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欧盟领导人一再保证，但两年多之后，我们仍看不到欧洲债务危机缓和的迹象。最近，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提及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时对欧洲议会说，没有“B计划”。

巴罗佐的话是为了安抚人心。但是，在经历了多次的失望后，中国已无法按字面意思理解欧洲政客的保证了，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承诺能够兑现几分。中国应该准备好自己的B计划，以应对希腊脱离欧元区。

事实上，希腊无法履行援助义务的可能性正在与日俱增。如果果真如此，而“三驾马车”（欧洲委员会、欧洲央行和IMF）因此削减金融支持，那么希腊之退出欧元区将成不可避免之势。如此，则中国必须为随之发生的全球金融动荡和长期后果做好准备。

首先，中国官员必须破除幻想，中国并不能免疫于金融传染病。希腊退出将冲击持有外围欧元区成员国主权债务的欧洲银行。去杠杆化的震波又会传播到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

尽管中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欧元区主权和银行部门资产上的风险敞口可以忽略不计，但希腊退出后所造成的资本逃离风险市场风潮将不亚于甚至超过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台后几周的程度。与2007年和2008年相比，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的新兴市场资产大大增加了，因为这些国家在近几年经济相对较为坚挺，而发达市场金融资产回报率又实在太低。

事实上，去年年底欧洲金融市场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时，中国便已经历了去杠杆化的冲击。随着欧洲银行遭遇重创，人民币汇率连跌11天，即使中国的经常项目一直是盈余。

新兴市场货币和其他资产在二季度的表现表明，去杠杆化再次开始了。第一季度令人失望的增长数据让外国投资者考虑投资中国时更加谨慎了。希腊的退出将是一根导火索，必然导致在经济周期的疲软期收紧国内货币条件。

因此，现在提出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不可不谓不合时宜。相反，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相关部门应该考虑资本管制、暂时休市和紧急流动性注入。

这些措施与欧元区在希腊退出时所将实施的措施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此反应将能得到中国的G20国际合作伙伴的配合。自2008年以来，此类配合的基本条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不必耻于号召如此行动。

此外，中国必须有一个中期计划对付希腊退出的经济后果。如果金融传染病程度有限，希腊是唯一的受害者，那么欧元区产出尽管将受严重打击，但不至于出现灾难性后果。尽管如此，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必须做好应对出口部门大量失业的准备。

日本的经验表明，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可以维持极长的时期，因为去杠杆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很有可能，如今的衰退将在美国和欧盟肆虐多年。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有一个中长期计划以修正因全球长期衰退带来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失业率飙升以及需要将财政资源配置给那些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目的必须保证其福利水平的个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不能因此让旨在转变中国增长模式、使其更偏重于内需的结构性改革缩水。

此外，净外国资本流入至少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有所减少，在总需求不足之时，这将影响国内货币条件。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将必须维持反周期政策，以避免通缩螺旋。

争议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美国大选年。尽管如此，人民币应该获得充分的双向调整灵活度。欧元区外围国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失去了竞争力，这一点因为受德国资产负债表支撑的信贷泛滥而被掩盖了。这从来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宽松政策决不能用于避免痛苦的结构性改革。

最后，中国应该做好施以援手的准备。为确保希腊退出后欧元区一体化不会受到后续威胁的冲击，中国必须加入国际合作，通过IMF建立一个拥有充分信誉的防火墙。但是，欧元区，特别是德国，必须深刻认识希腊退出的基本原因，并承诺朝财政联盟的方向前进，并认识到对其他高风险成员国采取只顾紧缩不论其他的政策是死路一条。

建立胜任的防火墙和欧洲做出结构性改革承诺将能极大地安抚市场，降低对中国的风险。换句话说，中国的援助必须“将钱用于潜在好结果”。

当然，IMF治理改革也应该被纳入讨论议题。与此同时，欧元区也必须对外国投资更加开放，富于现金的中国公司应该继续通过FDI和公司收购寻找在欧洲的机会。

潜在的希腊退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给中国带来完全不同的新挑战，中国不能因为对此风险敞口小而高枕无忧，需要马上制定出立足现在、着眼未来的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