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是作为社会而存在的，生存于某个社会中的人就是这个社会的典型产物，他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具有这一社会的鲜明特征。社会健康，人也就健康；社会荒谬、怪诞，人也就荒谬、怪诞。所以，如果我们要回答“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一问题，就必须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去探寻这一问题的根源。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我们遵循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一直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与西方的上帝、法律的权威不同，我们的儒家文化确立的是人的权威，人就是上帝，人就是法律，这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分野。在西方，在上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能够做到事实上的平等。因为上帝、法律都是外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标准明确，容易落实。而在中国，人人平等只是喊在嘴上的，要做到事实上的平等，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所遵从的权威是人，我们所建立的秩序是等级森严的人伦秩序。而以人为权威的标准是含混的，模糊不清的，所以，更容易引起混乱。中国历史上频发的社会动荡局面就是这一原因的必然结果。而且，人是善变的，情绪化的，今天高兴了，今天这样，明天高兴了，明天那样，朝令夕改，新官上任三把火。国家政策、法令的出台具有明显的人为的、随意的特征。于是，我们的社会就不停的在呼唤圣人，不停的在推出克己复礼的理论。从古代的孔、孟、程、朱到现代的老三篇、三个代表、先进性等等。我们的民族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巨大的精力、世世代代的、永不停息的将我们的人民呼唤和引导到圣人的境界里面去，似乎只有让每一个人都变得驯服和顺从，我们的社会才能变得有秩序和易于治理。就像我们曾经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样。我们为什么如此低能！再者，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继续往前推进，那么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只有让人变得驯服和顺从，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得到治理，那么还不如让这些人都不存在，如此这样，我们便再不会面临任何问题，我们就可以彻底解脱。而且，生存于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含糊，自己就是救世主，肩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信念，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不顾，即使不被重用，或者被贬职、退居二线，也还念念不忘忧国忧民。何其宏伟！何其悲壮！何其惨烈!何其神圣！人被牢牢的绑在了战车上，以至于忘记了人的存在的真实价值，此其一。其二，我们的社会也被这许许多多的扛起一面又一面大旗的救世主们折腾的要麽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要麽四分五裂、混战不休。所以，写出《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就总结出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定律来。我想，这样的定律肯定为中国社会所独有，因为我们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像我们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假思索的，几千年如一日的犯病、发狂，而且还要继续的坚定不移的犯下去、狂下去的民族。
当我们的社会完成了这一整套的理论构建，并贯穿到现实的制度当中去的时候，生存于我们社会中的人就发生了以下几项重大畸变。
一、经过这一系列的刻画和塑造，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充满了无数欲望与需求的主体的人，被从我们的理论当中剔除了出去。而剩下的、活在现实社会舞台上的、被我们的社会所承认、所鼓励、所表彰的人，就成为了一具具说着假、大、空的话，做着假、大、空的事的活着的僵尸。于是我们就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中国人一出场总是表情严肃，正襟危坐，一付正人君子的面孔。尤其是我们的那些领导们、英雄们、先进们。但是，不管我们的理论多么光芒万丈，我们的刑律多么严酷，那个真实的人，那个被实实在在的欲望和需求所推动的人，总是象幽灵一样依附在我们的身边，时不时的要冒出头来，即使是克已功夫做到了炉火纯青地步的那些道德圣人们也不可避免，只不过他们做得更隐蔽，更下流无耻，就像我们的朱圣人所制造的狐狸洞事件一样。人整个的被我们的社会所分裂，而成为了一个两面人，一面是虚假的人，一面是真实的人。虚假的人活在白天，活在明处；真实的人活在晚上，活在暗处。由此，我们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两套运行的规则，一套明规则，一套潜规则。明规则是假的，是摆设，是做给人们看的；潜规则才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顽强的运行着的，不管怎样的打压、管制，它总是呈现出一种极其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在中国，本来用一套规则就能够办完的事，则必须用两套才能办完，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就连那些老外们都知道，找中国人办事必须首先处好个人关系。