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便有农民遇到困难时求助于上级部门，以达到利益诉求。而在传统的“上访”中多以表达自我生活哀怨和遇到冤案错案唯有，以恢复“名誉”和获得“物质补偿”为理进行上访。同样，随着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不再具有“治权”（申端锋 2010），并且形成财政空壳化，且以悬浮型的政府存在，导致对于上访的治理能力弱化。而在整个学界的研究中，又以“为何上访”为主线进行相关阐释，以“国家—社会”，“利益冲突—集体运动”，“利益—结构”等范式，并且还在马克思·韦伯的权力观中静态分析与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中得以进行“过程—事件”动态（如“讲故事”）分析，从而出现了一大批极其具有学术价值与政治操作价值的学术作品。

但是，在熟读很多学术作品的时候，始终发现并未完全站在政治原则与技术化上来考虑“为何上访”这一问题。笔者必须承认，让基层官员最头疼的莫过于“上访钉子户”，也就是那么“上访职业户”，这构成了对基层政权治理的困扰，因为其必须让基层官员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如其上访成功，即利益诉求得到承认和执行，那么基层官员的“乌纱帽”可能就保不住。并且，所谓的经济成本在于不得不对其进行补偿和精神安慰。但是，需要额外提醒的是有些农民本身就已经把“上访”当做一种博取政治与经济资源（谋利型上访（田先红，2010））的手段，以此为生的上访者往往最让基层官员头疼。

在分析框架上，也有千差万别，比如应星从“气”的存在（即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血气方刚”往往导致上访与抗争性政治的爆发等），再如申端锋的“分类治理”，还如吴毅的“利益—结构”的群体利益表达困境。追溯之前，往往还有欧博文和李连江的“依法抗争”和后来于建嵘的“以法抗争”。但是，对于农民而言，往往还需要考虑另外一种概念，即“以理抗争”的事实又是否存在呢？在焦长权的分析中，已经十分详细的说明：农民往往认为其是正确的，其“合法性困境”就不会在乎，而这个时候“以法抗争”在笔者看来，并未受到农民多少的“借用”，而是觉得那就是对的，那么我就有理由去“抗争”。这难道不是“理”在作用？故以为，学界还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着重的解释与分析抗争性政治这一问题，并且必须做到分类分析，方可提出更具有操作性的策略。

而在开篇笔者就已点明：素然有这样的，那样的对于农民上访与抗争性政治的存在，但是不得不追问的是“上访何以被政治允许”。从治理的层面说，固然有研究上访的必要，并且非常紧迫。而在现代话语语境中“上访”就是一种治理技术。也就是说，信访制度被执行以来，其政治智慧在于“农民可以利用这一渠道对基层政治代理人进行监督”，因为“一票否定制”就不得不让基层政权做到“不出事逻辑”，而政治顶层安排这样的“一票否定制”又在于基层必须对“上访”进行“基层解决”，而不得将此“逼入上层”。在解决机制与时间上，必须迅速与稳妥。并以“和谐”加以其政治合法性。当然，更为巧妙之处在于“其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再生产”。也就是说，上访是可以体现上层对百姓的一种利益表达的所开设的途径，这是一种“亲民原则”。故此，由此推断，之前被众多社会人士和学界推崇的“下访”，只是一种虚置的政治技巧，而无实质性的意义。此治理方式在如上分析中，即被推倒。

政治允许与研究上访与抗争性政治是一个矛盾但是契合的脉络。更为准确的说，就是以基层政权解决基层政权治理下的社会矛盾，而如今被学界命名为：“悬浮型的政府”形式往往对“上访”与“抗争性政治”几乎达到“素手无策”，因为配置性资源的“权力缺位”，而权威性资源又是建立在配置性资源之上，故此才会有“治权”的失灵现象。而很多时候，基层官员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去完成上级部门交代的“稳定任务”，并且还以“托，跑，卖”等形式来完成这一政治指标，这往往不但对群众利益诉求有“任其发展”之嫌，并且还对基层治理达到一种政治损害。而此刻，在王绍光，申端锋，贺雪峰等人的倡言下，又重新将人民公社时期的“分类治理”（阶级分层）作为一个“稳定”的标榜加以“非理性的膜拜”，并且还肆意鼓吹在那样的政治形式下，加强基层政治权力才是解决如此上访频频，基层政府悬置化的可靠路径。但是，在于建嵘，吴毅，应星，裴宜理等人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下，群众利益表达困境正是被这样的“强势政权”所不断侵蚀所致，在于“利益—结构”的勾连关系上。那么，村庄治理到底是需要一个“强权力”，还是“弱权力”来完成与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呢？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访不断而政治又在允许的范围内“若影若现”的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信访制度与对群众的制度安排不合理（如水利改造制度）等。而这并不是需要一个“强权力”能够完成的。而在不断原子化与个人化的社会底层（阎云翔，2012），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小权力基层政权，而在“国家—户”这一社会区间内培植中间阶层（孙立平 2009），以缓解二者的直接面对的紧张关系，并且在农村制度上加以完善与修正，这才是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关键。

2012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