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方面来看，发展对欧直接投资是中国救援欧洲的上策。首选途径应该是与欧洲国家协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放松欧洲对华出口管制，适度增加贸易融资等工具，让适销对路的欧洲商品在中国获得更多销路，让贸易带动其实体经济部门复苏，这是治本之道。次之是增加直接投资，从而降低欧洲债务国负债水平。第三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深化而通过IMF等框架参与对欧救援，同时也提高中国救援资金的安全性。第四才是直接购买债务国的债券。
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已经损害了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吸纳中国大陆出口增长的能力。去年中国对欧盟、美国、加拿大出口增幅分别为14.4%、14.5%和13.7%，均低于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增幅（20.3%）。
然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由于中国与其经济周期不同步，目前经济走势相对较好，且因手握天量外汇储备而被众重债国视为“救星”争相求助。这场危机也为改善中国对欧经贸发展环境、提升中国对欧经贸内涵创造了机遇，有些机遇不仅一般人难以想象，甚至有可能出乎业内人士预料。
从欧共体到欧盟一向有“欧洲堡垒”之称，对进口货物和外来投资排斥限制比较多，中国出口企业对此领教不少。这场危机一来，欧洲人以前的架子端不起来了，原来限制我们的现在可能不限制了，这就是机遇。
最显而易见的机遇无疑是对欧盟直接投资可望扩大；其次是开拓工程承包市场并与资本输出相结合。而我们要在副作用最小化的前提下充分发掘这些机遇，又需要和对方共同创造一定的条件。
发展对欧直接投资是中国救援欧洲之上策
如果将欧盟成员国视为一个整体，无论按流量还是按存量衡量，近年来欧盟都已经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市场。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10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已经从2005年的1.9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59.6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8.7%；年末中国在欧盟直接投资存量已从2005年末的7.68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末的124.97亿美元，占当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3.9%。
而且从各方面来看，发展对欧直接投资是中国救援欧洲的上策。首选途径应该是与欧洲国家协商，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放松欧洲对华出口管制，适度增加贸易融资等工具，让适销对路的欧洲商品在中国获得更多销路，让贸易带动其实体经济部门复苏，这是治本之道。
次之是增加直接投资，从而降低欧洲债务国负债水平。第三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深化而通过IMF等框架参与对欧救援，同时也提高中国救援资金的安全性。第四才是直接购买债务国的债券。
同时，从中国企业的视角出发，只要作为投资方的中国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和现金流量良好，投资条件合适，在欧盟的直接投资无论是面向欧洲本地市场、全球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有好处。
就指向欧洲本地市场的投资而言，作为一个目标销售市场，欧盟人口和GDP多于美国，但人均GDP低于美国，这表明欧盟是一个总规模大于美国、但需求更集中于中档商品的市场。
鉴于中国企业还处在努力创造品牌的过程之中，“中国制造”目前还远不是优质高价商品的代名词。在欧洲市场，中国企业所擅长的适用技术、适用商品更有用武之地。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直接投资通常是为了取得东道国（包括国家联盟）“当地产品”的名义，以便规避对“中国制造”的壁垒，也正由于欧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人均工资远低于西欧和美国的水平，在这些国家开展规避贸易壁垒型的制造业直接投资，不至于因人力成本过高而全无可行性。通过并购投资，中国企业还能够得到切入欧洲市场的现成网络。
对拓展全球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在欧洲开展并购投资能够获得一流的技术和品牌声望，并将这些优势与中国制造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即使是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案，普茨迈斯特能直接带给三一的利润贡献很少，但其在欧洲和成熟市场的品牌、销售网络、生产基地能够与三一形成明显的互补。而且，该公司在技术上面也有较多积累，这应该是三一所看重的。至于潍柴收购法拉帝案，被收购方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更为突出。
就指向国内市场的投资而言，随着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迅速膨胀，欧洲许多消费品在国内找到了越来越大的消费容量，诸如葡萄酒、名牌服饰、名牌箱包等莫不如此。如果中国投资者投资欧洲的这些行业，可以在国内找到比较有保障的市场，也是一条合适的投资渠道。
对欧直接投资是贸易顺差回流的好办法
无论是在宏观层次还是在微观层次，扩大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对欧洲都是有利的。在宏观层次，除了应对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之外，这也是贸易顺差回流的好办法。
