负，又洋溢着无限广阔的前景。这一重负与前景，既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积淀所赋予，也是20世纪这一漫长的前转型时期对她的打造。以历史的眼光看，20世纪这个充满人间苦难的100百年，中华民族所经历的风雨与磨难，比其它民族和国家要多得多。概括地讲，20世纪之于中国，是一个前转型时期，它大致经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送穷”、“退虏”：这一阶段经历了半个世纪，其主要任务是“图存保国”，其主要的方式是“商战”与“兵战”，其根本的成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成功而建立起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第二个阶段是意识形态革命：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思想、统一观念、统一信仰和统一情感与行动，其基本的方式是为我所用的批判与暴力斗争，其主要的成就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化，所产生的普遍社会后果有二：一是社会生产力停滞与落后，社会经济秩序遭到全面破坏，国家穷困不堪；二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遭到否定与批判，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新社会信仰、新传统也在革命与斗争中经历了从盲目信仰与崇拜到逐渐怀疑与否定；第三个阶段是重建政府权威和重建社会秩序：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其基本的行动方式是改革、开放、搞活，其最积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一个准市场经济体系，并开始步入了世界市场。
第三个阶段的努力迎来了21世纪，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社会转型面临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社会发展方向的重新探索与确定；二是文化建设的反思、批判与重构。
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社会的转型就是为国家和民族能真正强大并使之居于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大国而全力拼搏与奋斗。因而，转型之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讲，就是意识地摆脱愚昧和落后，并从整体上(即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学术思想、语言学艺术等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从文化重建角度看，处于转型阶段的时代中国，首先需要反思我们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无可否认，从革命和斗争的生存模式中挣脱出来，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的战略国策，是绝对需要的和必然正确的；然而，如果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一旦演进为以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理性为行动纲领和行动原则，那么，这种以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理性为价值支持的唯经济主义国策，所关心的只是经济增长，所鼓吹的只是消费和对有限资源的高浪费。在这样一种导向下，物质主义、性肉主义和消费主义，此三者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图像和生活主题。文化，就其广泛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精神定位和价值追求，具体地讲，则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这种唯经济主义的文化图像是以感官主义欲望为社会动力和行动支撑力的，它直接置根于“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改革指导思想，换句话讲，“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指导思想，为感官主义欲望动力论提供了政策的依据和政治思想的支撑。这种唯经济主义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以物质财富的掠夺、占有为起点，以性肉为商品，以消费为目的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这种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诱导下，物质主义梦想刺激并实现了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膨胀；性肉主义渴望刺激并实现了人们对性肉欲望的膨胀；消费主义追求刺激并实现了人们（对物质、性肉，包括情感、心灵、灵魂、精神等等）消费主义欲望的膨胀。而这，都与“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密切相关，或者说“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为物质主义、性肉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社会行动原则。
处于转型期的文化重建所面临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如何能够站在中西融通的更高起点上，重建民族的文化精神、人格、理想和民族文化智慧、思想与方法，并以此向当代人类提供其主导性的文化、精神、思想资源。这种重建工作，面临着两个难题并必须突破这两个难题：20世纪百年之于中国人来讲，几乎既是一个反思想、反道德传统、反文化传统的世纪，又是一个崇拜西方文化的世纪。面对20世纪给今天留下来的这份全面否定和彻底崇拜的精神遗产，要重建当代文化，首先必须反思对自身民族文化、思想、道德传统的彻底否定论，重构民族思想传统、道德传统和文化传统，唯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开拓时代新文化、新思想、新精神、新智慧与新方法。其次必须反思西化论，因为由于西化论――尤其是政治思想的全盘西化论的推动，20世纪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教育以及文学艺术，日益僵化、保守，生命干涸，精神萎缩，完全丧失创生动力和创造活力。再加上近年来日益甚嚣尘上的各种文化、学术、科研、教育造假活动，这种状态更是让人目不忍睹。何以会形成这种状况？就在于我们缺乏必须的反思。没有反思的民族，其文化、精神、思想、智慧，只能走向自我萎缩；没有反思的社会，往往由落后、野蛮、愚昧相伴随；没有反思的时代，所追求的进步与发展最终只能表现为停滞与倒退。
进入21世纪的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对经济发展和文化重建的反思，没有获得最起码的反思能力，因而，惟经济主义仍然为傲慢的物质霸权主义行为纲领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行动原则所推动，文化重建仍然不过是物质主义、性肉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尚点缀；物质、性肉、消费，此三者组合成时代精神的主旋律，道德丧失了立锥之地，其信仰何存？
3、生发中国人 “道德信仰危机”的伦理·道德学科背景
客观地看，20世纪传递给我们的最博大精深的遗产，就是以反思想、反道德传统、反文化传统为基本方式的革命传统，这一革命传统是以蔑视思想而崇尚愚昧和野蛮、蹂躏道德而崇尚暴力与强权、践踏文化而追逐物质主义和感觉经验主义为三维价值取向的。在这一价值导向系统里，只有由特定的时势主义的政治意志、政治利益、政治强权和政治口号组成的政治道德，而没有人性的、人本的普通道德。因而，伦理学作为能够真正起到奠定时代存在发展和社会生存方式的价值基础、并为之提供价值导向系统的这样一门具有普遍实践功能的学问，却几乎在中国文化和思想精神的舞台上消失了。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东西作为伦理学辞典条目写进去；1981年人民出版出版了第一本伦理学教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此取代伦理学。伦理学学科变成了政治学科，伦理学思想自然变成了政治思想，伦理学所探讨的主题――道德――也很自然地变成了政治思想道德。20世纪90年代所先后出台的《小学德育大纲》、《中学德育大学》和《大学德育大纲》，都是把德育教育的主题定位为思想政治教育。
在一个没有真正意义的道德教育和伦理引导的国家，首先是没有伦理学的存在；当一个国家在其文化思想精神建设中，失却了对伦理学的探讨，失去了伦理学，一切都由此缺少了公理，丧失了应有的价值导向系统和必须的行动原则与行为规范，它只有以强权为公理、以暴力为裁判、以权力意志为社会动力、以强权者的利益满足为社会目标。因而，当我们要讨论当代中国的道德信仰危机这一类事关重大的精神问题时，决不能忽视这一点，更不能忽视我们今天的国人对伦理学学科的基本意识与看待。
