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2016-2020年）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2021-2025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起步期。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鉴于此，在当下历史节点，全面总结和系统检视我国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取得的成就，厘清现状与问题，研判未来五年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与新特征，明确提出我国“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工作的目标、内容与任务等诸项行动实施建议，对国家相关部门科学编制“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教育扶贫工作;乡村振兴;建议;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SH012）;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当前中国西部乡村小规模学校现状调查及发展改进研究”;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委托项目“当前教育政策重大问题研究”;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重大课题（JG2026）的部分成果;

原载：李涛,邬志辉,周慧霞,冉淑玲.“十四五”时期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战略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0,40(23):30-42.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1)扶贫和振兴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一体两面，中国乡村囤积了城乡二元中国中最大多数的贫困问题，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历史交汇期，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1]鉴于此，我们在对“十三五”时期我国教育扶贫工作成就总结的基础上，诊断问题、研判形势、预测变迁、探索规律，将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当作乡村发展中的底色和表色来展开战略研究，探索形成以下“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教育扶贫的建议性研究报告。

一、我国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成就与现状

推进脱贫攻坚以来，我国乡村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未来相对贫困人口的发展型改善依然任重业艰。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至2020年3月6日，全国剩余未摘帽贫困县共52个、未出列贫困村2702个，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全部脱贫，已脱贫人口中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2]2020年绝对贫困消除以后，将重点解决相对贫困人口发展问题，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存有底子薄弱、抗风险低、造血能力差、返贫概率高等现实难题，因此防止贫困的末端波动、深入持续推进相对贫困群体的发展型改善，是“十四五”时期面临的核心挑战，巩固脱贫成果任务任重业艰。

（一）学前教育发展增速较快，但须持续破解农村贫困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等核心困难

2019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8.12万所，学前教育入园幼儿1688.23万人，在园幼儿4713.88万人，这超过在园幼儿数4500万人的“十三五”规划目标，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3.4%,[3]距离85%的规划目标仅有1.6个百分点差距，按照过去8年年均增长超过3个百分点的增速，有望2020年末顺利完成规划目标，但存在较明显的区域差异，个别地方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还在50%以下。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2)为73.1%，距离2020年末80%的普惠目标还差近7个百分点，[4]尚有4000个左右的乡镇无公办中心幼儿园，[5]与“农村地区每个乡镇原则上至少有一所公办中心园”有距离。全国幼儿园教职工人数为491.57万，专任教师人数为276.31万人，按每班“两教一保”标准测算尚缺近50万人。尽管近些年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在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中增长最快，达到4099亿元，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8.17%，占GDP总量的0.41%，但与OECD国家0.80%的平均比重还低一半。[6]学前教育经费相比其他教育学段而言投入总体偏小，下一步需继续提高公立和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量，完善政策保障体系，优化均衡教育质量，改善学前教育供给不足和不优给教育贫困儿童带来的不利影响，消除学前教育与全社会需求蓬勃增长之间的供需矛盾。

（二）义务教育发展成就显著，但须警惕农村贫困地区县域教育基本均衡反弹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大量存在曾是制约我国县域义务教育长期均衡发展的核心环节，也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教育因素。自2010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史上单项投资最大的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项目。项目以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为主，兼顾东部部分困难地区，把全国2656个县纳入实施范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1700亿元，[7]带动地方投入3727亿元，(3)合计投入5427亿元计划，10.8万所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得到全面显著改善。[8]此外，农村学校的存在主体是“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加强“两类学校”的统筹规划、科学布局与加强建设[9]是乡村扶贫和振兴的题中之义，尤为重要。

正因为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制约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大短板才得以逐渐化解，为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国家认定奠定了重要基础。2019年12月底，全国累计有2767个县通过国家认定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占比95.32%，累计有23个省份整体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提前一年实现了2012年确立的2020年目标——实现基本均衡的县（市、区）比例达到95%。[10]尽管取得卓越成就，但需格外注意的是，全国仍有9个省份136个县未通过认定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其中包括中部两个省份39个县，西部7个省份97个县，[11]这些都是教育均衡发展难上加难的核心攻坚区，也是阻断教育贫困发生的主战场。

截至2020年9月15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60万人降至241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全部清零。2019年末，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这与2012年确立的2020年95%目标仅存0.2个百分点的差距，按照近五年年均0.4个百分点的增速，预估该目标年内能够顺利实现。(4)我国“义务教育有保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普及程度已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是根本阻断我国贫困发生的重大教育贡献。

（三）高中教育毛入学率有所提升，但农村高中升学和质量难题亟待改善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的提高是劳动力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12]事实上，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于2018年超过13.6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年。[13]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尤其是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是教育助力贫困地区未来劳动力从人口负担到人力资本转型升级的核心环节，故高中普及率和完成率显得尤为关键。因此，高中阶段的“十三五”教育扶贫工作有三项核心任务：一是从起点处扩大高中学位容量供给以提高毛入学率；二是从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资助覆盖率以保证完成率；三是从结果处重视质量把控以提高升学率。