否则，他就会显得很幼稚，他的事情就办不了。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喜欢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民族，我们中国人成为了世界上所有民族当中最复杂的动物。我们的社会也成为了批量生产伪道士、伪君子的摇篮和温床。我们总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却得到了与这些成本不相匹配的收获。当我们的社会中制假贩假泛滥成灾的时候，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满天飞的时候，国家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时候，那些个四肢拼凑起来的假人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们还会感到奇怪吗？这不正是我们这一社会的必然产物吗？
二、人成为了依附于某种人伦秩序网络中的一个点，他身不由己。正如俗语所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他的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不再能有主见，不再能坚持自己的个性；他必须唯命是从，见风使舵；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他必须听话，他……。否则，这一群人中将不会有他的容身之地，他必须出局，如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如广大的右派。决定一个人生命成长的内在动力，如他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他的愿望、他的兴趣、他的爱好已不复存在，或者至少要靠边站，而代之以外在的动力，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代之以皇帝的圣旨、领导的批示、单位的红头文件。我们穿着同样的衣服，说着同样的话，做着同样的事。生命的形式由多样、鲜活，而变得单一、死寂。表面上轰轰烈烈、雄赳赳、气昂昂，而实际上却是一潭死水。我们的生命开始变得单调、枯燥、乏味、死气沉沉，我们不再富有活力，不再富有激情，“人诗意地栖居”离我们越发遥远。我们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头，我们活着和死去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的生命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消耗、磨蚀，直至生命的终结，我们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世界文明的宝库里没有几样我们的东西！大师的目录里也没有几个我们的人！
三、与西方人的价值取向相比，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西方人更注重个体按照自身的愿望自主的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幸福，人的存在不是为了服务于外在的社会，而恰恰是外在的社会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外在的社会所制订的一系列条款必须有利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充分自由的发育和成熟，有利于每一个人的个性都能够获得充分的施展和释放。于是，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大师们应运而生，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科学的等等，不一而足。而我们则相反，个体的存在不是为了他自身，而是为了他所存在的社会，他是螺丝钉、是砖块、是瓦片，他要遥望星空，他要为祖国而献身，他废寝忘食，忘我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他死后，如果他是大人物，则能被树碑立传，或者放到水晶棺里供后人瞻仰，并被谥为“曾文正公”。如果他是小人物，则被谥为“英雄”，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就连那个红色酷吏——康生，死后也被谥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成为了手段，社会变成了目的。正如前面已提到的那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肩负“社会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发愤钻研治国方略，大踏步的向仕途迈进，不仅可以大权在握，而且形象高大辉煌。所以，导致了从来的中国官场都人满为患，挤也挤不进去。官场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发达、最繁荣、最具生态和最具“神”性的地方，而其他的一切与之相比则显得格外的狼狈，格外的低下，格外的寸草不生，官场成为了社会的中心。唯我独尊、妄自尊大、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就成为了这一中心的典型特点。这是被历代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所以，官场中人一露面，就总是那样气宇轩昂、威风凛凛，所到之处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就连那些被阉之人，走起路来也是横冲直撞。今天拉动GDP，明天整治污染、腐败，每出一招，都显得那样强悍、有力。而结果却往往花费的多，得到的少，甚至有的干脆就是劳民伤财。这个时候，谁还有心要成为大师！大师在我们这里不仅低级，而且还出力不讨好。或者一句话不对，便人头落地，谁还敢成为大师！就像沈从文等那样，不敢再去写作品，只好去摆弄摆弄文物。中国社会也由此被分为两极，一极为进入官场的人，一极为官场之外的人。进入官场的人拼命钻研圣贤之道，救世方略，奔走呼号，忙得不亦乐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成为大师。官场之外的人则躺倒在老庄的哲学里寻求精神的慰藉，说什么你们追求的那些东西为我们所不齿，我们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与我们所追求的道、无、超脱的境界相比，你们的境界太低俗了。不仅如此，而且，还要用一大套不着边际的神秘的让人如坠五里云雾的理论来证明自己更高超、更高明，俨然一个世外高人，而其实骨子里面透露着的则是更大的功利——我是高人。所以，真正的大师我们不出，而神秘主义的大师、玄学的大师我们却层出不穷，生生不已！多么壮观的景象啊！