我曾经在《伦理学：哲学实践的普遍方式》一文中指出，“不懂伦理学者，不足以治学；不懂伦理学者，不足以治身；不懂伦理学者，不足以治事。”当一个国家，连基本的伦理意识都不具备，或者说当绝大多人还对伦理、道德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又哪来道德信仰呢？连道德信仰都不存在的国家，又何来奢谈“道德信仰危机”呢？
二、从传统到当代：问题讨论的主题对象
1、从伦理学的全境视域看“道德”
我曾经在《优良道德体系论》的“导读”中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人伦文化”和“人伦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古文明国家，它有其最博大精深的伦理道德思想，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近年来，虽然已经有人在创建中国的伦理学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成绩，但是，其整体的构架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伦理学的路子，最多也不过是将西方的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予以逻辑秩序上的整体安排和内容上的整合。对于伦理学的全境视域仍然没有获得整体上的勾勒。伦理学的缺失，使社会对“道德”认知盲目。当人们普遍处一种道德认知盲目的社会语境中，谈论“道德信仰危机”也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所以，要探讨中国人的当代道德信仰危机，其首要前提就是获得全境的伦理学视域。
“伦理学”自亚里士多德创建时始，就被赋予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职能，伦理学由此承担起了理论创构与实践规范和引导这两个方面的责任：伦理学是生态整体的，它既要指向理论而通达天上（与宗教、神学相联姻），又要指向实践而扎根地面（贯通政治、法律、行业职业、家庭等各个生存领域和生活环节）；同时，伦理学还必须以现实为立足点，既联络起过去、历史，又指向对未来和未有的开拓。因为伦理学所担当的任务，就是使人成为全立的人和全立的大人。
使人成为全立的人和使人成为全立的大人，这一任务使伦理学本身应该成为全体（肢体齐全）的学问，它不仅应该融研究态度和方法、伦理蓝图和实践途径与方式于一体，还应该融流动变化、生生不息的世界性生活本身于一体的。伦理学应该是以宗教为信仰之本、以神学为思想之根、以哲学探询为智慧之源、以美学理想为想象之光、以政治为操作实践之途的生态之学和整体之学，所以，伦理学应该充满神性、灵性和诗意，只有这样，它才能引导人为其洋溢神性、灵性、诗意的道德生活而努力行动。（参见拙著《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3章）
怀特海认为，“哲学的基本目的就是在于把理性思维的一切部分完整结合，并清晰地连系起来。但任何哲学如果把构成伦理学主题的重要判断与推理置之不问，这一目的就无法达到。”（P136）［2］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一切构成伦理学主题的重要判断与推理，都与哲学直接关联，因为伦理学本身就是哲学走向社会生存实践的普遍方式，所以，伦理学必须通连哲学，惟有如此方能获得其自身的态度与方法。换句话讲，伦理学对哲学的贯通，就在于哲学为它提供了特有的态度与方法；哲学对伦理学的关注，就在于伦理学成为它走向生存实践的根本途径与普遍方式。然而，伦理学的理论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在于它必须为自身达向对人的生存实践的指导，并切实地使人可以通过它的引导而使自己踏上成为全立的人和全立的大人的道路，因而，伦理学有责任为人提供有关于人为何非此不可的信仰。所以，伦理学的理论性，还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更在于它必须把头触伸向宗教神学领域而找到自身的存在根性。
伦理学的哲学方向，是伦理构学构建自身伦理认知论的必须，它具体展开为三个维度：形成自身的认知视野，获得自身的认知态度，产生自己的认知方法。
伦理学的形而上学方向，是伦理学构建自身存在论基础的必须，这个存在论基础就是宗教－神学。伦理学必须为自身能够获得全面的实践功能而获得信仰基石，伦理学的信仰基石必须是宗教的，惟有在这坚实的信仰基石上，伦理学才能构建起属于它本身的伦理信仰、伦理信念和伦理知识观。因而，伦理学的形而上学追求，也面临三个维度的任务，即创构伦理信仰，确立伦理信念，建立伦理知识观。
伦理学从形而上学、方法论、知识论到实践论，这中间必须一个转换性的中介，这个中介性的环节，就是伦理价值体系与伦理规范方法体系。
伦理学最终达向实践之于个人和社会之途，必然展开两个阶梯上的践行方向：在最低阶梯上，伦理实践就是道德实践，道德实践即是以敬畏为动力，以谦卑地践行道德、成为道德的人、过上道德的生活为直接体现。这一践行方向，是人人之必须，也是社会之必须。如果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人就不能成为全立的人，哪怕是你有高文化、有绝对高的智慧；如果这个方面的问题在社会上表现得很突出、很普遍，那社会就一定是一个没有秩序的和强权当道的社会。在最高的阶梯上，伦理实践就是美德实践，美德实践的动力是感恩，美德实践的直接体现就是自由地生活而成为全立的大人。
如图所示，道德是对伦理信仰的实践规范和实践方式；伦理知识则是对伦理信仰的理性求证，其目的是为伦理信仰建立实践原理和价值导向系统，为伦理信仰实践人生生活探索规范方式和行动方法，并以其所构建的伦理知识和道德规范为指导来践行，即在敬畏中感恩，并通过谦卑地践行道德而达向自由生活的美德之境。
由此不难看出，伦理学有两种信仰，道德信仰和美德信仰。这两种信仰直接地来源于伦理学的两个主题，即如何使人成为人和如何使人成为大人。前一个主题是道德，后一个主题是美德。伦理的全境视域图景，就是这两个主题的有机整合所形成的整体图景：
伦理学有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之分，理论伦理学主要探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它可大而划之分为四：一则伦理哲学；二则伦理宗教学；三则伦理知识学；四则伦理方法论。应用伦理学范围极广，但最基本的应用伦理学大路子，也不外乎四条，一是奠基之路，这就是宪政伦理学；二是立规之路，这就是制度伦理；三是习规之路，这就是伦理教育学；四是行规之路，这就是职业伦理学。其它所有的具体领域的职业伦理学，都分别为这四者所统摄之。
2、从双重的历史视域看“道德”
这里所讲的“双重历史视域”中的“历史”，意指伦理演变史；因而这个“双重”的历史视野，当然是指西方和中国的伦理演变史所形成的历史视域，这一双重的历史视域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道德”主题的不同视野，并由此为我们讨论“道德信仰危机”这一话题，找到了明确的定位点。
伦理演变史有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实践方面看，西方的伦理传统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的英雄伦理，这种英雄伦理精神后来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理性提炼而形成美德理论。从理论方面看，在西方，伦理理论的最早思考者是赫拉克利特，他针对诸如说假话、做假事等许多不公正的生活现象予以反思，提出了公正的伦理道德问题，由此开创了伦理的理论先河，赫拉克利特的伦理思考，是立足于现实并追求对现实生存问题的解决，他的这一思路为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爱尔维修、休谟等思想家发挥光大而形成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传统，这一伦理思想传统通过边沁、穆勒等人的努力而使之构成现代社会的一块奠基石。
从伦理理论史看，西方的伦理传统主要有两个：功利伦理传统和美德伦理传统，前者由赫拉克利特所开创，后者由苏格拉底所开创。但这两种伦理传统在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趋同的，这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目标，强调个体人本论。西方人将政治学和伦理学分得清楚，政治学研究社会的运作，其核心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伦理学研究个人的作为，其核心是个人的修为与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高于伦理学，其内在的意寓是强调个人最终要为社会所统一；笛卡尔认为伦理学是“最高的、最完备的科学”，强调伦理学高于政治学，其目的是在于突出个人对社会的主体地位与作用。从这一点来看，现代社会是笛卡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胜利。二是无论美德伦理还是功利伦理，都注重“利益”问题，并把利益问题看成是伦理道德产生的催动力，爱尔维修曾用“利益是道德生活的惟一动力”之判断来表达这一普遍的关于“利益”的伦理思想传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所秉持的都是美德伦理，但他们对利益的强调，并不比功利论者们差。