从城乡高中毛入学率历史差异不难发现，近年来高中新增毛入学率的主要贡献来源于农村户籍学生入学人数的提高，而这根本上依托于政府对农村地区高中教育的积极投资。投资的直接回报是全国高中阶段(5)毛入学率从“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2015年的87.0%升至2019年底的89.5%,[14]按年均0.5个百分点的增速，预计2020年底能顺利达成90%以上的规划目标。[15]但因高中教育学习难度和教育投入等进一步加大，对于贫困学生而言，农村高中教育完成率和升学率相比于其他类型高中学生群体都有待提升。

（四）职业教育显著提升贫困人口技能，但须提高其吸引力

职业教育是教育扶贫的排头兵，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16]2019年底，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已达1576.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主体来自农村家庭和家庭经济贫困家庭，(6)毕业后超过90%的学生在城镇就业，就业率近年来稳定达到96%。中职教育在帮助农村和经济困难家庭学生获得就业技能进而实现城镇稳定就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十三五”期间，我国实施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行动、职教圆梦行动计划、技能脱贫千校行动等诸项计划，总体目标就是发挥城乡和区域优势，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接受优质中等职业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实用技能以摆脱贫困。另外，针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女、企业职工等群体针对性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贫困户教育培训工程，[17]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近年来，职业教育切实发挥了教育扶贫排头兵的功能，2020年起未来两年职业技能培训将达3500万人次以上，这对于乡村振兴和教育扶贫具有重大意义。但职业教育对初中毕业生分流承担能力亟须加强，其背后的核心诉求是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五）高等教育持续帮扶教育贫困，但须在机制匹配和扶贫内涵上深度创新

为促进乡村振兴和教育扶贫，我国在高等教育中实施了“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简称“国家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简称“高校专项计划”）、“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简称“地方专项计划”）三个专项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学生招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自2012年以来，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累计近60万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15年的27.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50.9万人。[18]高职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主体生源具有类似性，绝对主体是农村和家庭经济困难家庭学生，高职院校2020年起未来两年将通过实施分类考试招生扩招200万人，扩招指标将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将被优先录取。此外，高校的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计划持续向贫困地区、向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倾斜。[19]

为直接促进乡村振兴和扶贫工作，我国高校全力投入到教育、产业、智力、健康、消费等扶贫的直接工作中。通过高校与贫困地区、乡村直接结对，利用高校一切资源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水平、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帮扶贫困群众实现稳步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

（六）实现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但须加大资助力度、精度和智能化

为防止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实现真正的“拔穷根”，我国教育系统对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建立了专门档案实行精准资助，建成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优先保证其最大限度享受资助政策，防止因贫失学。

我国已建成面向贫困学生全覆盖的资助体系：在学前教育阶段，对学前一年幼儿免除保教费（简称“一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前一年幼儿发放生活补助金（简称“一补”），主要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学习和生活费开支；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两免一补”政策；(7)在职业教育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实施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8)在高中教育阶段，普通高中免除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并实施国家助学金政策；(9)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奖助贷勤补免”及入学绿色通道等“多元混合”的资助方式。(10)2018年我国基本做到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全国资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1亿人次。[20]在建成贫困学生资助体系的当下，未来工作是加大资助力度、精度和智能化。

此外，从2011年起我国陆续在29个省份的1631个县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了国家所有扶贫开发重点县，到2018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591亿元，受益学生达到3700多万人。[21]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进入全覆盖阶段，这对我国农村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七）重点有效关爱农村特殊学生群体，预防成为未来新发贫困

为解决中西部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仍然偏低的问题，我国从2017年开始实施了《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2020年各级各类特殊教育普及水平已得到全面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5%以上，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规模显著扩大，3.6万名残疾青壮年文盲接受了扫盲教育，但仍有部分特殊儿童少年因为身体条件无法完成学业，针对其进行“一人一案”、“一户一案”进行教育扶助、预防新发贫困尤为重要。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是因我国乡村社会剧烈变迁而产生的两大特殊学生群体。相比于农村其他学生群体，他们更易受风险波动影响而成为教育贫困的弱者。我国2016年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建立贫困地区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留守儿童台账，基本建成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力量相互衔接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网络，到2020年，我国留守儿童已明显减少。..(1.1)留守儿童中有部分是孤儿，中央财政建立了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各地为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从2019年始,中央财政补助东、中、西部的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50%。针对流出乡村的流动儿童，核心是妥善解决就学问题，施行以输出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

（八）乡村教师变革乡村社会的力量显著增强，但仍需强化其能力提升

乡村教师是改变乡村教育贫困以实现教育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国家努力在涉及“引得来”“留得住”“有发展”等方面重点改善乡村教师队伍，提高乡村教师改变乡村社会的能力。在“引得来”方面，我国特岗计划累计为农村中小学补充教师75.4万名，分配中央财政教育专项资金时向农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在“留得住”方面，2015年起开始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生活补助政策惠及中西部130万名乡村教师，建立各级乡村教师荣誉证书，提高乡村教师获得感和荣誉感。在“有发展”方面，2010年起开始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国培计划”），“国培计划”始终以提升贫困地区乡村教师素质为实施重点，精准实施“乡村教师培训扶贫攻坚行动”。以“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为重点，实现贫困地区乡村教师、校园长培训全覆盖。

