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人的来信》被翻拍成电影后，对我造成了很大的震撼，至今，那开场白的一段独白在林海《琵琶语》的感动下，让人无不陷入一种沉思与继续“追问”下去的情绪。
从小到大，收到过很多的来信。包括年幼的自己，更是喜欢一笔一划的给家人修书，以作一种挂念之情。父母看过从远方邮寄回来的“心思”之后，便哭便笑，母亲读了一遍又是一遍，仿佛这是从战场中捎来的“平安信”。这实在是一种很好的慰藉和沟通。而在朋友之间，陌生人的来信一般是不存在，朋友给予的信件很大部分是一种宽温，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八十年代末期的人，多多少少还是懂的如何写信，以及如何去给对方一种告慰。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刚好是改革开放不久，很多东西都还未受到冲击，于此便在“书信”、“连环画”、“手抄本”等等一系列关于童年的记忆中得到一种青春的印记，那似乎是一种永远也诉不完的愉悦。
我还清晰的记得，当彼此从中学毕业后，好友之间都会询问详细的地址，然后时不时的，邮寄一份非常精美的信件，里面包含了很大部分关切的情谊。无论你在那里。而开头大多数都是这样写道“亲爱的XX，最近可好？”这是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教我们——一定要按照格式来。当然，按照格式来写信，类如“顺颂”、“祝安”等也是值得称赞的，毕竟有一些肃穆，却少了一种“亲近”。而我当初也曾浮想翩翩，能否创造出一种友人之间的书信的格式，以免造成这样的“心灵落差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信里面究竟写了什么。
记得当初给一位暗恋的对象，我自己大多数都是用信来问一些问题，以做搭讪。当然大多数都是学习上的问题却略带一些关心的语句，而她也会给我用信件回复，还是偷偷摸摸的让别人转达给我。信件的功效实为之大，又让人喜忧参半。因为，只能从文字中感叹那种“被尊重与照应”的心灵启示，却得不到“庐山真面目”。而对于从收发室内收到的信件，也大多看完之后，一并归好，以作怀恋。家中的书柜，至今也保留着一些类似的信件，母亲时而侃我说：那位“暗恋”过你的女孩子，现在过的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她说的是谁。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回复。只能说：还好吧。母亲又追问：你和她还有联系吗？我说，时而有吧，只是朋友般的那种。（其实早已没有了联系）说到“朋友般的那种”，还真不懂暗恋的真切感受，只知道那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我自己），被女生问候时的触动，是一种美好的感受，却不得在这样的尴尬中“扼杀”情感。
或许是带着一种悲痛与逃离的情绪，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继续好好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将彼此的距离拉开的更大，开始彼此的书信问候还很多，但是后来越加的少，却也淡了。情谊在距离的作用下，变得多么的不堪，却又无可奈何，时而想起往常的岁月，风声笑语，朗朗书声，如雷贯耳，清晰可辩，却也无法回到过去，只是在“孤单”的过程中，不断的深化，最后落单成一个不追随气候变化的候鸟。的确，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或许是最切合一种思绪，但是无法从中得到一种关切。字里行间，却用了歌词来代替一种心零的抚摸，但时常也用古诗词来表达自己。记得和另外一个喜欢古诗词的女子，洋洋洒洒的写满了一本三块五毛钱的格子本子，上面大多数都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段我一段的古诗词，不说明真意但一定是心照不宣。只是好景不长。后来这么一本心照不宣的“古词集”被雪藏在家中，不得“翻身”。但早已被自己的内心“平反”。
到了二十多岁的年龄，的确是年轻，但心智苦闷，虽没有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的“沉重”，却也或多或少的有叔本华的“冲动”与“不屑”，巴不得一瞬间成为尼采的“超人”，故此书本代替了很多的“书信的来回”。大家谈论的不再是，“最近可好，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而是“最近你读了什么书，有何感想”。或者是“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等等。其实，很多问题，都一直是需要答疑解惑的，却在教育的迷途中一直以“不懂装懂”的范儿去回避这些问题的思考，时常也就自以为“一切都懂了”。这就和“假话说多了也就成了真话”，自己不信也信了。默哀这样的境况之余，却在一处接着一处的位移中去体验很多生活的变革。不震荡的生活，却失去了一丝平衡。
诚然，我们不是生活在老三届和新三界的“欣喜”与“落寞”的那个年代，我们也不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思想遭受冲击与颠覆的年代，我们更不是在“夹边沟”不得不被劳作的年代，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安稳与复杂——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不确定的年代，所交付我们的是什么，想必生于八十年代的人，还很多都回答不上来。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但是，有一种权利是不可以剥夺，那就是保持沉默。
在一处，悠然的游丝于每一个片段化的“独立”，沉默就是保持这样的“独立”的一种良方。沉默，是大多数人选择在这样年代的活着的方式，与书信一样，沉默在一片喧嚣的海洋之中。书信，当然不再是关切和问候，更多的是一种——答不出的味道。而就在前不久，陆陆续续的收到了一些从远方邮寄而来的明信片，地点是夫子庙（南京）与鼓浪屿（厦门），还有北大未名湖的一份即将到来。在我看来，书信在很大程度上，都变成了一种告诉，一种从远方而来的“带你一起游玩的思绪”，明信片背后的影像，展示的是当地的一种风格。还有，他此时此刻对于自己，对于你的一种“鼓励与告诉”。秦淮河边的小道，鼓浪屿中的风口，还有未名湖的静谧，对了，还有苏州“猫的天空之城”的温馨，都在这一刻被安然的展示出来，所能体会的虽然还有很大的关心，却没有了往常的那种“喜悦”，更多的是“惊喜”。
按耐不住的情绪，好生的回复一段这样的情调，“我是刘晨，我在兰州”。这样的故事，往往都发生在一种午后的黄昏与清澈的早晨，因为这才有心境，去一起体会小资。当然，汪曾祺与董桥的语句，很多时候，都是多余，只是符合我们内心的就好。我说，爱玲要是不死该多好，我一定去向她求婚。当然，我还曾经在《黄石日记》中提到，曾带着三毛去“私奔”。现在，不知不觉的都成了“吹牛”，但的确是做过。年龄与心境不再那么的浓烈，外加一种学业上的属性，越发的没有了那种感觉。只知道，当初徜徉在文学海洋的自己，差一点就跑到“中文系”，而不是如今的“社会学”。
没有什么是可以往回走的，书信也是如此。发黄的信件，与现在的“告诉”一样，都多多少少的承载着一种“年轮”。的确不多，但是好歹也是一个“历史”，一段封尘不住的情史，或者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当初选择用书信来表达，也多多少少“中”了古人的毒，人嘛，都有点怀旧，但是不是那个年纪，也开始怀旧，我也搞不懂为何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奇怪”。电子时代，信件往来更多，但多半是用来处理事务，而缺少一种心灵上的表述，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所说的话，是否能安然无恙的到达对方那里，当热也缺了这样的思绪。“快节奏”的生活，所强调的是，效率与成功。这到底丢掉的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本该属于我们的生活？
我们需要思考，却得不机会。如今，《琵琶语》又响起，一棵被自己养的开花的草，微微的在风中摇曳，却不知她在感动什么。我坐在窗前，开着远方1909年的古钟，还有苏联军人曾经用过的房子，这里没有明信片，也没有那种可以写信的稿纸，只有一幅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画卷：房子，古钟，房子，古钟，还有房子···把她们回复给你，过于残忍，但无可奈何。就算作我对远方来信的一种小小的答谢和感激吧。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作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