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上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两条推文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其一称郑和为穆斯林，其二是用中阿英三种语言发推引用了一句话：“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并称此语出自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但这两个说法都不合史实，而且潜藏引发国际国内政治争端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明确，郑和不是穆斯林，“求知到中国”不是圣训。
一、郑和的“三宝太监”称呼出自佛教术语
郑和不是回回穆斯林而是汉人、佛门弟子，这本来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不需要专业的历史研究，只需看他那家喻户晓的称呼就明白——“三宝太监郑和”。
何谓“三宝”？“三宝”一词最早出自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称为“三宝”：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这个说法体现的是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的思想，是一个地道的哲学思辨概念。
佛教传入中国并本土化后，称“佛、法、僧”为“三宝”，其中，“佛宝”指圆成佛道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民间熟悉的词汇“法宝”本意指的是佛的一切教法，包括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僧宝”指依佛法如实修行、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出家沙门僧尼；后以“三宝”指佛教。所以，“三宝太监郑和是穆斯林”这句话实质上就是说“大和尚郑和是穆斯林”，非常荒谬可笑。
二、《明史》郑和列传是汉人传主体例
对达到基本专业水平的研究者而言，一读《明史》郑和列传，便知他只有可能是汉人，因为记载他的体例完全是汉人传主的体例，根本不是非汉族传主体例。在历代正史中，列传传主如果是汉族，就只写明其籍贯；如果不是汉族，就会写明其族属。
如《明史》卷第一百四十、列传第二十八《魏观等传》，传主共有八人，其中魏观等七人为汉族，道同一人为蒙古族。汉族传主列传开头均为以下格式：
“魏观，字杞山，蒲圻人。”
道同这位蒙古族传主列传开头则为：
“道同，河间人。其先蒙古族也。”
其他非汉族传主列传开头格式均与道同一样。如《明史》卷第一百五十六、列传第四十四《吴允诚等传》，传主十人，均为蒙古、西番等非汉族人士，其列传开头格式如下：
“吴允诚，蒙古人。名把都铁木耳，居甘肃塞外塔沟地，官至平章。”
“薛斌，蒙古人，本名脱欢。父薛台，洪武中归附，赐姓薛，……”
“李英，西番人。……”
马自强列传载于《明史》卷二百十九、列传第一百七《张四维等传》，六位传主列传开头格式均系标准的汉族传主格式：
“张四维，字子维，蒲州人。”
“马自强，字体乾，同州人。”
……
海瑞列传载于《明史》卷二百二十六、列传第一百十四《海瑞等传》，开头为：
“海瑞，字汝贤，琼山人。”
——所有这些，都是标准的汉族传主列传开头格式。
郑和列传载于《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传一》，十三名传主中，郑和等十二人列传开头格式为标准的汉族传主列传开头格式：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
“王振，蔚州人。”
……
汪直一人为少数民族传主列传开头格式：
“汪直者，大藤峡瑶种也。”
三、佛门弟子郑和佛道文物众多
郑和是佛门弟子，南京郑氏子孙族谱早已明确记载，2016年就汇编出了一本200多页、图文结合的《郑氏家谱》，作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大礼；当时媒体已经广泛报道，郑和第20代孙郑宽涛称郑和是佛门弟子。
进一步考察郑和的宗教信仰，他出身的家乡云南素来盛行佛教，甚至流行直接以菩萨、佛号取名，以至于史籍所载云南人士名为“高供养”、“赵迦罗”、“董吉祥”……者比比皆是；又少年入宫，成长在儒学为纲、佛教氛围较为浓厚的氛围。因为朱元璋少年贫苦时曾削发出家皇觉寺为僧，夺取天下之后立纲陈纪，重新树立儒家学说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对宗教则释道并行，略倾佛教。也正因为如此，燕王朱棣为燕王府选用王府僧人，选中的道衍和尚（姚广孝）成为他后来靖难起兵、夺取帝位的头号高参幕僚。郑和少年入宫，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成长，拜师道衍，虔信佛教，兼从中国本土道教，实属顺理成章。