通过对乡村教师的一系列助力工程，我国乡村教师的待遇有所改善，但“招不来、留不住、师资弱、结构不合理”等仍是困扰乡村教育促进乡村脱贫和振兴的主要问题。

（九）互联网接入率取得较大进步，但利用信息化实现乡村扶贫和振兴的“走出去”潜能尚需挖掘

在推进教育信息化背景下，2019年，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上升到97.9%,93.6%的学校已拥有多媒体教室。[22]目前，教育信息化扶贫机制主要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对农村社会而言，主要以“引进来”为主，对农村学校、乡土文化的原创性资源挖掘不足，未来乡村扶贫和振兴需借助“互联网+”实现乡土特色“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

（十）通用语言普及率高，为实现乡村扶贫和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交流和应用能力，是提升“造血”能力的语言基础，是学龄儿童“无障碍”融入学校生活的必要条件，更是我国实现乡村扶贫和振兴的重要基石。2020年3月，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80%的目标已实现。顺利实现到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的目标。[23]但中西部农村尤其是西部民族农村地区仍是普及重点,青壮年农民、牧民普通话应用能力依然是难点。

二、“十四五”时期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新挑战

（一）城镇产业升级使乡村相对贫困人口转移排斥风险增大

2020年后，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在新一轮“撤乡并镇”和“合村并居”中，不难预测我国城镇化还将持续加速推进。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长远看从规模优势上必然助推国家产业结构加速升级，但产业升级恰恰是知识、智慧、信息、观念、资本等密集化的过程，是供给侧的加速改革，其结果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排斥和对低技能岗位的淘汰，而加速推进的城镇化又面临大批人口尤其是农转非人口的刚需就业和生存问题。新一轮经济变革、智慧城市建设等引发的一系列产业升级是现代国家发展的趋势，放慢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和升级步伐以解决庞大人口就业只是权宜之计，农村转移劳动力亟待从“人力密集型”转向“脑力密集型”，这有赖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预估未来社会岗位增长的潜力点将在于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当下农村转移劳动人口的综合能力很难适应城镇加速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可能产生产业升级排斥人口就业的巨大风险。当然，历史一再证明，产业转型和技术变革也是重要的机遇期，技术使传统工种消失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传统产业衰落的空间正是新兴产业兴起的地方。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核心是要跟上城镇化背景下国家产业升级的步伐，明确提升面向时代和未来所需要的思维水平和职业能力。

表1我国教育扶贫“十三五”重要指标完成情况

（二）风险社会致使摆脱乡村贫困人口返贫和新致贫的风险增大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集体脱帽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整体脱贫，使地域性“连片块状贫困”为代表的国家“结构性贫困”不复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乡村社会中的贫困将主要呈现出以点状个体特质为代表的“行动性贫困”特征，即个体或家庭贫困在社会结构功能性改善前提下个体行动力弱所致使的能力贫困。未来贫困主要与素质、能力等个人禀赋，以及自然灾害、投资失利、重大伤残等突发性事件有关，而不再是普遍的结构性因素。随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各项制度的托底，减贫内容不再仅仅是追求物质温饱与生存，而是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权利共享与发展。可以预见由“资源”“物质”等低维要素层面所组成的低维贫困匮乏问题将基本不复存在，但以“公平”为核心的权利层面和以“幸福”为核心的心智层面等高维贫困问题将更为突出，“平权”“承认”“融合”“共享”等高维反贫困诉求将激增。教育扶贫将从低维的经济帮扶贫困转向涵盖知识、能力、观念、心理、情感等为内涵的高维贫困。“结构贫困”到“行动贫困”的转变预示了未来贫困发生的偶发性，但我们预测未来贫困的波动性和反复性将增加，传统贫困主要由收入水平低下所致，未来贫困更多可能源于对现有财富的支配性失败所致，我们判断未来公共政策对贫困干预的关注重点不应仅仅在“收入源”一端，“支出结构”的可持续性优化也是反贫困工作的重点端。

新冠疫情作为影响全球的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其盛衰走向目前尚未明朗，而诸如疫情、洪灾等自然灾害之类的社会风险日益频发，使我国乡村人口就业、健康、市场能力等方面面临新挑战。返贫和新发致贫风险增大，未来要格外警惕“因业返贫”“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因学致贫”四种类型贫困风险。鉴于此，未来扶贫体系的功能完善和能力创新才是持续巩固和降低未来贫困发生风险的保障，也是确保未来贫困偶发、低位、短期、可逆的核心所在。

