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一个模式的改变。我们必须要知道该走向何方，要知道我们如何增长，必须要认识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些挑战是以前都没有见过的，但是却很迫切。”11月4日，加拿大南北研究院院长英格拉姆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公平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向未来的新兴经济体”国际论坛上，直言了上述看法。
在此次论坛上，来自俄国、印度、巴西、南非、加拿大、德国等国及联合国相关组织的外国专家学者，针对新兴经济体未来如何发展，如何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教训发表了意见。
“低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如何才能保持持续的增长？要解决欧债和美国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债。但是，新兴国家的决策者在应对全球挑战的时候，必须要更为宽泛地考虑增长。他们在实现增长的过程当中不能破坏环境，不能只依赖发达国家的需求增加来推动自身增长。”英格拉姆这样分析。
欧美国家都在关注绿色增长，新兴经济体也必须通过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拉动来推动增长——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多元化，并交易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进行结构性转变，政府则要加以推动，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贷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副主任何佩德表示，“南南合作”会给全球提供很多增长的动力，对发达国家也有帮助。
俄罗斯、印度、巴西：人力资源最重要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茨维特科夫表示，俄罗斯在宏观经济方面比较稳定，金融状态也较为稳定。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国内消费的增长，今年俄罗斯GDP增速将达到6%～8%。
但据其分析，俄罗斯的产业结构最近几年发生很大变化，机械产品、轻工业产品、食品、农业占比下降很大，石油和金属占比不断增加。现在俄罗斯整个产业结构里占绝大部分的是能源和半原料产品。出口主要取决于能源，能源出口的比重在增加。
与此同时，俄罗斯工业生产设备的老化正在影响其工业生产的水平。茨维特科夫认为，俄罗斯生产者的竞争能力在不断下降，俄罗斯加入WTO以后，进口产品的比例预计还将提高。
俄罗斯科学院市场经济所教授埃利瑟夫表示，由于现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跨境运输需求，未来俄罗斯需要建成新的铁路，优化原来的公路，建成更多的高速公路。俄罗斯希望在全球化中携手各国基建。
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高希表示，印度政府非常重视经济增长，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减少贫困、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并采取各种手段来促成社会的发展。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副总裁萨朗说，印度只有14%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因此很难提高大家的收入。
萨朗认为，未来20年印度要提高人力资源，培育中产阶级。“社会要保证公平公正，就是大家要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进入市场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他说，未来30年印度要给两亿年轻人提供教育，其中有45%是用于20岁以下年轻人的教育，这对印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据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韦洛苏介绍，巴西的综合生产力在提高，但2009年之后产品出口价格也在升高。2012年9月，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
“虽然巴西的竞争力在提高，但商业环境还比较差，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巴西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提高教育质量。巴西有54%的人都是‘差生’，以后找不到好的工作，也没有好的机会，这是巴西需要面对的最主要的挑战。”韦洛苏说。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社会发展司高级官员马蒂内茨表示，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出现了债务危机，贫困人口比重从40%多增加到52%左右，持续了20余年。现在的情况尽管比那时好，但仍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012年经济增长预计在3.2%，就业率在上涨，但只有不到50%的人有固定职业，有些没有社保。有些地区可以达到90%的社保覆盖率，而在相对落后的地区，雇主可以提供的社会福利则不到25%。
马蒂内茨表示，要保证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政策方面，必须要弥补社会上不同群体之间的鸿沟，改善生产和技术的能力以及就业，提供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福利，以及社会服务的质量和环境可持续性、改善社会管理，加大政府的支出，通过不同的政策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是，我们怎么能够在社会和财政方面实现社会、市场和国家的平衡。”他说。
德国、加拿大：力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双赢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前首席总裁艾森布莱特说：“今天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一样，也在寻找新的框架来克服挑战，不管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如何，传统的政治秩序是什么。几十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国家的责任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主流的经济理论是要提高政府效率、放松管制、进行市场化改革，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思想的转变。”
他认为，如果人们不反思资本主义是不是能够克服市场的过度发展，包括经济的过度全球化，以及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经济模式就无法带来公平与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就业。
艾森布莱特说，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社会团结，富裕者贡献于弱者，风险分担，对财富再分配，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平等的机会，希望每个人达到相同的生活标准，通过技术和职业培训达成目标。这种内在的机制帮助社会稳定，同时企业家和工会之间的伙伴关系，也是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德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措施。
“经济的发展不需要牺牲社会和环境，这是全球的责任。”艾森布莱特说。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彼德森认为，“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分配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不但要想办法获得利益而且要对风险也有所承担。”他说，要考虑到人们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意识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朗哈默尔表示，金融危机的影响，抑制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从出口导向向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快速转型的压力将增加。转型太快可能导致重大经济问题，如经济硬着陆、失业。
在“危机模式”下，欧盟不太可能参与全球贸易进一步的自由化，也不会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更不利于欧盟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且不能排除欧盟可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欧元危机使得用货币联盟深化整合的想法失去光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政治意愿将国家主权交给超国家机构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吸取欧洲的教训。”朗哈默尔表示，中国、俄罗斯、巴西应当认真对待欧元危机中的教训。
他认为，欧元危机对新兴经济体有三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是在实体部门，涉及到经济增长；第二是货币政策的效力；第三是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治理。但危机可能是欧盟一体化的催化剂，赋予欧盟当局和欧洲央行更多的权力。如果成功的话，一个统一的欧洲债券市场，将成为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又一个避风港。
加拿大南北研究院研究员普恩表示，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根据自己的方式逐步参与全球化进程。
“中国现在所采纳的是一种比较广泛的战略模式，所遵循的方式是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遵循过的。”普恩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有更多的开放性，并向价值链的上端走，逐步增加其工业生产的附加值。
“‘南南合作’、‘南南贸易’不光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中国出口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风能等正在增加其工业产出的附加值，所采纳的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比如说给国内的生产商提供支持，知识产权也在完善当中。”普恩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表示，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不可再持续，中国投资的削减将会影响其他亚洲经济体，以及其他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亚洲增长的策略就是亚洲国家应当集中于内部的相互贸易，中长期的策略是为了加强贸易，亚洲国家的产品结构应该调整，更多面向于亚洲国家内部的进出口。而亚洲国家的GDP虽然只占全球的20%，但是其储蓄却占全球的35%，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亚洲未来的可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