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
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我家五、六次。我大妹宁媛已经上南开小学，小妹星媛每天也跟着去“玩儿”。那时的我，是家中唯一爱写信的人，大飞四哥不驻重庆时，每周用浅蓝航空信纸写信来，他的家人一直联络不上，他说，我们就是他唯一可报平安的家人了。他写信如写家书，我因此万分感动，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带出来了，当是多么可贵的战时青年成长史!
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并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做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这首歌原是《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全民抗日的歌，中共于一九四九年定都北平改名北京，以此作为国歌，来台湾后无人敢再唱)的合唱。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他的生活何等辉煌，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初中时，我常抄些国文课本里感时忧国的文章，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渐渐地也写些课外读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岛渔夫》、《简·爱》，甚至《葛莱齐拉》这种“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诗，他似乎都很有兴趣地与我讨论，但每封信结尾都说要注意身体，不要让妈妈操心之类的训勉。
我上了高中，他已身经百战，信中内容也比以前初中生活大为拓宽。凡是校内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周会的名人演讲，我办的墙报，寄前线战士慰劳信，为轰炸后重建新居的捐款活动……等，他都很有兴趣。有时我也寄一、两本“时与潮书店”的好书给他。这些信，他说，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
渐渐地，他写了更多关于《圣经》的话，并且很欣赏我抄寄给他孟老师诗选、词选的课本，他说这是他灵魂又一重安慰。
他几乎和我平步修完孟志荪老师的诗、词选。他当然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说那种豪迈是男儿所当有。也同意秦少游的《踏莎行》结语:“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有大气魄，但是对于我很欣赏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屏上暗红蕉，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却不以为然，年纪轻轻，怎么喜欢这么苍凉的境界!
他的信，从寄到湖南的第一封，写他入伍训练的磨佣，到他由美回国选入飞虎队(theflyingtigers)，常常附有照片，从穿着棉军服、急行军到站在鲨鱼嘴飞虎战斗机前穿飞行装的各种照片，七、八年来也累积了不少。
在战火中他已成长，开始他丰实的一生(如果那能称为“一生”)，这一切因为他被挑选参加了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1893-1958)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一九四一年，在云南的基地，他遇到了美国的随军牧师。多年来他陷于宗教与作战之间的心理冲突，在与这位长老会牧师的谈话中得到了一些纾解，到美国受训时与基地随军牧师朝夕相见，他们认为保卫家乡是正义之战，减少民间无辜的伤亡，是军人天职，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杀伐与救赎间求取一些心灵的平安。
渐渐地，他不多写战争的事，开始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绝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赢”。他的语气中全是英雄气概，充满了张校长演讲勉励我们“中国不亡，有我!”的气概。
陈纳德和中国空军的关系，似乎只能说是一个缘分，他是在美国空军一次竞技小组的飞行特技表演时，受到中国空军代表观礼的毛邦初注意。一九三七年，陈纳德已经四十五岁了，没有功成名就，因病退役，五月底接受了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顾问之聘，乘轮船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抵达上海。
他在中国最艰困的时候帮助训练初创的空军。他所招募的美国志愿队，由昆明泥泞的机场迎战，出击日军，成为举世闻名的“飞虎队”，但是飞机前舱漆的是张开大嘴的鲨鱼头，他们以少击多，打下了数倍的日机，减少了许多中国军民的伤亡，在抗战中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奇故事。有人称他是冒险家，但是他讲究战略，训练严格，与战斗员同甘共苦，大家才能以高超的技术升空驱敌。
两年后，他回美国度假。坐在家中温暖的壁炉前，竟不禁想着中国战场上那些燃烧的城市，以及中国飞行员所驾驶的老式战斗机从空中掉下来的情景。看到满桌精美的食物时，想到中国农民和他们可怜的饿口之粮，他开始和家乡过着幸福日子的人话不投机了。两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得到蒋夫人和中国空军全力的信托，加紧训练年轻的中国飞行员，增强战备。
珍珠港受突袭后，志愿队正式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于一九四二年三月被任命为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官，受蒋委员长领导，总部设在昆明，支持缅甸的英美盟军，主要战场在保卫西南各省。
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
他到沙坪坝我家，妈妈说美国伙食好，他更壮了，也似乎还长高了一些。新晋阶中尉的制服领上飞鹰、袖上两条线，走路真是有精神!此次告别，他即往昆明报到。
由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那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湖南、广西几全沦陷，空军是唯一令我们鼓舞的英雄。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有一封信中，他告诉我: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了。……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
是的，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绕、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默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
雨中，我看到他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
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