三是在西方伦理史上，无论是美德伦理还是功利伦理，都强调人的权利的重要。这既得益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繁荣所形成的自然法权思想，也得益于罗马时代法权思想的神性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得益于西方社会历来对个人的尊重并强调和突出个人的地位与尊严。与权利对应的是责任，由于权利观念传统的深厚，发展到近代，经历宗教改革运动，这种与神圣的权利观相对应的责任观，最后演变上升为天职观，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精神基石。四是由于对个人的绝对尊重、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特别强调，一切都必须从个人出发，从个人的利益权利出发，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有认知模式，那就是政治必须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政治伦理必须以普通的个人伦理为基础、为价值评判的依据，社会公共权力必须要置于公民个人权利的指涉之下而构成权利监约的对象。五是道德与美德的不分。把道德美德化或把美德道德化，这构成了西方伦理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
如果将如上内容予以予以概括，那就是个人主义、利益－权利主义和道德－美德主义，此三者构成了西方伦理学的思想传统。
比较地看，西方伦理思想是建立在“人－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其个人主义思想和平等权利思想，都是以自然为参照的；中国伦理思想却是建立在“人伦”关系基础上，其看待人的参照系不是自然，而是人伦关系，由此使中国伦理思想获得了群体主义和义务论的个性特征。当然，西方人也很注重于群体，但西方人的群体观念，是一种公共群体观念，正是这种公共群体观念，才导演出了市民社会和城邦政治。中国人的群体观念却不是建立在公共群体意识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血缘（包括家庭血缘―家族血缘－种族血缘）群体意识基础上的。中国人的这种血缘群体观念对伦理思想的塑造功能是巨大的：第一，这种血缘群体观念抹杀个体的重要性，由此形成中国伦理不是个人主义的伦理，而是群体主义的伦理。这种群体主义伦理，在过去几千来一直是以血缘为纽带，并形成一种血缘群体伦理的深厚传统；当步入现代社会，这种血缘群体主义最终被非血缘的党派主义所取代，并形成以党派为纽带的党派群体伦理。但无论是血缘群体伦理，还是党派群体伦理，忽视个人的独立地位，甚至压抑个人的价值、取消个人的人格与尊严，却是共同的。第二，在这种血缘群体观念里，由于个人的缺席，群体成为伦理的主体，从而形成一种单向要求，即个人不能要求群体，唯有群体才有资格和权利要求个人。这一认知理路必然生成一种生存模式，产生一种价值导向，即个人没有权利要求，个人所有的权利就是绝对无条件的服从义务；反之，群体在任何时候都拥有对个人的要求权，群体对个人的要求权，最为实存地落实为个人的义务；个人存在于血缘群体和非血缘的党派群体之中的惟一功能与作用，就是以最完美的方式完成群体所赋予给他的所有义务。因而，在中国伦理思想传统中，绝对义务论是其最大特色，也是其伦理思想传统的最高价值取向。由此形成第三，中国伦理思想是一种道义论伦理思想。[④]道义论伦理把人生看成是义务，个人存在的目的就是尽义务；为了确立起义务人生，也为了完成义务人生，必须树立起一种奉献论观念。所以，中国伦理主张无私奉献论和自我牺牲论，而没有权利索取论。在中国的伦理传统中，凡是讲权利索取，都是不道德的，至少是不受社会认同与欢迎的；凡是讲无私奉献、自我牺牲，一定是道德的，并且是社会所鼓吹和塑造的。第四，有权为人规定义务、规定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不是个体生命，也不是群体，而是群体的首长，比如在血缘家庭里就是父家长，在血缘家族里就是族长；在血缘宗族里就是宗主。在中国，最大的宗主就是皇帝、天子和现代生活中的党魁，因而，皇帝、天子、党魁成为民生义务、无私奉献、自我牺牲条律的制定者和民生道德的强加者。但皇帝、天子、党魁们却不需要无私奉献、自我牺牲，也不承担义务人生，他们只需要权力、特权、强权。在中国伦理思想传统中，其以义务为基本价值取向、以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为表现形式的群体伦理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两分的伦理思想，对于老百姓来讲，必须遵守的是义务伦理，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构成了这一义务伦理的普遍方式；但对群体首长――皇帝、天子、党魁们来讲，其所遵守的恰恰是权力伦理，这种权力伦理就是有私伦理，并且是大私伦理。也就是说，在中国伦理传统中，有两套体系，一套体系是对老百姓的，它讲的是完全的义务、完全的道义、完全的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另一套体系是统治者的，它讲的是权力、特权、享受、占有和剥夺，却从来没有义务、责任、奉献。第五，在中国伦理思想传统中，政治学一直高于伦理学，伦理学一直成为政治学的工具和婢女。正是因为此，人们只能学到怎样成为政治人的伦理道德要求，却始终学不到如何成为一个身心健全、健康、完整的人的一般伦理道德要求。
概括如上内容，中国伦理思想传统的基本特征是：群体主义、义务主义、两级分化的政治主义和等级主义。这是从整体走向看，但具体而言，中国伦理思想不仅有两套体系――即百姓的伦理体系和统治者的伦理体系；而且还客观地存在着两个传统，即老传统与新传统。老传统是指自秦汉以降所形成的宗法群体伦理思想传统，这一传统是以血缘为纽带，以“敬天崇祖”为最高准则，以“孝”、“悌”和“忠”、“恕”为两极途径，以“仁”、“智”、“礼”、“义”为基本规范。而新传统却抛弃血缘纽带，而创建起以（党派）主义为纽带的党派群体伦理，这种党派群体伦理是以历史主义和领袖主义为最高准则，在这一最高准则规范下，“忠”构成其惟一的途径，全心全意、无私奉献、自我牺牲，成为其基本的规范。
概括地讲，西方人所追求的道德是个人的道德；中国人所追求的道德是群体的道德。当我们说当代中国的人“道德信仰危机”时，其“道德信仰”所指的是什么呢？是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信仰还是中国人的群体道德信仰？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中国人的血缘群体道德信仰还是中国人的党派群体道德信仰？如果其讨论的对象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位，其有关于“危机”的全部言论，都是无的放矢和耸人听闻。
3、从当代社会存在发展看“道德”
当代社会是一个全球生态化的社会。全球生态化动因于全球生态失衡，其直接来源有二，即人类中心主义和种族地缘主义。前者使人类生存与自然为敌，由此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失衡；后者使人类与自己为敌，由此造成人与人（他人、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失衡。全球生态化，就是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宇宙、社会、他人等等之间的生态协调与动态平衡。因为，人事实上与自然宇宙、生命、社会、他人以及内在自我构成了一种多元开放的生态关系，这种多元开放的生态关系，从不同的层面规定了人的存在本质和生存方向：首先，人与自然宇宙之间构成一种现实的生态关系，它最为真实地表征为人与大地、人与地球、人与生物圈、人与宇宙时空的原发性血缘关联，这一血缘关联构成了人的自然本质；其次，人与世界生命之间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构成了人的生命本质，因为人与地球生物圈中的有生物特种之间构成了生命起源上的血缘性，人类物种与其它所有生物物种之间的生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第三，人与他人之间本原地形成一种最实在、最具体、最具可选择性的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构成了人的生存的利益本质，因为，人人都是利益的谋求者与追逐者；并且，人因为利益而求群、适群与合群，人对社会的创建，均来源于利益需求与冲动。第四，由于利益的关系，人必然走进他人，组建社会，创建国家，因而，人与社会(民族、国家、人类)之间必然构建起一种历史与现实相融一的生态关系，这一生态关系展示了人的社会本质。第五，人与自我(心灵、情感、意志、灵魂)之间，生成出一种内隐化的、变动不居的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构成了人的自我本质。
人与自然宇宙、生命世界、社会、人以及内在自我之间的多元开放的生态关系，既蕴含了人的自然本质、生命本质和利益本质，也蕴含了人的社会本质和自我本质，人的多元生态关系和多重本质规定，形成了当代社会之全球生态化必然朝向“自然”、“融合”、“创新”、“协调”、“精神”和“人的全面解放”之方向发展。在这一发展方向中，人的问题构成一切问题的关键，它首先要求当代社会必须围绕“参与能力和预见能力”、“终生受教能力与终身自教能力”、“全球意识和人类情感”、“人性超越能力”和“有限中的无限能力”等几个方面，对人进行生存能力的自我重塑；同时，它还要求当代社会必须对人进行自我生活品格和道德情操能力的重塑。