作为佛门弟子，郑和法名为“速南咤释”，即密教中观音菩萨称号“福吉祥”，这是云南流行的风格；因内地教派不兴以佛菩萨名号入人名，视之为大不敬，因此郑和还有一个法名“福善”。这样的法名，表明郑和不仅从小就深受佛教氛围熏陶，而且是从幼年在云南家庭内就是如此，否则不会取这种云南风格法名。
从出资刊印佛经、造佛像到建筑佛寺、宝塔，佛门弟子郑和留下的佛教文物不胜枚举，留下的天妃宫（妈祖庙）等道教建筑文物与碑文、经卷也遍布沿海各省，但没有留下任何信仰伊斯兰教的文物，晚年也是在南京千年古刹修行养老直至去世。
从北京到南京、云南昆明等地，各图书馆和文物机构保存的郑和刊印佛经甚多，不少都有明确说明郑和的佛门弟子身份。如《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姚广孝所写跋文，其中明文写道：
“……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
又如《优婆塞戒经》卷七郑和自撰跋文，开篇就是“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叱释，即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时”；然后说自己历次下西洋依靠佛祖护持而得平安，因此十一次出资刊印佛经，奉献施舍给一批名山名寺：
“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迴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读诵。”
郑和刊印大藏经奉施的名山大刹有南京牛首山佛窟寺、鸡鸣寺、灵谷寺、静海寺、福建南山三峰塔寺、北京皇后寺等，其中第一次是奉施给京城南京灵谷寺，第二次就是奉施给家乡昆明五华寺，足见他何其热爱家乡和重视为家乡向佛祖祈福。
郑和奉施给家乡昆明五华寺的这部《大藏经》目前收藏于位于昆明市的云南省图书馆内，其中《沙弥尼离戒文》卷末刻有一篇《五华寺大藏经愿文》，记录了郑和还愿印经奉施五华寺的始末：
“大明国奉佛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谨发诚心，施财命功，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计635函，喜舍于云南五华寺……永乐十八年（1421）岁次庚子五月吉日，福吉祥谨题”。
……
直到本世纪，各地仍接连出土珍贵郑和佛教文物。如浙江嘉兴平湖市文物部门2001年9月修缮东湖报本塔时在塔刹内发现郑和令人手书巨幅经卷《妙法莲华经》，书成于宣德七年（1432年），共有7万多字，全部用金粉写就。经书跋云：“大明国奉佛信官郑和、法名福吉祥，发心铸造镀金舍利宝塔一座，永远长生供养。”从经卷内容可知，郑和第七次下西洋（1433年）之前，曾发起一次募捐刻经活动，刊印《妙法莲华经》5048部，散施十方。经过有关部门文物鉴定，确认其为国家一级文物，目前该经卷已被复制陈列在平湖博物馆内，去嘉兴看红船、看海盐皮革城等等，也可以到平湖看看佛门弟子郑和奉施的这座塔和这幅《妙法莲华经》经卷，买一件经卷复制品带回家，也是很有品位的旅游纪念品和书法欣赏作品。
四、南洋穆斯林国家三宝庙表明郑和与穆斯林身份无关
即使在马来西亚、印尼等穆斯林国家祭祀郑和的三宝庙，也都供奉三宝大神神像，每年纪念日信徒们抬三宝大神像游街庆祝；而禁画像、雕塑本是伊斯兰教基本规矩之一，所以清真寺从无真主、穆罕默德画像/塑像这类说法，直到1975年，沙特国王费萨尔还因为同意在沙特开办电视节目，被视为犯下违反禁止“画像”教法的大罪而被其侄儿刺杀。所以，单凭南洋穆斯林国家三宝庙的这些传统形制、设施、庆典仪式等等，已经足以表明郑和与穆斯林身份无关。
五、宣称郑和出身穆斯林家庭的“文物”依据纯属低级大胆造假
宣称郑和出身色目回回家庭的说法，归根结底唯一“文物”依据是1894年云南昆阳和代村“发现”的所谓“郑和之父墓碑”，此碑首镌篆文“故马公墓志铭”六字，宣称铭文出自明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之手，学界一般称之为“《马哈只碑》”；但即使是对历史有一般了解的爱好者们也能指出这件“文物”的诸多虚假可笑之处：
如遣词造句不合规范，是直到明代中期才出现、清代才开始在小说中流行的说法；如碑尺寸、形制等等严重僭越，属于恶性犯罪；如铭文中宣称的安葬郑和父亲的村庄地名直到道光年间尚未出现；……
等等。所以，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中国“历史发明界”造假最多最胆大的群体一贯之所为，且由于文化水平十分有限而与宣称广州怀圣寺系于贞观元年（627年）为纪念死于贞观六年（632年）的穆罕默德而建等诸多案例一样漏洞百出，令人哂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