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好！你喜欢中国吗？
答：你好！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只能说既喜欢，又讨厌。
问：喜欢与讨厌，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感受，你怎么二者皆有呢？
答：那是因为喜欢与讨厌分别代指两个不同方面。我喜欢中国的山川河流，喜欢中国灿烂的文明，喜欢……还有很多。但是，我又讨厌中国的糟粕，讨厌官僚主义，讨厌日渐堕落的社会，讨厌压倒一切的政治，讨厌不公平不自由的生活。
问：你所讨厌的东西都是现实，对于我们这些弱小的个体来说，除了适应外，没有什么可做的。
答：你所说的不对！真善美才是现实，才是长久可靠的，丑陋的东西怎么可能称其为现实呢？丑陋的东西，注定不会长久，至多可以存在几百年，最终还是要灭亡的，因此凡是说丑陋的东西是现实，都是不准确的，顶多可以称为你眼中自以为是的现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别动地去适应社会，既因为这种丑陋不可能长久，又因为我们应该对得起良心，不能在丑陋面前屈服。
问：好吧，暂且听你的。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整天都在主张自由民主，可是在我看来，一旦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肯定会天下大乱，各自为政。
答：许多人都有你这种观点，特别是在当局的影响下，这种看法更加明显。这个观点不严密，因为自由民主的实现未必会带来动乱，而且就算动乱，其代价也会远远小于非民主体制。
问：这个我不太赞成。根据现在的资料，当年的台湾为了民主，为了自由，有许多人为此遭受厄运。还有，苏联曾经奉行政治民主化，可是没过多久，就解体了。如此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由民主导致的吗？
答：你说的没错，自由民主之路，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可是，你想过没有？自由民主之路，固然会带来一些牺牲，可是由于这些牺牲所换取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这就好比母亲十月怀胎，到了分娩的时候，以一时之痛苦换取一个崭新的生命，肯定是值得的。台湾的民主之路，虽然有不少人受到迫害，可是成果非常显著。苏联的改革，最终虽然导致苏联解体，但是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因为自由民主就是让人民来选择，倘若人民觉得有必要联合，自然就会联合。高压式的统一是不长久的，是逆民意的非法联合。非自由非民主的体制，虽然可以免于改革的阵痛，但是这种体制导致的罪孽实在过于恐怖。改革前的台湾和苏联，四处充满着压迫和官僚主义，少数权贵大肆挥霍国家财产，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无不颤栗，无不惶惶。
问：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代表民主程度越高的社会，其发展情况也是越好？
答：不是这样的。民主程度越高，未必可取，而且一旦为了追求完全民主，舍弃自由，则更不可取，不仅会助长罪恶，还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追求民主的步伐就没有停止过，期间既有动人心魄的民主革命，又有寂静无声中的默默抗争。在这个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曾有两种追求完全民主的代表性实验，一种是源自卢梭民主思想的雅各宾派专政，一种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的苏俄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将卢梭的民主观贯彻到底，追求完全民主，结果却导致巨大的杀戮，大量的人受到无辜残害。后来的苏联，同样是为了追求一种全面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式民主，肆意牺牲人类最宝贵的自由，破坏道德和基本法律，结果一场世纪性悲剧诞生了。苏联前中央宣传部长雅夫科列夫的回忆录《一杯苦酒》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史诗般巨著《古拉格群岛》，都非常好地向世人介绍了苏联的悲剧。中国曾经一度照搬苏俄社会主义体制，同样酿成了一幕幕世纪性悲剧，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漏洞百出。
问：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平等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可是，追求完全民主，怎么成为了罪恶呢？
答：在我看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人类并非生而平等。从先天因素来看，全世界，每天都有一大批新生儿，可是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其基因、智商、相貌、体质等都或多或少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无法改变，而且对于一个人的未来有一定的影响。再看后天因素，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其性格、能力往往有差异，而这些恰恰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苏俄社会主义体制为了追求完全平等，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来压制人的个性，可是苏联依然存在巨大的不平等。第二，民主程度太高是不合理的。假设有两个人，一个人好吃懒做，天天吃喝嫖赌，欺软怕硬，另一个却辛勤工作，兢兢业业，乐于助人，最后两个人的回报竟然一样，你说这样合理吗？第三，人类有许多美好追求，民主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追求而已。自由、正义、繁荣、幸福、和睦、人性、美丽，这些都是人类的追求。倘若为了追求无法实现的完全民主而不惜抛弃这些美好的东西，罪恶的产生便不可避免。
问：既然完全民主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民族的民主程度究竟应该多高才是可取的呢？