重塑人的自我生活品格和道德情操，首先需要重塑人类的新的伦理视野和认知前提。人类生存的根本法则是利益法则，因为人永远是利益的人，社会永远是利益的社会，利益构成了人类和人的一切行为的唯一动力。在过去的生存竞斗史中，人类所信仰的是绝对化的自我利益原则，这种绝对自我利益原则生成出弱肉强食，导致了专制主义、强权主义，形成了对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乃至个人财富的掠夺、剥夺与侵占；在人性恶劣、道德沦丧的生存舞台上，人与自然为敌、人与社会为敌、人与人为敌、人与内在的自我为敌，成为普遍现象。当代人类将竭力改变这种状况，重塑全球生态的人类道德形象，重建以人和生命为双重坐标的公正道德价值导向体系、规范、原则，并以此为普遍的价值尺度和基本行为规范，去全力消解物质霸权主义思想、观念、信仰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原则、方法（参见拙著《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第2—3章）［3］实现人与自然宇宙、人与生命世界、人与地球万物的共存与共生。
其次，要重塑新的人本主义思想和新的人道主义理想。以人和生命为双重坐标的公正伦理理想所体现的基本思想，是新人本主义思想。这种新人本主义思想强调：人是社会的缔造者，人也是人类的缔造者，在人类世界上，最高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是个体化、个性化和人格化的个人。因而，社会必须以个人为主体、为中心、为目标；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应该是：个体是社会的主人，社会是所有个人的意愿性联合；社会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生存、共同生活提供平等的空间舞台。这种新人本主义伦理要求：第一，公正的人道必然是自爱的人道，自爱的人道首先表现为自爱的道德，自爱的道德的基本内容和追求目标是：把自己当人看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完美的人；第二，公正的人道必然是爱人的人道，爱人的道德的基本要求是：把人当人看并使努力所有的他人成为完整的人。第三，公正的人道是平等地热爱所有生命的人道，热爱生命之道具体表现为：把所有的生命当生命看并努力使所有生命成为完整的生命。（参见拙著《优良道德体系论》第7章）［4］
其三，重塑新的伦理理想和德原则。以人和生命为双重坐标的公正伦理理想，因其实践的要求而必然要转化为公正的道德行为原则。公正道德的行为原则，首先展开为普遍的需要原则：人是需要的生命形式，人人具有的普遍需要构成了人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是社会的最高权利，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平等的基本权利构成了作为社会的人的共同生命原则、生存保障原则、参与国家管理原则，因而，基本的需要原则具体为平等存在的生命原则，共同生存的平等保障原则和人人自主地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平等原则。其次，公正的道德行为原则，还包含着劳动贡献原则与才德原则，即贡献的大小是报酬的唯一依据；才德的强弱是贡献大小的基本标志。第三，人人共享的平等原则，它具体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基本权利的平等原则，即生命权、生存权、自由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权的平等，在这些基本权利面前，“任何人都只能顶一个，决不能一个人享有几个人的权利”，其理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缔造者，并且，每个人缔造社会的贡献都是平等的，因而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股东；二是非基本权利的平等原则，它具体表述为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付出）与个人向社会谋取的利益（获得）必须对等；第四，人生权利的平等（基本权利的平等、劳动贡献与利益谋取平等、德才兼备）原则，派生出具体的人生原则，即人生职责担当的自由原则：人是追求自由的伟大生命形态和杰出的存在者，但自由的生存本质却是对人生职责的担当：只有担当起相应的人生职责，才可能享受相对应的真正人生自由。一份职责一份自由，担当多少职责就获得多少自由。自由的限度永远都是由人生的职责来界定。
由此看来，当代社会的全球生态化方向所正在生成创构的新伦理、新道德，其根本的信仰，既不同于西方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个人道德信仰，也不同于中国新老传统中的惟权力主义的群体道德信仰，而是体现了以人和生命为双重坐标的生态整体的伦理－道德信仰。这一需要重构的时代伦理－道德信仰，却不是危机，而是参照“危机”的真正维度和消解“危机‘的真正方向。
三、从朦胧到清晰：问题讨论的“对象”特殊性
也许会有人感觉到，前面两部分内容似乎与本文主题没有多少关联性。但我要指出的是，如果缺乏由前面这些内容所构成的参照系，我们根本无法接近本文的主题。
1、何为道德“信仰”？
当我们要讨论“道德信仰危机”这样的问题时，首先得理解“道德信仰”这个概念。“道德信仰”一词，给人的感觉是明白如画的，但如果稍做理性省视，就会发现感觉原来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明确的信息。因而，以理性的方式理解概念，成为思想的必须。
“道德” （Morality）一词在西语中是与“伦理”互用，通常指指品性与气禀、习惯及风俗。但在中文中，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道德”概念是一个合成词，有关于“道”这一词，《辞海》归纳了15个方面，并将其本意理解为是“道路”，其实这是一种主观解释上的源头性失误，其理由在于：“道”的基本语义乃“路”，而路是人“走”出来的结果并需要人继续“走”的状态，所以，道乃人走出来的路并供人走的路：“道“既是动词，也是名词，作为动词，它意味“走”；作为名词，它乃指“路”。“路”是“走”的结果，所以，“走”才是“道”的原初语义。反过来看，“路”是“走”之实现与完成，在“走”之前是没有“路”可言，所以，“走”之于“路”，具有探索性、尝试性、开辟性之含义，所以，“道”始终具有尝试、探索、开辟的原初语义。并且，“走”既有起点，也有终点，这个所要“走”的起点和终点，实际上包含了“走”的动机与目的，由此，“道”自然获得了本原与终极的双重语义指向，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25章》），就是在这一语义涵义上立论的。同时，探索、开辟道路总是自发或自觉地需要（或者说遵循）某些条件、手段、规则，所以，所走之道或者说所走出来的道，又始终蕴含了方法、规律、法则等语义，老子关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就是在这一认知层次上展开的。
如果我们做进一步探讨，“道乃人走出来的路并供人走的路”，这一判断实际上蕴含了三条人间法则：即动机－目的统一法则、方向明确的经济法则和自我限制的规范法则。根据这三条法则，第一，“道”作为人“走”出来的路，一旦经人走出来，就形成了自我规范和自我限制，其他的人要使用这条已经“走”出来的“路”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就必须沿着它本身的方向、接受它的规范和限制。第二，作为能够供人走的路，必须是能通和通畅的路。能通的路，是指能够通向目的的路；能通畅的路，是指能够使人顺利达到目的的路。人生生活的目的有三个层次的境界：一是本能的求生；二是方向明确的谋生，三是超越性的创生。能通、畅通的路，就是使人沿着它能够从本能求生到方向明确的谋生再自我超越的创生的路，这样的路就是真正意义的“道”。第三，人要走出“路”来，必有其特定的动机和目的，但并不是凡是拥有特定的动机和目的，就能够走出路来，西方文化中相传犯有原罪的人类为能重返上帝怀抱而修筑“通天塔”失败的例子，正好说明，唯有当特定的动机与目的能够符合自然法则和人的本性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开辟出道路来。所以，遵循自然法则和人的本性，开辟求生、谋生和创生之路，就是得，就是有德。
“德”字最早写作“惪”：“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已也”（《说文》）“惪即得也”。“惪”字从“直”从“心”，意其心直而得：自身心直才可得到他人之心。这个“他人”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多人、众人，“惪”字后来写作“德”，则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含义，即保有心直方能得其众人（的承认和拥戴）。所以，“德”讲的是我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和“如何形成”的问题。然而，人要心直，其标准是什么呢？这是“德”字本身没有提供的，但“道”字却蕴含了此：只有胸藏普遍规律、最高法则、共同方法的心才是直心，才是得众人之心的心。所以“德”必与“道”联成一体才能生成自身并拥有自身。概括地讲，自然之道和人性之道的融会贯通，就是德。
自然之道是自然本性的展开，自然本性的内在规定就是自然法则，其本质内容即是平等，它表现为整个自然宇宙、万物生命的平等共生和平等互生，其存在之境是自由。
人性之道就是人的本性的展开。客观地看，人的本性即是人的生命本性、人的存在本性和人的血缘本性的整体表述。（参见拙著《人性、利益、权利：当代伦理学的生态整体视野》第1章）人身上的这三种本性，促使我们本能地并且也是自觉地去认识自己，这一认识自己的过程就是探索、实践自己的生命本性、存在本性和血缘本性的过程。
