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6日)刊载以后，引起学界同仁共同关注，侯西安教授撰写《“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真命题——兼与李涛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8日)一文与笔者展开商榷，笔者撰《再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伪命题——兼对侯西安教授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2日)对此予以回复，侯西安随后又撰写《再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真命题——兼对李涛的答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3日)与笔者进一步展开对话，针对侯文的逻辑，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作出回应。
一、“大师”追问真伪命题的认定标准
侯西安认为与笔者争论的核心焦点是“真伪命题的认定标准”，并说通读了笔者的相关论文之后归纳得出笔者判定真伪命题的标准始终是在形式逻辑思维规律层面，事实是否如此呢？侯西安认为“在思维层面，真命题必须符合形式逻辑思维规律，还要符合社会存在真实状况。形式逻辑思维规律和社会存在真实状况有一项不符合，都是伪命题”。笔者非常同意侯西安在此意义上对真伪命题的判断标准，笔者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指出其大师追问真命题判断的非法性：一、今日中国大师概念的自我生长性与模糊意义赋值，导致底线层面上的大师概念形成共识困难；二、今日中国大师标准认定的主体多元性与遴选合法性认同危机，导致程序层面上大师判断形成共识困难；三、今日中国大师生成的碎状社会结构与精细化学科分工，导致普世层面上大师认同形成共识困难；四是今日中国大师实质上的称谓迁移化与当世成果保密[如81岁的“三无”（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经历、无两院院士光环）教授屠呦呦，这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科学家40年之后其成果才在国外获得公认，而国内公众由此才知道中国也有如此大师]，导致公众层面上及时知晓大师形成困难。故“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本是一个没有认真经过前提检验的非真实独断，因为在对大师作不同的概念伸缩时、作不同的标准评判时、作不同的主体遴选时、作不同的学术审核时、作不同的时空追问时、做不同的信息处理时，今日中国到底有没有大师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 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今日中国究竟有没有大师更应该是让后世人去追问与回答的问题，而不是今日中国所能够回答的，故独断的讲“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与“今日中国出得了大师”的逻辑一样，都是尚未经过历史检验的独断结论，而在此意义上更进一步讲“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就更是未经历史检验而荒谬独断后而人为建构的伪命题。显然这样的伪命题判断标准绝不是侯西安给笔者的定性：始终在形式逻辑思维规律层面上思考命题，更不是在静态思维中思考中国问题。
二、命题本体意义与发生意义的真伪标准所指
显然，经过上述分析，“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无疑是伪命题，但为什么这个伪命题却能够引起公众持久的讨论呢？这就需要讨论本体意义与发生意义上的真伪判断逻辑到底指什么？侯西安武断地将笔者的命题本体意义偷换成符合形式逻辑思维规律，而发生意义偷换成符合形式逻辑的判断、推理过程，这显然不符合笔者回应其商榷文章的真实语意。笔者所述的命题本体意义其实是从命题本身的真实性角度而言，其事关命题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真实合理性与否，而发生意义是从命题本身的舆论生成而言，事关命题如何被建构而为，在此意义上，命题本体意义上的合理性才是真命题，而命题发生意义上的合理性并不能天然证明命题为真，例如“鬼”这个概念，在其本体意义上并不为真，因为在社会存在中并无真实实体与之相对，但在发生意义上它却为真，因为它作为一个概念和意识确实被人为建构出来了，但“鬼”本身并不为真。同理，“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个命题在当代中国社会舆论生成中确实被建构出来了，其发生意义上为真，但将这个命题本身与社会存在联系起来作真实合理性评判时，发现其难以经历历史的检验，故不能证明其为真，那么这个命题自然是伪命题了。
三、“大师”追问伪命题为何还能被持久讨论
中国真实的社会现实被笔者一叶障目了吗？相反，笔者恰恰是更关注中国真实的社会现实，只是这个关注不仅仅是历史截片中的当下，即 “实存”，而是历史整体，即“存在”，因为当世中国的社会情绪并不一定真的反映了历史真实，情绪化了的“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追问背后有很复杂的社会逻辑，笔者在《大师的衰落：今日渐行渐远的中国“传说”——寻找穿透“屏蔽社会”的“思想望远镜”》（ 《学术界》2011年第8期）一文中有过讨论，某种程度上它是公众对其他社会公共事务不满心态的迁移与投影，例如对中国知识分子90年代以来“学术兴起、思想淡出”的不满、对中国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不适等等，中国“大师追问”无辜的成为了不可承受的隐性赋值命题，这就是此命题之所以能够被持久讨论的中国社会生态。既然今日中国“大师追问”本是当世中国人无法作出合理评定的命题，那么为什么公众还会如此狂热的讨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呢？显然，今日中国患上了大师臆想症而并不自知，而这种不自知的社会生态中，再借钱学森名人效应，将钱学森之问——“今日学校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与“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简单同质化，更进一步将“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伪命题拟真化了，事实上，“大师”与“杰出人才”的认定标准是完全相异的，生成逻辑也是完全相异的，“大师”本质上是一个“历时型”概念和“全域型”概念，而“杰出人才”本质上是一个“共时型”概念和“地域型”概念。查有梁教授和王干才教授曾分别撰写《“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问题”都是真命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2日)、《浅论中国问题的根本——兼与李涛先生商榷》(《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二文与笔者商榷，其行文逻辑也将“大师”与“杰出人才”的认定标准与生成逻辑混同了，笔者在《中国语境下的“大师”追问：一个批判性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2年第2期)中将作全面回应，在此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