答：刚才已经说过，民主程度越高未必可取。例如，美国民主的程度明显不及瑞典和瑞士之类的小国，可是美国照样一片繁荣强大。香港至今没有奉行行政长官直选，照样非常繁荣、和谐。可是，不管瑞典、瑞士、比利时，还是美国、香港，其民主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底线，即民主的底线。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想称其为现代民主国家，都必须坚守民主的底线，否则不管这个国家打着什么旗帜，都不是民主国家。至于一个国家民主程度到底应该有多高才适合，则依赖于这个国家的国情，即风俗习惯、国民性格等一系列因素。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不管民主的程度有多高，都必须先建立在底线民主的基础上，再通过法定程序，逐渐寻找最适合一个国家的民主体制，而且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必须不得侵犯自由的底线。
问：你如此看重民主，难道民主可以包治百病吗？
答：不能，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包治百病。有了民主，依然还会存在各种问题，只不过受到有效遏制，可是一旦没有民主，百病则会更加肆虐，乃至祸害全人类。民主的存在，最大的作用莫过于为人类社会提供一副最佳的政治框架。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上，一切的争端都可以得到相对最好的解决。在古代，凡是较大的争端，往往总是付诸暴力，可是在今天，因为有了民主的框架，大多数争端都可以通过议会来解决。
问：民主容易带来低效率，不及专制政体的干净利落。
答：这个未必，只要民主体制健康运行，其效率远高于专制政体。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非民主国家，可是比较起来，中国政府的工作效率远低于美国。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写过一本叫做《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书，里面就曾特别提到中国政府的低效率是导致国人不富有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常常有一个误区，认为专制政府的效率非常高。如果你细心的话，将会发现，人们所谓的专制政府高效率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情况，在专制政府的初期，或者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这个时候的政府效率出奇的高。第二种情况，政府兴办一些代表权贵利益的形象工程，或者打压敢于挑战权威的个体，这个时候的政府，其内部派别会特别的团结。这两种情况下的政府高效率，对于普通人民，基本上是百害而无一利。第一种情况下的高效率，对于锐意改革者，的确有很大作用，可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将这种高效率化为人民福利的情况，很少很少。第二种情况下的高效率，则完全走向人民的反面，历史的反面。除了这两种情况外，专制政府则会变得超级低效率。一般情况下，专制政府最容易滋生既得利益群体，为了私利，会形成各种派别，平时总是会勾心斗角、机关算尽。这些派别，只有在根本利益方面时才会紧密联合，而在寻常情况下则会相互推诿、人浮于事。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样，凡是涉及人民生活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从来都是一拖再拖，可是一旦兴办形象工程，或者镇压少数维权人士，则全面出动，其速度堪比闪电。因此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专制政府的高效率只对维护私利、压迫人民有作用，倘若换成为民谋福利，立马低效率。
问：你对专制政府的分析，的确让我恍然大悟。大家都在批判中国不民主，可是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美国不民主的报道，例如在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过程中，就出现一些警察暴力。对于这些，你怎么看待呢？
答：民主的获得，从来都不是上天赐予的，必须得靠代代人去争取。美国刚诞生的时候，民主的程度不是很高，大量的黑人、妇女都缺乏基本人权，可是经过几代人的争取，今天的美国已经比较民主。占领华尔街事件，如果你多搜集些资料，就会发现，从总体上看，警察的行为还是文明有秩序的，只是在部分环节出了问题，而且出现的问题，最终还是可以解决。可是反观我们中国，倘若有一群人去占领长安街，哪怕目的再高尚，手段再文明，估计后果都不堪设想。对于美国来说，民主是程度高和低的问题，可是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民主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一个非民主的国家，不想着努力为民谋福利，却天天盯着民主国家的几件小事不放，甚至还恬不知耻的有意夸大这些不能称其为事的小事，并责怪人家不民主，难道不是非常滑稽吗？
问：对对，我同意你的看法。你说了半天的民主，可我想知道，民主和自由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答：民主和自由互为前提，缺一不可。没有民主，自由的实现将会受到阻碍，特别是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更是没什么自由。没有自由，个体都会成为不能拥有思想的机器零部件，民主只会沦为暴政。民主和自由二者之间，在彼此的底线都没有被侵犯的前提下，自由是最重要的。哲学家费希特说过，自由是自我的本质。一个人要想属于自己，而不是属于别人，或者沦为奴隶，其首要条件在于这个人可以较大程度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而要做到这样，必须要有自由。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才能做自己的主人。至于民主，的确非常重要，但不能盲目追求，而且民主的推进，必须伴随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提出多数人的暴政，认为在民主国家，多数人所拥有的无限权威，很容易沦为暴政。这种观点无疑非常深刻而富有洞见！人们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多数人常常容易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陷入各种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为每一个国民设定人权的底线，使其可以免于任何集团、任何人的侵犯。