探索和实践自己的生命本性，必须去体验生命；体验生命所展开的必然路向，则是弄清自我生命的源流，这就有了宗教，产生了对生命的终极信仰和存在关怀；当我们意欲弄清生命的源流，自然牵涉出自然、万物及其宇宙的存在和生存问题，于是就有了对自然、对万物生命以及对整个宇宙世界的来源与去向的好奇、惊诧与关注，由此，科学诞生了并得到源源不断的发展与繁荣。
探索和实践自己的存在天性，自然引导我们去了解文化的产生、承传与弃旧图新，更引发我们去发现文化对我们人生生活的功用与价值、作用与意义，了解人对文化的创造方式和文化对人的作用方式，了解文化对人的作用和人对文化的创造怎样才能更符合人的生命存在本性。这样一来，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和艺术(以及其它相关的学科)相续产生。哲学探究人对文化的创造和文化对人的作用过程中怎样才能求真、求到真知真识；伦理学和政治学却探究文化对人的作用和人对文化的创造过程中，如何才能求善，求到善意、善良、善行、善为；美学和艺术则探究文化对人的作用和人对文化的创造过程中，怎样才能创美，创造美的心灵、美的情感、美的生活与理想。
探索和实践自己的血缘本性，必然引发我们去了解（即感受、体验、领悟、理解）父母、家庭、家族、种族、民族以及人类与世界生命，本能地去续接血缘，抑制人世之恨，弘扬人世之爱；同时，探索和实践自己的血缘本性，还促使人本能地去了解（即好奇、惊诧）和探究神秘的生殖繁衍、生死、灵魂、神性精神，历史情感、地域氛围等等对人的影响与塑造，领悟神性之爱，获得终极关怀之情。
所以，“道德”者，乃探其道而成其德也。所谓探其道而成其德，就是遵循自然的本性和人的本性，追求利己与利他的统一、自私与无私的协调、自爱与爱他的和谐，并在此合理利己和合理利他的基础上，开创真善美的人生，共享人世之爱和终极关怀之爱的人生。
由此不难看出，“道德“概念本身就内涵了“信仰”：道德即是信仰！“道德信仰”这一概念，不过是语义重复。人们之所以要做如此的语义重复而提出“道德信仰”概念，其意在于强调和突出“道德”本身所蕴含的信仰内容。
对于“信仰”，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它源归于宗教，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在《信仰：人对整体存在自由的心灵守望》一文中，我指出，“信仰”并不产生于宗教，它是动物的人因其种种偶然因素的汇聚而促使他获得了最初的人质化觉醒的内心灵表征：人的人质化觉醒的外在表征，就是发现其存在的分离与对象性存在，并由是产生分离意识与对象观念；人的人质化觉醒的内在表征，就是人对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自我化心灵确证，并以此作为心灵化的永恒守望。信仰与人的人质化觉醒同步，它表现出来的最初形态却是神话，神话的繁荣孕育了宗教，也催生了哲学，并由此而孳生出科学、伦理、政治、美学等等，这是信仰从内在心灵确证达向外在生存实践而最终实现对它的永恒心灵守望的必然方式。但无论怎样，信仰之于人，其存在的最终本质就是它最初的精神内涵，即人对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心灵化确证与心灵化守望。信仰从神话而至宗教、哲学，最后到伦理学那里，生成道德和美德的本质规定。道德作为探其道而成其德的最终本质呈现，仍然是“人对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心灵化确证与心灵化守望”，这种“人对生命的自我本质”是存在的整体自由；这种“人对生命的世界本质”仍然是存在的整体自由。这种“人对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心灵化确证与守望”的，就是其存在的整体自由。只不过，道德作为“探其道而成其德”的首要前提，必须要“遵其道而守其德”，这个所需要“遵”的“道”，就是自然之道和人性之道，前者是自然法则，后者是人的本性；这个所需要“守”的“德”，就是“直心”，就是有容乃大的空阔、空灵的博爱与慈善之心。
从学理上讲，对具有重复语义的“道德信仰”概念的运用，是意在于突出和强调道德的内在依据、精神和目的。从这个角度看，“道德信仰”是指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它实质上包括两个部分内容：一是道德形成的前提性精神基础；二是道德的终极指向，亦道德所应该达到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前者表述为道德的内在精神基础，就是生命存在的整体自由。因为生命一旦获得人质化的觉醒，就发现了分离与对象化构成其不可逆转的命运，因而，信仰就是与命运抗争而追求对分离与对象化的消解，从而实现其生命存在的整体自由。道德就是人怀抱这一朴素而神圣的守望而遵循自然之道和人性之道，使自己获得揽万物生命于其中、拥自然宇宙于一体的博大直心――即以其广阔的博爱之心和全面的慈善之心――去消解分离和对象化，去确证人的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并在其确证的过程中把实现其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作为生命存在的最终目的，让心灵永恒地守望它，让行动永恒地追求它（而达至美德之境）。这就是道德信仰。康德曾经认为，道德信仰即是至善、幸福、自由。康德之所以如此定位道德信仰，在于要通过一个最高的东西――“道德信仰”――来解决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问题。但实质上，至善、幸福、自由，这仅仅道德信仰的外化追求内容，道德信仰本身却是人与自然宇宙、生命世界相融一的整体存在的整体自由。
2、道德信仰“危机”何在？
道德蕴含着信仰，道德本身即是信仰。当我们说当代中国人的“道德信仰危机”时，最真实的语义表达是当代中国人正在经历“道德危机”。当代中国人所正在经历的“道德危机”，其产生自有其内外原因。从道德自身看，这场道德危机来源于道德自身存在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缺乏。如前所述，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就是道德形成自身的前提性精神基础和道德本身的目标朝向。道德形成自身的内在精神基础，就是生命存在的整体自由；道德自身的目标朝向，就是对生命存在的整体自由这一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心灵守望和行为追求，使之自由、至善而幸福的生活。中国当代人的道德危机，表现在其所倡导或放逐的道德，本身就没有形而上学的心灵基础和目标追求，所以，这种危机首先表现为当代中国人对生命存在的整体自由这一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淡漠、遗忘或丧失；其次表现为当代中国人对通过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行动求证而开创自由、至善、幸福之人生生活失去本应有的激情，甚至主动地放弃。由此，当代中国人所倡导或放逐的种种道德，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人的生活与行动的引导，不仅如此，而且在惟经济主义（即惟物质主义、性肉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导向下，这些所倡导或放逐的道德本身沦为了人的欲望与行动的使用工具。
道德的心灵基础和精神支柱的缺乏，既有道德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力量的推动。就前者而言，道德的心灵基础和精神支柱的缺乏，首先在于道德没有使自身获得应有的形而上学的心灵基础和精神支柱，所以，这种性质的道德自产生始，就伴随着危机；其次是当一种道德拥有其形而上学的心灵基础和精神支柱，但却不是“生命存在的整体自由”这一人对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心灵化确证、守望与追求。就后者来看，同样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存在问题与生存困境，因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伦理理想和道德要求，这种伦理理想和道德要求总是呈现为一种完整的价值导向系统和行动规范体系。当这种体现时代之特殊伦理理想和道德要求的价值导向系统与行动规范体系与现行的道德信条相冲动时，必然产生道德危机。其次，在国家社会里，道德虽然是其根本智慧与方法，但它不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因而，它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治面前，总是显得那样的脆弱与渺小。当一个特定的时代为解决某些根本性的问题而发动一种强制性的变革时，往往要突破伦理的防线，把社会的关注中心和人们的兴奋点都集中在道德视域之外，这样一来，人们自然因其政治的合法性而可以忽视伦理的要求性和道德的约束性，当这种定势一旦形成，整个社会将涌向对合法政治鼓动下的利益追逐而将道德挤向生活的角落，由此道爆发德危机成为必然。