中国对欧货物贸易顺差格局已经延续20年以上，2003年以来没有一年顺差少于100亿美元，2007年以来每年顺差均高于1000亿美元，2002—2011年间对欧货物贸易顺差累计已达9181亿美元。如此巨大的累计货物贸易顺差，已经无法靠发展欧洲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抵销。由于欧洲货物的竞争力有限，通过扩大对华货物贸易出口途径来缩减差额的潜力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实体经济部门较快改善双边收支失衡的唯一有效途径。
在微观层次，欧洲被收购企业可以摆脱当前困境，并得到进入增长最快大市场的更好保障。而且有望通过生产环节向中国国内转移而降低进入中国国内市场的关税负担。
但从欧共体到欧盟，欧洲在国际贸易界向来以“欧洲堡垒”著称，对待中国投资的态度中同样掺杂了太多猜忌和限制，直到欧债危机陡然升级前夕，默克尔、萨科齐等欧洲大国领导人，都曾企图针对中国投资出台种种限制措施。欧债危机陡然升级，迫使欧洲急剧改变了他们对中国投资的态度。
同时，危机使得不少欧洲企业陷入困境，其资产定价大幅度下降，流动性紧张，从而迫使企业主动寻求外部投资者参股甚至收购控股权，并显著降低了中国等外部投资者参与的成本。这回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第二季也必然会发挥类似的功用。
事实上，为了改善财政状况，以“欧猪五国”为代表的欧洲重债国家大规模实施国有资产私有化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已有不止一个重债国家主动瞄上了资金充裕的中国。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政府均已同中国政府接洽，希望中方并购、参股其石油天然气、电力、航空、港口、金融等战略性企业，意大利等国也正在步其后尘。而有关重债国家的不少相关民间企业也会寻求出售其国内外资产以摆脱困境。其中有一部分资产无疑会成为中国投资者竞逐的目标，包括在其母国、第三国的资产，也包括在中国的投资资产。
在实践中，欧洲市场正在迎来一轮中国企业并购的“钱雨”：2011年12月末，中国企业三峡集团成功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控股权，而该公司去年营业收入占葡萄牙GDP比例超过8%……这一系列的企业并购不过是开始而已。
潜在风险
总的说来，中国企业在欧洲可投资领域有：其一欧洲流通环节。包括制造业企业设立销售子公司，或是收购当地流通企业，借此提高出口价格及稳定订单，进而提高国内产能利用率。其二收购欧洲品牌；其三选择国内销售市场增长较快的商品，收购其欧洲生产者。收购欧洲酒庄之风，以及这次潍柴收购法拉帝公司，实际上都是这条路线。其四是欧洲基础设施。
但中国企业投资欧洲也面临种种风险。首要的障碍和干扰来自东道国某些势力的人为政治化及其相应风险。只要符合中国外汇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的经营战略，中国对一切可能对外投资都持开放态度。相关国家要确保向开展尽职调查的中国投资者提供准确翔实的信息，需要“摆平”其国内相关利益集团，避免这些商业交易被人为政治化。需要确保中国投资者在帮助其战略企业度过难关之后不会被卸磨杀驴。
同时，为了保证国内就业和社会稳定，对陷入困境的外国企业在华子公司，中国政府也肯定会推动有实力的投资者接盘。对这类正常的商业交易和政府行为，希望迄今仍掌握着较大话语权的美欧媒体不要将其渲染成中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其次，中国收购方自身资产负债结构和现金流量如何？如果是高额负债并购，那么可能风险较大。我相信三一重工对普茨迈斯特的收购在资金承受能力之内。但有些收购案还不清楚情况。在经历了连续9年、年均增速高达49.9%的高增长之后，在当前形势下，不少中国企业需要适度抑制过于激进的投资冲动，以免因现金流量和资产负债结构恶化等原因而遭遇倾覆风险。
再次，整合过程会遇到较多麻烦。劳工关系，避免其高档品牌形象受影响，向中国转移部分生产和研发环节等等，这些麻烦都不会少。特别是劳工关系问题。由于欧洲人多年来沉浸在无需辛苦努力工作，就能建设所谓“生活大国”的迷梦之中，其祖辈积累的老本也使他们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
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者而言，在欧洲投资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便是员工薪酬过高。不仅直接推高经营成本，而且容易引起母公司与被收购的欧洲子公司员工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这种矛盾，欧洲的劳工关系也以难处而著称。TCL等公司在欧洲完成并购后的经营过程中，对此就深感切肤之痛。当然，德国人相对于南欧人勤奋很多，但我们也不能用中国人的标准去想象。
基建项目已向中国开启门户
中国在欧洲市场的第二大机遇是开拓工程承包市场并与资本输出相结合。由于本国资金短缺，加之中国的技术进步和效率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以前中国企业和资本根本不可能染指的一些欧美的重大建设项目，现在则开始向中国企业和资本开启门户。
西班牙已经提出希望中国企业参与该国高铁项目和港口项目建设。央企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土木）正与西班牙铁路管理公司商谈；英国政府也已经表示欢迎中国为英国高铁项目提供融资。
对于中国投资者、中国企业而言，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上述投资和竞标机遇，对自身发展无疑很有好处。在欧洲这样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市场，对战略性行业骨干企业的投资能够为中国相关企业提供难得的切入市场的突破口，可望在未来提供新的稳定的大宗收入来源，提升中国相关企业声望和业内地位；而且可望让我们从单纯的货物和服务出口提升到出口标准的层次，对改善跨国经营效益颇有裨益。
在欧洲的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我们还希望中国不仅仅扮演单纯的贷款人或承包商角色，而是能够让中国金融机构、工程建设公司、高铁设备制造公司都赢得公正合理的市场准入机会。这样做毫无疑问有利于中国，但也只有这样，东道国才能得到最优的融资、建设、装备组合，才能实现最高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