（三）乡村相对贫困标准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致教育扶贫工作难度激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的实现，全国乡村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但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问题则随之而来。可以预见，随着贫困线（按中位收入比例法制定）的动态调整，贫困的相对性特征将更为突出。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任何国家都存在10%左右的相对贫困人口，如发达国家美国贫困人口比例在10%到15%，欧盟是15%，英国是18%。[24]教育贫困新标准的制定是2020年后我国教育扶贫战略必须首先面临的核心任务，该任务不仅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也是识别教育扶贫对象并科学制定相关扶贫政策的核心理据。应在国家底线标准基础上，建立分区域以省情为主体标准的教育相对贫困人口标准和精准认定办法，准确识别新增和新发教育相对贫困人口，明确新型教育扶贫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认识不到贫困对象确认增减标准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将致未来教育扶贫难度增大。

（四）相对贫困标准的波动性将对教育贫困识别机制的精准性提出更高要求

过去针对绝对贫困线一刀切的教育扶贫方式，已明显暴露出“不精准”的弊病，“扶了不需要扶的”“该扶的人没扶”“扶错了教育贫困内容”等问题成为教育扶贫工作的死结。未来更大体量的相对贫困人口和更有限的财政投入要求教育扶贫必须更注重“精准”。从对象选取、项目开展、资源分配、过程监督到成效评估全流程，从教育贫困识别到贫困内容识别全生态，都将凸显追求精准性的挑战，尤其是在贫困变动相对性中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动态工作。在未来阻断相对贫困中，重点要关注未来新发贫困问题，随着2020年原生贫困存量的大幅减少，阻断面向未来的贫困再造将是教育扶贫工作的长期任务，由关注“原生贫困”转向关注因综合资本不足导致的代际贫困传递和阶层固化问题，是根本解决贫困问题的长远之举。鉴于此，创新更有效的政策综合工具包解决因决策缺陷、结构失衡、利益堵塞、身份歧见等造成的代际教育贫困问题尤为关键。

（五）财政紧缩下教育扶贫资金绩效优化工作将更富艰巨性

新冠疫情所致的防疫刚性支出和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使得原本紧张的国家教育财政承受更大压力，未来持续影响经济增长的风险强弱依然不明朗。改革、发展、稳定均离不开财政，全国经济下行叠加减税费，财政收支矛盾持续凸显。同国家其他战略性工作一样，教育扶贫工作也必须要过紧日子。鉴于此，教育扶贫的投入必须从“加力提效”转变为“提质增效”，盘活教育扶贫资金存量，用好教育扶贫资金增量，通过资金绩效优化增强教育扶贫工作效率，全面监督和专业评估绩效将成为未来教育扶贫工作的新挑战。

（六）未来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转向和新特征

2020年底，我国乡村绝对贫困将彻底终结，乡村贫困将进入新阶段，呈现出五大转向：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从“低维贫困”转向“高维贫困”、从“结构贫困”转向“行动贫困”、从“来源贫困”转向“支出贫困”、从“原生贫困”转向“代际贫困”。基于未来乡村贫困的五大转向，未来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将具有五点特征：动态性、高维性、多元性、长期性和适契性。

三、“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目标

（一）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总体目标

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实现教育扶贫智能化，保障各学段教育贫困学生获得精准帮扶，充分发挥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治本之策的综合功能，使教育扶贫变“输血”为“造血，严防返贫和新发贫困，促进乡村振兴。

（二）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具体目标

1.巩固脱贫成果，返贫和新发贫困比例得到严格控制。

建成并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教育发展国家评估追踪体系，形成完善的防止教育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持续帮扶机制。

2.实现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智能化。

建成教育扶贫自然人和法人身份基本信息数据库、建成国家教育扶贫综合数字服务平台。基本建成能够快速准确识别不同教育贫困对象、满足不同对象真实个别需求、“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城乡一体的互利式国家教育扶贫服务体系。

3.0-6岁农村儿童教育贫困全面改善。强化政府对学前教育的主体责任，彻底解决贫困村庄幼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构建以公办园和普惠性幼儿园为主、城乡一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到2025年底，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见表2），逐步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学前三年入园率向100%迈进。

表2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具体目标

4.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获得优化帮扶。

建成覆盖全国农村家庭和全体学生的义务教育监测系统，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到2025年底，义务教育阶段净入学率提升至100%，消除因贫失学、辍学现象，高质量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实现“优者从教、教者从优”，满足贫困地区“有学上”和“上好学”的需求。

5.高中贫困农村学生资助比例和升学质量显著提高。

建成多种筹措机制完善高中学生资助政策，为农村贫困高中生“就近”完成学业创造基本条件，实现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3%以上。提升高中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高高中农村贫困学生升学质量。

6.职业教育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技能扶贫优势明显增强。

通过扩招、免费和资助全面充分吸纳贫困生生源、提升贫困人口职业技能，提高职业教育实现充分稳定就业的职业回报率，全面承接未升入普高贫困学生分流，降低教育不足的致贫风险。

7.高等教育服务乡村扶贫和振兴的动力、能力、覆盖面积和综合效果显著增强。

增加高等院校向相对贫困地区定向招生指标，保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2%以上。积极发挥以农林教育、师范教育为主的高等院校的辐射作用，[25]扩大高校教育资源的扶贫效力，打破贫困地区“低收入低教育投入”的恶性循环。到2025年，基本形成当地政府、行业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紧密联结、良性互动的“四位一体”产教融合发展格局。