由此可以看出，道德危机并不完全由道德本身所造就，它直接来源于这样两个社会因素的塑造：一是当社会因某种时势的需要而不需要道德时，道德自然被抛弃。这种情况往往表现为：当人们经历一番无道德的浪漫之旅后，突然醒悟还需要道德约束时，则发现原来抛弃的道德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但新的道德又没有建立，因而，出现了道德的危机。20世纪末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道德放逐，就属于这种情况。二是社会需要道德，人们也意识道德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新的存在问题的出现和生存困境的产生，使人们发现旧有的道德却不能解决现实的许多存在问题和生存困境，因而，人们在面对新的问题、困境和谋求解决其问题、困境的行动中，找不到有用的道德目标、道德价值导向和道德尺度规范，只能任其放逐，道德危机自然产生。21进入世纪的中国社会，就属于这种情况，即当人们在惟经济主义的放逐中抛弃道德之后，在一个道德的荒漠中和精神的废墟上左冲右突得筋疲力尽时，才发现道德的重要性，因而渴望道德，然而，作为老传统的血缘群体伦理道德和作为新传统的党派群伦理道德，已经不能解决时代生存的新问题、新困境，但能够解决时代生存的新问题、困境的新道德又没有普遍形成，于是，人们痛感道德危机。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讲，在一个没有道德的精神废墟上，整个社会既缺乏能够引导人人平等共生的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行动规范体系，又缺乏能够使人人获得人性滋养的心灵基础和精神支柱。由此，其道德危机也就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心灵的危机和行动的危机。心灵的危机表征为当前社会所喧哗的虚假道德对人的心灵功能的丧失，从而使人心失去了对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确证，也使人心失去了对生命存在的整体自由的神圣守望。人对生命的自我本质和生命的世界本质的心灵确证，就是人自身对生命存在的整体自由的心灵守望，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心灵灯塔。一旦心灵的灯塔熄灭，人的生命就失去了方向，人的人生与生活就丧失了目标追求，只能沦为人性的消极朝向――“懒”、“馋”、“贪”之中，而成为性肉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物质存在者。当人的心灵灯塔熄灭了，其表现在行动上的道德危机，就是道德的价值功能、尺度功能和规范功能的丧失。一旦道德的价值功能、尺度功能、规范功能丧失，人就变成了只会行动而不会反刍和只会欲望、不会节制的动物；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社会处境里，行动始终先于思考，屁股的欲望功能始终优于大脑的理性功能。因而，在一个熄灭人的心灵灯塔、丧失道德的价值功能、尺度功能、规范功能的当代社会里，中国人的道德危机最突出地表征为：屁股支配大脑，欲望优于理性，强权克胜权利。
四、道德信仰危机：问题讨论的对象突出
1、三重社会矛盾：当代中国道德信仰危机生成的时代根源
当我们用“当代”一词来指称中国时，这纯粹是从物理时间角度考虑的。因而，所谓“当代中国”则是指进入21世纪的中国。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道德信仰危机，是多方面的合力因素所共同铸造的。客观地看，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只获得了物理意义上的“当代”性，却并没有进入文明意义上的“当代”。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三重社会中整合自身，即我们目前既处于对前现代社会的摆脱之中，也处于对现代社会的创建之中，又处后无条件承受现代社会的要求之中。
这可以从“技术－物质－财富”和“生存方式－精神－人的觉醒”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们之所以还处于对前现代的挣扎之中，是在于目前的中国，还有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仍然以血缘家庭为生产单位，所从事的是自然经济，所过的仍然是靠天吃饭的生存方式，所信仰的主要是鬼神文化和血缘伦理，所遵循的基本上是扩大了的家族道德。
其次，为迅速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我们把工业化建设作为现代化目标来加以追求，西方社会所力求避免和抛弃的工业化生存模式的全部弊病，被我们全盘接收过来而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因而形成：第一，经济的掠夺主义；第二，资源开发与浪费的无限度主义；第三，为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而鼓吹全面的消费主义；第四，把整个社会的一切都商品化，包括肉体、心灵、情感、灵魂、知识、人权、权力以及生命和未来的人生等等，都可以作为商品而进行交易与变卖兑现。
其三，全球生态化成为21世纪人类存在发展的基本格局，在这一基本格局里，当代中国必须承受后现代的指涉。如果说现代追求对前现代的革命与扬弃，那么后现代恰恰追求对现代的革命与扬弃。前现代社会追求政治经济的血缘化，现代社会追求政治经济的地缘化，后现代却追求政治经济的全球生态化；前现代社会追求人对自然的顺从，现代社会追求人对自然的对抗，后现代社会追求人与自然的平等协调与和谐存在；前现代社会集中体现为权力主义，这种权力主义实现了家长专制和君主专制的统一，它主张权力为人立法，个人是家庭与社会的仆役，因而，血缘主义等级伦理演化为宗法主义等级伦理，孝悌与忠恕成为道德的标尺；现代社会集中体现为人本主义，它承认个人的独立存在地位、尊严与价值，主张人为自己立法，同时人也为自然立法，因而，个人是社会的缔造者和国家的主人，人道、平等、公正，构成了人本主义社会公民道德的价值目标、价值尺度和价值规范体系；后现代社会集中体现为生命－人本主义，它主张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强调自然是人和一切生命的缔造者，人是社会和国家的缔造者，因而，整体的人道、普遍的平等和全面的公正，构成了全球生态化社会公民道德的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规范体系。
当我们简要地勾勒了当代中国社会所处的三重处境，无论是从经济、技术、财富取向看，还是从生存方式、精神和人的觉醒方面看，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三重社会的价值体系、伦理理想和道德原则、规范，本身就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水火不容的矛盾冲突。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前现代社会留给我们的东西太沉太重而无法消解，现代社会虽然为我们所追求，但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伦理理想和道德原则、规范却并没有真正建立，而后现代社会所要求我们的，却还处于朦胧不知所以的兴奋与怀疑相混合的求认知的艰难过程之中。由此，人的心灵出现了空位，找不到心灵的确证，失去了心灵的守望，精神缺少了支柱，道德的价值功能、尺度功能和规范功能因为缺少心灵的灯塔而迷茫不知所以。
2、惟经济主义的侏儒
当代中国所肩负的重任有二：一是进行工业化革命，履行这一使命就是要把人从前现代生存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尊严的个人；二是进行后工业革命，完成这这一使命则是把人从现代生存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生态整体存在的大人。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构成了当代中国存在发展的主题。但必须看到的，这两个任务都涉及到对人的解放。因而，当代社会的最终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使人真正成为人，并在真正成为人的基础上真正成为大人。使人成为人的命题，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就是使人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自由、平等、公正，是保证使人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的必须政治保障和道德要求。在后工业革命进程中，使人成为人的命题，就是实现物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使人具有全球生态的整体观念，获得与自然宇宙、万物生命的共生与互生的精神品质，具备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平等地善待一切人和平等地善待自己的道德能力。
