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此次希腊竞选的主要议题围绕希腊是否应该履行欧盟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是否继续推行紧缩政策展开。然而，无一个政党愿意采取解决希腊问题症结的措施。导致希腊陷入公共债务危机的首要原因是整个国家猖獗的裙带关系（clientelism）。
美国《美国利益》5月刊发表了弗朗西斯•福山撰写的《两个欧洲》的文章，编译如下：
2012年5月6日举行的希腊选举是一场预料中的结果：两大主流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和中右翼的新民主党（ND）被新的激进主义政党取代，包括左翼的左翼联盟党（Syriza）、希腊共产党（KKE）和右翼的独立希腊人党、金色曙光党，前两者获得1/4的选票，后两者获得将近18%的选票。
此次竞选的主要议题围绕希腊是否应该履行欧盟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是否继续推行紧缩政策展开。然而，无一个政党愿意采取解决希腊问题症结的措施。导致希腊陷入公共债务危机的首要原因是整个国家猖獗的裙带关系（clientelism）。
关于两个欧洲的讨论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两个欧洲由边缘的欧猪四国（PIGS，即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问题演变为欧盟的南北差异问题，即勤勉的、纪律严明的新教北欧（德国、荷兰和斯坎迪亚维纳诸国）和慵懒、挥霍的天主教—东正教南欧之间的差异。但是，南北欧的差异并非文化上的，而在于有无裙带关系。
裙带关系是指政党运用公共资源，特别是将政府职位作为犒赏支持者的手段。政治家提供的并非公共政策而是私利，比如提供邮局中的岗位，帮亲戚解决与政府间的麻烦，甚至直接支付货币或财物。
在我看来，裙带关系应与腐败相区分。因为礼尚往来存在于政治家和选民之间。裙带关系体制存在着某种责任制：如果政治家上台执政，他们就需要回馈支持者，即使这种回馈是纯粹的私利。相反，真正的腐败则是攫取性的，比如政治家接受贿赂款或回扣，仅仅为政治家和其家族牟私利。在许多国家，将公职和资源分配给支持者是合法的，但收受贿赂却是非法的。理解裙带关系的另一种方法是将其视为民主动员的早期形式。这种形式几乎被那些相对贫穷且进行定期选举的国家所普遍采用，如印度、墨西哥、巴西、泰国、肯尼亚和尼日利亚。裙带主义并非是文化禀赋的产物，也不是因政治家无法理解现代民主政体如何运转而造成的。事实上，它是针对较为贫困、文化程度较低的选民进行有效动员的一种方式。这些选民不关心公共政策而只关心工作之类的私利。
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未被裙带关系支配，而意大利、希腊和奥地利则相反。正如马丁•舍夫特（Martin Shefter）在《政党和国家》（1993）一书中指出，这一差异与韦伯式现代官僚国家巩固和民主建立的特定时间点有关。像普鲁士（德国）、法国、瑞典和日本这类曾在专制时期广泛开展军事竞争的国家，它们成功地建立了现代化的、以绩效为基础的官僚国家。在这类国家中，“绝对主义者联盟”的存在有力地保护了官僚的独立自主。当选举权和政治竞争开放时，“绝对主义者联盟”保护官僚免受政党的控制与干涉。此时政党会将资源（而不是政府职位）分配给利益集团。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仍然拥有高效的公共部门并能很好地管理财政赤字。
与上述国家相反，在美国、意大利和希腊，民主的到来先于现代国家的巩固。这些国家不存在保护官僚自主性的政治联盟，各个部门很容易被政治家所觊觎，政治家需要用公共职位动员大众。曾作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的希腊从未建立一个强大的、普鲁士式的国家。从土耳其获得解放后，民主来得较快。希腊在1844年就实现了男性普选，而后又于19世纪70年代建立了议会。政党开始动员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选民。由于资本主义在此发展较弱，因此精英们将国家（而非私人部门）视为机遇与资源的来源。20世纪的城市化并未实现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即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劳动分工取而代之），而是将整个血缘关系带入城市，从而使传统的裙带关系继续盛行于现代社会。
这一格局在20世纪得以延续，特别是1974年希腊结束独裁统治重新实现民主化后。希腊两大主流政党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和新民主党（ND）通过为支持者分配政府职位的方式争夺权力。希腊公共部门中的工会成功地为公务员谋取了终身制。这就意味着希腊的政党更迭不会导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相反，它导致公共部门职位的扩张。因此，当前希腊危机的症结在于公共部门过于臃肿，而政党无力推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体制改革。
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北意大利的架构是寡头制和一批自治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波洛尼亚等。南部却是两个西西里王国的领地。近代早期它由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其政治体制建立在封建的科层制基础上。南意大利没有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传统。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时，虽然南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都比较落后，但它最终与一个同奥地利、南德并无二致的北方合并。随着战后意大利民主的诞生，北方政治精英面临着如何动员南部选民的难题。南部的贫困使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备受青睐。对此，基督教民主党就将传统的分赃制转变为现代裙带关系。这一体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稳定，但却使建立现代韦伯式强国的努力付诸东流。意大利当代史是一部现代化北方与裙带南方之间抗争的历史。裙带关系、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在意大利大行其道，它们时常威胁着整个国家。因此，爱德华•班菲尔德提出的“不道德的宗族主义”和罗伯特•普特南所说的“低社会资本”都是用来描述由南意大利裙带政治组织导致的社会畸变。
在美国，裙带关系问题因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而最终得以克服。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造就了一批新的社会群体，诸如商人、专业人员和城市改革者。他们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团结一致，推动了文官制和官僚制改革。虽然改革官僚制的进程缓慢，但是20世纪中叶美国在联邦和地方层面消灭了分赃制。
虽然在意大利和希腊，现代国家从未扫清裙带关系，但至少意大利在努力剿灭裙带关系。在希腊，虽然年轻一代对现存体制深恶痛绝，但希腊从未出现一个进步性的联盟。马里奥•蒙蒂和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在位期间建立的技术官僚制度就是由外部力量推行的改革。虽然希腊政府愿意削减某些开支并增加赋税，但是两大传统政党都不愿意鞭笞裙带主义本身从而贻害自身政治根基。此外，希腊议会中新当选的激进党也不愿意将改革裙带主义列为重要议程。这就是将欧洲整合为财政联盟的计划似乎是个天方夜谭的原因。除非这些国家中内部力量希望变革并与外部力量团结，否则外部压力不会成功地带来变革。内部改革力量至少潜伏在意大利，但在希腊，这些力量则完全缺位。
解决裙带关系问题有利于医治当前危机的病根。但是，任何变革都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见效。如果希腊政府想否决紧缩协议，那么希腊将彻底违约并退出欧元区。我认为，退出欧元区是唯一的现实选择。现在，作为激进政党的政策偏好，这一政策正在逐步推进。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它将对整个欧洲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无论怎样，欧洲的前景和远景都很黯淡。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