问：民主分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你觉得哪一种更适合中国？
答：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清楚一点，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各有各的特点和适用之处。直接民主源自希腊雅典民主，适用于人口少、面积小的地方。例如，美国建国之前，在新英格兰地区，有许多乡镇正是奉行直接民主。间接民主适用范围非常广，凡是不便适用直接民主的地方，都可以适用。未来的中国，完全可以将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结合起来，村这一级可以考虑直接民主，乡镇及乡镇以上应该以间接民主为主。至于乡镇以及乡镇以上的领导人选举，既可以直选，也可以模仿美国的选举团。具体怎么做，现在只能粗步猜测，只要建立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之上，一切都好说。
问：探讨这么多后，我想问一下，你能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自由民主体制？
答：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活着，都可以尽量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下去。
问：你说的固然有理，可是不要忘了，许多中国人受传统专制思想影响太大。
答：有两点可以反驳你。其一，专制影响大的地方不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受专制影响同样非常大。其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自主，越来越呼唤自由和平等。80后出生的人，从总体上看，明显比70后、60后、50后出生的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90后、00后出生的人，又是新的希望。
问：有很多人根本不清楚什么叫做三权分立，还有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偏低，这些都不利于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
答：已逝的著名宪法学家蔡定剑先生参与编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在这本书中，作者运用大量的事实作为依据，得出一个结论，只要可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哪怕不知道法律和政治，人民同样会积极选举。世界上有很多事，没必要人们都知道，只要懂得一点点，照样可以顺利过一生。许多人不懂伦理学，同样可以有道德；许多人不懂军事理论，同样可以百战百胜。普通人民未必非要了解各种政治理论，只需懂得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即可，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政治法律素质也会不断提高的。还有一点，就是你所说的老百姓素质太差。对于这种素质论观点，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我们这种幼稚的阿斗。自由主义精神、现代公民素质等等这些都是在民主体制内培养的，从来都不是天生的。民主改革之前的台湾人跟大陆人差不多，可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今天台湾人的公民素质比大陆人强多了。
问：经过你这么一说，我的看法马上跟着变了。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中国社会该如何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
答：这个问题无法肯定回答，只能预计。根据过去的历史规律，中国走向民主之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当局主动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改革。第二种，来自民间的力量，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爆发，从而迫使中国发生巨变。第一种方式代价最小，第二种方式破坏比较大，是不得已的结果。有良知的人，一般都希望是第一种方式。
问：除了当局的主动改革外，你觉得普通民众应该做什么？
答：实际上，一个专制体制不仅有许多权贵在维持，而且大多数民众同样也是共谋。昂山素季在《恐惧与自由》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导致腐败的不是权力而是恐惧。那些掌权者恐惧丧失权力及无权者恐惧权力的蹂躏，都导致了腐败。”除了当权者外，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普通人，在专制权力面前选择服从，盲目地跟着体制机器运转，才助长了专制体制的罪恶。现实生活中，偶尔会有几个敢于站出来的勇士，可是对于这些勇士，普通民众总是躲在一边冷眼旁观，甚至有的人还对勇士冷嘲热讽，做看笑话，这样的民众是不是太无知或者无耻了？还有，少数争取自由、人权、民主的知识分子，不仅被当局恶意污蔑为叛徒，而且大多数老百姓也跟着去谴责拯救自己的英雄，这样的事实，真是无处话凄凉。对于普通人来说，对抗整个体制，可能有些不切实际，牺牲又太大，可是不做体制的共谋，守住自己的良心还是可以的。如果大多数人都做好自己，拒绝成为体制的共谋，即使不去改变，只需保持自己的良知，同时，在身边的人遇到不公正的时候，敢于声援，中国的希望就大了。
问：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呢？
答：公共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理应承担启蒙和社会良心的责任。长期以来，在权力的威逼利诱下，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彻底失语，乖乖拜倒在暴政的脚下。可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挺起腰杆，为过去的所作所为赎罪，为中国的现状负责，做一个具有普遍人类关怀之情的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问：谢谢你的一番回答！
答：不客气，让我们一起祝愿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能够摆脱长期困扰在人们心中的各种困境，实现几代人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