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及其它因素的推动，进入21世纪进程中的中国，其发展战略却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现代化仍然是以经济为目标、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人始终被排斥在第二位，生命关怀意识普遍淡漠；其社会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主义，“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猫论”主义，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的特权主义与等级主义。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惟经济主义观念被推向极端而形成社会全面产业化和生活全面消费化。前者表现为连最能体现人本关怀、社会进步和最能促进社会道德的两个领域―――医疗卫生领域和教育领域，也被彻底地产业化。教育和医疗是分别从公民“生所有所教”和“病有所治”两个方面保障人权，为人提供成为道德的人的生存基础的，当医疗和教育产业化以后，这两个行业为了谋生存，不得不自不以挣钱、赚钱为目的。当社会中最关怀人（医疗关怀人的躯体健康、迎生送死；教育关怀人的心灵、精神、人格、心智健康成长）的两个职业都变成了对的人的冷漠与抛弃，人又从何处去感受道德的温暖与爱呢？后者表现为政府通过政策进行全面的消费主义导向，将高消费甚至高浪费变成合法、变成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因而，为了消费，为了能消费和有资本消费，就得想方设法地追逐对物质的掠夺、对财富的占有，对金钱的搜刮。在这里，金钱、财富、物质成为最高目标，也成为最后的价值尺度，更为真理或谬误的裁判者，“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能够捉住老鼠需要好的工具，最能够捉住老鼠的好工具有两种，一种是金钱本身，二是权力。因而，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最终成为最能捉老鼠的好猫。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权力本身成为最实在的财富和金钱，金钱和财富又变成最实在的权力。人们追逐权力，是为了谋取（掠夺、瓜分、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金钱；投入大量的金钱、财富来笼络权力，是为了利用权力或谋取权力来达到掠夺、瓜分、占有更大份额的社会财富、金钱。权力与金钱的合谋，构成了消费主义的社会主题，一切领域和行业的产业化，都在为推动消费主义的社会化，为金钱与权力的合谋能够在任何领域、任何条件下合法进行而开辟了道路。因而，“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构成了这个特定的社会和特定的时代的主题歌。当各行各业积极推行产业化的政策，当每个领域、每个公民积极呼应消费主义的号召，并为此而努力，他们的心中塞满的只是权力的梦想和金钱、财富的欲望，他们的眼中只是钞票堆积起来的物质消费和感官享乐，他们的所有行动――正当的劳动或不正当的行为――都是为了钞票、房子、车子，为了巨额的存款，为了各种奢华的感官享乐和醉生梦死的金钱人生。
这就是我们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所演奏的“现代化”的金色浪漫曲在21世纪生活中的引吭高歌，它的精神实质就是当代人类所要抛弃的“傲慢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这种以傲慢物质霸权主义为行动纲领和以绝对经济技术理性为行动原则的生存观念，最终在产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政策导向与鼓动下，变成了赤裸裸的普遍社会信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需要――是首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则是次要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现代文明与所有其他文明形式区别开来，它也合符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经济至上的观点。” （P81）［5］当物质变成霸权时，人与物的关系产生了全面的颠倒，人与世界（包括他人、社会、国家、自然）之间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物质关系：人是物质的动物、财富的动物、金钱的动物、钞票的动物。不仅如此，在人把自己定格为与物质的纯粹关系中，物质、金钱、财富、钞票事实地演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权力，人与物之间凝结成了一种形上的权力关系：人是权力的动物----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斗争，就是为权力而斗争；为权力而展开争夺，就是在为物质、财富、金钱、钞票而放手搏斗。在这一实实在在的生存运动中，人与人的关系被隐退、取消和无情的化解了。所以，人的社会、人的生活，只能“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们视为是社会生活的核心。”（P76）［6］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纯粹赤裸的物质关系、金钱关系、权力关系时，当人把金钱、财富作为人生的惟一目的和把以权力谋取权力变成生活创造的惟一途径与希望时，当整个社会――包括政府、政党、群体组织、个人――只是把伦理、道德、信仰以及其他的精神追求仅仅作为谋取金钱、财富、权力的点缀或应不时之需的遮羞布时，道德焉存？道德信仰又何在？当整个社会沦为经济和权力的社会时，当生存于其中的人为成为追逐金钱、财富、权力的巨人而乐意沦为灵魂、精神、情操的朱儒时，道德又有何用？道德信仰的缺乏又有何惜哉？
3、两种传统中的一种缺失
如前所述，当代社会的最终方向是在全球生态视野中使人成为人和使人成为大人。因而，当代社会的道德追求，应该是以权利为中心，以利益为起点，以平等为尺度，以公正为原则，以人和生命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为目的的全球生态主义人本道德。然而，当前所流行的惟经济主义、惟产业主义和惟消费主义的社会发展惯性，不但不能促进其道德建设，反而成为其最直接的社会解构力量。比如，政府官员一年可以不正当地消耗9000个亿纳税人的财富，这一行为本身就在制造权力财富论、权力消费论、权力对财富的挥霍论，就在宣传不平等、不公正的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就在鼓吹等级主义、强权主力的价值取向；而13亿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却有70%聚集在少数的1500万人手中这一事实，却是在奇怪地宣扬权力对财富的掠夺论和剥削有功、剥削有理论的价值导向。这种事实上的价值导向，对人们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影响，远远胜过口号上的社会主义道德宣传。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至上的惟经济主义、惟产业主义和惟消费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所以如脱缰的野马四处狂奔，就在于它本身就没有市场道德的笼头，更缺少驭马的主人――公民，有的只是充满权力野性的政府、政党和充满财富欲望野性的自然人和官吏。
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我们用怎样华丽的语言来装点自己粗野的表情和蛮横的躯体，但我们至今没有进入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的精神标度是普遍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精神。契约精神的要义是：确立共同体每个成员是社会的缔造者，是国家的主人，个人与政府、政党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是权利与责任的契约关系，即政府、政党产生和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全面维护每个公民的平等人权和彻底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与利益，政府和政党的利益，只能是公民的利益，政府和政党的权力，只能是公民的权利，除了公民的平等权利，政府和政党没有其他的权力；除了公民的平等利益，政府和政党再没有其他利益。所以，只有公民可以代表政府和政党的利益，绝不可能由政府和政党来代表公民的利益；也只有公民的权利才构成了政府、政党权力的边界，绝不可能由政府、政党的权力来规定公民权利的边界，更不可能由政府或政党（硬性的或利用法律的方式）来为公民制定义务。因而，每个公民对政府、政党都享有绝对的监约权利。而法精神的要义是：一切都定于一法。公民社会是法治的社会，而不是法制的社会。公民社会的一切人、一切组织机构、一切权力，都必须崇尚法，都必须以法为最高原则、最后判据、最终价值尺度。但公民社会的法，不是体现权力意志的法，而是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法，即必须是建立在普遍平等、自由的自然法则基础上的宪法、法律，才构成体现公民社会之最高原则、最后判据、最终价值尺度的法。公民社会的法精神还揭示了：法，永远只能是社的公器，而不能成为政府、政党或权力者个人的私器。作为社会公器的宪法与法律，其关键词只有两个，（公民的）权利保障和（公民对政府、政党、权力者的）权力监约。
无可否认，当代中国已经艰难地行进在法治的道路上，但离法治社会还相当遥远，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普遍不具备社会化的法精神和契约精神，国家还处于为政党所私有的状况下，人民还处于没有公民意识的状况下，人民与政府、人民与政党的关系，还处于绝对的隶属关系之中，对契约化的生存关系还没有一种意识性的追求。或许正因为这个社会缺少驭马的真正主人――公民，所以，权力至上的惟经济主义、惟产业主义和惟消费主义才可以八面腾飞于无人之境。