8.特殊教育贫困学生教育发展获得优先保障。

提高各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学生公用经费标准和特殊教育教师津贴，适当增加年度预算，推进全国各地办好特殊教育学校。落实好“一人一案”“一户一案”，全面提高各级各类特殊教育普及水平，扩大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招生规模，保障全国特殊群体都能接受适合个体需求和条件的教育。

9.民族地区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工作获得重点支持。

重视民族地区乡村教育问题，推进双语教师培育培训和双语教学改革，确保全国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缩小民族地区教育与其他地区教育平均水平的差距。推进民族语言课程改革，处理好“幼小初”衔接问题，实现“无障碍”升学。

1 0.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新模式和新功能得到全面开发。

深度开发农业教育帮扶计划、农村教育帮扶计划和农民教育帮扶计划，取得显著成效。

四、“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内容与措施建议

（一）巩固脱贫成果，严防返贫和新发贫困

一是建立国家防止教育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持续帮扶机制。反贫困已进入一个新阶段，“防止返贫”和“继续攻坚”将处于同等重要位置，须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做好防止脱贫后返贫情况相关工作，对脱贫人口进行动态持续监测，巩固提高反贫困能力。

二是建立并完善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教育发展评估追踪体系。通过建立最小单元的教育扶贫指标体系，持续追踪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尤其是其子女的教育贫困状态，动态及时反馈其各项发展指标的持续改进情况，做到“动态管理”和“常态监测”双统筹，保证摘帽不摘政策，脱贫不脱优惠。

（二）建立新型服务平台，实现教育促进乡村扶贫与振兴的智能化

一是确定国家教育贫困动态标准。把握相对贫困的特征，确立教育贫困的界定标准，形成准确甄别相对贫困的办法，精准识别教育贫困人口。

二是建立教育扶贫自然人和法人身份基本信息国家数据库。准确把握全国教育贫困者、现有帮扶者的基本信息，建立教育扶贫自然人和法人身份基本信息国家数据库。数据库包括贫困人口自然特征、教育特征、地理文化特征、贫困特征类型（知识、能力、技能、观念）等分类内容。

三是建立国家教育扶贫数字服务平台。依托基本信息数据库，开发教育帮扶资源互动平台。平台及时发布和更新教育帮扶供需信息，开展教育帮扶实验、宣传典型教育帮扶案例、梳理教育帮扶经验、协调教育帮扶资源、疏通教育帮扶机制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公开教育帮扶过程数据资源，建立帮扶台账。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精准匹配教育扶贫双方供需信息，对适时发生的教育贫困人口展开精准在线服务，开发平台的交互式服务功能。

四是建立帮扶主体双方的社区式教育共同体。充分调动帮扶主体的积极性，让帮扶主体有选择权，实现教育帮扶的可视化，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教育扶贫的良好氛围。变传统任务式帮扶为自主性帮扶，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展开教育帮扶，促进教育帮扶者形成社会资本。

（三）实施推进0-6岁农村教育贫困帮扶计划，从贫困起点阻断贫困

一是实施人口优生计划。帮助青年男女形成正确的“优生”观念、传播科学的优生知识，提升人口出生率，从源头阻断贫困发生的早期遗传障碍。

二是实施乡村贫困父母早期养育优化计划。“健康发育”和“迁移性关键能力的早期培养”直接决定儿童未来的可塑性高度。养育优化计划重点工作包括监管儿童营养和健康，实施贫困父母早期教养帮扶干预，建立早期养育中心，专注贫困儿童好奇心、模仿力、观察力、专注力、探索精神等。

三是实施农村学前教育贫困覆盖计划。学前教育要扩大对相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覆盖。加大政府投入，新建、扩建农村地区公办园，逐步扩大优质公办园对相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覆盖率。大力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立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的成本分担机制，在合理用地、税费减免、以奖代补、公办教师派驻、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建立以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体、多元并举的县乡村三级办园教育体系。

四是实施农村幼儿园课程改革计划。提供以游戏活动和乡土资源为主，培养兴趣以形成良好习惯和可迁移性能力塑造为主，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个性化学前教育学习计划，摒弃小学课程的垂直化下移和群体同质倾向。

五是实施农村学前教育教师专业素养提升计划。加大师资培养力度，实施学前教师的增量工程，保证数量充足；实施学前教师区域结构优化工程，保证区域配置高效；实施学前教师质量提升工程，提升学前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建立教育贫困儿童认知心理与行为表达相适应的教师素养提升工程。

六是实施农村贫困家庭日常隐性贫困文化教育改进计划。儿童贫困思维、贫困观念、贫困行为和贫困文化是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的，家长是降低儿童未来贫困发生的日常塑造者。改进计划将建构以社区教育服务为中心的扶贫家长学校体系，降低家长贫困心智结构诱发的儿童贫困概率。

（四）实施义务教育农村贫困学生帮扶和教师特殊支持计划，阻断新发贫困的早期积累

一是保障教育贫困学生享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持续降低辍学率，巩固“控辍保学”成果。坚决保障教育贫困儿童获得公平的义务教育机会是教育扶贫的底线。

