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大学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呼喊过“耀邦”这个名字。在非正式场合，我们不会叫他“胡总书记”，不会称“耀邦先生”、“耀邦同志”，而会直呼其名。这绝不是因为轻侮，相反是因为太尊敬，由尊敬而生出朋友般的亲切。

我一直认为耀邦当政的那些年，是中国政治的黄金时代之一。耀邦对自己的亲属要求极严。自己的侄子被当地政府安排了工作，耀邦打电话要求退回农村；耀邦的甥孙女托他找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那么多年，没有给家乡办过一件私事，没有给亲人办过一个农转非。

耀邦关心老百姓。20世纪70年代末在深圳考察时，听到当地汇报说大批内地人偷渡香港，耀邦嘱咐他们对这些人不要追赶，更不要开枪，他们回来我们应该欢迎，深圳特区的成立就有他一份功劳；在山东烟台，当地领导告诉他那里“投机倒把猖獗”，烟台人常常把本地的水产倒到济南去卖，耀邦回答：那怎么能叫投机倒把呢，它可以让老百姓致富啊！万里主政安徽，支持农民搞生产责任制，导致一些人大肆围攻，耀邦旗帜鲜明地支持他，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安徽经验……

耀邦最让我感动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宽容。某次巴金出访归来，刚到北京，耀邦就邀他到中南海谈话。会面一开始，耀邦表示应当结束对某一作品的批评，希望德高望重的巴金给中青年作家正确的引导。巴金认为：最近几年的文艺，尤其是小说，已经超过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在国内外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中青年作家，应该关心他们。他们热爱祖国，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又有写作才华，他们是中国新文学的希望。有缺点是难免的，也可以批评，但是要吸取以前极左的、打棍子的教训。总之，要相信他们。他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多产的中青年作家……”对巴金调门明显有异的意见，耀邦用心听着，不以为忤。

沙叶新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深情回忆过耀邦当年对他的保护。1979年上海发生了一起某知青冒充军队高干子弟行骗的案子，一位市级领导和著名歌唱家都上了当，沙叶新以此为题材写了话剧《假若我是真的》。剧本初演时反响强烈，后来却被人指责为“毒草”，事情闹到北京，身为中宣部部长的耀邦建议召开“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会上有人大肆攻击这个作品，耀邦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随即声明：“我的讲话，不是命令，不是指示，我说的是一点意见，意见是可以讨论的”，他虽然要求作者修改，改得不好，得暂时停演，最后却这样说：“不要以为暂时不演的戏，不发表的作品，就是毒草。不要形成这样一种舆论，造成这样一种传闻，硬说这些是要打倒的东西。”此次风波，使沙叶新对耀邦生出不少好感。1985年，上海人艺老院长黄佐临面临退休，院里选举新院长。在黄等人的极力支持下，沙叶新高票当选。然而，沙叶新不是党员，黄佐临写信劝他入党。经过慎重考虑，沙叶新向院里递交了入党申请。院里批了，在市里卡住了。剧院的部分党员觉得不能这样做，写信给上海市委统战部知识分子处，知识分子处又给耀邦写了一封信，还将剧院部分党员给耀邦的信交给耀邦秘书，耀邦作了批示：“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批示下来，沙叶新马上被吸收入党。耀邦没有忘记沙叶新，《陈毅市长》在北京演出期间，耀邦来看戏，到舞台上寻找沙叶新，问‘叶新沙呢？叶新沙呢？”虽然耀邦记错了沙叶新的名字，但沙叶新明白耀邦是以找他这种特殊方式表示自己的关心。当时沙因创作任务去了安徽，没有见面，很是遗憾。

耀邦离开这个世界20多年了，这20多年，报刊发表过许多纪念他的文字，有平民，有高官，有他身边的人，有不在他身边的人。是的，一个在道德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人，一个心中装着一个国家的命运的人，一个愿意对他人付出自己全部善良的人，一个可以让民众直呼其名的人，是不会死的。