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入学标准或许是个十分困惑的题目。我们不时读到，某位中国高考状元申请十数所美国名校全军尽墨，而另一名学业并不怎么突出的中国学生却获得多所美国名校包括常春藤大学录取。

常春藤大学的录取标准和招生过程，确实是个很不透明的“灰箱”。《纽约时报》教育记者有个很好的比方：这些学校在作出招生决定时的“保密警戒线”，简直与教皇选举一样。但是再不透明的“灰箱”，也有其基本原则和一定的过程。掌握这里的基本原则，并且尽量了解招生录取决定的大致评估过程，便可以根据每个人特定情况和条件，帮助制定长短期“攻略”，最大限度地增进自己进入名校的机会。

常春藤盟校历史悠久，其入学标准也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总的说来，在上一世纪中，常春藤名校的招生原则，从原来的美国东北部“蓝血”世家子弟特权（aristocracy），逐渐转变到 “凭才取人（meritocracy）”。尽管今天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照顾和“特招”渠道，所谓“才能（merit）”毕竟已经成为常春藤名校的主要录取标准。这一凭才取人原则，可以说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教育体系并无不同。

然而这里最特出和关键的一点，是常春藤名校衡量“才能”的尺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名校招生标准具有重大区别。中国的北大、清华等“重点之重”之外，像法国高等师范学校和日本的东京大学（原东京帝国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也都是各国培养顶尖人才的场所，它们的录取标准几乎完全取决于考生的学业：“分数前面，人人平等”。然而美国常春藤名校却只把学业看成众多录取标准之一，同样的中学和“高考”成绩，完全可能获得不同的入学申请结果。例如哈佛大学长期将光是学业突出的尖子限制在录取人数的十分之一上下。

从客观和公平的角度，“分数前面，人人平等”原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连充满常春藤校友的《纽约时报》也曾经发表社论，主张常春藤盟校的申请和录取，以某种“高考”成绩作为严格的标准。但是没有一家常春藤名校采纳了这样的“国际标准”。

这里的原因在于常春藤招生的终极目标。美国《纽约客》周刊有很精辟的总结：法国高等师范和东京大学等世界名校（自然也包括北大和清华）招生选择的终极目的，是学生大学学习成绩的最优化，而“高考”分数是未来大学成绩最公平的预测。但是常春藤招生选择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学生在校成绩的最优化，而是毕业离校后社会成就的最大化，而学业成绩并不是毕业后成就的最佳预测。

换言之，其他世界名校招生追求的是成绩最好的在校学生，常春藤名校招生追求的是最有贡献的毕业生。

哈佛大学某领导曾经声称：“丙等成绩在历史上产生了一些哈佛最杰出和最有用的毕业生”，是这一事实的总结。所谓“绅士的丙等”，曾经是常春藤校园中学业平平的富家子弟得以自豪的“酷”行，最典型的例子无过于小布什总统，直到2001年回耶鲁演讲时还在沾沾自喜地宣扬他当年的丙等成绩。以培养未来社会领袖为己任的常春藤名校，不能不在招生过程中，引入学业之外“预测”领袖潜力的标尺。

在常春藤大学是东北部精英世袭特权的时代，蓝血世家子弟自然具有很大的未来领袖潜力，所以历史上常春藤校园世家子弟充斥。但是在“凭才取人”的现代社会，如何辨别未来的领袖人才，无疑是常春藤名校招生标准的最大挑战，也是它们在学业之外强调“个人素质”和课外活动的主因。

“个人素质”是早先所谓“个性”标准的延续，原来是常春藤盟校企图保持白人精英世家优势、排斥犹太学生策略的一部分。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个人素质”确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强调外向性格相对于内向书呆子型的领袖潜质优势，使得常春藤名校成为在智商之外重视“情商”的先驱。

以哈佛大学为例，二次大战以后的招生标准长期由个人素质、学业、课外活动和体育这四大项目组成。根据我获得的校友面谈报告和其他资料，今天这四大项目已经浓缩为个人素质、学业、课外活动三项，并且为大多数名校仿效。体育原来另外立项，是常春藤白人世家精英传统的延续。后来被合并到课外活动总类，表明体育标准的某种退化。

美国中学教育与其他国家尤其中国当代教育体系差别最大的特点，大约便是对课外活动的注重。课外活动成就也是当代常春藤名校招生三大标准之一。不计这一标准在历史上限制犹太学生入学的作用，从更广的角度，课外活动成绩的重要性在于所谓“未来测试” ──预测学生大学毕业后的社会成就：大量数据和经验显示申请人课外活动成绩对未来社会成就的预测能力常常超过了学业成绩。以培养未来社会领袖为己任的常春藤名校，所以会把课外活动成就作为入学申请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也可以如此来理解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如果学业成绩衡量的是申请人的才智，那么课外活动成就衡量的就是申请人将其才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两者的综合，才能更准确地预测学生未来的社会成就。在许多才智（学业成绩）大致相当的申请人中间，课外活动成就自然会成为常春藤名校选择“教育投资”目标的决定因素。

在常春藤名校之中，课外活动在每个学校录取过程中的份量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竞争越激烈的，课外活动成绩就显得更加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哈佛可以说是课外活动份量最重的校园。相比之下，例如普林斯顿和麻州理工对课外活动成就的要求就明显不及哈佛。这是特别有 “哈佛情结”的华人学生和父母必须提前注意的重点。

然而个人素质仍然是入学三大标准中的要项，主要由推荐信和校友面谈打分决定。哈佛自身的录取资料统计表明，这一项目评分对最后录取决定有最大的影响，超过了学业标准的评分。虽然学业评分代表最客观的尺度，而个人素质却是最主观的。

除了中国大陆的高考状元，学业成绩在常春藤录取标准中“退居二线”其他案例不胜枚举。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市一位华裔数学尖子，曾经取得美国全美中学生数学奥赛金奖，以及国际中学生数学奥赛银奖的优异成绩，却照样被哈佛拒之门外。在早一年提前申请2006年入学过程中，驰名的美国西门子－西屋中学科学比赛2005年度六名个人大奖，除一人外全部提前申请哈佛，结果只有冠、亚军登第，其他都被“推迟考虑”。这些都是已著有科学论文的中学生！ 除了过去的歧视和偏见，常春藤盟校主观的个人素质标准，毕竟是通过数百年来的招生经验而逐步形成，可以说经受了长期的“历史考验”，表明这些主观标准，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预测毕业生未来的社会成就。某些个人素质标尺，例如性格外向和喜爱体育活动，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上都可以找到科学依据。甚至有人做过社会调查，发觉一些学业并不特出的运动员型人才，反而因其竞争本能而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成功。此外还有实际的生活风险因素。例如参观麻州理工学院时，导游会特别炫耀学校的现代化游泳设施，顺便提到曾有极具潜力才华的毕业生因为不会游泳而盛年溺水死亡，导致校长从此明令不会游泳百米者不发毕业证书的硬性规定。

说到底，常春藤名校本身的巨大成功，百多年来维持和发展了它们在美国和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领先地位，这样的事实本身便是其招生过程合理性的最好证明。常春藤名校培养的大量社会领袖，与它们并不一味强调学业成绩的录取标准之间，显然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再退一步讲，学业杰出的学者型校友和学业一般的事业型校友对母校有不同的贡献，在美国这样的商业社会里，后者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对维持和增进母校的领先地位，实在超过了前者，这可以说是对常春藤招生并不专注学业标准的一条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