二是实施乡村教育贫困学生专项帮扶计划。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是乡村教育贫困儿童的主要集聚地。对两类学校建设应科学制定布局规划，妥善处理撤并问题，出台国家《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标准》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标准》，加快标准化建设。实施美丽村小建设工程，聚焦校园、班级、课程、课堂、关怀等要素，创建具有地方特色的良性运行模式，温馨工程应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乡村小微学校特色发展。加强寄宿制学校管理，开展针对寄宿学生的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寄宿生课余生活。构建“两类学校”区域共同体，加强办学自主性，推进学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立基乡土文化，激活“两类学校”原创动力，建设现代化创新型农村学校。

三是实施农村流动贫困学生帮扶计划。城市相对贫困主体发生了变化，既包括原有的城市贫困人口，也包括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市民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他们也是乡村扶贫和振兴需要关注的核心对象。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市民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大多聚集在教学质量欠佳的城市薄弱学校或民办学校，故在对城市薄弱学校加强建设的同时，要加大对贫困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需求的支持力度。第一，应保障义务教育入学机会“同城化”。落实“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在秉承“两为主”“两纳入”..(1.2)的工作原则下，简化手续，对学龄儿童合理分配学位，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二，要提前做出科学、公平和经济的教育布局规划。通过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配合有关部门掌握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变化，提早根据常住人口增减趋势及分布特点有针对性地作出教育布局规划，并给予相应的人力、财力支持。第三，要保障义务教育后分流路径“同城化”。完善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的分流路径公平性，允许参加流入地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并在报考高中时享受与流入地学生同等待遇，在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或专科学校方面享有同当地居民子女接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同时不断完善毕业生其他去向的同城待遇政策。

四是实施相对贫困农村地区教师特殊支持计划。第一，建立乡村高水平“首席教师”岗位计划。通过乡村首席教师引领，可以构筑教师从优文化，打造卓越专业精神，找回教育原创自信。第二，实施乡村校长、教师卓越计划。实施贫困地区校长领航工程，加强校长对学校的治理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升乡村教师教学与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建构基于教师需求的立体化省级教育培训体系。鼓励教师培训“引进来”，实现培训的在地化、日常化与智能化，真正让培训主体到田间地头、到教学现场解决乡村教师面临的现实教学问题；鼓励教师培训“走出去”，实施乡村教师跟岗培训，建立乡村薄弱学校和城镇优质学校的一对一教师帮扶制度。通过项目制和委托制，利用优质高等学校或企业进行乡村教师定制化培训服务。第三，实施乡村教师在地教学原创计划。实施在地教学原创计划的核心在于重塑乡土知识和乡土经验的价值，反观另一种非标准化、非同质化的乡村教育艺术，对越来越城市化的乡村教育教学方式展开主动检视，恢复乡村教育的“手工性”，重塑乡村教师面向乡村教育独特场景的原创能力和原创自信，维护乡村教师对于乡村教育的理想。第四，实施优秀乡村教师补充与退出计划。切实保障和改善乡村学校教师待遇，鼓励引导优秀大学毕业生到乡村学校进行教育实践、顶岗实习和终身从教，健全能够促进优秀乡村教师可进可退自由选择的流动机制。

（五）实施农村高中教育学生资助和质量提升计划，突围贫困家庭代际传递陷阱

一是增加优质高中教育机会对教育贫困学生供给。增加高水平中学在贫困地区的招生指标，打破示范性高中城乡区别招生限制，让优秀贫困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高中继续学习。

二是实施农村高中贫困学生国家特殊资助计划。国家高中助学金投入数量和覆盖比例应根据相对贫困学生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设立面向农村高中贫困学生的特殊资助计划，鼓励设立高中省级助学金，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农村高中学生的资助比例和力度；通过学费减免、勤工助学、校内奖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式强化学校资助；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是实施农村高中教育质量专项提升计划。通过提升计划强化高中教育办学能力和教学质量，探索具有良好效果的教育组织试验和课程改革实验，满足多样化需求，努力提高贫困学生升入一流大学的比例，突破贫困家庭代际传递陷阱。

（六）依托职业教育技能优势，使教育扶贫变“输血”为“造血

一是实施职业教育农村贫困生生源吸纳计划。职业教育具有直接增强贫困学生致富本领的功能，充足的高素质蓝领人才能直接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对于“拔穷根”具有直接作用。建议从“一体捆绑评价”的角度探索农村贫困地区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进行一体办学衔接的机制，进一步扩大东部发达地区高等职业院校面向西部贫困农村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单独招生和注册入学的比例，建议“9+3”免费中等职业教育从深度贫困地区向其他贫困地区适度拓展，切实促进优质职教资源和新增扩招名额向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倾斜。做好初中职业课程与中职学校的有效衔接，在初中阶段大力推行职业教育分流，提高职业教育专业吸引力，加强技术技能培养和文化基础教育。