四、长期的熏陶与磨砺，中国人的性格被渐渐的磨平、抛光，而变得圆滑、世故、自私、冷漠、虚伪、奸诈、狡滑、阴险、狠毒，即鲁迅先生竭毕生之力所抨击和揭示的中国国民的国民性。这是我们所遵循的儒家文化所带来的一个重大恶果，即它不仅能让一个人去按照它的理论去行动，而且能够塑造和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当然这样的改变肯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想也肯定不是儒家先贤们的初衷，但它却是这种理论运行所结出的一个必然之果。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性格之于一个人就犹如树木之于种子，有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所以，当所有的中国人的性格都发生扭曲、变异之后，我真的不敢想都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当然，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是每一个生活于我们社会中的人都非常清楚的、感同身受的。我们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发生在我们身边、周围的一个个、一件件、一幕幕的情景、事件、现象都是非常丰富的、鲜活的、真切的生动例子和教材。至此，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人我们都难以期待，我们还怎样去期待大师！我们还有没有资格去期待大师！
五、人际关系成为了一个中国人毕生倾力的重要生存手段。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已经不再与他的能力、知识、素养、兴趣、爱好有关，而只与他的人际关系有关。一个人能力再强，如果没有强大的人际关系做后盾，即使能够胜任某个职位，也照样不能如愿。相反，一个人即使没有能力担任某项工作，但是，只要有强大的人际关系的支持，也一样能够胜任。正如“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样。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但凡有些想法的人，就必须想方设法的去钻研人际关系，就要经常想一想、看一看、嗅一嗅这个社会中有谁是他能够攀得上的高枝。于是，研究人、琢磨人成为了一个个想要变得发达的人必须做的功课，成为了推动一个人向前迈进的巨大动力。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谋略、计划或明的或暗的的粉墨登场，如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中所揭示出的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案例，如赖昌星的红楼。当年的《官场现行记》比今天的不知要逊色多少倍，还有当年的那些各个朝代的多如牛毛的谋略术又重新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而为中国人所竟相追捧。这些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从来都不缺，俯拾即是。于是，书店里、街头上，凡是有关谋略方面的书都摆在了十分抢眼的位置。那些著作者、电视台、出版商、印刷厂、书店、街头小贩，哪一个不是大赚一笔，就连盗版也跟着大发其财。哪一个中国人的手里能不捏着几本谋略方面的书！这又是一幅多么壮丽的景观！谁说我们不出大师，我们的谋略大师不是就比比皆是吗！
今天，当我们还在高呼团结在以某个人为中心的周围、为某项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时候，当我们倾举国之力，定硬指标，下硬任务，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建设某种社会、来培养某种大师的时候，也就正是我们的社会悲剧的序幕慢慢拉开的时候，也就正是大师们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像有人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道德制度和伦理学来唤起有美德的人、高尚的人和圣者，或是期待我们的各种美学来唤起诗人、雕刻家和音乐家，那我们就太傻了”。是啊，五千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社会中除了出了那许许多多数也数不清的伪善的道德家、僵硬的国学大师之外，我们出过几个大师！且不说大师，即使简单如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还剩下多少是我们中国人发明创造的！中国人的长袍短褂还有几个人在穿！几年以前，被我们的社会主流意识所致力推广和吹捧的唐装又是多麽的牵强附会，昙花一现啊！
五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也总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变化也更大。但是，这些外在的、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使中国人的本质发生多少根本性的变化，骨子里面藏着的依然是五千年前的那些个事。所以，古代的中国出不了大师，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出不了大师。除非我们的社会确立起了法律的权威，并贯穿、落实到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去，贯彻、落实到现实的制度当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