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姑娘前不久告诉我，在所有作家中，她认为丁•墨里最棒，我称与这位作家有一面之交，因而也赢得了她的某种信任。我的一位平生知己，则把贝因哈特列为所有作家之首（我并不觉得这过于离谱）。有如此偏爱的热情是件好事，它使爱者和被爱者都变得高尚起来。世上也许有人把你视为人伦俊杰，并非由于你是她的丈夫，或情人，或上司，而是纯粹出于对你言行的倾倒和激赏，这种推许非常使人鼓舞振奋。可是，我们许多人经常夸耀自己为人如何宽容妥洽，鉴赏如何平正得体，品评如何无专断偏私。一个明辨的批评家，得知自己的观点并无新意，与另一个深刻的批评家所见略同时，可能感到沮丧。如果你为人足够谦虚诚恳，因某事与人争辩，你可能忽然发现：你远不是过去自许的那样随处明达，相反，对于旧观念的忠诚已近于僵硬冥顽；或者，竟已陷于怪僻乖张，一度天真地想象为自己个性标志的东西，如今必须当作毒瘤除掉。

不过，要在保守与激进之间，不偏不倚地走钢丝可不容易。对于老顽固来说，装帧精美的古典作品，自有一种凛不可犯的权威，这已成为他扔不掉摆不脱的东西。华丽厚实的卷轴，成叠地摆在维多利亚式的书桌上，其内容也获得了某种尊严。名字频繁见诸报端的文坛新秀，时人可能将他与已被神化的经典作家并称，对此，那些信而好古的老头总免不了摇头叹气。另外，他也许发现自己正在读的是德拉•梅尔的诗作，而且爱他胜过阿诺德[①]。为了恢复心理上的平衡，他又读一遍《吉普赛学者》，可他心里清楚，这两位诗人都是人，决非一个为天上的神仙，一个只是地上的俗子。我一位过世不久的朋友，最喜欢的诗人也是阿诺德，我想他断不至于和人争论说，阿诺德比华尔华滋和济慈更为伟大，不过前者更合他的胃口罢了。这没有什么不对，让我们各有自己偏爱的作家吧，大家都不是什么精确的批评机器，假装成这样的东西倒会坏事。诗人们不会十全十美，我们也有——而且应该有——自己的偏好，自己的个性。我相信，某处可能有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家伙，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胡德。

当然，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弄得狭窄僵化也很危险，这对你所仰慕的作家会有欠公允。休利特先生最近出了本随笔，他在前言中抱怨说，一个作家开始的成功，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后来读者惯于把这位作家凝固在先前的印象上。这样，“十之六七的读者，希望我的每本新作，都或多或少是《森林情侣》的回响。”读者对他诗风的变化心灰意冷，他对读者的要求也无可奈何。《犁之歌》允称巨著，但休利特却以其他诗篇走红。哈代的情形也差不多，不管批评家如何苦口婆心地说，他后来的诗剧《列王》和诗歌更有价值（我不认同此说），他却还是以一个小说家的形象活在人们的心中。但无论如何，让我们各有其偏爱的作家吧，只别把他们僵化为化石就行。

话说回来，坚持旧说也不可一概抹杀。远在情智半开的年龄，我写过一篇吉本的评论文章，许多年后重读它时，似乎自己的看法仍无二致。假如你写了点什么东西，并把它变成了铅字，它就成了你在日新月异的人世的一个标记。你向一个批评家问一下他对某书的意见，他会重复一下所写的评论标题；过几年再去问他，如果他能回想起来，他又会勾勒出那篇评论的模糊轮廓。我们多少有点固执，不可能那样灵活开放，然而，这比随波逐流、与时俯仰要好得多。不能简单地把它斥为死板，它是对自己早年热情的忠诚。我不大喜欢这种人：昨天把罗斯金捧为圣人，今日则把他打入地狱。如此世故地对待一个作家，我看不出对在何处。你年青时崇拜的女神，未必就是个丑恶的妖怪。

我想，大多数批评家持论还是慎重的，害怕自己给自己出洋相。他们乐意发现和揄扬天才，可是伪天才却是危险之徒。他的自吹自擂，常被当作他的实际才气。夸夸其谈和自命不凡之辈，凭那么点微才小慧便可招摇过市。批评既想大胆又想小心，如果我们不理睬这种四平八稳的批评，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所爱和所以爱来，我想也许更近真一些。不过，在染指文学批评这门学问之前，我们自己也可能早已八面玲珑了。人们总想让自己的赏鉴周全圆通，假如这真的成为事实，那实在是一种灾难。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有自己偏爱的作家，但他们必须是你私心仰慕的人物——必须是你自己本质的确证。

译者注：

[①] 德拉•梅尔（1873、4——1956、6），英国诗人。阿诺德（1822、12——1888、4），英国诗人和评论家，名诗《吉普赛学者》的作者。

原载《作家报》1992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