当代中国社会之所以缺乏社会的主人――公民和缺乏社会的主人精神――契约精神和法精神，其根本在于其深厚的文化精神传统，没有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提供这方面的任何营养：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中，虽然有丰厚的伦理道德思想资源，却没有当代社会道德创构与建设所需要的精神和思想资源。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在于中国的伦理思想传统本身不是人道主义的，而是权道主义的。历史地看，自传说中的夏建国以来，至于商周，就已经创建起了“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7］的政治伦理思想传统，这一传统经历春秋战国，通过所谓的儒家和法家两大思想流派而得到发展：法家者，以管仲为肇始，因革其传统而构建起“以刑入礼”或者说“以法入德”的治国模式；儒家者，以孔子肇始，同样因革其传统而构建起“以仁入礼”的治国模式。这两种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治国模式，虽然表面上存在着根本差异，但其本质却是同构的，因为无论法家还是儒家，其因革都遵循的是“先王之道”，什么是“先王之道”呢？那就是“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法家和儒家都遵循这一思想传统，所不同的是，对如何实现这一“先王之道”的具体策略上有所分歧而已，法家选择“以刑入礼”的路子来实现先王之道，这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实现理想；儒家选择“以仁入礼”的路子来实现先王之道，这是从理想出发来构建现实。正因为这种本质同构，才使儒法两家经历岁月的洗礼而在荀子那里得到了综合。这种综合仍然没有摆脱管仲的路子，即刑礼并举。这种以天道为依据、以民道为手段的王道主义思想传统经过荀子的综合，最终为后世的王道专制主义建立起了牢固的、万世不变的思想基础，这就是“刑礼并举”的治世方略。所不同的是，秦王朝尝试再走“以刑入礼”的路子，其实这种选择并没有错，秦的灭亡并不应归罪于“以刑入礼”的治世方略错误，而是秦所处的特定时势使之然。汉人则误以为“以刑入礼”的方略错了，因而他们选择了“以礼入刑”的方略并获得了治世的成功，因而，后来历代统治者均选择了这种专制治理方略而流传于成世。但需要指出的是，汉的成功的根本原因，也不是“以礼入刑”的治理方略选择的正确，而是秦灭亡六国所激发起六国人的复仇怒火，最终随着把秦王朝颠覆而熄灭，求安定生存的本能驱使六国之民顺服了汉，汉将历代先王们的王道之礼推向前台而使之成为“用”，将历代先王们的王道之刑隐蔽在台后而升格为“体”，一方面是体现其怀柔，另一方面是为德治方略规划定了最后的边界：那就是，只要不涉及王权的稳固和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一切都可以讲亲亲、讲仁礼，一旦涉及到王权的稳固和最高统治者的利益，那就是“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客观地看，“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主义伦理思想传统，是一种政治伦理传统。这种政治伦理传统无论是以“以刑入礼”的展开方式，还是以“以礼入刑”的展开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维护专制王道统治，实现专制王权利益的；并且，它们都建立在以父家长专制为基石的血缘宗法土壤上，把追求血缘宗法亲亲视为最高的伦理理想和道德目标。因而，在这种伦理思想传统中，人本意识丧失（有的只是民本主义的工具观），权利观念空位，平等思想缺席，公正观念根本得不到产生，有的只是绝对的义务，绝对的道义，绝对的忠孝，绝对的服从与依附。
20世纪新文化运动，本来可以成为一场真正的以“开启民智”为主题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很可惜，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从一开始就被救亡所替代，或者更具体地说其从一开始就被政治所利用，并从而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的新传统来。这个新传统就是始于20世纪初的革命传统。在20世纪，为建立这个革命的伦理思想新传统，进行了一次严酷的奠基清理工作，这就是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传统的彻底扫除，其集中表现是“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林批孔”、“打倒孔家店”。但很奇怪的是，这个由20世纪所创构起来的新传统，虽然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和伦理道德传统为先决条件，但最终还是建立在“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的这块基石上的，虽然语言上有了变化，体现了现代新装，即“王道”不再是血缘宗法的宗主之道，而是执政党的党道；“天道”由“五德始终”变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表征的“历史规律”；在其治理的方略上，把“以礼入刑”变成了“以德治国”。在这套旧体新装里，血缘宗法亲亲虽然仍然很重要，但却退居了二线，党派亲亲成为根本。以党为家：党内为一家，什么都好说，哪怕是触犯了法律，也可以抵几年罪行；党外就不是一家，必须有隔与度，这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谋职、提官，党票都是必须“优先考虑”的条件。
20世纪以来所构建起来的伦理思想新传统，仍然是一种政治伦理思想传统，政治构成伦理思想道德的绝对尺度。因而，在这种新传统中，仍然是民本主义工具观，权利观念淡漠，平等思想缺席，公正精神缺乏。并且，这种新伦理思想传统所强调和追求的仍然只是绝对的义务，绝对的道义，绝对的忠诚与孝顺，绝对的服从与依附。
由此不看出，无论是老传统还是新传统，都无助于当代中国存在发展之伦理道德重构，而是相反，它们都从不同方面阻碍和消解着体现当代中国存在发展之需要的人本－生命伦理 道德的创构，因而，中国当代伦理道德信仰的危机，既表征为传统的血缘群体伦理信仰和党派群体伦理信仰与当代的人本－生命伦理信仰之间冲突与斗争，这种冲突与斗争，又通过惟经济主义、惟产业主义和惟消费主义追求，形成了对当代人本－生命伦理道德重建的抵消与反动，在这种抵消也反动中，整个社会精神空位、价值缺席。
参考文献：
［1］唐代兴．生态理性哲学导论［Ｍ］．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唐代兴．公正伦理与制度道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唐代兴．优良道德体系论［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5] [6]路易斯·杜蒙特．从曼德维尔到马克思：经济意识形态的起源和胜利[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7．
［7］唐代兴．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J].管子学刊,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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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虽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建设”口号不绝，但实际上是经济建设“一手硬”，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段软”，整个社会发展惟经济主义化。
[②]客观地看，无论是科学或是技术，它的发明、创造，都是人的智慧成果；对已经发明创造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运用，也唯有靠人才能完成和实现。因而，社会存在发展的根本的动力或者说第一生产力，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发明、创造、运用科学技术的人。当社会发展确立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时，人的主体地位由此被取消了。
[③] 参见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于2006年3月13日发表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
[④]中国曾有过资源丰富的功利论伦理思想，并且这许多功利论思想还经历过社会化的实践探索。比如管仲的自然主义人性论的伦理思想、墨子的民生主义的伦理思想，都是最了不起的功利论伦理思想。就是在先秦思想的综合者荀子那里，也有许多功利论的思想资源，但这些功利论思想却随着先秦时代的结束而被收藏到思想库中，再也没有得到继承与发展，最后只剩下道义主义伦理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