二是实施贫困学生职业技能提升助力计划。建议大力扶持职业教育阶段涉农专业，扶持面向未来产业升级乡村转移人口易于就业且附加值较高的专业，尤其需要重点评估和调整农村贫困地区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合理性，加快培养符合贫困地区产业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提升贫困学生真正面向未来社会实用可迁移的职业技能。加大政策和资源支持力度，建立学校、企业和行业间深度沟通、及时互动、动态反馈的有效调试激励机制以培育真正面向就业市场和未来发展的“双师型”教师，提高职业教育师资理论和技艺水平，拓宽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引进渠道，切实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探索基于需求的灵活用人制度，创新和开阔中职教师任用机制和渠道，建议建立“国家双师型师资数据库”，压缩师资供需成本，使蕴于社会各界中的高技能人才以最短渠道最优方式进入职业学校以各种形式服务需求方。

三是真正深度促进产教融合以提高农村贫困学生就业率。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与企业间的实质深度合作，破除机制性障碍共建校企合作平台，打造高质量的实习实训基地，提高职业教育学生实习实训补助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实施优先照顾贫困学生就业的订单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高职业教育的现实回报率，真正帮助贫困学生通过一技之长实现稳定高质量就业，进而带动全家持续脱贫和防止返贫。

（七）发挥高等教育扶贫专业优势，从出口处提升贫困人口反贫困自为能力

一是实施农村贫困家庭一家一户一个大学生的“圆梦计划”。适度提高“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三个专项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学生单独自主招生录取的比例，尤其是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学生自主招生的比例。在三个专项计划之外，也可在普通高校优势学科专业试点设立面向贫困地区和农村学生的自主招生录取计划，创新各级财政投入培养贫困高校学生培养的制度，健全公平的单独招考机制，拓宽招录数量。

二是充分发挥高校服务功能，提高高等教育贡献率。鼓励高校对接乡村贫困地区建立服务与咨询的“思想库”，支持贫困地区政府加强与知名高校的战略合作，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干部锻炼、教师培训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鼓励高校科研人员携带科技成果到乡村贫困地区创办与研究相关的资源性企业。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在乡村贫困地区建立科研试验站或工作室，加强对农村在地化人员的培训，开展及时的技术咨询服务。[26]

三是扶持贫困地区高校发展以提高改善地区贫困的能力。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扶持贫困地区普通高校办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明确贫困地区应用性高校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定位，重点发展支撑当地特色优势产业的应用性高校、应用性学科和应用性专业，实现高校教育教学实践与扶贫任务工作的有机整合，突出实践教学的实用产出导向。

四是关注贫困学生的学业和综合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在当前高校毕业生规模保持较快增长的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在家庭社会资本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扶贫应格外关注贫困生的能力提升，从日常学业和综合能力发展方面给予学生必要的帮扶和支持。

五是增加高校贫困生家长实效性培训与资助。依托家庭所在地区高校或子女就读的高校进行针对性的远程教育培训，提高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支持意识。借助科技下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实行“一对一、多对一”的帮扶对接，为贫困家庭打造现实可行的“资助包”。[27]

六是建立健全高校扶贫帮扶常态长效机制。借助高等院校的力量对乡村贫困地区进行定点扶贫，提供基于需求的创新性多样化实效扶贫服务菜单，为乡村贫困地区全面提供高等教育潜在资源。在定点帮扶中，应重视高校扶贫工作实际效益，探索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帮扶模式，既重视对高校扶贫帮扶中的对照性评估，也重视基于起点差异的形成型评估，培育专业化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队伍，建立高等教育扶贫评估的科学化专业性综合评价机制，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能力的高校展开合理的分类评价。

（八）给予民族教育特殊支持，在民族地区助力乡村教育帮扶

一是优先扩大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教育资源。民族地区是乡村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点区域，尤其是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基础相对薄弱，教育促进发展的意识淡薄，应格外重视扩大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集中力量改善办学条件和乡村教育环境，提高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破解双语教育等瓶颈性困难。

二是应格外重视民族地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民族地区乡村往往具有人口过于稀疏或人口过于集聚的特征，针对民族地区人口分布和文化信仰特质，建议重点做好基础教育学段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在民族地区学校布局调整中，既要考虑教育发展需要，又要考虑人口分布、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交通距离、经济水平和办学基础等当地实际，重点办好民族地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另外，建议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实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

三是实施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支持计划。建设一批具有民族地区特色、就业水平高的专业，让职业教育紧密对接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对接民族地区贫困家庭学生的就业需求，帮助民族地区贫困家庭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改变贫困状况。支持民族地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建设，实现民族地区初高中未就业毕业生职业技术培训全覆盖。

四是实施专项计划推进挂职、支教和顶岗实习。实施专项计划推进优秀中小学和幼儿园校长（园长）、教师到民族地区挂职锻炼或支教，在高校健全更有吸引力的专项计划推动优秀大学生到民族地区“顶岗实习”，提升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整体水平。

五是实施巩固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程。“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28]在具备条件的高校大力培育具有双语教学能力的教师，提高民族地区学生普通话应用能力，对不具备普通话沟通能力的农村青壮年进行专项培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提高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农村地区使用普通话进行基本沟通交流的能力。

