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最近热播的《后宫甄嬛传》等宫廷斗争剧。文章罗列出宫廷斗争剧肢解历史、胡编乱造、色情血腥等“几宗罪”，进而在价值观层面批判此类宫廷斗争剧，称此类电视剧迎合低俗市场，留下一堆糟蹋历史、无益于人心、无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垃圾。

其实，在去年的12月30日，《人民日报》还刊发了《不妨“俗得那样雅”》一文称：一个时期以来，辫子戏、宫廷戏充斥荧屏，以致在观众中造成普遍的审美疲劳。其实，真正造成疲劳的倒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东西太多了，而是缺乏新意，难得见到精品。……在“世人闻此皆掉首”的时候，电视剧《甄嬛传》给后宫戏这一类电视剧创作开掘了文化深度。……《甄嬛传》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从中我们看到了人心的丑陋，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看到了对腐朽制度的鞭挞，也看到了对侠肠义胆的颂扬。

从“精品”到“垃圾”，一部原本也只是如同大多数热播过后就降温的宫廷斗争剧，顿然有了各种被赋予的意义与象征。但事实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都浅尝辄止，并没有更为深入分析，为何这种宫廷剧长年具有收视率，以及为什么影视创作总困顿于这种宫廷剧而鲜无精品问世？当然，在这里，我更想就这种宫廷剧走红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窥视其中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病症与弊端。

文化里的内耗基因

在一篇评论里我就说过，目前的这种宫廷剧盛行的现状是缘于文化批判性的被阉割，因为文化在通往批判的路上受阻之后，往往选择向后转，而在向后路途上，又分出了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向上的庸俗），唱颂歌，虚假盛行，二是媚俗（向下的庸俗），肤浅化，娱乐至死。如此精品缺失，充斥荧屏也只能是那些胡编乱造的宫廷剧与谍战剧，大量古装宫廷出炉、透支名著、翻拍成风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单纯地对这些影视作品进行指责，有些避实就虚，在一个审查严厉、广电部门干预细致入微的前提下，大家应该明白，这种现象的出现，真正值得反思的是管制文艺创作的体制。

而从社会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为何这种宫廷剧一直能够占据收视率前列呢？因为很多这种肥皂剧的观众是女性，所以很多人对宫廷特别是后宫的斗争的走红，归结于女性嵌入式的观看情感，每个中国女人心中也有一个公主梦、皇后梦，并且对于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津津乐道，如同生活中的那些嚼舌头、妇人之心一般。但这样的指责显得很有男权主义色彩。其实不仅仅女人喜欢看这种权力争斗，男人更甚，只不过一个是在后宫，一个是金銮殿而已，包括与宫廷剧并肩齐驱的谍战剧，其中的政变、欺骗、潜伏、背叛、暴力、计谋等等又何尝不是中国男人的最爱。

总的来说，这些面向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影视作品，大多渲染权谋，竞相兜售人们耍弄阴谋的手段，贩卖的都是权谋文化。而这样的作品能够走红，并不是近些年才有的，也不是普通人的喜好。比如曾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很多官员都喜欢看《资治通鉴》、《厚黑学》、《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历代君臣权谋大观》、《古代帝王驭人术》、《曾国藩用人识人术》、《办公室风水学》这类的书，把“官场权谋”一类的书，当成自己的枕边秘籍，把专制政治下的治人之术和官场权谋算计，当成“领导艺术”、为官之道。也就是说，这几乎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了。

在宫廷里的女人，为了争宠尔虞我诈，庙堂上的男人，为争夺权力大开杀戒，每朝每代，几乎都有这种权力的血腥争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这样的争斗，一代代地继承下来，直至今日。或许也只能等待中国实现了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的“走出历史的三峡”之后，才能得到消除。而这些影视剧，通过不断地翻新与再造，日复一日地传递给大众，强化了人们心里对于权力崇拜与权谋的欣赏，也让这种权谋不仅成为了官场的主流生态，也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稀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基础信任。

于是乎，在中国，做人也变成了一门每个人最基本的必修课，“修身养性”、“三思而后行”、“大智若愚”等等有太多的做人的名言与哲学，从《论语》到《庄子》再到《菜根谭》等，中国的大部分典籍，都成为与如何为人、做人有关的工具书，更别提《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类纯粹算计权谋之作了。从某种角度来说，尽管其中蕴含大量的哲理与智慧，但不能不看到，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专制社会下作为驯化民众的一种手段而已，将每一个人内化为一个无棱无角缺乏个性的圆滑社会人。这也是正是西方人在于中国人交流交往时，会产生巨大的文化障碍一样，在直来直往的西方人处世方式面前，中国人显得手段娴熟、智慧无比。但这种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浪费，浪费在这种没有太多意义的沟通与社会交往之上，而且还搞得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更深层次地，这种文化的成熟与发展却是不创造新的价值的，而只是一种自我的内耗而已。

“文化内卷化”的国度

其实通过宫廷剧本身，也可以发现一个中国文化较为隐秘的内卷化现象，从制作日益精致化、人物日益偶像化、青春化的宫廷剧的发展来说，主题与内容并没有变化，但其外在的形式却不断精细化，在对内在的精神与价值无法突破的情况下，专注于外在的奢华极致修饰。在中国举行了3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发展历程，也在进一步论证了这种文化内卷化的存在，所谓的创新，只是外在的变形而已。

“内卷化”是来自英文学术名字（involution，又译“过密化”），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用这一概念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一种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它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身转变到新的形态，而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后来，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代的水稻农业时，在《农业内卷化》中借鉴戈登威泽的概念来描述“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的农业形态。他认为，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华裔学者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印度裔美国人杜赞奇也丰富了吉尔茨的“内卷化”的概念，他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中，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中国内卷化的结果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总体来说，“内卷化”的状态下，一个社会或组织就面临着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也没有渐进式的增长，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内卷、自我复制与精细化的状态。

这种内卷化现象，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的各种历史循环，从一次次的王朝鼎盛、社会动乱、农民起义、朝代更替，周而复始，跳不出历史周期律。尽管在朝代的各方面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仅仅是不断地精细化、复杂化的具体表现，始终没有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出现，但其核心的传承并没有大的变异。而正是这样的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与历史中数千年，日益精化，却始终无法自发性地诞生现代科学、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早早地被扼杀。

因此，以宫廷剧为分析对象，不仅可以从中解读出中国当下肤浅的文化娱乐现状，更能看到特色的内耗与内卷化的社会文化病症，以及这样的文化现象对于社会的消极意义。如此看来，中国文化也必须有所转型，走向更为具备全新理念与价值的文化形态，吸纳更多全人类的文化精华，促成自身的文化前行与升级。当然除了文化之外，这其中也包括了政治、社会等形态的全新模式的转化，构建一个政治文明、社会发育良好的国家形态，走出历史周期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