（九）实施特殊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满足农村特殊贫困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一是加大农村贫困地区特殊教育资源供给力度。提高农村贫困地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切实保证残疾人公平享有接受良好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

二是做好农村特殊教育学生的教育安置工作。新建与需求匹配的特殊教育学校，采取就读特殊学校或随班就学普通公立学校的教育安置方式，对农村特殊教育学生的教育安置情况展开动态实时监测，实现精细化管理。

三是加大农村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力度。引进特殊教育优秀毕业生源，开展高质量特殊教育教师培训计划，提升特殊教育教师的个别化教育计划的能力，建设高素质的农村特殊教育教师队伍。

四是支持农村特殊教育学生就业。整合社会多方资源，利用财政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提供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扩大残疾人就业机会。

（十）开发依靠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新模式，塑造教育帮扶新功能

一是开发乡村依靠教育扶贫和振兴的新模式。充分认识通过教育进行扶贫的手段功能，加强教育与社会各其他领域扶贫的相互整合与渗透，重点开发与创新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有效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新模式。

二是开发教育对接“三农”教育帮扶振兴行动计划。第一是实施农业教育帮扶计划。该计划将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工作视角锁定于帮扶农业生产全过程之中。通过搭建专业化的农业教育平台，对农民进行精准培训和实训指导，帮助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及时学习和掌握新型农业技术与新型农业器具，通过教育降低农民开展农业试验创新的自担风险，为农业生产后续仓储、加工、销售等农业生产环节提供技术支持，进而实现农业生产收益更多留给农民的目标。第二是农村教育帮扶计划。该计划将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工作视角锁定于促进农村产业兴旺之上。根据不同农村实际情况，通过教育主体的参与式扶贫，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副业，发展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网络直播、特色种养、民俗体验等多重现代农村产业经营类型，开发、创生、讲述、推广有吸引力的乡村独特文化故事，将每一个乡村独特隐匿的在地化资源用活，进而成为每一个乡村实现教育扶贫与振兴的新型经济增长点。第三是农民教育帮扶计划。该计划将教育促进乡村扶贫和振兴的工作视角锁定于农村人口转移之上。只有通过教育实施有效且稳定的农村人口转移培训，将农村过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至城镇其他非农产业，才可以阻断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内卷化发展趋势。通过农村农业人口单位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以及农村转移人口非农化生产经营的双向发力，才可以实现农业户籍人口共同富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三是建立教育扶贫与就业扶贫、产业扶贫、健康扶贫等扶贫方式的联动机制。国家扶贫话语与农民脱贫话语在匹配上往往具有非同步性而存有不一致，甚至有时还是对抗的，如何让教育扶贫对象切实感受到教育扶贫提供方最直接、最实惠、最温暖的帮助，注重教育扶贫的产出导向和成果导向，让被帮扶的贫困农民具有切切实实的获得感，是教育扶贫最为关键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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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8/s3129/201704/t20170401_3016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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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关于印发《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7/content_5269317.htm

注释

1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2020年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山西考察时讲话又提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提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2020年6月8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再次提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2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3部分省份，如河南将教育费附加、4%的农业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10%的教育资金等经费集中。河南部分县市投入薄弱学校改造项目，保障项目资金落实。（参见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606/2019/tqh20191125/mtbd/201911/t20191126_409637.html）。2018年底全国99.8%的义务教育学校达到“20条底线”要求，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4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2018年为94.2%、2017年为93.8%、2016年为93.4%、2015年为93%、2014年为92.6%。

5全国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教育。

6超过70%的中职毕业生入学时为农村户籍，但毕业后超过90%的学生在城镇就业。参见：2015全国中职就业率达96.3%[EB/OL]。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602/t20160226_230668.html;《2012中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与就业报告》显示：2012年就读中职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和城市经济困难家庭，其中农村户籍学生占到了在校生总数的82%。报告反映的虽然是2012年的数据，但农村孩子占中职教育主体的现象很早就出现了，早在2008年我们对本地区中职学校学生来源进行统计时就发现，农村孩子占到了中职学校学生总数的90%以上。参见何文明.82%中职生来自农村说明了什么?[J].教育与职业，2013,(34)；另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东、中、西部49所中等职业学校的跟踪研究发现，中国约有70%的学生来自农村，超过60%的学生家庭经济贫困。参见：一个800万的缺口背后[N].中国青年报，2019-12-06.

7义务教育阶段已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

82018年底，中等职业教育共资助学生1629.7万人次，资助金额399.96亿元。

9普通高中教育已建立起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体，“学校减免学费”等为补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2016年12月《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颁布，资助金额由1500元提高到2000元，普通高中教育共资助学生1332.74万人次，资助金额189.79亿元（2018年）。截至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503.22亿元，惠及几千所高中阶段学校的上千万学生。

10大学教育已建立“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校内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的混合资助政策体系。研究生教育已建立“国家奖助学金、‘三助’岗位津贴、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多种资助政策体系。

11《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9》显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

12“两为主”指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两纳入”指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